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治国的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

文化   2024-11-21 17:13   浙江  


在五代十国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历代钱王高瞻远瞩、励精图治、崇德尚文、保境安民。他们在治国理政上“以人为本、实干兴邦、自强不息、强国富民”的家国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值得探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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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诸王治国的政治智慧


五代前期,十国之一的杨吴国实力最为雄厚,其势力范围主要在江淮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吴越国东临大海,西面和北面与杨吴国接壤,面临最大的军事威胁就是杨吴国。


为此,钱镠制定了尊崇中原、联合南方诸藩、共同对抗淮南的军事外交策略。这一政策对吴越国的建立与巩固起到了切切实实的作用。特别是在唐末与后梁时期,吴越国与朱温互相支持,彼此关系具有一定军事同盟色彩。杨吴政权数次出兵攻打吴越,朱温都曾派兵攻打淮南,为吴越国纾困解难。


钱镠临终前留下遗训,要求子孙“善事中国”。后来,在周世宗柴荣平淮南和北宋灭南唐时,吴越国都曾出兵相助。钱俶纳土归宋,也是遵循遗训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善事中国”的立国之策,不仅延长了吴越国祚,更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局面。


钱王像


吴越诸王治国的政治智慧同样体现在经济上,重视土地开垦与水利建设,鼓励对外贸易。《资治通鉴》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钱元瓘继位后“除民田荒绝者租税”。钱佐继位,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听说还有“十年之积”,“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钱俶时,“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


宋人王洋在《东牟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钱氏一名子弟担任地方官,有人诬告开垦土地者为“盗种官田”。这名钱氏子弟处罚了诬告者并说:“富裕的国家只怕有空闲的土地,哪有不让人民种田的?”由此可见,“二浙之地,鲜有旷土”。


吴越诸王广泛任用儒家士大夫为朝廷效力,也重视将佛教、道教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宋初文学家王禹偁将吴越国的文化政策概括为“五世其昌,三教具举”。吴越国王钱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位期间广印佛经,“前后造寺数百”。钱俶在法眼宗高僧、国师德韶前行弟子礼。德韶在说法时也非常强调国王的厚恩,教导佛教信徒应该报答“四大恩”,即“国王恩难报,诸佛恩难报,父母师长恩难报,十方施主恩难报”。德韶说:“若非国王恩力,焉得如此”“国王万岁,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安乐,无诸患难”等等,这对吴越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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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诸王治国智慧的精神内涵


吴越诸王治国理政的智慧,处处体现着吴越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第一是灵活务实的作风。吴越国长期与杨吴政权为敌,彼此水火不容,杨行密命人用绳索穿为钱贯,称为“穿钱眼”。钱镠则让人用大斧砍柳树,称为“斫杨头”。但当唐天复二年(902)两浙发生武勇都之乱时,杨行密也面临着田頵、安仁义等割据势力坐大的风险,两人立即化敌为友。武勇都与田頵军队攻打杭州时,钱镠让儿子钱元璙前往杨行密处求援,并让钱元璙娶杨氏之女为妻。钱镠制定尊崇中原王朝的立国之策,是其务实作风的体现。在后唐时,钱镠与后唐权臣安重诲发生矛盾,一度被削夺官爵,吴越国“善事中国”的政策面临重大考验。钱镠隐忍退让,命儿子钱元瓘上表陈情,体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理性、务实的作风。


钱王射潮


第二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吴越国为了贯彻“善事中国”的政策,在制度上作了很多创新,如仿照汉朝建立丞相制度,设置了知机务、择能院、通儒院等政府机构。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吴越国让刺史与知州名实分离,设置安抚使等,尽力淡化“中央政府”的色彩。这些举措体现了吴越君主们的创新精神与政治智慧,对维护国家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外关系上,吴越国则表现出很强的开拓精神。由于北方杨吴政权的遏制,吴越与中原的陆上通道被切断,吴越国创造性地开通了海上朝贡之路,不但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还在北方沿海地区广置回图使,开展海上贸易。吴越国与契丹、日本、朝鲜半岛诸国的政治关系、贸易关系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此外,吴越国还开拓了南洋航海线路,发展东南亚、西亚地区贸易,杭州、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外贸港口。


第三是上下和睦的思想。钱镠在施政与家庭教育中都非常重视“上下和睦”。在吴越王室与军民关系上,钱镠认为“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他命人设置养济院,推行社会救济政策。钱镠强调吴越王室内部团结友爱。在五代十国政权中发生了很多兄弟相残的故事,相比之下,吴越王室关系比较稳定。钱镠之后,吴越虽也发生过兄弟相争之事,甚至出现了胡进思废立事件,但都被控制在有限的政治斗争范围之内,没有酿成战争。在废立事件中继位的钱俶,对前任君主钱倧也始终优容。在与其他政权的交往中,吴越国采取睦邻政策,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与闽、楚等国王室缔结了婚姻,甚至与长期对立的吴国后来也终止了战争。在南唐李昇当政时期,吴越国还与其经常互遣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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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诸王治国智慧的历史影响


吴越诸王的治国智慧对钱氏家族、对两浙地区甚至对整个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造就了一个名门望族。钱俶因有纳土之功,入宋后没有被当作“降王”对待,而被视为功勋之臣,家族也经常与赵宋皇族、后族联姻,子弟大多被授予官职,加上钱氏重视文化教育,在宋朝逐渐向科举家族转型。著名书法家蔡襄称赞钱氏“其族植笏而通省户者以百数,门阑厮役,青紫群列,号为贵显”。钱氏富贵显赫与宋朝相始终,而且在宋之后,钱氏也代有闻人。


钱王陵


吴越国重视农商的善政顺应了当时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趋势,纳土归宋的决策使两浙地区免受战争之害,造就了宋代两浙地区的持续繁荣,为南宋定都杭州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吴越国发展海外贸易,不但开辟了税源,也为宋元海外贸易全盛时代的到来作了铺垫。此外,由于吴越诸王重视文化教育,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出现了一批士大夫家族。吴越国官员入宋之后,不但保住了官位,而且得到赏赐和升迁,这使得两浙地区的士大夫在改朝换代的变革中受到较少的冲击,与其他地区相比保持了很大的延续性。北宋时期很多名臣显宦如范仲淹、沈括,都起源于吴越国,为两浙地区文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


吴越国纳土归宋在历史上树立了和平统一的典范。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国家民族统一的观念,既是一种民族感情,也是一种政治信仰,自秦汉以后,就根植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钱镠“善事中国”的遗训和钱俶纳土归宋的决策,都是大一统观念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统一性的体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与吴越国纳土归宋类似的事件,如吴芮归汉、窦融入朝,在宋朝与钱俶一起纳土的还有漳泉的陈洪进,但吴越国立国更久、国土更广,也有更大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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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何勇强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排版 | 毛婷
审核 | 张维维 金立山 林军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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