向海而兴——吴越国的对外交往和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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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通内陆：

吴越国与辽国的交往

唐代中后期，契丹族崛起于松漠之间。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逐渐成为雄踞北方的强大势力。此时，中原正值五代，大部分割据政权处于南方，陆上不与辽相接。其中，吴越国地处江浙，是最早与辽国开展外交往来的南方政权。据《辽史》所记，915年，钱镠专程派遣滕彦休跨海而来。此后至943年的20余年间，吴越国又向辽国遣使9次，而辽国也曾两次回使吴越国。

除了政治上礼尚往来和交换外交情报，吴越国与辽国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开展经济贸易活动。此时的辽国，横亘北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与地处东南的吴越国在商品贸易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从《辽史》《册府元龟》等记载来看，吴越国向辽国主要输出犀角、珊瑚、宝器、瓷器、火油、香料、丝绸、药材、象牙等商品，并从辽国获取皮革、马具、金银器、铜钱、羊马、铁质工具及来自中西亚的商品。吴越国与辽国的双边贸易量十分可观，每年有数百万贯，折换成马匹当在万匹。

吴越国与辽国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路。辽国境内的主要港口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的镇东海口长城一带，在辽代又称为镇东关，而吴越国境内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台州等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吴越国使团和商队可从这些港口登船，经约一个月的航程抵达镇东关，再沿海岸东行，经陆路抵达辽南京（幽州）并再往北至上京（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960年北宋建立后，中原陆路交通得以畅通，吴越国与辽国之间的官方关系逐渐减少，但民间贸易往来却持续升温，近年来不少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点。

▲古代商船

1970年，杭州临安安板桥吴越国墓葬出土的錾刻鎏金银渣斗，其造型工艺和辽耶律羽之墓中的金花银渣斗极为相近。1981年，北京八宝山辽韩佚墓出土了一只吴越国青瓷划花人物纹水注，造型典雅，釉色莹润，花纹精细，胎薄而紧密，其胎质和造型均与镇江句容何家门五代墓出土的青瓷水注相同，与临安钱元玩墓、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瓘墓及其次妃吴汉月墓等出土的秘色瓷的胎釉和造型也颇为相似，都是产自于吴越国时期余姚上林湖一带。2008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的契丹文金质太祖圣元皇帝御赐吴越国使臣通行令牌，应为当时往来吴越国的使节所用。

2010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三件大随求陀罗尼经毯，其布局、文字、图饰等均与苏州瑞光寺塔的北宋咸平四年（1001）刻陀罗尼经咒雕版一致，但整体形质更大，说明该毯应是辽代工匠用雕版放大仿制来印染的。钱俶曾仿效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供奉佛舍利的阿育王塔，其中之一于2009年在内蒙古通辽地区被发现，与杭州雷峰塔地宫里的纯银质地阿育王塔颇为相似，而雷峰塔地宫中也出土有辽千秋万岁钱垫和嵌有千秋万岁钱的银网，这些都是两国交往密切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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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海：

吴越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往来

八世纪中叶以后，北方藩镇割据致使西北陆路受阻，中外交通逐渐倚重于海路，经济重心南移加之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助推海上交通兴起。吴越国地处东南沿海，享有运河和海运相交的便利，跃升成为中国往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端点。

五代十国之时，朝鲜半岛正值战乱不息的后三国时代，吴越国与三国之间时有民间交流。《高丽史》曾记载，吴越士人酋彦规和朴岩分别于高丽太祖二年（919）和六年（923）来到高丽，此后高丽户部尚书张延祐之父张儒渡海避难于吴越国，习得汉语回国后受到高丽光宗的重用。位于半岛西部的后百济，为求在战事中占得先机，不断寻求外部支援，与吴越国的往来最为频繁。后百济王甄萱多次遣使吴越“进马”，吴越国也曾于927年专门遣使为百济和高丽调停战事。颇有意味的是，《三国史记》在提及吴越调停之事时，记载吴越国使颁给两国的文书为诏书，且在诏书中称甄萱为“卿”，而甄萱在回信中也称吴越国为“上国”，并恭顺地表示“既奉训谋，敢不尊奉”。由此可见，吴越国在外交中处于优势地位。

▲净土寺遗址

事实上，此时的中原正值五代纷乱之时，地方政权各行其是，在外交中缺少为人公认的中央政权。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身处东南沿海的吴越国顺势而起，在东亚诸国前扮演起了宗主国的角色，钱镠因此“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而这些国家也欣然接受了吴越国的册封。

日本曾与唐之间有长期的官方外交关系，并持续派遣唐使来学习交流。838年，日本停止派送遣唐使，但民间交往却未中断。由《旧五代史》《四朝闻见录》《日本纪略》等记载可见，自909年至960年间，往返于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船达24次之多，涉及蒋承勋、蒋衮、盛德言、周良史等数十人之多，其中多人还曾充当吴越国王的使者。

此时，吴越国商船已较为熟悉海上季风特点，并应用于往来日本行船。两国间的商船利用季风航行，夏季从杭州、明州等地出发，乘西南风横渡东海，经3-7天后进入日本博多湾靠岸，待台风期过后，约于9月至次年3月间乘东北风返航。

吴越商船抵日后，日本太宰府报告京师后派遣府使、通事等前来，在审查来日情由、搭乘人员名单和载货清单等材料后，再回复太宰府。来到日本的吴越国使节多携有写给日本官方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原文虽已佚失，但一些日方的回信仍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细节。

从现有材料来看，一般是吴越国使节先到，而日本再出于礼节回函答复。这些复函并未采用正式国书的形式，而是以左大臣或右大臣署名，再托交吴越国的使者带回。回信中，日方也多用“私交”“兰契”等言辞，又时常推托“恐交于境外”而不主动结交。但双方相对冷淡的官方外交关系却不影响民间往来的热度。从现有记载来看，在与日贸易中，吴越国多输出香药、锦绮、图书、佛教法器等，而日方则以太宰府所藏的砂金、水银、锡等物与吴越客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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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西：

物产互通和文化互鉴

吴越国注重拓展对外交往和海外贸易，为唐宋之时我国的商品交流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为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唐宋之时，青瓷主要出产于越州窑，而青瓷也借由吴越国的海外贸易远播四方。

产自吴越国的越窑青瓷经海路传至朝鲜半岛，立即引发了社会审美风潮。高丽国王因爱慕越窑青瓷，还派专人前来学习制瓷技术，后在韩国康津设立窑厂，烧制出了著名的高丽青瓷，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印度的勃拉名纳巴特的废墟中，曾发现越州上林湖烧制的青瓷器片，从时间分析应为吴越国时期。2004年，印度尼西亚井里汶附近海域打捞出一艘五代末期的沉船，出土近20万件吴越国的越窑青瓷。这些青瓷质地细腻，胎釉精美，且其中不少含有北方元素，如越窑鹿形盖盒、摩羯塑件、提梁皮囊壶等，都具有典型的辽代风格。而除了瓷器之外，同时还发现不少外国制造的器物，包括泰国细陶器、叙利亚或波斯的琉璃香水瓶、马来西亚锡锭和锡条等。

▲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

成书于北宋的《吴越备史》记述了钱元瓘曾在一次水战中使用了一种秘密武器——火油，并描绘这种“水沃，其焰弥盛”的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实际上，火油即产自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由海上贸易抵达吴越国。

吴越国与诸国的交往，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和交流互鉴。《西湖游览志》载，曾有名为转智的印度僧人于吴越国研修佛法，此后乘船从杭州回到西天竺。钱俶有感于唐末以来中原佛经残毁，多次遣使者致书携宝往高丽、日本求取天台宗“一家章疏”。961年，高丽光宗应钱俶之请，派遣沙门谛观携天台宗典籍来华，使得“一宗教文，复还中国”。通过将这些已散亡的佛教典籍加以搜集汇总，吴越国为宋代天台宗的复兴提供了文献保障，也为东亚地区的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越国仿印度阿育王造塔故事而建造“宝箧印经塔”，通过吴越国商人和日本僧侣传入日本，而日本在此后数百年间相继制造数量众多的日本式“宝箧印经塔”，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得益于兴盛的海外交往，吴越国都城杭州成为“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更是中西奇珍汇聚之地。吴越国人孙承祐宴请宾客时，曾对客人自豪地说：“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嘉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远通内陆、面向大海的吴越国，融汇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