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的讨价还价问题：目标、机制与谈判 | 国政学人

内战具有毁灭性代价，1989—2016年间几乎有120万人因此丧命，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基础设施破坏）因此，既有研究探讨了谈判解决方案、和平协议或共享权力的协议如何促进和延长和平，交战各方进行的谈判可以说是结束代价高昂的争端的最关键步骤之一。那么，反叛团体和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更有可能进行谈判？

学界已有众多研究和平解决冲突的决定因素。如，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冲突强度、持续时间或权力均衡导致的相互伤害僵局。最近，学界越来越关注反叛团体的组织、职能和领导人遴选过程、社会服务的提供、年龄、意识形态、领土控制和动员能力等其他外在特征如何影响反叛政府的谈判。

然而，国内政治机构对叛乱团体与政府谈判的影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许多关注反叛团体特征的研究只是将制度特征（如民主）纳入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并发现其结果并不稳定，正向和负向皆有。

反叛目标，讨价还价，和相互接受的协议

作者将反叛目标定义为反叛团体针对现状公开宣布的希望做出的改变，这些目标直接对应于反叛团体在协商时可能的报价。在内战期间，反叛团体通过演讲、发表宣言、组织章程和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借此，反叛团体不仅能招募成员并获得平民支持，在与政府讨价还价时把招募的成员和平民的支持用作锚点（筹码）。

反叛的目标根据范围（或程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温和目标，既不侵犯活动所在国的领土完整，也不威胁现有政治制度。通常温和的目标围绕着政治让步展开，如增加政治上被正式代表的机会、选举改革、承认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存在、公平分享石油收入或政治分权。因此，温和反叛团体专注于在事实上的国家边界和现有政治制度范围内进行国内变革，如印度的全博多学生会（ABSU），目标是“通过民主进程努力实现印度宪法赋予博多人的权利和特权”。（译者注：印度东北部，接近我国的地区有众多小邦的族群团体，如阿萨姆邦的博多人，曼尼普尔邦的梅泰人等致力于独立或加入周边国家）

第二类是极端目标，这些目标侵犯了所在国的领土完整，或对政府和现有政治政权构成生存威胁。具有极端目标的反叛团体通常旨在通过推翻政府或脱离国家来建立一个新政权。

两种目标影响着叛军和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首先，在协商框架中，反叛目标影响其在国内磋商地位，因为这些目标表示反对派与政府谈判时的基本立场。其次，反叛团体和政府对反叛目标有着共同的理解，因为反对派的政治目标都是由其公开宣传而众所周知的，所以反对派的目标是公开的信息，同时政府对其目标也有充足的信息储备。

如果要理解这一论断的意义，首先要考虑极端主义者们。因为极端主义者们的要求是试图颠覆一切，所以他们会危机国家安全——这包括在位者和政权的政治生命，因此极端主义者们最不可能接受的协议将远超政府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而这让谈判的前景黯然无光。相反，双方可能认为可以通过继续战斗取得更多筹码。相比之下，持温和的目标的反对派则可能与政府达成一致，因为他们的要求是限定在保持现有边界和政治制度的范围内的，因此温和反对派愿意接受的最低让步将不超过政府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然而，即使存在一系列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温和叛乱团体和政府都可以停止谈判，因为双方都可能无法可信地承诺执行谈判解决的条款，造成双重承诺问题。

多头政治、可信的承诺和谈判

如上所述，双重承诺问题导致政府和温和反叛团体持续斗争。温和反叛团体通常被要求复员和解除武装，这种要求会使叛乱分子在谈判期间对他们解除武装后变得不堪一击之时会遭受政府食言而不得不继续战斗的可能性极为敏感。因此，温和反叛团体可能认为政府正在利用谈判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来诱捕他们，而不是真诚地谈判来解决他们的担忧。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认为反叛团体并非真正寻求和平，而是利用谈判作为拖延策略来等待反叛时机，或更努力地讨价还价以达成更利于反对派而非政府利益的协议。

因此，作者推测，当温和反叛者（反对派）和政府在一个多元主义程度足够高的多头政体中互动时，他们关于对方后机会主义的担忧就会大大减少，这会促使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这一主张理论上基于罗伯特达尔（1971）所确定的多头政治的两个关键制度特征：一是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选举民主；二是更多的“偏好和利益种类在决策过程中能够被代表”的公民自由。多头政治的这两个主要制度组成部分大大减少了双方对对手承诺可信度的担忧，从而促进了谈判。由于竞争性和包容性选举在以多元制程度较高为特征的国家中至关重要，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当权派）需要国内的认可才能继续执政，还直接对其国内受众负责。研究表明，通过竞争性选举上台，并需要对公民负责的执政者更有可能避免卷入和继续代价高昂的战争，包括内战，因为公民承担战争的物质和人道主义成本。类似地，当谈判失败或政府单方面退出谈判导致内战再次发生时，民众对现任者的支持将因观众成本而急剧下降。因此，政府考虑到这种国内成本不太可能利用谈判作为未来重新开战的策略。在多头政体中的执政者面临这种潜在国内成本的情况下，反叛团体对政府食言的担忧减缓。其次，在多元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选举制度的包容性是对温和叛乱团体的“胡萝卜”（政治吸引力）。此外，在多元制程度较高的国家内，公民自由确保了这些国家的竞争性和包容性选举具有可信度，且允许反对派组建或加入民间组织来有效地限制现任和继任政府违背承诺中所做出的让步的可能性，从而增强反叛团体遵守谈判协议的动力，打消叛乱团体顾虑。因此，温和的反对派/反叛团体会缺乏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后继续推进目标的动力，从而不破坏现有体制。

综上所述，作者假设：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多元化水平足够高时，温和的反叛目标会增加反对派与政府谈判的可能性。

样本、变量和统计方法论

为了检验假设，作者使用冲突数据库（UCDP）的二元数据集（又名虚拟变量，0为不发生，1为发生）、非国家行为体数据库（NSA），和民主多样性数据库（V-Dem）的连续数据集作为自变量。为了检验温和反叛目标和多元制政体水平的互动效应的假设，作者对两个自变量进行了交乘。谈判变量包括所有类型的记录或观察到的反叛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对话，例如正式宣布的会议、新闻发布会和平谈判，不包括和平协议的实际签署。谈判的因变量使用LexisNexis数据库、谷歌新闻以及政府和非政府和平进程监测网站等主要来源进行编码。

控制变量选取上，作者控制了可能影响叛军与政府和平互动前景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叛军组织是否拥有领土控制或政治派别；调解；冲突强度等。在模型验证上作者使用了稳健标准误。

结果

作者采取了类似逐步回归的思路，表1模型1为基准模型结果，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叛乱团体目标越温和、政府多元主义程度越高，谈判越有可能发生。模型2加入叛乱团体两个控制变量，模型3还增加了对第三方相关变量的控制。最后，模型4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识别两个自变量的影响，作者将两个自变量分开进行讨论。在图1a中计算并绘制了多头政体变量从均值以下1个标准差增加到均值以上1个标准差时，谈判的预测概率平均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作者还计算了目标是否温和对多头政体的影响，图1b所示，只有当多元制水平为0.51或更高时，是否温和自变量的影响才会变得积极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较低水平的多元制中，即使反叛团体支持温和目标，谈判预测概率也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或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

稳健性

表2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作者在模型5至7中将两个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结果不显著且与预期符号相反，说明两个自变量单独无法发挥作用。作者在表3中从五个不同的概率模型规范中评估了叛军政府谈判的预测概率，所有结果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不存在谈判影响目标的反向因果。

在模型8至11中作何更换模型，使用粗化精确匹配（CEM）、估计递归双变量概率（RBP）、工具变量最大似然估计（iv-probit）等模型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假设关系稳健。

此外，作者还研究了温和目标和多头政体之间的关联，认为多元制水平较低的国家容易在国内产生不满，比多元制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容易生成温和反叛团体。但这一论点需要更多的数据加以支持。

作者使用尼日利亚西南部地区的约鲁巴民族主义激进组织（OPC）和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伊贾人（Ijaw团体）作为案例丰富了文章论证。自1954年以来，北部地区“权力精英”对政治的统治“使其他族裔群体不满”。1993年，当约鲁巴候选人获胜的总统选举被取消，候选人被尼日利亚军事政权监禁时，不满情绪助长并推动弗雷德里克·法塞洪于1994年创建了OPC，以“捍卫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利益并推动自决”，而非寻求完全独立。但在军政府统治下，政治不具有多元性，因此谈判始终未能达成。然而当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在1998年突然去世时，尼日利亚开始向多党制过渡。阿巴查的继任者阿卜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将军“放松了政治限制，宣布迅速向民主过渡”，成立了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来制定选举规则并承认三个政党的成立。此外，在1999年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的统治下，言论自由恢复，公民自由度提升。OPC领导人法塞洪声称，“族裔群体在我们的民主中可以发挥作用”，并要求“联邦政府将为意义深远的对话铺平道路”。尼日尔三角洲的反叛团体成员也要求政府“为全国对话翻开新的篇章”。尼日利亚公职人员也承认他们斗争的合法性，并邀请OPC和其他族裔反对派成员参加会谈和和平会议。2007年，关于大赦方案的对话开始了，虽然大赦方案于2009年启动并没有立即带来和平，但暴力最终平息了，因为OPC和剩余的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呼吁继续与政府对话，以实现“召开一次能够给尼日利亚指定一个真正的联邦宪法”的主权国家会议(SNC)。

本文研究了温和反叛目标与更高层次的多头政体，如如何通过创造一系列相互接受的协议进而缓解双重承诺问题，使具有温和目标的反叛团体和政府能够谈判。其中重要的政策含义是，设计保证包容性和竞争性选举以及公民自由的国内制度可能有助于为反叛团体与政府谈判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在未来的研究上，这项研究还可以在理论上扩展，寻找更多因素，并不仅在计量上，同时在经验上进行论证。

Rebel 

反叛团体

Polyarchy 

多头政体

Overthrow 

推翻

Moderate 

温和的（与Radical 激进，激进派相对）

Deviate 

偏离，分裂

校对 | 陈炜 李欣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顾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