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的阴霾下，中东秩序将走向何方？

在海湾战争后，美国的单极时代塑造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东地区秩序，并为地区事务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制定了基本规则。从海湾战争后针对伊拉克的制裁机制、1991年的《大马士革宣言（Damascus Declaration）》，到《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地区事务都是由一个自信的超级大国塑造的，它能够利用胁迫和调和将地区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并为可接受的国家行为设定界限。中东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延伸，在这种秩序下，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得到了广泛尊重——即使它们有利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包括以色列。

2003年美国领导的反萨达姆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在一场短视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布什政府无视国际法和常识，彻底颠覆了这一秩序——不仅摧毁了萨达姆政权，还摧毁了伊拉克政府。自那以后，什叶派和逊尼派圣战网络蓬勃发展。尽管美国展现了常规军事力量的实力，但未能击败一个接一个的叛乱，导致美军在2011年耻辱地撤离。自那以后，美国作为地区霸主的想法已经消亡。奥巴马政府没有将其自由主义政策付诸行动，只是犹豫地支持那些呼吁该地区政治自由化的人。与此同时，埃及和利比亚等老牌地区强国衰落。伴随着该地区最大规模流血事件，叙利亚人民目睹了美国曾经在自由规则、规范和制度的神圣性方面做出的承诺的空洞。

更重要的是，旧地区秩序的基石，即威权国家，已经被2010年以来的革命从根本上削弱了。“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以及2013年以来埃及、利比亚、也门和苏丹的暴力事件，造就了处于内战和政权镇压之间的脆弱和失败的国家。在几乎所有的中东地区国家中，正式的国家机构与非正式的、跨国的、由暴力非国家行为体和民兵团体构成的货物、武器、人员和信息流动网络并存。国家在形式上是存在的，但过去十年中出现的秩序远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非国家网络为中心，不同类型的节点和枢纽相互作用，在各种参与者之间创造了一种相互依存的新模式。

今天的中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新中世纪的体系，私人、商业以及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如阿拉伯联盟或海湾合作委员会）共存，所有这些行为体都拥有非正式的主权权利和重叠的权威主张。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没有霸权的空间。该秩序的分层程度也要低得多——无论是在莫斯科、北京或华盛顿，还是在德黑兰、利雅得或安卡拉，在本区域的每一场冲突中，权力动态似乎极不稳定。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巴勒斯坦不再那么重要了。阿拉伯之春迫使阿拉伯人不得不处理国内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巴勒斯坦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阿拉伯人心中最突出的问题。在美国对该地区，特别是巴以冲突问题缺乏政策和领导力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很高兴能把这个问题委托给当地的合作伙伴。正在进行的“重返亚洲”意味着美国的大战略重点不再是中东，而是亚太。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缺乏一致性。随着区域大国主动制定规则，美国的角色从其所希望的“在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变成了“跟在后面（following from behind）”。

在以色列问题上情况也是类似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连续执政使得以色列进一步转向极右翼，美国坚持的“两国方案”原则（即巴勒斯坦地区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自己的国家）被破坏、非法定居运动得到了授权、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权逐渐遭到侵害，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成功地“击败（outplay）”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支持者。当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时，拜登政府只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不冷不热的警告，认为他的司法改革可能会破坏这个犹太国家的民主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哈马斯故意瞄准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心理重心，为极右翼的以色列政府中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严重到不得不做出过度反应的借口，让他们在复仇的旗帜下团结全国，使得事情很快明显超出了公认的自卫（self-defence）界限。

哈马斯原本打算给以色列制造一个战略难题——数十名以色列人质被困在数百公里的位于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的迷宫般的隧道中。然而，这成了一场战略灾难。以色列国防军被派去“消灭哈马斯”，但在这个战略真空中，没有任何政治方案来解决根本问题：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哈马斯强加给以色列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关键变成谁讲的故事赢了，而不是谁的军队赢了。即使在一个由人工智能赋能的“大规模暗杀工厂” 对加沙人发动攻击、平民伤亡人数开始增加、甚至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以色列正在故意忽视“保护平民”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仍支持以色列行使其自卫权。以色列决定切断对加沙地带的水电供应——这显然是一种战争罪行——并没有受到美国的谴责，也没有人批评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攻击过程破坏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相反，拜登政府官员几个月来一直肯定以色列尽其所能保护平民，尽管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向该地区4亿多阿拉伯人传递的信息是：700万以色列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表面上“进步”的民主党政府表现出的道德领导力的缺乏变得越来越明显。

除了规范性权力的丧失，拜登政府也表现出了强制性权力的缺失。尽管美国在2024年初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但内塔尼亚胡继续公然无视拜登半心半意的请求。事实上，美国不得不通过向加沙——一块被美国资助下的以色列国防军包围的领土——空投援助来实施其外交和安全政策，这显示了美国在该地区力量投射的无能。再加上道德领导力的崩溃，目前，很少有地区伙伴指望美国建立一个地区联盟来解决巴以冲突。只要内塔尼亚胡表现得足够强硬，阿拉伯海湾国家仍然不愿为加沙的未来制定任何计划。

美国在改变加沙战争方面的无能也预示着传统上依赖美国合法性的各种政权的厄运。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该地区的国家政权已经衰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多年来一直处于低谷。威权政权的叙事依赖于威权者实际上可以兑现的承诺——如果不是在自由化和民主化方面，那么至少在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而近年来，这些政权越来越无力解决社会经济不满，特别是他们无力对加沙的灾难性局势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这正在破坏政权的稳定，尤其是在埃及和约旦。

另一方面，加沙战争为非国家行为者网络提供了一个超越威权政权的机会。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旧秩序崩溃，伊朗可以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反以色列情绪发展其“抵抗轴心”——一个横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武装非国家行为体网络。

在也门，胡塞武装（也从伊朗获得资金和技术）已经能够利用加沙战争来树立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事业捍卫者的角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贫困国家，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在海上咽喉要道实施了准海军封锁。这不仅有助于胡塞武装在国内获得支持，而且还使其在该地区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美英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对削弱这个久经沙场的民兵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冲突，使加沙战争超出其边界。

在伊拉克，加沙战争动员了与伊朗结盟的民兵袭击美国军事基地。虽然美国空军对这些袭击做出了回应，但他们这样做破坏了伊拉克的主权，绕过了华盛顿曾经为伊拉克政权建立的基础设施。在黎巴嫩，真主党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因其与以色列的冲突而进一步巩固。内塔尼亚胡和他的高层似乎越来越愿意考验真主党的决心。目前旷日持久的冲突有助于真主党保持其作为唯一有能力保卫黎巴嫩的实体的形象。

对埃及来说，加沙战争是一场灾难。塞西政权把埃及变成了一个乞丐国家，不得不反复游说海湾地区的合作伙伴，以获得越来越多的援助。随着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收入在宏观经济困难时期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埃及发现其很难确保与加沙的边界安全，担心万一以色列开始攻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地区，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加沙人可能会跑向边界围栏。国内舆论会认为，这是塞西政权在以色列侵略面前的最终投降。

在约旦，情况同样糟糕。作为阿克萨清真寺的守护者，哈希姆王国面临着来自东西岸部落的国内压力，要求他们做些什么来帮助遭受无情轰炸的加沙人。除了向加沙投放一些表演性的援助物资外，约旦几乎没有什么手段来反击伊斯兰主义者正在宣传的日益增长的“抵抗叙事”。

加沙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地区秩序远没有以前那么有条理。这种新的区域秩序是自发的，因为它是由参与互惠和对抗活动的行动体网络创建的。借用哈耶克对“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一概念的解释，秩序是作为无数个人行为和微过程的累积结果而出现。新的中东地区秩序不是由一个已不复存在的霸权（美国）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作用的网络决定的。加沙战争表明，各国无力管理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大国也无法利用其掌握的工具有效地塑造局势。

美国站在一旁进行表演性质的活动，比如在加沙空投物资，或对胡塞武装进行有限的空袭，而没有真正解决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也门北部一个穿着人字拖的民兵组织劫持了世界贸易的重要通道以索要赎金。加沙战争以反噬性的方式塑造了地区秩序，影响了战争故事的叙述，这比战争的实际执行方式更加重要。伊朗支持下的武装分子网络不仅在攻击以色列，还在攻击每一个仍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围绕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展开的社会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在表达对失败国家机构的不满和愤怒。

与此同时，当地的中等强国在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中成为新的一极，在很大程度上追求自己认为合适的利益。伊朗通过将对以色列的行动委托给其在该地区的许多代理人，来控制自己的地区议程并掩盖国内治理问题。长期参与也门事务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没有支持美国领导的针对胡塞武装的轰炸行动。沙特正在采取自己的方式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这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愿望。卡塔尔作为美国在调解领域最有力的推动者，帮助华盛顿维持与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秘密渠道，但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在这种新的自发秩序中，最强大的参与者是那些能够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者。在达成共识和调解的空间里，卡塔尔和阿曼掌握着让地区国家分别与哈马斯和胡塞武装对话的关键——这是化解冲突和缓和局势的关键能力。伊朗和阿联酋通过其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拥有更多的强制性杠杆。德黑兰能够通过其“抵抗轴心”灵活地影响和塑造危机。与此同时，阿联酋效仿伊朗，在利比亚、也门和苏丹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如果不是为了控制这些冲突地区，至少是为了在这些冲突中设定行动方向。那些最有能力策划、协调和配合跨国非国家行为体网络的国家，将最有效地发挥塑造地区秩序的纽带作用。

加沙战争正在加速形成地区秩序的变革。美国在冷战后建立的规范、原则和制度的信誉已经支离破碎，因为华盛顿在要求以色列遵守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标准方面拖拖拉拉——这一信誉问题也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新兴的自发秩序似乎类似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理想特征：一个狗咬狗的世界，权力平衡和霸权都无法确定基调。相反，这一秩序的规范、原则和制度不断被重新谈判，超出了国家政府的范围。支撑这一地区新秩序的共识是脆弱的，但不一定是混乱的。然而，这是一个新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像以色列或美国这样仅仅依靠强制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会挣扎；他们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威权政府的稳定性上，却没有意识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当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时，这是最重要的。

Spontaneous order

自发秩序

Apolar

无极化的

Arab Spring

阿拉伯之春

Leading from behind

幕后领导

校对 | 陈扬 吴谨轩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韩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