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跨国维度：以1946-2020 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为例 | 国政学人

统治精英所属的阶层转变，或者新统治者从不同的阶级联盟中获取支持从而夺得权力，往往导致外交政策的改变。诸如各国政变和社会运动的动态使得国家统治者深度依赖某些社会群体的持续支持以维持其权力，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必须在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方面同样关注选民的偏好。进而言之，因为基于阶级（class-based）的社会群体在世界大多数社会中具有持久的政治相关性，本文认为，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等机构中的有组织分歧不仅反映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分歧，也反映了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分歧，还反映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阶级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政治就是阶级政治。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以1946-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各国的阶级支持与投票立场为例，并尤为关注两种分歧较大但同样研究国际组织的次国家层面的影响以及各国在国际组织内部的政治立场的传统流派：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Marx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一方面，自由多元主义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将外交政策视作不同社会利益的集团在国家政治框架内争夺影响力的结果。这一考量并没有着重对“阶级”进行讨论，也因此缺少对于不同阶级的政策偏好的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世界政治中的阶级问题（财产所有者阶层与大众阶级的冲突）更为关注，尽管在其细分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有关阶级之外的社会权力来源、联盟多样性的讨论空间。其中，本文采取了一种新葛兰西分析法的方法论（neo-Gramscian analyses），认为国家制度和基于阶级的社会力量联盟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复合体”，进而造就在国际机构中追求不同目标的国家。

在实证层面，本文以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投票记录和分歧作为样本，评估各国外交和意识形态对美国霸权和“自由国际秩序”这一现状的支持程度，进而作出假设，依赖精英阶层（property-owning elites）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与美国一起投票，而依赖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群体的政权更倾向于投票反对美国，但这些倾向取决于这些基于阶级的群体所结成的联盟。来自瑞典V-Dem研究所“民主多样性”数据集中有关各国对其不同社会群体依赖程度的数据给本文提供了量化空间，通过固定效应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fix-effects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本文发现执政集团依赖不同阶级支持的时期与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倾向不同的时期有关联；而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first difference model），本文发现支持阶级的转变与该国联合国投票立场的转变相重合，同时滚动回归（rolling regression）的方法被运用以评估时间因素，结果表明，尽管时间变化，阶级支持仍与特定投票立场相关联，这与新葛兰西方法论中认为基于阶级的社会力量产生历史性（historically contingent）影响而非恒定不变的概念相吻合。

本节围绕国内阶级和国际分歧讨论了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和过往研究。

1.自由主义：不可知的多元主义

现有关于国家外交政策立场和国际组织中分歧的系统研究大多是在自由主义多元化（liberal pluralist）框架下进行的。其中多边机构中的分歧有时被解释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对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这类解释认为，多边主义政治可以从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不一致的单一维度来理解。同时，有些研究认为大国为了争夺权力份额和塑造系统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互相竞争，而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是由其公民的关键群体的偏好所决定进而透过特定政治机构传递，并因支持联盟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研究令人信服，但都未能确定外交政策偏好的社会根源。这种不可知论（agnosticism）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多元主义模型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需求被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前提。构成这些联盟的团体可能是基于阶层，也可能围绕着任何其他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组织。虽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能够以解释分配性的冲突是如何在世界市场的损益中产生的，由于其过于强调市场中部门（sectors）的动态而非阶级，这类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很少就社会阶级和国际分歧的关系提供实质性建议。

2.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国际化的阶级斗争

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强调阶级的作用，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与上文不同的概念化方法。相比于自由多元主义观点着重于选举民主“少数人统治”下利益集团联盟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传统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实现足够组织水平以动员并进入政治生态的大型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对权力的获取是结构性的和持久的，例如社区精英领导的宗教团体，但历史社会学内部的长期传统一直强调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最为强调阶级以及围绕生产手段的斗争的核心地位的方法。在其框架内，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植于其阶级特征，如果新的阶级崛起改变了国家，其外交政策必须改变。因此，正如葛兰西所说：“国际关系在逻辑上后于基本社会关系而产生”。与此同时，尽管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不同流派之间存在差异，其共识在于外交政策是由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全球冲突所决定的，这种冲突既在国内也在国际上追求基于阶级的利益。因此，社会力量对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夺会影响国家间关系。

3.阶级政治的持久性和国际相关性

尽管在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没有发生如马克思在19世纪所预见的工人革命，但在高收入民主国家，阶级裂痕足够严重，以至于“政党斗争是阶级冲突”这一论断被视作公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追求更大的再分配和国家干预，而工人阶级的数量规模也确保了即使是中右翼政党也致力于促进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似乎导致了去阶级化和个人化，工会组织衰落，生活水平的趋同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使阶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本文认为这一论述具有误导性，因为阶级分化在高收入民主国家中仍然存在，职业阶级仍然是经济中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意识形态偏好的最强预测因素，高收入民主国家内部基于阶级的投票模式差异也仍然存在。对于南方民主国家而言，阶级同样在投票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和非洲选举中的投票情况。

以上跨国证据与这一观点一致，即工人阶级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缓解不平等以及国家干预以限制市场范围，而资产阶级则倾向于反对这些目标。如果外交政策是对国内社会利益的外部追求，那么可以合理地预期，一个国家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评估将取决于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作为国内社会利益集团更强大。当这一预期被放入对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研究中时，各国的投票立场被解读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评价。换而言之，美国外交政策和其社会的主流意识被描述为一种“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absolutism）”和“洛克式（Lockean）社会”。这一对自由市场、私有财产权和开放无壁垒的承诺，经常与其他由大众社会力量支持的政权发生冲突。不管是在二战后、冷战亦或是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多种维度下评估，依赖工人阶级支持的政权对美国霸权的反对体现在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对。

4.阶级联盟、“国家-社会复合体”和多边机构

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即使不同阶级之间的偏好存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如预期般分化成绝大多数的无产工人阶级和数量较小的资产阶级，进而使得阶级很少独自夺取政权，同时“国家是单一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统治”的观点也难以维持。因此，不同阶级社会力量的联盟的出现有助于解释诸如革命和民主转型等重大动荡，阶级联盟比单一阶级对国家的影响力更为常见。进一步讲，如果存在基于多个阶级社会力量的不同组合的联盟，那么世界政治中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少数残余的封建、农业国家。这与新葛兰西主义国际关系中“国家形式的多元性”相吻合。与自由多元主义框架不同，国家不被视为与民间社会分离的机构，相反，前政治（pre-political）的社会利益争夺对其的控制权，也不同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家不是单一阶级的压迫机器，而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力量的特定配置之上，产生于内部政治斗争，并有权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不同的群体通过各种形式将各自的影响转化为长期和制度化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在新葛兰西框架内，虽然各国制度中“嵌入”和渗透的社会力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阶级仍占据着核心地位。这一概念进一步拓展到国境外，霸权的确立涉及在民间社会中建立“集体政治主体”的斗争，对国家的争夺，以及最终的，在国际上构建霸权的斗争，是对国内斗争过程的地缘政治重演。

因此，在这个框架内，学术界认为美国利用多边组织将资本主义市场扩展到全球，同时保持对其他国家最低限度但足够的同意。诸如联合国大会的机构为抱怨美国霸权提供了不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物质势力的基础，即在联合国大会等组织中发生的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各国都在清晰地阐述并试图为其偏爱的世界秩序愿景争取支持，而他们的立场是由他们所依赖的国内支持群体所塑造的。

5.关于阶级、外交政策和国际分歧的假设

基于阶级视角的多边政治的影响可以通过联合国大会的数据来检验。其决议内容包括人权、特定国际危机，世界经济的调节和发展问题，这些辩论旨在重组全球经济和再分配，以使全球南方受益，并规范跨国公司行为。因此可以预期到，根据支持阶级的不同，联合国讨论内理应存在分歧。

基于此，本文划分出了基本的几种社会力量：农民阶级（peasantry and rural sector），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工人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所有者（property owning class）。支持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阶层往往倾向于采取与支持资本主义的美国一致的外交政策。支持再分配的社会阶层往往倾向于政权在联合国内采用与美国产生分歧的外交政策。进而，考虑到不同阶层本身的特性和过往研究，本文提出了五种有待验证的假设：

H1：一个政权对经济上强大的财产所有者阶级的支持依赖程度越大，它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一起投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H2：一个政权对中产阶级支持的依赖程度越大，它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及其盟友一起投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H3：一个政权对农村或城市工人阶级支持的依赖程度越大，它在联合国大会上与美国及其盟友一起投票的可能性就越小。

H4：如果一个政权依赖于工人与商业精英组成的联盟的支持，那么在联合国大会上，它就更有可能与美国及其盟友一起投票。

H5：如果政权依赖于工人和农民联盟的支持，那么在联合国大会上，它就不太可能与美国及其盟友一起投票。

本文的回归性分析以Bailey，Strezhnev和Voeten对联合国大会上国家理想点（ideal point of states）的估计为因变量，这一估计用于评估大会分歧程度，即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或反对程度，以及在国际秩序中对自由和基于市场的原则的制度化的支持或反对程度的主要指标。同时中心因变量取自“民主多样化项目（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中Djuve等人对政权成分的调查。对于调查而言，阶层被分为了贵族、农业精英、商业精英、农村中产阶级、农村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七个变量，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Bayesian item-response techniques）进行汇总（见图1）。与历史相对照，该数据集成功追踪到了各国发生的主要转变，例如智利1973年政变后主要支持阶级的转变。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和以往研究结果，本文将“多头统治（polyarchy）”，“自由宪政指数（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index）”，“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而基于“资本主义和平（capitalist peace）”，也将多头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纳入回归模型中。该分析采用了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回归作为主要的估计策略，以研究联合国大会中基于阶级的变量和理想点之间的关联。同时，为了评估政权支持基础的改变是否与该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是否一致，本文采用了一阶差分回归的方法提供更多信息。

联合国大会理想点与不同阶级成分、特点之间的回归分析表明，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与美国立场一致的立场与多元政治、自由宪政、经济发展以及除贵族以外的对所有阶级的依赖呈正相关。阶级变量之间总体上呈正相关，尽管农业精英的支持与城市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之间的关联较弱，而贵族的支持与对其他阶级的依赖呈负相关（见表1）。依赖于商业精英和农村中产阶级的支持与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投票立场相关，而依赖于农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则与相反的结果相关，这部分证明了假设H1和H2。对于控制变量，多头政治只有在经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时，才与对美国的认同正相关，而自由宪政指数与对美国的认同正相关。因此，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两个方面，似乎与联合国上的不同投票倾向有关（见表2）。

进一步的滚动回归分析揭示了阶级与投票之间的关系如何随时间变化（图表在此不过多罗列）。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有四个阶级支持变量都与外交政策立场有显著的关联。在冷战末期及以后，阶级支持的差异似乎与外交政策立场之间的关联减弱，但商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近年来甚至在实质上重新变得重要。总的来说，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以下观点一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有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有所体现。贵族的支持似乎无助于对此作出解释。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对许多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和联合国投票倾向并无关联。整体上看，依赖工人阶级支持的政权可能既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如果依赖工人阶级支持的政权，其阶级联盟同时不依赖于商业精英，那么它们往往会投票反对自由国际秩序。因此，一个政权的外交政策立场似乎不仅取决于其支持所依赖的基于阶级的社会力量，还取决于阶级融入政治体系的方式以及它们所属的联盟。

Polyarchy

多头政治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Pluralism

多元主义

校对 | 谈诗琪 席志成

审核 | 施   榕

排版 | 张靖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