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全球生物安全与科学外交：挑战、实践和未来方向｜国政学人

在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创新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导致了新的生物安全问题的出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和行业参与者开始参与生物科学研究和创新，这种现象被称为“泛科学”（Science at large）。它使得科学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科学机构，反而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首先，“泛科学”强调了科学研究的去中心化。过去，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等传统科学机构内。然而，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普及和技术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者开始参与到科学研究中。这些参与者包括草根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研究者以及生物黑客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生物科学的进步。例如，自2017年以来，多个跨国草根集体开始进行“自己动手”（DIY）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快速推进实验性药物的开发。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使得科学活动更加多样化，促进了创新，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和监管框架。

其次，生物安全问题在“泛科学”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生物安全监管框架往往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兴的科学活动。由于许多研究是在非传统环境中进行的，缺乏必要的监管和规范，这可能导致生物安全风险的增加。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实验室安全措施的缺失以及生物材料的意外释放等，都可能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威胁。在DIY基因治疗的案例中，参与者往往缺乏专业的科学知识和实验室安全培训，这使得实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难以保障。

再次，全球化背景下，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无法及时应对“泛科学”带来的生物安全挑战。一方面，随着科学活动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监管机制滞后，可能会出现监管漏洞。例如，许多国家的生物安全法律主要针对大型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而对个人研究者和小型组织的监管则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跨国界的，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和伦理标准。这种跨国界的特性使得生物安全治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各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监管政策和实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框架并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物安全标准和监管措施，以确保科学研究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泛科学”带来的生物安全挑战，需要调整现有治理机制，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和政策框架，从而更好地应对生物技术的风险，促进各方合作。作者指出，科学外交的扩散和分布式生物安全倡议的兴起成为应对生物安全挑战的重要策略。

科学外交是指在科学、技术与外交政策交汇的领域，通过科学合作和交流来促进国际关系、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增进国家间的理解与信任。其核心在于认识到各国科学力量的不平等，并利用科学作为工具，缓解这种力量失衡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科学外交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科学在外交中的作用、外交为科学服务的方式和科学为外交提供的支持。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联合发布的《科学外交的新前沿》一书，强调了科学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重要性。这本书不仅重新激活了对第二轨道（Track II）外交的讨论，还指出了需要将外交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正式网络。此外，科学外交的扩散也体现在技术大使的角色上。2017年，丹麦率先设立了技术大使的职位，旨在促进科技与外交的结合。这一做法迅速被其他国家效仿，包括美国在内的二十多个国家都设立了类似的职位。然而，这些技术大使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机构，也活跃在像硅谷一样的科技创新中心。这种新型的外交角色使得科学外交不再仅仅是国家间的事务，也成为了大型科技公司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工具。因此，科学外交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互动，还涉及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地方社区的参与。

分布式生物安全倡议（Distributed biosecurity initiatives）通过多方参与和合作来增强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护能力。分布式生物安全倡议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和年轻科学家中，促进知识共享、资源整合和能力建设。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分散的代理权，鼓励不同地区和背景的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生物安全的治理和实践。历史上，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全球北方国家手中，形成了“西方国家向其他地区”（West to rest）的传播模式，全球生物安全倡议主要由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见本文最后部分的表1)，信息流动往往是单向的。然而，这种模式在资源和研究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生物安全的规范无法简单地从一个国家“空降”到另一个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南方的年轻科学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对话。例如，东南亚战略多边生物安全对话于2014年成立，其作为一种第二轨道机制，旨在检测、减轻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这一对话为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了信息、协议和文件的交流，并创建了一个共享的专家库。此外，天津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与战略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和国际科学院联盟的专家共同制定了《2021年天津生物安全准则》，并作为工作文件提交给《生物与毒素武器公约》（BWC）专家会议。

同时，西方主导的生物安全项目也正在积极适应日益扩大的科学实践和权力动态变化。自2018年以来，多个组织如核威胁倡议的全球生物政策与项目团队、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UNODA）、国际生物安全协会（IFBA）等，建立了协调的项目网络，旨在与年轻科学家合作，推动负责任的生命科学实践和创新。这些组织通过提供平台和资源，鼓励年轻科学家参与生物安全的讨论和决策；此外，2019年的“生物安全青年倡议”赋权了来自全球南方的年轻科学家，以参与未来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护的制定。通过建立多方合作和知识共享的网络，年轻科学家能够在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生物安全政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生物安全社区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更加关注生物创新组织、科学外交和分布式生物安全倡议。为延续这些新兴趋势，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有效发展。

首先，文章强调，全球生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包容性和监管创新，尤其是针对社会资金的多样化来源和生物科学研究中新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了应对生物技术的跨国性，生物安全及其相关的监管-伦理讨论实际上已经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需要与广泛的公众互动，确保科学创新与自我治理机制之间的协调。

其次，推行多轨道科学外交（multitrack science diplomacy）的机制推动国际合作。这包括为科学外交和生物安全建立制度性的投资和支持平台，提供持续的互动和学习机会。这种机制不仅有助于识别风险，还能促进新规范的接受，尤其是在跨国界的合作中缩小地缘政治的分歧。

再次，在生物安全讨论中纳入新兴利益相关者，推动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对话。尤其是在新兴的社会行为主体和技术专家的参与下，这类对话有助于在旧有和新兴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共同体，从而推动合作和文化的融合，并为共同应对生物安全挑战奠定基础。

最后，在大学科学教育中正式融入科学外交的培训课程，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中。这种技能的培养对于新一代科学家至关重要，使其能够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有效传达科学优先事项，并增强生物安全合规性。

表1  1991年以来全球主要的生物安全倡议

Biosecurity

生物安全

Multitrack Science diplomacy

多轨道科学外交

Tacit diplomacy

隐性外交

Diplomatic acumen

外交敏锐度

校对 | 丁伟航

审校 | 丁伟航

排版 | 张奕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