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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债务转移和财富变动。
如果推选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今年宏观市场的显著特征，“搬家“必能获此殊荣：
一边是央行屡次释放信号，敦促“存款搬家”让大家消费未果；
另一边，是债务大规模“搬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每个人正在成为这场史诗级债务大转移的见证者。
为什么存款搬不动、债务搬家却势不可挡？一切要从今年的宏观形势说起。
住房市场持续处在收缩区间等现状导致的“财富缩水”预期，使得普通人“以存代花”，不敢消费，一系列数据足以说明问题：
今年以来，北上广三大一线城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集体现负增长；
北京上半年餐饮业利润同比下滑88.8%，上海则直接亏了7.7亿；
各类消费金融、网络金融业务首当其冲，讽刺的是在各行业就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催收员”成了各大金融公司抢着要的香饽饽。
衣食住行等必需消费都“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当下，“引诱”居民和企业部门，通过上杠杆来消费、投资更是难上加难。
以房贷为例，居民杠杆不增反降：
截止6月，全国房贷余额37.79万亿，相较于2022年最高点的38.9万亿，缩水了足足1.1万亿。
个中原因，部分是因为借贷人在利率下行的环境下，主动提前还贷降杠杆；
另一部分则纯粹因为月供续不上，剩下的房贷只能被银行按照坏账核销处理，这部分房贷余额，也就直接从全国房贷余额中被抹掉了。
这样的住房消费市场现状，传导到房地产开发产业链的上游，自然导致与地产相关的投融资大幅下滑。
从整体贷款市场来看，居民杠杆率已连续两年停滞，与此前20年间高歌猛进的增长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要实现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确保整体市场的资金充裕性和流动性是必要前提。
因此，在居民、企业两大部门的债务市场面临熄火时，盘活市场的重任，就落到了政府部门肩上：
今年前7个月，中央政府新发行国债已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的发行总量，达到6.75万亿；
2021年至今的国债整体余额增长率，达到将近40%，从2021年底的22.5万亿，暴增至今年7月的31.3万亿；
在此期间，政策性银行债也增长了约18%，从19.7万亿上升到了23.2万亿。
也就是说，不到三年时间，中央政府部门新增了12.3万亿的国家债务。
根据高盛统计，目前国内整体债务市场中，中央政府的份额占到了37%，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新发国债的资金用途，主要集中于农田水利、应急防灾、国家基础设施、粮食能源、科技创新、社会保障等领域——
在房地产、地方基建、居民及企业债市冷清的环境下，“以工代赈”、拉动配套的“救火”意味明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正在“被动上杠杆”。
自2021年地方土地财政发生转向后，城投融资额从2021年的7万亿，直线降至2023年的5.1万亿，两年间净融资额降了约27%。
也是在同一时期，中央开始要求地方严格化债，主要表现在：
一是严控新增债务；二是把城投债务用政府债券等方式透明化，实现“隐形转显性”。
而两年间少增的1.9万亿债务，在42万亿的存量政府债券、60万亿的城投债务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因为如果按照3%的融资利率来计算，每年地方政府需要偿付的利息，仍超过3万亿——
少增的1.9万亿融资额，完全不足以抵消存量债务每年3万亿的利息。
而由于利息是刚性的，随着债务展期，负担只会越来越大，杠杆率也将越来越高，地方政府由此陷入一个“被动加杠杆”的循环中；
亟待通过盘活现有资产偿债、低利率置换高利率、境内债置换境外债的“化债三板斧“，来打破这个循环。
这次债务大转移，虽然在国内堪称史诗级别，但其实类似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发达国家发展史上并不算新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杠杆率由61%飙升至117%，通过债务转移，政府部门挑起了居民及企业部门的担子，实现了纾困效果；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地方政府自90年代初，大力加杠杆、搞基建；
90年代中期，继续通过中央政府上杠杆，开始振兴投资和出口；
配合央行的“零利率”政策，日本政府兜底经济活动，25年间，政府债务率飙升至近400%。
现如今，历史的大潮将我们推向了与当年的美国、日本相似的境况。
这一次，我们是否能通过债务转移顺利过关？——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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