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岐，韩虎泰｜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地理概念考论

文｜吴宏岐，韩虎泰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510632)

《史记》、《汉书》等汉代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徼”、“徼外”的记载。“徼”字出现在对西南夷地区的描述中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汉书》亦有“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的说法。笔者认为“关蜀故徼”里的“徼”应当是指蜀地边防的关口。

在《汉书》、《后汉书》中，“徼”一词大都出现在对西南地区的描述中，常以“徼外”称之。概括而论，汉代的“徼”有两种基本涵义。

一为汉帝国西南边疆地区汉人和蛮夷分布区的边界，以及设置在这一边界上的关塞、亭障等防御景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一句，司马贞《索隐》引张揖云：“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汉书·佞幸传》邓通“盗出徼外铸钱”，颜师古注曰：“徼犹塞也。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塞者，以障塞为名。徼者，取徼遮之义也。”《史记》“分卒守徼乘塞”，司马贞《索隐》释“徼”云：“徼谓边境亭障。以徼绕边陲，常守之也。”由上可知，“徼”既有边疆地区汉夷边界的意思，又表达了设在边地的亭障关塞之意。

二为在边境地区进行的巡守、放哨。如《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为凉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李贤注引《说文》曰：“徼，巡也”,有巡守、守卫、巡视的意思。

由此又引申出“徼外”一词，乃泛指地域和人群相对模糊，游离于汉帝国政治地理边界以外的荒蛮之地。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相关记载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汉代，“徼”所表达的地理边界和“徼外”指示的地理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而有所变化《汉书》、《后汉书》常用“徼外”一词来指示与汉政权直接管辖地或汉文化圈判然区别的化外之地，但“徼外”所指却往往不同。

随着汉朝西南政治地理的扩张，“徼”随之不断向外推移，与此同时原属于“徼外”的地域亦不断被纳入“徼”内，成为汉政治圈和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史记》称：

这些“巴蜀西南外蛮夷”原本处于汉帝国政治和文化圈以外，但到了汉武帝时代，“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原先蜀地与蛮夷边界的“故徼”向西、南推移至沫、若水和牂牁江一带，并在这一区域内设置郡县进行有效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又“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其实，早在秦代，西南夷与汉族人群的边缘地带已设立郡县。司马相如曾对汉武帝说：“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汉书》也说：“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然而，西汉初年，由于多年战乱，加之北方匈奴的侵扰，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长期采取“关蜀故徼”的政策，断绝了往来，所以西南之“徼”一度内缩。至汉武帝时，重新开拓西南边疆，并在西南夷地区“为置郡县”，设越嶲、沈黎等郡，青衣、髦牛诸县进行管理，实行汉夷分治的措施；至天汉四年（前103），“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髦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对归附后的西南夷采取不同于汉人的治理模式，“逐渐在郡县区之外普遍设立不同于郡县体制的地方行政建置，开始构筑中国的外边疆”。所谓的“故徼”以及其向西、南移动至沫、若水和牂牁江一带新形成的“徼”，不仅反映出汉代西南边界的推移，同时又包含着边境塞障的重新构置。即如余英时所云：“每当归降蛮夷被划定为内蛮夷的时候，从前设立用以将他们与汉人隔离开来的边境塞障就会撤除。”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西南地区不能像北方边塞一样修筑长城那样连绵而浩大的防御工事，来区界汉人与夷狄的地域范围，故而旧的塞障（“故徼”）撤出之后，新的塞障（“徼”）便依托山川等天然屏障，并在交通要道和隘口设置人工塞障作为防御据点，以此构成西南地区新的汉夷边界体系。其实，在塞北地区，有天险可凭者，亦常善加利用，构筑边防体系。汉元帝时，侯应在谈到武帝所设长城时说：“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这与西南之“木栅、水为蛮夷界”颇为类似。

在秦、西汉时代，由于史家们只能了解到“徼”之内汉朝政权所能延伸到的地方的情况，对“徼外”的世界不甚明晰，故而所说的“徼外”，表达的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区域。这一时期“徼”所指示的边界在不断地随汉帝国的拓疆进程而西进，但人们只知“徼外”有与汉朝截然迥异的地域和人群，却不知其具体情况。《史记》对西南夷的记述仅止于“徼”，对徼外的山川河流等地理概况以及人群分布、社会生态等几无涉及。《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体例，虽然对“徼”内的记载略有增益，但对“徼外”则往往不着笔墨。如在描述西南地区河流的源头时只云：某水出徼外至某地入某水或某江，对该河流在“徼外”的发源和流向及其水文状况则不甚清楚。如：“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明入汉，过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这里记载的白水只涉其进入武都郡后的情况，对其在“徼外”的情况则只字不提。又如：“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今雅砻江）。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汶江，渽水（今大渡河）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所谓“若水过郡二”，指若水进入“徼”内后经过蜀郡、越嶲二郡；渽水则经过蜀郡、越嶲、犍为三郡，在今乐山附近入长江。所记“千六百里”、“三千四十里”，则为若、渽两河水进入蜀郡以后的流程。至于若水、渽水源于徼外何处，在徼外的流向、流经地方及流程等等，均无记述。当然，一旦斥关拓边，原先“徼外”的蛮夷内属之后，作为边界的“徼”便进一步向外推移，过去的“徼外”变成“徼”内，过去化外之地的蛮夷便成为汉政府统辖下的边境少数民族，相应地便成为史家记述的对象。

东汉时期的情况似略有不同，由于内地与边疆交流的加强，人们对于汉代西南之“徼”和“徼外”的情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徼外”一词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还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其一，“徼”作为边界具体到某某郡或县，并且郡（县）徼外蛮夷的名称和族属类别逐渐明晰。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有“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和帝）永元六年，（广汉）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十二年，髦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归义内属”，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夷种与徼外汙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之类的记载；而《后汉书·西羌传》也有“南接蜀、汉徼外蛮夷”之语。由此可见，随着东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的推进，“徼外”所指示的地域和人群已经不再那么模糊，而是渐趋具体。

其二，“徼外”蛮夷与汉朝的互动渐趋频繁。如东汉永平十二年（69）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髦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安帝永初元年（107）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内属”；安帝元初三年（116），“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不仅原居于汉朝化外之地的“徼外”蛮夷开始率众内附，而且汉代还设置管理机构治理“徼外”蛮夷。

其三，“徼”作为边疆概念的表达话语，开始出现普遍化的趋向。随着汉代边疆的拓展，在人们心中，“徼”作为一种区分汉人和蛮夷居住区域的边界，不仅用于西南地区，而是逐渐形成人们普遍认同的边界概念，成为边疆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它的使用地域亦扩展到汉代的东北、岭南边疆地区。如在东北地区，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据说，“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在东南部，亦用“徼外”来表述化外之地。如建武十二年（36），“九真徼外蛮夷张遊率种人内属”；建武十三年（37），“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章帝元和元年（84），“日南徼外夷献生犀、白雉”。

可见，汉代“徼”、“徼外”作为边疆地理界限和化外之区的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皆有一定的演变，这相应反映了汉代在西南边疆和边疆区域的扩展过程。

在汉代文献中，“徼”、“徼外”作为一种地理概念在不同语境下表达着不同的地理内涵，所表达的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地理界限，更涵盖了人群区分和族群认同、生态结构、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表达着多元的地理意义。

（一）人群区分和族群认同的边界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记述汉代历史诸多场景的文献中，“徼”或“徼外”都在试图建构一种西南边缘地区人群的区分体系。“西南夷”作为特定的区域性人群统称，最早出现在《史记》中。然而，关于汉代西南夷涵盖的地理范围，至今诸家说法各异。方铁认为，“汉代西南夷包括今云、贵和川西南地区”；童恩正则认为，“司马迁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地区、洱海地区、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的雅安地区、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地成为‘西南夷’”；石硕认为，《史记》时代的“夷”是对西南地区人群的泛称，而在《后汉书》、《华阳国志》中则变成一个明确的族群类别；邹立波则进一步认为，汉代文献中“徼外”一词已成为构建汉代西南夷人群区分体系的重要标识。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述由南至北为夜郎、滇、邛、嶲、昆明、徙、筰都、冄駹、白马九个部落，应当是汉初蜀故徼以西、以南的部落，是处于汉“徼外”的人群。然而，西南夷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汉帝国向西南疆域的扩张，西南夷所涉之范围界线亦在移动。如哀牢夷原处“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至建武二十七年（51），其王“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使得西南夷范围扩展至今天的保山、潞西、大盈江、太平江一带。

不过，虽然“徼”作为西南汉、夷人群区分的边界在变化，但是“徼外”和“徼”内的地理界线并不是十分严格，即便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徼外”的人群部落逐渐明晰，但“徼”表达的仍然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边界概念，在这一边界内外不断地上演着族群认同的诸多变化。在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在“徼外”和“徼”内都可能存在蛮夷人群。只是“徼”之外的蛮夷处在汉朝政权控制之外，“徼”之内的蛮夷归附汉朝之后，汉朝在这一区域设置了郡县。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云：“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边关，欲与牂牁作徼塞也。”斯榆之君内附后，汉朝取消原来的边关，将“徼”西、南移，使其成为汉政权管辖下的“化内”之蛮夷。因此，这里的“徼”是作为“化内”之蛮夷与“化外”之蛮夷的区分边界。

其二，在“徼”内归附为汉朝少数民族的部落人群与汉政府的关系并非是稳定的，而是随着汉中央政权的强弱变化以及西南边郡经营政策的得失而时常叛服不定。如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三年后“姑缯、叶榆复反”；及王莽坐大，西南夷乘机反叛，“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灵帝熹平五年（176），“诸夷反叛”。不过，也有蛮夷率众内附的情况出现。如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和帝永元六年（94），“郡徼外夷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永初元年（107），“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可见，“徼”作为人群区分的边界，是常常来回摆动的。“徼外”和“徼”内的人群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徼”内汉人；二为内附后徼“内”夷人；三为“徼外”夷人。

在族群认同的语境下，“徼”作为对族群边界的地理表达，往往通过对竞争性生存资源进行地理划分体现出来。王明珂就认为：“族群认同并不是严格按照体质、文化、语言等特征来界定同一族群，而是在对生存性资源竞争的现实环境中，人们通过对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和改变原有的记忆，并不断地确立一种新记忆，从而使得族群边界维持和变迁。”据《史记》记载，夜郎、滇、邛都为耕田且定居的群落；嶲、昆明为随畜迁徙的游牧群落；白马、徙、筰都、冄駹等为半游牧半农耕的群落。川西高原有大量的山间河谷地带，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有利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但是高原整体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因此大多情况下农牧混合经济景观形态比较常见。地处“徼外”川西高原的西南夷人群为了获得高原东部边缘“徼”内的生存资源，常常主动内附为汉王朝的属国或者被设置郡县管辖，或学习汉朝文化，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华夏认同。因为在华夏心目中，只有“徼”内的人群才会相对得到承认，从而有资格共享资源，“徼外”则反之。史载：“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可见，西南夷人群为获取竞争性生存资源，不仅在政治上主动向汉朝臣服，而且善于向华夏学习文化。当然，一旦设置郡县，则未免赋税繁重，或者受到地方官苛捐盘剥，于是内附之夷人也经常反叛。

（二）汉代“贡纳体系”的西南界限

在汉代帝国统治秩序下产生了“郡县行政体系”和“贡纳体系”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对臣服于汉帝国的边境少数民族，汉朝廷常将其置入贡纳体系下，实行羁縻统治。于是，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形成了内、外两个边疆。内边疆指归附汉朝的边境蛮夷（即堡塞蛮夷）与汉朝内部汉人之间的界限；外边疆指归附汉朝的蛮夷与远离汉帝国且不受汉帝国控制的蛮夷之间的界限。余英时将其称之为“内蛮夷”和“外蛮夷”。拉铁摩尔则将这种情况谓之边境的“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并将“内边疆区域”称为“贮存地”，认为“内边疆区域”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北部南下民族进入中国之内时，有一部分仍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保护其原有的土地，一面遭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他们有时依附于草原上的同宗，有时却依附于中国农业区与城市，与边疆汉人存在脱离中国的趋势（强度并不总是一样）相对应，也存在边界牧人脱离远方游牧民族的趋势；而“外边疆区域”则很少参与对中国的直接袭击，多半是一个普通和谐的游牧社会占着优势。

其实，在汉帝国的西南边疆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西南这种“内边疆区域”即是汉帝国贡纳体系的组成部分，“徼”正是区分“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的一道界限。内部蛮夷之所以愿意受汉帝国的控制，是因为在贡纳体系下，他们才能够和汉朝进行合法贸易，并获得帝国丰厚的赏赐，以补充他们原本不足的生存资源。夜郎诸小国“贪汉缯帛”、邛筰之君长为“得赏赐多”而请求归附，皆属此类。这种贡纳体系背后的政治意义，是汉帝国通过经济的赠予而获取蛮夷对帝国统治的承认和臣服。当然，随着汉帝国向西南边疆经略的深入，作为“贡纳体系”西南边界的“徼”亦向前推移。

（三）自然与经济生态边界

西南夷人群大致分布在川西高原、云贵高原的山间纵谷地带，它的东部便是汉朝四川盆地的巴蜀地区。以“徼”为标识的两者的边界地带，也是区分两者不同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界线。川西高原特有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它的经济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然和经济生态处在相互影响的联动过程之中。正因为“徼外”有着与“徼”内不同的生态景观，所以西南夷成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异族意象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这一地区的人群及其经济形态进行了区分：(1)夜郎、滇、邛，这些是“魋结，耕田，有邑聚”；(2)嶲、昆明，这些是“皆编发，随畜迁徙”；(3)徙、筰都、冄駹、白马，这些是“或土著，或移徙”。与此生计方式相对应的是特定的地域环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滇王之地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可见，处于云贵高原西部山谷地带的滇池地区的人群，不仅从事农耕，而且富于渔猎畜牧经济；地处云贵腹地的夜郎所在的“牂牁郡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桑蚕，故其郡最贫”;筰都夷地区，“峭危险峻，百倍岐道”，自然地势相当险峻；冉駹夷地区，“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群）〔聚〕其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而宜畜牧”；白马氐地区，“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而汉代“徼外”西南夷地区整体的自然和经济生态画面则是“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徼”作为生态地理的界线，表达了两种迥然不同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景观。汉帝国在西南边疆的扩张，则是力图达到当时农耕民族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

（四）文化边界的标识

基于自然和经济生态的地理基础，“徼外”和“徼”之内呈现着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景观。在中原统一的华夏帝国眼中，对帝国边缘地区和边界以外的“蛮夷”群体有着天然的歧视心态，华夏和蛮夷的文明程度差距甚远，但双方的文化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和互动。在文化上，“徼”之内的蛮夷不断地吸收华夏文化，从而不断缩小与华夏之间的文化差距，以至内化为汉政权之内的“编户齐民”；“徼”之外的蛮夷则由于处于王朝控制之外，而与华夏间的文化隔阂渐深，文化鸿沟很难填平。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徼外”与“徼”内代表的是两种文化认同，“徼”也就成了不同文化的界标。

尽管不能否定史家对汉代西南夷存在种种偏见甚至歧视心态，但“徼外”的西南夷部落人群与中原大一统王朝代表的华夏人群在风俗语言、宗教信仰、丧葬礼仪、衣着装饰、尊卑秩序、饮食居住等诸多方面差异颇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记牂牁郡“俗好巫鬼禁忌”，“不知礼仪”；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人皆穿鼻儋耳”；筰都夷“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冄駹夷“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因此，总体上给予“徼外”西南夷以“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之评语。

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在“徼”内的蛮夷部落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受汉文化的熏陶，其文化逐渐向华夏文化靠拢，并趋于一致；但“徼外”的人群则始终保持着原始的文化风俗，随着汉王朝政治地理的扩张，“徼外”可能变成“徼”内。于是，“徼”作为文化界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同文化交融和演进的过渡地带。

综上所述，汉代文献中普遍出现于西南地区的“徼”这一名词，作为一种边疆地理概念在时空变迁中表达着丰富的内涵，随着汉代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势力的消长，作为边界的“徼”和作为地理区域的“徼外”亦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既有空间意义上的，也有时间维度下的，同时，这种时空过程反映了汉代西南边界极具弹性的变动特征。作为边疆话语体系的表述元素之一，“徼”和“徼外”在不同语境下表达着不同的地理事象，涵盖了人群区分和族群认同、贡纳体系、自然与生态结构、文化差异等诸多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