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的帝国”：离岸金融时代的国际货币权力 | 国政学人

全球金融在近些年来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推动因素之一即为离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离岸金融允许外国银行创造本国货币。例如，德意志银行可以在伦敦给一家巴西公司提供以美元结算的贷款。管辖权的错配使交易免于任一国家的规则限制。现实中，在海外被创造最多的货币是美元。随之而来的困惑是：离岸金融如何、为什么能影响国际货币权力？

本文认为离岸金融改变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本质和分配，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转变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性银行被赋予货币创造特权下的间接统治。间接统治面临的常见问题是地理空间扩张与权力集中之间的平衡。这些改变是根本性的，在对此探讨之前我们需要重温国际货币权力的渊源。

针对国际货币权力，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本文将其理论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际货币权力是国家通过推迟必要的调整或将相关成本转嫁给他国以管控外部经济不平衡的能力。经常账户的平衡是货币权力斗争的关键战场。第二，货币权力事关自主性（autonomy），这体现在不受约束的货币政策和不受国际贷款人制约上。第三，货币权力是货币国际化产生的功能，由其在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贸易和中央银行储备中的份额所衡量。第四，因为国家制定货币政策，所以货币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间关系。

学界针对科恩的观点展开了广泛讨论与补充。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引入经济利益与认同、国内货币制度因素用以弥补对货币权力宏观分析的不足。有学者强调私人部门的作用，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和银行。最终，学者们建议在经常账户之外加入对资本账户和国家外部平衡的分析。

相关讨论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有关货币权力概念的争论。学界对货币权力形成三种不同解读。第一种便是科恩的观点，认为货币权力是免遭外界限制的自主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权力是影响他者行为或者提供全球性货币的能力。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权力需要有强制力，国家将其作为达成安全目标的手段。

这些讨论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理论上，以上观点忽视了货币内在的政治属性；经验上，离岸金融对国际政治经济愈发重要，既有研究却没有讨论离岸金融如何重塑了国际货币权力。本文随后对货币及其内在权力进行理论化，以弥补既有研究在理论与经验上的缺乏。

为了理解货币的政治属性，本部分首先对货币进行本体论上的考察，澄清货币的本质，随后阐述离岸货币对国际金融造成的影响。

1.货币的本体论地位及其内在权力来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重新激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信用货币理论。该理论包含两个中心原则：第一，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第二，货币代表了分层建构的社会关系（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 social relationship）。

第一个原则，货币作为信用，强调货币是发行者进行偿还的承诺，也是货币使用者的资产。货币作为信用表明其本质是一种债务关系，这种关系当今已经得到法律的规范。债务关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保证货币能够支付的承诺得以实现。

第二个原则，货币作为分层建构的社会关系,强调存在不同形式的货币，而这些形式存在等级上的高低关系。根据英厄姆（Ingham）的论述，在货币的等级制中存在“主权货币（sovereign money）”与“准货币(near money)”，前者属于国家，后者则是银行进行偿还的承诺。国家的支付承诺是最安全的信用，因为国家掌握着税收和独占性权力。银行存款、贷款、债券等金融手段在货币等级制中处于更低一层。国家提供权威，银行提供流动性。根据货币作为分层建构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可概括出两种货币权力：克服物资短缺的权力；创造货币的权力。

2. 离岸货币的作用

离岸货币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得到阐释。首先，离岸货币改变了货币流动性（liquidity）。“离岸”则等于“外国”：例如，所有在美国领土外以美元计价完成的交易都由离岸美元完成，这重塑了美元流动性。第二,离岸货币改变了规则制定及其执行过程。离岸金融中心创造的美元在美国管辖范围外，离岸金融活动极少受到监管。

除了探讨离岸金融的相关理论之外，其应用范围同样重要。本文通过离岸美元与本土美元的比率评估离岸金融的重要性。作者设计的第一个样本包括五个发达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瑞士。第二个样本包含三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巴西、韩国和希腊。结果显示，在2023年所有样本内国家的离岸美元数量都多于本土美元。两者比率从2：1到10：1不等。

从货币的内在权力角度看，大多数国家都在海外克服了美元资源的限制。经济行为体寻求海外美元，而他们更青睐海外金融中心的非监管区域。海外银行可以在不受美国影响的情况下决定谁在何种条件下得到美元，这让国家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获取美元流动性。总而言之，在离岸金融时代，美元结算的信用不一定需要借助美国领土或美国法律。经济行为体可以获取以美元结算的债务却不与美国产生实际关系。

在定量分析之外，本文还针对巴西的离岸金融经验开展了案例分析。新兴经济体巴西是离岸美元市场的最大借款者之一，其经验能帮助理解等级序列中的信用关系。自1822年巴西独立开始，直到1994年，巴西货币雷亚尔经历了高通胀和高利率的挑战，并且巴西银行服务严重不足。为弥补本国货币流动性，巴西政府进入离岸美元市场。1967年，巴西军人政府允许部分银行进行离岸金融交易。上世纪70年代，18家巴西银行在纽约开设业务，进入美国金融市场。上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的银行已经在纽约和伦敦分别拥有价值19亿和13亿美元的资产。

巴西的离岸金融帮助自己克服了国内金融状况造成的资源短缺。政府可以在欧洲美元市场以比通过美国或者IMF更好的条件进行借款，并且利率更低。离岸金融有效缓解了巴西国内资源不足的状况，给予政府更多金融权力与自主性。

由前文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文提出有关离岸货币权力的观点。

第一，离岸金融改变了构成货币的信用关系。它将美国的计价单位与别国的法律体系相结合，造成了低透明性与较少的监管。

第二，通过将美元与（主要是）英国法律相结合，离岸金融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与货币的绑定，这增加了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离岸货币也可以流动至美国银行体系中，离岸与本土金融市场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离岸金融能够调节两种货币权力：克服资源匮乏的能力与创造货币的能力。借款者能够在海外获得美元，资助原本可能无法进行的经济活动。此外，外国银行拥有了“制造美元的权力机制”，能够影响全球美元流动性。

总的来说，离岸金融更加依赖信任而非强制力。离岸金融提升了美元全球流动性，同时增加了承诺崩溃的风险。

在离岸金融时代，国际货币权力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国家在国际金融系统中作为借款者或贷款者的地位不总与其账户平衡相关联。当今国际货币权力的主战场在于如何获取美元以及设置、选择、绕过相关规则的权力。在今天，国家与其货币地位不必然挂钩。国际货币权力不仅关于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及其在国际等级制中的地位，同时也关于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关于其是否能够参与美元的创造中。

离岸美元对美国货币权力的影响是多面的。允许海外制造美元让美元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同时，美国对美元的数量、流通对象、管控规则的控制力被削弱，这削弱了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拥有的规则制定权力。由于与离岸金融中心的松散连结，离岸金融让美国权力的实施变得更为间接。

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纠葛在历史上早有先例。现代化早期的“公司国家（company-states）”在殖民扩张中取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它们将国家主权投射到海外征服当中。这便是2020年Phillips和Sharman提出的“外包帝国（outsourcing empire）”，代指现代化早期主权国家通过分配甚至售卖特权以拓展疆土的行为。在今天，全球性银行扮演了过去的“公司国家”角色，被给予了创造货币的权力，还可以绕过法律规范。跨国银行通过离岸金融帮助美国实现了对全球更广泛的间接统治。这种统治通常是低成本的。但是当面对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时，银行需要大额资金的援助,而在萧条时期维持这套金融体系需花费高昂的成本。“外包帝国”在表面的繁荣外，也面临着间接统治的通常问题，蕴含着内在的脆弱性。

Denominate

以…计价

Hierarchical 

等级制度的

Offshore

离岸的、境外的

Circumvent

规避、绕过

审校 | 丁伟航

排版 | 张俊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