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竞赛：伊朗人质危机起源的全新叙事 | 国政学人

根据美国官员的回忆及新近解密文件显示，早在伊朗革命以前，美国同伊朗反对派便建立了联系。当伊朗局势日趋动荡时，美国采取的政策是促进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伊朗继续维持一个对美友好政府。1979年1月，仍在巴黎流亡的霍梅尼向华盛顿传达了一则消息，称其将结束伊朗国内的抗议活动，建立对美友好的新政府。革命期间，霍梅尼的门徒多次与美国代表会面，甚至还帮助从武装分子手中解救了美国在德黑兰的最高军事官员菲利普·加斯特将军（Philip C. Gast）。在人质危机爆发以前，伊朗新政权与美国的联系长期存在，霍梅尼的众多亲信都与美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然而，美国政府与伊朗民族主义者都低估了伊朗左派的威胁。二者均认为左派的挑战只会加强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同盟，以及对华盛顿的依赖。民族主义者多数是伊朗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拥有管理国家的技能，能充当与伊朗军方和美国之间的桥梁，因此霍梅尼需要民族主义者来管理国家。对于霍梅尼定期发表的反美言论，华盛顿认为这仅是针对群众的言论，因而对其做出非对抗性的评估。早在1963年，霍梅尼就向肯尼迪政府表示，自己无意反对美国在伊朗的利益，认为美国能够帮助伊朗对抗苏联，并抵消英国在伊朗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认为霍梅尼虽然存在排外（xenophobic）倾向，但不必然反美。

伊朗左派在伊朗近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朗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甚至早于中国共产党，是亚洲首个共产主义组织。伊朗革命后，左派团体从最初的12个迅速增长为80个，并在此后继续增长。迅速扩张的左派团体，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外国观察家注意到，霍梅尼无力控制伊朗众多的武装游击队，这可能导致整个伊朗军队乃至现行政治秩序的崩溃。虽然伊斯兰主义者曾试图镇压革命后涌现的左派组织及其活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人和寻求自治的少数民族加入了左派组织。

在左派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亲苏的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牺牲者组织”（Fadaiyan Khalq Organization, FKO）以及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 Organization, MKO），他们皆有着数十载武装斗争和意识形态实践的经验。左派认为，国王和他的仆从离开了伊朗，但旧的国家机器却完好无损的保留了下来，并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紧密相连。因此，伊朗需要一场彻底的国家改造，来瓦解旧的国家制度，代之以无阶级的、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和革命性的全新国家机构。

虽然伊朗左派并未在中央政府中获得主导权，但却在街头取得了胜利。得益于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组织工作，左派组织的基层网络和支持者得到了增长，他们在德黑兰和其他主要城市举行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动辄便有数十万群众参与。借助革命后的自由环境，左派组织将过去的地下公报和秘密小册子转为合法报纸，大量散发，反美主义是这些刊物中最显著的主题。FKO在革命胜利后，曾发表了一份致霍梅尼的公开信，警告其革命尚未结束，反美斗争才刚刚开始。人民党则要求新政府驱逐美国顾问和承包商，退出反共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停止购买美国军火，拒绝向美国公司出口伊朗石油，将伊朗军队撤出阿曼，并支持巴勒斯坦。

霍梅尼对美此前大都采取温和话语，然而在霍梅尼返回德黑兰不足百天时，一支小型武装马克思-伊斯兰主义团体发起了针对霍梅尼信徒的刺杀行动，霍梅尼对美国的言论由此变得激进。在与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会面时，霍梅尼指出美国才是真正的敌人，并将美国与左派分子相联系。一位伊斯兰活动家在当时指出，左派的成功促使霍梅尼效仿他们的反美言论：“革命开始后，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了国内政治氛围，导致外交政策激进化。左派分子属于少数派，但在宣传鼓动方面很有影响力。霍梅尼不得不提出更为激进的口号以对抗左派。事实上，人质危机就是伊斯兰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互竞价（Outbid）的结果。”

1979年4月，美国任命沃尔特·卡特勒（Walter Cutler）为新任驻伊朗大使，考虑到他曾在越南和扎伊尔（Zaire）策动反革命活动，左派的反美论调由此变得更为激进，人民党指控美国准备颠覆伊朗新政权。1979年5月，在美国参议院谴责伊朗处决一名伊朗犹太裔商人后，伊朗的反美情绪达到了新高度，左派向临时政府施压，要求阻止美国干涉伊朗内政。左派分子在全国发起了的反美游行示威，攻击临时政府的对美政策。

尽管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但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都在维系与华盛顿的联系。巴扎尔甘后来透露，霍梅尼曾指示他与美国维持正常联系，但需防备公众舆论。对此，左派要求公开德黑兰与华盛顿的所有通信内容，并敦促政府摆脱对美国先进武器的依赖。此后，FKO公布了一批来自总理办公室的机密文件，揭露了临时政府与美国军火交易的合同，并公布了所有抵达德黑兰的美国军事顾问的姓名，指责他们都是怀有不可告人秘密的间谍。

对左派的要求，临时政府也曾做出退让，但这只会招致更激进的要求。在临时政府宣布伊朗将退出中央条约组织后，人民党要求立即终止与美国的双边军事条约。人民党认为该协议给予美国入侵伊朗并扼杀革命的权利，临时政府越是推迟取消双边条约，美国将越采取侵略性的行为。

当1979年秋开学季到来时，所有因素都预示最终决战即将来临。大学曾是反国王运动的中心，如今左派打算利用高校打败民族主义者，并最终击败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意识到了左派的挑战，并恐惧新的起义将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

1979年10月22日巴列维抵达美国，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媒体对此仅做了简短而低调的报道。左派则利用此次机会攻击民族主义者，激起民众对美国干涉革命的恐惧。一时间，巴列维入境美国成了所有左派媒体和论坛的主要议题。人民党声称，巴列维将医院变成了他政治活动的总部，准备在伊朗煽动叛乱。左派把不安的人们动员起来，利用反美主义团结人民，准备从街头夺取政权。而霍梅尼也附和左派论调，称美国即将发动反伊斯兰的阴谋。伊斯兰主义者、人民党、FKO和MKO等组织决定号召群众发动反美游行示威。

此后，左派发布了总理巴扎尔甘、外长亚兹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阿尔及利亚会面的新闻，指控民族主义者勾结美国暗中破坏革命。虽然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并未违背霍梅尼的意志，但霍梅尼始终没有为他们公开发声。霍梅尼开始加强反美论调，突然谴责伊朗与美国的军事联系，敦促清洗亲美和亲西方分子。然而，霍梅尼的言论还不足以为伊斯兰阵营建立反美信誉，话语的转变有赖于行动的支撑。

在此背景下，霍梅尼的激进追随者为夺取反美主义大旗，选择采取最确凿无疑的反美行动——于1979年11月4日，攻占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外交人员劫持为人质。

在美国接纳巴列维入境后，激进教士霍伊尼哈（Khoeiniha）——霍梅尼的学生、霍梅尼儿子艾哈迈德（Ahmad）的密友——与伊斯兰学生策划了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他们害怕行动会因临时政府的干预而失败，但更担心会有左派组织抢先行动，而且伊斯兰学生已经获得情报，有一伙左派团体正在策划攻占大使馆，因此学生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了。

如今，人们依然无从知晓霍梅尼是否提前知道学生攻击大使馆的计划。根据临时政府外长亚兹迪的回忆，霍梅尼在事发后立即要求他驱逐大使馆内的学生，但随后又迅速祝福了攻占大使馆的行为，并派自己的儿子前往大使馆，劝告伊斯兰学生留在大使馆。尽管霍梅尼在事后没有宣布与美国断交，但他还是称呼美国为大撒旦（the Great Satan），将攻占大使馆称为二次革命（the Second Revolution），是比第一次革命意义更重大的革命，由此窃取了左派的列宁主义术语。

占领大使馆后，霍梅尼的政治收益远超预期，民族主义者和左派都受到了重创。此前，霍梅尼曾拒绝过巴扎尔甘的辞职请求，如今他果断地接受了总理的辞呈，并号召对国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全面清洗。霍梅尼的一些亲信起初并不了解人质危机的内幕，一度反对激进学生的行为，但很快他们都开始利用此事进一步排挤政敌。随后，美国官员与伊朗激进教士的常规会谈中止了，霍梅尼也拒绝接见卡特总统派出的美国特使，并且不允许任何伊斯兰人士与美国官方联络，其他中间人给德黑兰传递的消息也大都没有得到回应。

虽然占领大使馆为伊朗政府制造了一个外部敌人，但也为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武器库，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排挤政敌。通过人质危机，伊斯兰主义者成功使法基赫体制（Velayat-e Faqih）制度化，给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都贴上美国间谍的标签。

人质危机爆发后，伊朗左派归于沉寂，而伊斯兰学生占据了主导地位。伊斯兰学生发布了许多美国人质被蒙住双眼的照片，并配上了霍梅尼的一句话：“别人说，但我们做。”嘲讽左派是假反帝。此后，霍梅尼也时常讥讽左派组织，特别是曾质问FKO：“我没有听见他们支持占领大使馆，如果他们不是亲美的，为什么他们不支持呢？”

霍梅尼通过人质危机破坏了左派的联合，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伊斯兰主义者也借此主导了群众的反美情绪，不再允许其他团体举行反帝国主义集会。革命委员会袭击并逮捕了在美国大使馆或其他领事馆前示威的非伊斯兰学生和工人，并极为讽刺的指责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随着危机持续，越来越多的左派组织加入了霍梅尼的麾下，农民、工人等各界劳动者纷纷发去电报或直接参加反美游行示威，表达对霍梅尼反帝计划的支持。著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纷纷发表公开信，赞扬霍梅尼和伊斯兰学生占领大使馆的行为，并号召其他知识分子加入，其中许多人曾长期是左派人士和共产主义同情者，如今争先成为反美分子，试图洗刷过去“非伊斯兰”及与君主制有联系的污点。

尽管美国此前与霍梅尼的亲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卡特政府在大使馆被攻占后依然感到极度困惑。白宫将占领大使馆视为霍梅尼的意识形态策略，旨在为伊朗国内政局服务。然而，卡特政府忽视了伊朗左派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仅仅将人质危机视为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卡特甚至咨询了许多神学家、教士、伊斯兰研究学者和穆斯林政治家，试图理解霍梅尼的心理，并从伊斯兰教法中寻求依据，说服霍梅尼释放人质。卡特的做法注定失败，因为霍梅尼在伊朗拥有伊斯兰教法的最终解释权。

1979年11月14日，华盛顿终止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并冻结了伊朗政府资产。随后，美国也对伊朗国民采取了更严厉的签证限制，逮捕并遣返了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当这些措施都未能促使伊朗释放人质后，1980年4月24日卡特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营救人质，但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导致8名美军士兵丧生。同时，美国的行动使得霍梅尼的反美言论更加可信，伊斯兰主义者得以向人民证明美国对伊朗的敌意（animosity）是真实的，且自己比其他政治团体更有能力对抗美国。

随着左派的影响力被削弱，伊斯兰主义者如今能更轻易地消灭他们。1980年3月和5月，伊斯兰主义者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轻松击败了左派。在第一轮选举中，MKO未能获得一个席位，而伊斯兰主义者则赢得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尽管左派在伊朗政治中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正如选举结果所揭示的，人质危机后镇压左派的成本正在下降。

1980年春，革命委员会发布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政治团体关闭办公室并退出大学校园。随后，安全部队暴力镇压了左派学生，激进伊斯兰学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大学校园。在两年后的文化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当时被认为是反伊斯兰的大学教授、学生和课程都遭到了清洗，文化革命最终剥夺了左派传播思想和发展新成员的重要平台。

在窃取了左派的反美主义，斩断了他们在大学中的生命线，并逐步清算左派人士后，霍梅尼开始推动结束人质危机。1981年1月所有人质都被释放，但该事件在此后给伊朗带来了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与国际孤立。正如其中一位人质劫持者，在40年后作的总结：占领大使馆是改变国内政治平衡的工具，它巩固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权力，打败了强大的左派敌人。

以往，在解释伊朗人质危机的爆发原因时，左派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在伊朗革命前后，伊斯兰主义者不仅与亲美的民族主义临时政府结盟，同时也与西方集团和美国保持着联系。然而，在霍梅尼及其亲信致力于使教士对国家的控制制度化时，伊斯兰主义者开始强调反美话语，以获得左派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支持，但反美信誉恰恰是伊斯兰主义者在革命早期所缺乏的。在此背景下，“走伊玛目路线的穆斯林学生”（The Muslim Students Following the Imam’ s Line）占领美国大使馆，助力伊斯兰主义者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劳工面前树立反美信誉。尽管马克思共产主义团体巧妙地运用了他们一贯的反美叙事，试图压制伊斯兰主义者，但最终还是为后者所击败。如果没有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伊斯兰主义者不会如此激烈地反美；如果没有诉诸反美主义和占领美国大使馆，伊斯兰主义者也难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尽管攻占大使馆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但伊斯兰主义者夺得了国家权力。其派系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决定了他们意识形态的转向。

正如伊朗案例所展示的，学者和决策者必须超越系统性的解释或行为者自私自利的声明，去理解反美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当考察，在其他背景下，拥有类似民粹情绪的精英——例如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和美国、欧洲的反移民情绪——是否以及如何为了内部利益而相互竞争。至少在伊朗的案例中，反美主义是政治精英相互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某个特定政党或意识形态的结果。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政治行为体构建并利用叙述和话语，既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凝聚力，又起到了动员群众的效果。因此，在理解行为者决策时，既不应忽视意识形态，也不应将其视为政治行动的驱动力。相反，研究者应该关注行为者如何推动，并利用某些意识形态来获取其政治利益。

Islamist

伊斯兰主义者

Preemptive

先发制人的

Technocrat

技术官僚

Xenophobic

排外的

Outbid

竞价

Velayat-e Faqih

法基赫体制

Animosity

敌意

Islamophobia

伊斯兰恐惧症

校对 | 杨梦婷、王经纬

审核 |丁伟航

排版 | 赵兴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