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衅、讨价还价与战争
作者：Hyun-Binn Cho，新泽西州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安全、核安全与亚太地区安全；Kyle Haynes，普渡大学文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冲突与讨价还价、信号理论、大国政治；Brandon K. Yod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安全、信号与可信度、外交政策、权力转移、东亚政治。
来源：Hyun-Binn Cho, Kyle Haynes and Brandon K. Yoder, “Provocation, Bargaining, an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8, No. 7-8, 2024, pp. 1307-1331.
导读
在国际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中，有关信号清晰度与可信度的问题是危机中各方讨价还价的重要参照。理性博弈模型解释了一国的公共声明与军事动员如何传递战略信号与战略决心，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则认为此类行动可能会产生挑衅性的效果，“激怒”对手国进而刺激其战斗意愿并提高战争风险。理性博弈模型相对忽视了作为决心信号传递的公共声明与军事动员本身的挑衅效应；政治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则片面地将挑衅作为国家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行为。本文通过建立博弈中的挑衅模型，聚焦挑衅在国际危机谈判中的战略意义，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两个观点：第一，挑衅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战略行为，国家引入挑衅的战略手段可以使决心信号更具可信度，因为正是挑衅的预期战略效果使挑衅信号的发送成本更高；第二，与普遍认为的挑衅会一致地促进危机螺旋升级的直觉相反，来自这些战略信号的信息可以减轻挑衅的冲突预期影响，并比不发出挑衅信号更能促进危机谈判的达成。
既有文献批判
1. 最近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表明，各种军事行动和公开威胁传递的决心信号经常会产生挑衅性的影响，产生强化对手战略决心、塑造根深蒂固的敌意模式、激起愤怒和复仇愿望、产生因地位下降而形成的羞辱感，进而降低目标国的战争成本并增加其战斗意愿。但这类研究只关注了挑衅产生的直接影响，即通过降低目标国诉诸让步的可能性来增加战争风险，却忽略了国家事实上可以预料其言行挑衅性影响的可能后果，并根据这一预期后果进行战略性部署或对该类言行使用进行条件化的框定。对于那些希望避免代价高昂冲突的国家而言，挑衅行为是否可以是战略上理性的？
2. 理性博弈模型认为，增加战争风险是国家可信地表明决心并获得更多战略让步的重要策略，诸如经典的“边缘政策”机制。但既有的理性博弈模型更为关注讨价还价结果对国家偏好的反馈效应，这些效应既来自国内的政治变化，也可能来自重复多次博弈中对危机结果的“进化”反应。但这些模型中国家偏好的变化源于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对手的战略行为，因此并未意识到一国偏好对另一国信号的直接内生性，即一国战略行为本身传递的信号与另一国战略偏好间的联系，正如挑衅效应可能发生的那样。
前置假定
危机理论家所强调的那些作为决心信号表达的公开声明与军事动员，恰恰是最有可能对目标国产生挑衅效应的战略行为，一国的决心信号可以内生性地提高目标国的战略决心与战斗意愿。但这与边缘政策及自缚手脚策略不同，挑衅通过对目标国的激励性影响而非对自身的影响来增加战争风险。同时，挑衅通过对目标国偏好和后续行动的影响，而并非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来增加战争的可能性。
国际危机中讨价还价博弈往往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且决心信号对目标国挑衅效应的大小不受信号发送国的绝对控制。
国家可能故意提高战争风险以发出代价高昂的信号，以期目标国进行更大的让步。
核心机制
挑衅信号具有显著的一阶效应，即通过提高目标国的战斗意愿，挑衅可能使目标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谈判立场，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但挑衅信号可能产生重要的二阶效应，即战争概率提高的预期风险会增加挑衅信号的可信度，信号发送国愿意挑衅会增加目标国对发送国强烈战略决心的认知，塑造目标国相对退却的战略偏好，从而反过来反馈以抵消挑衅信号的一阶效应，降低战争风险的提高。
虽然强势和弱势的信号发送国都不会从更具挑衅性的信号中获益，但在逐渐收窄的选择漏斗中，这种信号的二阶效应预期往往使其在没有非挑衅性信号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值得发送，即当唯一的选择是完全不发出信号时，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案例检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
文章以1911年6月摩洛哥叛乱引发的德国、法国和英国间的阿加迪尔危机为例，以进行案例检验。1906年欧洲列强同意法国在摩洛哥保持主导地位，但当法国军队介入时，德国要求对法国试图进一步巩固政治控制的行为进行补偿，由此引发了危机。针对德国的要求，英国通过公开宣示支持法国来表明其战略决心，这些行动激怒了德国人。然而这种挑衅产生了二阶效应，德国通过英国的挑衅推断出英国的决心，这抵消了挑衅的一阶效应，德国最终接受了更大的让步，并最终促成了危机的和平解决。
阿加迪尔危机始于德国派遣“豹”号炮舰前往摩洛哥南部，以表明德国对法对抗的决心。在危机初期，英国领导层明确认为如果德国没有得到任何让步，将很可能诉诸战争，但英国不准备屈服于德国的虚张声势，英国人相信“如果我们与法国一起拒绝德国的所有要求，德国政府可能会咆哮，但不会诉诸其他行动”，因此，英国作为挑衅信号发送国的情况，符合本文研究前置假定的假设。
英国领导层尽管相信德国会在面对英法联合反对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退却，但仍担心德国怀疑英国对法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为表明英国的战略决心，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著名的“豪宅演讲”，充满激情的演讲使得英国公众团结在政府支持法国的立场背后，进而刺激了英国的军事动员能力提升。该演讲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部分原因在于其作为一种公开的威胁被认为是对德国无端且极具侮辱性的干预。劳合·乔治的挑衅直接导致了战争风险的上升，这符合挑衅信号的一阶效应。
但挑衅信号的二阶效应继而发挥了作用。劳合·乔治的演讲传递的决心信号清楚地使德国人明白，为避免与决心高度一致的协约国发生直接冲突，妥协和让步是必要的。威廉二世直言：“在该演讲发表前，与法国的有利‘安排’似乎近在眼前，一切都改变了”。尽管威廉二世意识到德国公众的压力，但他接受了对法国的适度让步，因为他相信英国干预威胁的信号可信度。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也清楚地意识到，该演讲传递的挑衅信号可能是使德国走向和解而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译者评述
文章关注国际危机中国家挑衅行为的理性向度，认为发送国诉诸挑衅行为所传递的决心信号，虽会产生刺激战争风险的一阶效应，但也存在抵消冲突可能性的二阶效应。实际上，作者聚焦国际危机中的战略互动视野，其核心机制在于，一国诉诸挑衅行为的决心信号传递，在危机互动中可能改变目标国的战略偏好，进而助推其让步。这种决心信号传递下的互动性博弈，基于行为体工具理性的“成本-收益”假设，也存在可供检验的案例论证。
但这种挑衅二阶效应的发生条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限定。其一，存在互动中威慑模式抑或螺旋模式的限定。如果战略互动中实力并非悬殊的各方基于互动态势及威胁认知塑造出威慑模式，则为避免战略退让的灾难性境地，国家必须表现出战争的意愿并避免任何虚弱的表现。这种“比胆大博弈”用托马斯·谢林的话说便是“最好稳站道路中央，而不要连续作出微小退让”。在威慑模式下，虽然国家可能愿意接受某些让步以达成问题的解决，但其也担心对方的得寸进尺，即担心会使对方认为自己在博弈中失败，这种想法使该国无法做出可能的终止冲突姿态。典型的案例便是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博弈，日俄战争后日本不愿接受英国的外交调停建议也能一定程度上佐证。
其二，危机发生于目标国中心抑或边缘利益区，是这种挑衅二阶效应是否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在爆发于目标国中心利益区的危机中，中心利益受损的首要考量可能会抵消战略退让的可能意愿。对比一战发生前的历次危机与萨拉热窝危机的异同不难发现，巴尔干半岛对同盟国利益的相对中心性，某种程度可以解释最后的宣战。当然，大国有时对边缘利益区也存在不对等关注，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威胁，这种边缘利益区的不对等关注同样也难以佐证这种挑衅的二阶效应。
其三，国内政治及国内社会的变量，同样影响着挑衅二阶效应的发生条件。国内政治联盟化和公众舆论异化的进程，可能使得一国领导层在诉诸战略退让时面临严重的国内压力。虽然这种国内压力因为国家制度的约束存在一定的缓冲，但此种压力一旦超出了可控的阈值，便成为危机管理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一战前德国国内文武关系的紊乱和国内社会的“卡特尔化”，刺激着德国的战略冒进，并最终影响到德国在危机管理中的政策选择。
译者：谭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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