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的学科主题 | 国政学人

国际关系学科（IR）的主题是什么？这似乎是任何学术学科的基本问题，但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这个问题很少被直接解决或者是回答。本文认为，系统关注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任何学科的演化和创新都是通过不断重新提出关于自身的基本问题来实现的。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是否有可能，特别是从邻近学科的角度来看，合法地声称一个或多个实质性领域是该学科的主要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一节首先提出了一些与确定国际关系学科的主题和“标签”，之后将探讨IR的实质定义问题，首先处理IR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从学科传统的汇合或从独特的方法中获得身份。然后将转向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将使国际关系确定为一门由特定的实质定义的学科，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第一种可能性是指将“国际”识别为社会世界的一个特定领域，在功能方面与其他此类领域有所区别。第二种可能性是指国际关系是关于社会世界中高于特定规模的一切，即国际关系实际上类似于社会学，声称整个社会世界都是其主题，然而，与社会学相比，国际关系学只关注“大的”（big）或“宏观的”（macro）那些部分或方面。最后一节将讨论这两种可能性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相互排斥，它们可能在哪些方面重叠，以及最重要的是，倾向这之中任何一种可能性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关于是否确实应该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全球化等领域视作IR的主要主题这一长期存在且相当基本的问题，很少有明确的讨论。事实上，IR主题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学科标签的变化来追踪。“国际政治”可能是最狭义的名称，这意味着它的主题只是政治科学的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涵盖外交政策、战略与安全、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政治。“世界政治”略宽一些，仍然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但隐含着更多的政治在全球层面本身，包括跨国政治和全球治理。“国际关系”占据了中间地带，由两个相当模糊的术语组成:“国际”，至少暗示了国家以外的行为者；而“关系”则开启了不仅仅是政治的可能性。“关系”也可以涵盖经济和社会，为IR作为一个多学科的构建开辟了可能性。“国际研究”的范围更广，将语言和文化纳入框架。也许最广泛的术语是“全球化”/“全球研究”，它避开了“国际”和“关系”，强调了一种多部门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各种各样的互动，尤其是经济和共同命运的互动，都得到了突出的重视。这些定义大多数考虑的是单元层次（国家层面），让单元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国际”的本质，但是全球化表明这应该指涉的是全球体系/社会。但是国际体系或者国际社会这些概念虽然给出了一些体系层次的优先级，但是应用的时候却是对体系环境的描述（译者注：此即自下而上的构建体系，另一种说法是“结构诞生于国家的共存之中”。），本质上还是单元/行为体优先的方法。

无论使用什么标签，IR显然不符合学科功能分化的模型，其不是通过功能而是通过规模定义的。它的定义焦点是人类和全球社会（主要是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这使得它要么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要么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一门寻求开拓和整合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的宏观方面的帝国学科。历史学也不符合功能模型，因为它不是由功能而是由时间来定义的。所以历史学和IR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是由功能定义的，因此它们必然会侵入其他由功能定义的学科的领域。这就产生了一种在学术生活中非常明显的张力。历史学和IR的主题是否应被分解并吸收到功能学科中（例如IR作为“国际/世界政治”）或者历史学和IR是在某种意义上高于社会科学的功能学科，在整个范围内追求它们的时间和空间使命？再加上尺度（或空间）和时间，为学科的内部分化开辟了更多的前景。例如，历史社会学结合了功能和时间，国际法结合了功能和规模，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了两个功能和领域，国际历史社会学结合了领域、功能和时间。因此，学科不仅彼此区分，而且试图在自身内部复制他者，反映了理解整体的需要与专注于部分的吸引力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IR和历史学与功能更明确的学科一样，构建了走向整体的内部差异。

就知识传统而言，IR是知识学科组织过程的结果，是一门“综合学科”（以国际法、外交史、军事科学作为元学科），而难以统一；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国际政治（非IR）又成为了一门特定学科，并且属于政治学分支之下。但是，IR又不应该局限于国际政治，而是应该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领域作为社会世界的一个独特领域的学科。在方法论方面，功能学科往往有与之相配套的方法论，例如经济学有计量经济学；社会学一方面有经典社会学理论，另一方面有调查数据；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变体，则转向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历史学和IR相似，因为它也不是一门功能性学科，它对于学科的要求不仅在于对时间范畴的研究，也在于一种特殊方法的史学。而IR作为一个主张领域的学科，就不能追求单一的方法论，而是接受其是多方法和多学科的。

在这种意义上，本文将探讨两种不同的理解IR的主题：（1）IR是一个特定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国际），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可以被描绘，是一种功能定义的可能性；（2）IR不是一个特定领域，应该是一个大学科，代表一种综合的和世界的观点。

如果用一个领域来区分IR学科的范畴，IR其实可以是任何涉及到跨越国家边界的东西。国际政治在一般的政治世界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领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被完全视为一种社会现实（即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法在因果关系上脱节），但它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一种独特的逻辑或动态的支配，这种逻辑或动态在国内领域中是找不到的，因此IR构成了它自己的一些可辨别的领域。在IR中，长期以来关于内部/外部区分的讨论，即内部是秩序和进步的领域，而外部是无政府状态和停滞/重复的领域，这支持了一个独特的国际领域的存在。这成为了区分IR和其他学科的分水岭。当我们谈论“领域”或“主题”作为区分IR的基础时，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明确建议或隐含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IR可以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所做的具体事情（就像现实主义在权力方面的研究）；它可以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纠葛的迷宫（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只要这些纠葛不局限于单一国家边界内发生的过程）；或者它基本上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它以某种方式涉及到跨越国家边界。但是，几乎所有对国际“体系”的暗示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通常不是通过界定相关的体系/环境区别来定义体系，而是通过围绕“规则和模式互动”主题的相当简单的理解来定义体系。他们通过观察各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自下而上地构建了一种国际体系的感觉，并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具体说明这个体系的环境是什么，以及它与其他哪些体系共存。

贾斯廷·罗森伯格借助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U&CD）对国际的理论化是当代对“国际”给出一个实质性的定义的最系统的尝试，他将其归纳为“多样性”。罗森伯格认为，U&CD是理论化“国际”的有力方法，因为其运作的政治和经济动态必然产生“国际”，即多个单位以再现它们之间差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罗森伯格看来，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尽管其程度可能差别很大。这一普遍规律有两个驱动因素：（1）在不同的物理环境中政治单位的地理分隔，以及（2）综合对单位所受到的差异化影响。综合是国际体系定义里固有的，在前现代以地理而异，在现代以工业技术决定。因此，综合直接增加了U&CD的第三个要素：发展。综合既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也是一种差异化的力量。

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扩散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每一种遇到新结构的社会秩序都有自己的适应方式。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外部需要的鞭子”往往是强制性的，通过武力的形式发生，如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激增。但是，社会间的动态也采取模仿的形式。有些社会根本不接受新的结构，或者只是较弱地接受，要么是因为内部对它所需要的社会变革的抵制，要么是因为前沿政治试图通过拒绝获得转型要素来维持它们之间的不平等：例如19世纪的中国。另一些则成功地发展了新形态的本土版本：例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后期”开发者并不是原始采用者的克隆，而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不是趋同，而是（往往是不稳定的）新旧融合：德国的工业化不是英国发展的复制品，中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际范围内综合的规模和强度都有所增加，这意味着每个社会都变得不那么自给自足，而更多地暴露于其他地方的发展。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分化，社会之间的差异就会加剧，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加剧。因此，发展加剧了综合和不平衡的相互建构，产生了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以更紧密、更相互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罗森伯格的描述告诉我们“国际”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进步（现实主义只是假设国际与国家一起存在），也是对新现实主义的“相似单元”假设的一个彻底的替代愿景。罗森伯格的“国际”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它有力地证明了国际作为一个社会领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第一种定义IR学科的方法基于“国际”与世界其他成分的不同，其作为一个独特的没有被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覆盖的独特领域。第二种定义IR的方法相对于第一种方法，跨越了所有形式的社会分化，包括了社会世界中所有结构上相关的部分，IR将被纯粹地从层次的角度看待。IR将覆盖由功能分化定义的学科的所有主题中一定范围的部分（例如：全球、国际、体系等）。跨越了各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研究不会在研究单个国家的基础上取得成功。本文作者也有类似的想法，即行为者之间的差异和互动能力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的重要性。（详见：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From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199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结构层次”甚至不一定只与“宏观”结构有关，因为，单一的“世界事件”或“全球微观结构”也可以产生直接的结构效应。虽然在这方面也许不可能确定一个确切的“规模”，但“国际”一词实际上可能在两个方面起到有用的启发作用。一方面，为了首先成为结构性的，结构性效应需要由大量的观察者在重复的基础上观察。因此，一开始，甚至没有必要发生任何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互动。一些地方政治和事件如果被全世界报道和记住，可能会产生结构性影响，而许多国际互动不会引起太大的兴趣，或者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然而，一方面，互动的强度和规模与另一方面的观察强度之间存在着相当高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国际互动更有可能（但不是必要）在更大的尺度上产生结构性影响，而不是局部互动产生结构性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国际”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提醒，即并非所有的结构性效应都需要是“全球性的”，事实上，相当多的结构形成发生在区域或其他非全球性国际体系中。

经过上述讨论，可以明显看出两个观点在根本上不同，但是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第一个观点是IR关注的特定领域，该领域通过社会分化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质量与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其中明确借鉴社会分化理论的方法将强调前者，而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将强调后者，作为分化发生的先决条件）。IR将是研究特定领域的学科。第二个观点是一个通过层次视角来看待的世界——不仅是分析层面，还有社会结构层面。这里的IR是研究在社会世界的更高层次上发生的事情的学科，与功能规范无关。从分析的角度讲，第一个观点需要专业化，需要对社会世界的某个特定部分有深入的了解。它不会低估这部分社会世界与其他领域（最明显的是经济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但总是会通过相关性的镜头来看待这些联系，以及它们如何融入世界政治或国际动态的问题。第二个观点似乎采取相反的（更广泛的）分析方法，基本上考虑社会世界中的一切，而不考虑国际或功能规范的具体质量，只要它足够“大”。（对世界产生结构性影响）这两个观点也都需要对被分析主体的相关社会环境的构成进行特定的界定。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向作为参考，这种参考都将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科。

特定领域 

Specific realm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校对 | 吴谨轩 饶趋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杨语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