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平民视角审视欧洲难民危机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服装推销员维克斯特伦离开了酗酒的妻子，靠在牌桌上赢来的钱买下一家餐馆决心开启新事业。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的哈立德乘坐货船漂流到赫尔辛基，寻求政治庇护未果，在躲避遣返的过程中被维克斯特伦收留，并雇佣为服务员。在平行的交叉叙事之下，“来自异国的难民”与“来自家庭的难民”两位主人公的故事逐渐交织在一起，然而，命运会向我们揭示希望的另一面是什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本期国关联动影视系列视频。今天，我们将通过讲解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作品《希望的另一面》，带大家从平民小人物的视角来了解芬兰、这一被认为是“难民天堂”国家的移民政策，并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思考欧洲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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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委
【配音】
尚天赐
【文案】
杨语灵
【剪辑】
张可儿
【审核】
陆霜滢 张心妍 杨帆
电影主角之一的哈立德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一次炸弹袭击中失去大部分家人后，哈立德带着妹妹逃离了位于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家，徒步越境土耳其并冒险穿越东欧偷渡到芬兰。抵达芬兰后，哈立德立即向警方自首，被关进拘留中心，在申请难民庇护的同时四处打听寻找其在逃亡过程中失散的妹妹。
在接受难民庇护资格“面试”的过程中，哈立德详细讲述了自己一路向北的逃难路线。他与妹妹乘坐飘荡在地中海上的偷渡小船从土耳其进入希腊，在匈牙利边境被边防军驱赶的过程中与妹妹分离，在波兰港口被光头党——一个仇视移民的新纳粹主义青年组织所袭击……这些经历也是现实中大部分难民的真实写照。在被问及为何选择在芬兰申请庇护时，哈立德回答道“这里是人人平等的好国家……是没有硝烟的国家，我想留在这里。”
2000年前后，外国人占芬兰人口比例仅1.5%左右，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快速上升到7%，这与2010年开始席卷穆斯林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息息相关。自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体，并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前景。然而各穆斯林国家的命运不同，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后，政权真空并没有被民主改革派填补。多国出现了持续混乱和武装冲突，军阀建立的新政府手段强硬，同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借势发芽并强势扩张，使得这场波及多国的民主化运动蒙上阴影。民众饱受战乱之苦逃离家乡，并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
摧毁主人公哈立德故乡的叙利亚内战是对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压迫的反应，同时也是阿拉伯之春影响的一种延续。在叙利亚，阿拉伯之春激发了民众对阿萨德政权的不满，导致了2011年初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叙利亚内部局势迅速升级为武装冲突。叙利亚地处中东的核心地带，连接着亚洲、非洲与欧洲，自古是各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随着国内冲突的升级，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家也介入其中，以确保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而叙利亚内部也存在多个派系，这些派系之间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导致冲突难以调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叙利亚内战持续多年，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而欧洲国家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福利，使其成为难民们的理想避难地。
2015年，超过100万难民涌入欧洲，在芬兰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剧增，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当时的芬兰政府缩短了难民审查时间并发布帮助难民的支援政策。不仅是芬兰，2015年夏末，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我们能做到”这句话奠定了德国移民政策的核心，这一年，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来到德国寻求庇护，而默克尔决定开放边境，让这些人进入德国。这些欧洲国家难民政策的变化也宣告了各国将不再严格执行《都柏林公约》中“难民必须在最初进入的签约国申请庇护”这一规则，大量难民进一步涌入德国、英国以及北欧五国等高福利国家。
然而，大量的人口流动与迁徙造成了本土居民和外来居民在经济福利、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矛盾。之后，欧洲多国不仅是在官方层面收紧难民政策，通过法案阻碍难民流动与限制难民权利，在民间也诞生了反移民和高呼国家民族主义的极右翼运动与政治势力。比如在德国，默克尔向难民开放的政策决定虽然在初期为她赢来了广泛的支持与赞扬，但随着科隆性骚扰、柏林圣诞节袭击等恶性事件的增多，公众对难民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德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从中获利，在2017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之后，德国政府也出台了更严格的庇护政策。
导演考里斯马基拍摄《希望的另一面》的一大原因是希望改变芬兰人对难民的看法。电影对难民的生存状态和入境后申请庇护的细节都描写地非常详细：来到芬兰后，哈立德与一位伊拉克男子成为了朋友，这位朋友告诉他申请庇护不仅仅是融入当地和学习语言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朗、快乐和微笑，悲伤的人则会被送回家。但也不要总是保持微笑，不要在街上微笑，否则你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快乐、笑容太少了，官员们不会喜欢你；太多了，你的困境看起来就不够悲惨。短短三言两语，影片就勾勒出了难民在别国求生存的困境。
或许是由于在面试时将自己的身世描述地太过真实悲惨、又或许是因为自己过度表现出对失散妹妹的执着，不知道标准、也不知道原因，哈立德的难民庇护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在芬兰的街头上，移民官员在街上巡视，要求人们出示证件，哈立德小心躲避着这些搜查，同时还不幸地与一群种族主义暴徒发生冲突，遭到殴打。好在餐馆老板维克斯特伦选择接纳并帮助他伪造身份证件，给予他工作与住所。之后，哈立德还在伊拉克友人的帮助下成功与妹妹团聚。
似乎一切都在变好。然而生活不像童话故事，一天晚上，哈立德在回家时，遭到了之前那群种族主义暴徒的报复，并且后者几乎将他刺死。影片结尾采用了开放性结局：回到餐馆的维克斯特伦看到一滩血迹，出门寻找后发现，哈立德坐在河边的大树旁，满脸微笑，一只小狗舔舐着他的脸颊，他似乎是在畅想妹妹能够定居在芬兰的美好未来。哈立德是否活着？他的妹妹能否通过庇护面试、还是会被驱逐出境？我们无从可知。电影就这样通过展示一系列充满巧合的幸运与不幸、善意与敌意、希望与绝望，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叙利亚难民在芬兰的处境，揭示了芬兰难民政策的摇摆与不透明。
根据人口统计学中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中东与非洲地区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稳定所形成的“推力”以及欧洲社会相对富裕的“拉力”，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被用来解释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的原因。尽管在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宣布难民危机即将结束，但之后爆发的俄乌冲突、苏丹内战等纷争又形成了新一波的难民潮，令欧洲各国不堪重负。
2024年6月，由国家联盟党、正统芬兰人党、瑞典族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芬兰近百年来最右派、最保守的政府开始运转。7月，芬兰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旨在减少难民福利，缩短难民的居留许可期限，并延长大多数外国人在成为芬兰公民之前必须在芬兰居住的时间。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芬兰内部的右翼势力也是利用难民议题，强调捍卫欧洲身份，宣传恐惧穆斯林、难民等于暴力等口号，来逐渐扩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欧洲各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正逐渐从强调保护人权和各国合作的自由主义转向捍卫主权、重视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截至2024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增至1.1亿。其中，有3530万是跨越国界寻求安全的难民。可以说，只要地区不稳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无法改善，全球难民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排版 | 周彦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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