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翊博 | 历史时期太湖流域西北部的水流流向与湖泊开发——以芙蓉湖为例

康翊博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康翊博，男，山西太原人，1993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太湖流域滨江临海，河湖纵横，是唐宋以来的经济繁荣区与人口稠密区，其环境演化与区域开发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目前，对太湖流域水文格局与水利史的研究集中在流域东部，对西北部着墨较少。东部的出水通道诚然是全流域的锁钥所在，但太湖各区水流的去来壅泄必然会彼此联动。对历史上流域西北部水文格局的探讨，不仅能够为常州、无锡等地的开发史提供自然地理与环境史视角的新解，也有助于综合来看太湖各区域的水文互动，补充、深化对全流域的认识。

古芙蓉湖位于今无锡、常州间（图1），是太湖流域西北部最典型、面积最大、变化最剧烈的湖泊。芙蓉湖的变迁不仅是人类开发的结果，还受到太湖流域西北部水文格局的影响，是研究该区域水文动态的绝佳个案。目前学界对芙蓉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湖区成圩以后的水利技术[1]、社会[2]、景观[3]等方面，对芙蓉湖开发成圩过程中的自然因素缺乏关注[4]。这是因为：第一，芙蓉湖的史料集中在明中期以后，缺乏湖区早期水系状况的直接记载；第二，倘若跳出直接记载，以区域特征切入，现有研究缺乏对太湖流域西北部水文动态的专门探讨，而已有的全流域及东太湖的成果或无法支撑精细研究，或受限于区域差异，均不敷使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自然地理学原理和前辈学者有关太湖流域水文环境的现有成果来复原太湖流域西北部常州、无锡、江阴（常锡澄）一带的水流动态过程与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历代治湖史料，分析芙蓉湖开发过程中人地关系互动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图1　芙蓉湖区位与常锡澄区的水流形势[5]

资料来源：底图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东汉时期扬州刺史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印刷，第51—52页）、第6册《宋·辽·金时期》“南宋时期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图（第59—60页）、第8册《清时期》“江苏”图（第16—17页）及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DEM数字高程图像（条带号118—121，行带号29—31）；a、b二图湖泊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151页）相关图幅，c图湖泊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ttp：//yugong.fudan.edu.cn）1820年矢量数据补充。

（一）常锡澄区水流特征的“跷跷板”模式

常锡澄区的水流可以被概括为以长江江阴段与太湖无锡段为两端，以五泻—黄田河道为支杆的江—湖“跷跷板”模式。这是该区域水流流向与东面的常熟昆山、西侧的丹阳丹徒的最大区别。[6]

全新世早期，连接北太湖与长江的地表径流主干道南北贯穿常锡澄区，具体路线为“雪堰—前洲—青阳—芙蓉—夏港”[7]。历史时期亦有一条长江至太湖北岸的河道，经江阴黄田港、九里河至无锡，由五泻河沿芙蓉圩东岸，再向南过高桥达运河、太湖。[8]二者相较，前洲、芙蓉即后来芙蓉圩区一带，青阳为黄田港东岸、江阴境内马家湖地，夏港为江阴入江通道之一，在黄田港附近[9]，基本重合。历史时期太湖流域大部分河道以缓流淤积为主，其地貌骨架只能源于之前的深切沟谷。因此，全新世早期的这一径流通道应当就是后来河道的前身，亦即今日锡澄运河之前身。本文统称为“五泻—黄田通道”。

该通道周边对区域水流起主导性作用的较大水体有长江、太湖、江南运河、东海。江南运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距离芙蓉湖区最近，但运河北段水源依赖江水补给，南段又易受太湖淹没，体量远小于长江、太湖。东海的情况较为复杂，历史上海口曾向西深入今无锡以西，感潮较今日强烈，潮流作用于江流，可能会影响江水流速与流向；海平面的升降也会带来顶托基面的变化，是影响该区域水位高低的重要间接因素。而受直接影响最大的水体是西北太湖与长江江阴段，二者与五泻—黄田河道近似在一条南北向直线上，可以推断河水或源于江，或源于湖，也因此或南排于湖，或北泄于江。太湖盆地是高差极小的碟形洼地，水体水位的相对波动造成的高差往往会超过微地貌起伏带来的高差，故而长江、太湖的相对水位高低以及彼此交汇处的通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常锡澄区河道的水流方向。[10]

常锡澄区形成该特殊水流模式的原因在于其东侧的常熟、太仓等地虽然更接近江海之汇，但滨江沿岸为全新世以来发育之冈身高地，江潮南灌之势受阻；而西侧的常州以西已深入内地，潮水作用鞭长莫及；唯常锡澄区因全新世早期江流通道和后来在此基础上的汇水盆地等一系列地形基础及东西适中的地理位置，恰可以成为江海角力、潮湖二流此消彼长的重要战场。江湖的水位变率很大，五泻—黄田河道的水流流向随之常处于动态变动中。

（二）南流与湖体南缘成陆

距今8000—6000年前，五泻—黄田通道的主导流向为南流。[11]这与现代流向截然相反。此后直至唐以前，虽然长江岸线不断束狭并向东发育，但河口始终在镇、扬一线及以西。此外，唐以前太湖尚未显著发育，太湖东侧出水通道畅通，湖面比唐宋及以后更小，水位亦较低。湖水北泄之力与江水南流之势相较，水流应仍以南流为主。对此，有两个间接证据，均与早期芙蓉湖的开垦活动有关。

古芙蓉湖形成在距今3000—2500年间[12]，可能与古三江中的中江有关[13]，为中江、北江之间的一大泄洪区。芙蓉湖形成后，对其面积与开垦的最早记载见《越绝书》：“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去县三十五里。”[14]《水经注》以“射”“贵”为二湖，且以二者为五湖之二。[15]这种多名通称的现象可能与早期芙蓉湖的形态有关。芙蓉湖是长江沿线冲积平原上的季节性吞吐湖泊，这类湖泊形态很不稳定，“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条线”，退水之后可能形成一系列彼此连通的湖荡、河网，洪水季节又涨而为一，今日之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莫不如此。早期芙蓉湖可能也像这样，洪枯水面变化很大。因此，该水域时而连称射贵湖（无锡湖），时而分别称“射”“贵”二湖，其一部分又别名毗陵上湖。根据囊水水稻土的分布范围来看，这一时期湖体的形态大致呈北西走向，狭长分布于今运河一线，西北界限可能达到了芳茂山、秦望山以外，向南越过今江南运河一线，囊括了阳湖、茭饶、临津等湖，东南方向达到了鹅真荡附近。[16]

春申君垦湖事所涉地名中，语昭渎即今无锡苏州分界处鹅真荡，南临运河，胥卑在苏州西北。[17]此时湖体东南缘当在今鹅真荡以东之苏州西境及以南之江南运河古渠道一带。[18]据上文，此时水势以南流为主，在此向南分水、排入太湖正乘其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开垦会加固湖泽原始的天然堤系统，田界亦是水岸，水陆由此而分。以前人对类似水体改造过程的一般认识类推[19]，这些开凿行为不仅改变了芙蓉湖区东南的地貌形态，使其由湖荡转为田地；而且改变了古芙蓉湖群与早期太湖、江南古河道等水体勾连交错、水流散而无统的原始形态，促成了太湖北侧岸界、芙蓉湖南侧岸界与江南运河河道的形成与固定。这一时期也是江南运河形成的肇始时期，当非巧合。

早期芙蓉湖的另一开垦记载在东晋六朝，“芙蓉湖，晋张闿基其中，泻湖水令入五泻注于巨（具）区，欲以为田。盛冬着赭衣，令百姓负土，值天寒凝冱，施功不成而罢。至宋居民因其旧迹，堤岸堰水，塞湖为田”[20]。张闿治湖同样是借水流原势南排入太湖。值得注意的是，其行动在冬季，此时江湖皆进入相对枯水期，是芙蓉湖区的水流在年内变化中最为平缓的时段。[21]张闿正是在对湖流季节特性的观察与认识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魏晋气候寒冷[22]导致罕见冰冻，而非水流本身特性带来的阻碍影响。

上述两个不同时期的芙蓉湖围垦活动中皆采取向南泄水入太湖的办法，未见后来治水事迹中对北向通江工程的记载。这说明此时水流的自然流向以向南为主。尤其是张闿治湖发生在冬季，而常锡澄区水流年内分布特征为冬季时南流的动力机制相对最弱，这说明当时全年皆具备稳固南流的动力条件。[23]不过，与距今6000年前的宽阔通道乃至海侵遗迹相比，此时的南流形势有所减弱。

继张闿后而成其功者在刘宋时期。[24]东晋六朝是人口南迁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咸和四年（329）以后，大量来自徐、兖、青州的侨民南迁徐州晋陵郡，晋陵郡正是芙蓉湖所在地。[25]这些侨民寄居地方，颇多豪右，具备开发芙蓉湖的充足动机与劳力资本。[26]这批移民可能同时带来了“芙蓉湖”的名称。[27]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不论是吴越地区的原始居民，还是北方的移民，治湖的手段都以与水流形势相一致的向南排水为主，开垦区域集中在湖区东南部。伴随着这些治湖行动，湖区面貌从湖荡湿地向具有明确岸线的湖泊转变。

（三）射贵淤浅与“五湖”指代的变迁

伴随着芙蓉湖东南地区的开垦，芙蓉湖与北太湖之间不断淤陆。这可能是“五湖”指代变迁的重要自然背景。

《水经注》将芙蓉湖（射贵湖）列入“五湖”之中，然而史籍中的“五湖”历来版本众多，亦有相当说法并未将其列入。“五湖”原义应指现代太湖统一水体形成前太湖平原的多个湖泊，后人的诸多“五湖”说法是在太湖形成之后根据自己观察与经验的一种附会。[28]除五湖即太湖说外，五湖说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太湖西北的射、贵、洮、滆诸湖为主（以下简称“西区说”），一类集中在太湖以东的游、胥等湖（以下简称“东区说”）。[29]不论是从原始记载还是从后来转引文献的年代来比，西区说都更早。[30]大约在南朝之后，东区说占据稳固上风，并且内部又分化出不同的说法。

西区说、东区说塑造的流变过程与背后西、东太湖区之间环境变迁过程的趋势一致。在历史时期的太湖平原上，不仅发生了太湖这一主体湖泊的重心东进，也发生了诸湖群重心的东向漂移。[31]春秋至西汉为太湖形成的肇始时期，太湖湖体的重心在西北部，形态较为初始。此时芙蓉湖群、洮、滆诸湖湖体较大，与原始太湖距离较近，彼此界限较为模糊。东太湖区则距离太湖重心较远，排水通道畅通，湖群的面积和数量都较少。前述战国时期的开发分离塑造了芙蓉湖与太湖各自的岸界，魏晋时期的开发进一步使其各自分离。而太湖不断东向扩张，因为排水不畅在其东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湖泊。五湖的概念与太湖有关，所附会的五湖需要从与太湖密切连通的湖体中选取。虞翻生活在汉末三国之间，《水经注》对此区域应当也采用了较早的史源，故而其说法反映的还是早期面貌。韦昭是三国末期人物，正处在转变的节点之中，故而其产生了西区—东区兼有和东区说两种说法，前者就是舍弃前人说法中南界变化较明显的射贵湖，而以东区的蠡、胥二湖[32]代替；后者则对洮、滆二湖亦一并舍弃替换。随着流域西北部湖泊不断淤塞，东区说最终占据了绝对上风，并因东太湖新湖泊的不断涌现而产生略微差异的“新东区说”。正如上文所分析，芙蓉湖（射贵湖）所在的常锡澄区的“跷跷板”水流动态模式为该区域所独有，水流形势变化最大，湖泊变迁也最为剧烈，“五湖”从“西区说”向“东区说”的流变率先由此展开，固宜其理。

（一）常锡澄区“斗水”现象与成因

随着岸线东进、江道束狭，历史时期常锡澄区水流南流的趋势渐弱。向北流发生转化，南北均势的转折点大约在唐宋之际。

唐宋时期太湖流域的环境背景发生了几个重要变化。首先是江潮，唐至明之间发生了瓜洲、马驮沙两次主要并岸过程，导致河槽发生显著变化，长江河口自镇扬下移至江阴以东，这和唐宋以后潮水动力下降、顶托范围减少的情形有所不同。[33]其次是太湖的水量与面积，唐宋时期是近两千年来太湖流域雍水最严重的时期，太湖及其周边湖群大规模扩展。[34]再次，唐宋时气候比魏晋与明清湿润，降水偏多。[35]此外，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这一大背景亦不容忽视。[36]受这些因素影响，唐宋时江潮南灌之势与太湖北泄之流都更加强大，彼此顶托抵触，地方文献中将此现象称为“斗水”。

唐代尚稍可见南流的侧面记载。宋初《太平寰宇记》“望姨桥”条记载，该桥“在（江阴）县西南一里”，“下接皇田浦，引水入湖，往来通商旅船，其深不可测。浦今填塞，桥亦废矣”[37]。皇田通黄田，地点亦符，应为一处。[38]其（昔）引水南入湖应当描述的是唐代的状况，而今淤塞则可能是宋初情形。[39]

宋代黄田浦经历了多次疏浚与淤塞，可作为南北流激烈“斗水”并维持均势的环境影响与侧面证据。江流与湖流在此处彼此抵触，流速骤缓，江流所携带的泥沙沉降堆积使得河道淤塞。北宋单锷及南宋时期的地方官刘唐稽、章冲、李珏都曾提及黄田或附近诸河港原系水流北入江之通道，但因泥沙淤积而堵塞请求疏浚以调剂运河之旱涝。[40]北宋葛闳曾组织过黄田港的疏浚[41]，王安石诗句中黄田港呈畅通状态：“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42]可见其通塞之反复。

黄田港在宋代淤堵较多的记载不仅与南北流转化的推测一致，亦符合前人对太湖流域的研究认识。满志敏指出，两宋时期海平面升高达到顶峰，抬升了河流侵蚀基准面，打破了河流原本的输沙平衡，这是此时太湖流域水文格局逆转最为根本的自然原因，而非降水增多或胥溪贯通。[43]唐代虽亦属气候湿润期，但全球范围中世纪持续温暖带来的海平面上涨至两宋方达顶峰，黄田港一带与常锡澄区正是古太湖西北向通江主渠道所在，因而两大水体此时此地的“斗水”达到一个高峰，表现为黄田港的反复淤浚。[44]

（二）唐宋元时期湖体的发育与围垦尝试

唐宋时期，常锡澄区诸流不畅，处于斗水均势下，湖体有所扩张。另外，此时大量人口南迁，太湖流域人地关系趋于紧张，出现了很多围垦湖体的尝试，使湖泊同时呈现出继续发育与“南东其亩”两个特征。

唐陆羽《惠山记》记载，“（惠山）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洞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45]。陆羽时，芙蓉湖既然已经被部分开垦，其面积数据不会与汉之前无异。此数据应非实测，史源或仍自《越绝书》。然而陆氏愿意作此引用，说明唐代时，芙蓉湖仍然面积广阔，看起来并未明显小于汉时。惠山在无锡县城附近，芙蓉湖南界在惠山以北九里，后来清人所谓黄埠墩曾在湖中可能就指此时[46]，可见唐中期运河无锡段之北的广大区域皆为湖面。先前湖体极盛时期虽然曾经扩展到芳茂、秦望诸山西北，但这一形态并不稳定，此时的湖体西北界或当稳定退至诸山东南以内。[47]

较陆羽稍晚的李绅（772—846）长期居于无锡，游览芙蓉湖，留下了“丹树村边烟火微，碧波深处雁初飞”“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等纪实写景的诗句。[48]宋初当地文人胡宿（995—1067）亦有写景诗云：“小湖香艳战芙蓉，碧叶田田拥钓篷。”[49]莲群落适宜的水生环境为中等水深深度（2米左右）的、常年水流流速较缓的湖泊。[50]从上述记载来看，中唐至宋初芙蓉湖西部应仍有相当广阔的水面且水较深，并未得到较多开发。这可能与唐宋间太湖流域的水文大势有利于湖体扩张有关。

宋初以后，随着海平面继续抬高与太湖的扩张，芙蓉湖水流不畅，淤积加速，且从湖体北部延伸至南北皆有，带来水患，相关记载以治水为主。无锡县境芙蓉湖南侧自北门经高桥、石塘湾（均临芙蓉湖南）至州城之要道[51]受湖水南溢的威胁，元祐六年（1091），开浚莲蓉河，将芙蓉湖水北导入长江，“自是水不为患”[52]。还修建了官塘（沿河堤岸）、堰（河中土坝）等以阻水南下之势。[53]南宋乾道六年（1170），又“筑五泻堰上下二闸，兼修闸，裹堤岸”[54]，对这些水利设施进一步修补。这些设施可以随水位之高低启闭，确保湖水水位始终处于相对低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芙蓉湖（尤其是湖体南部）的排干化。当地官民可能借此实施芙蓉湖东南地区的部分开垦。元代方志记载“今悉南东其亩矣”[55]。宋代所垦圩田建立在湖体东南较浅之处，利用了水流缓流、少侵蚀而多淤积的特点，并借助水利设施、闸坝体系维持了圩岸内外的田、水分离，其形态应为规模较大的塘浦圩田。

此后至明代周忱治水前，芙蓉湖南缘应当退至无锡北部前洲一带。后来的芙蓉圩、杨家圩、马家圩、横排圩等湖心洼地处仍未出现稳固的圩田。如南宋陈刚中诗云：“暨阳古泽中，今岁仍大水。舟行民田中，一浪四十里。”[56]元人陈樵亦有《暨阳湖》诗云：“白浪浮天雪作堆”“船似鸥边泛叶来”等。[57]暨阳湖即江阴境内黄田港以东之支湖。北部水深较深，人力实难施为，对其的成功开垦要待至水文环境转变之后。

明代开始，先前制约湖体深处开发的环境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明清以来下游江面淤窄，潮流动力减弱，江水南下之力不断消减。宋代后的南流之势进一步减弱，北流逐渐占据上风。明代姚文灏对宋咸淳《毗陵志》与江阴旧志“沿江诸港皆自外而内、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识水道”的记载提出了猛烈抨击，质疑其“何乃类云自大江而入南经某处某处耶？”[58]这是宋明水流形势不同所致。咸淳《毗陵志》作者与姚文灏皆为长期生活在当地之人，依各自时代观察水流之常态而得出结论。可见宋代汛期南灌之潮势头更猛，会给时人以诸港水皆自江南流的深刻印象，这一现象至明代已不显著。明代《三吴水考》记载宋代莲蓉湖（芙蓉湖）旧迹在无锡县北门迎潮馆旁[59]，“迎潮馆”之名正能形象地体现宋代江潮盛期南灌直至县城并在途中流入芙蓉湖的景象。此景不见于明代，亦是宋以后江潮南流之势衰弱的证据。明《吴中水利全书》中明确记载了江潮自黄田港倒灌未远、水流大势以北排入江为主。[60]此后直至当代，常锡澄区水流的总体特征保持常规的自南向北流向，特殊时节江水南灌。横向来看常锡澄段是太湖北面倒灌最为显著的区域，但就年际平均来看仍以北流稍占主。[61]

水流转为北流为主之后，南部太湖的来水多寡就决定了芙蓉湖的入湖径流强弱。对于太湖，一方面海平面下降，东向的黄浦排水通道形成并壮大，太湖的排水状况开始得到根本性改善[62]，北向代偿的五泻—黄田河道径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明永乐以后于溧阳筑坝，截断胥溪流路，使得长江洪水时自此分流入太湖的量减少，改善了太湖地区在长江上下游流域特大洪水年份多面受敌的局面[63]。这些变化使得自北太湖经五泻—黄田入芙蓉湖达江的水势减弱。在这一背景下，芙蓉湖最后之湖心低地亦终于被围垦成田。

一般认为此过程最终由周忱主持完成。据乾隆《无锡县志》，“明周文襄忱抚吴时，筑溧阳东坝以捍上水，开黄田诸港以泄下水，湖底尽露，后民间随地筑堤成圩”[64]。这两次工程，一扼太湖来水，减少太湖北流至芙蓉湖之源；一以时启闭，保障芙蓉湖在常时北流宣泄入江且不在汛时被江潮倒灌。这些举措顺应并加固了明初以来常锡澄区水文环境变迁趋势带来的有利条件，使芙蓉湖的开垦实现了最终、彻底且稳定的成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自然背景与人为措施相较，前者是决定性的，也不可避免地为古人所忽视并不见于史料文字。如果所谓周忱的“两件措施”真的对芙蓉圩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溧阳东坝在周忱之前的永乐年间已经修建，而黄田港也早有闸坝设施，为何芙蓉湖没有在彼时变为圩田呢？另外，早在周氏百年前的元末明初，虽然未有周氏及其二项工程，但芙蓉湖湖心水面已有所下降，出现了较稳定的零散滩地，后来芙蓉圩区之吴氏[65]、张氏[66]、沈氏[67]、蔡氏[68]等家族[69]的始迁祖都曾在此时定居其内以避战乱。这正是因为元明之际已经在江潮衰减、海平面下降、黄浦通道出水逐渐畅通的过程中，芙蓉湖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可见芙蓉湖区由湖成陆的沧桑巨变中，自然因素起到了更为长久、深层次的作用。此后，在缓流为主的背景下，诸圩区圩田形态通过人力设施维持、完善并不断加强，沧海终成桑田。

综合来看，历史时期常锡澄区的主导水流流向自南向北变迁，可分为唐以前南流为主期、唐宋南北流“斗水”期、元明以来北流为主期三个阶段（图1）。这一变迁受到了岸线盈缩与长江河道发育、潮流作用的强弱变化、太湖水位的高低波动以及人类社会的技术措施与环境改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驱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潮流作用。考虑到历史时期长江江道以不断束狭为主，潮流作用整体呈减弱趋势，水流流向也随之整体呈单向变化趋势。而人类社会不断推进渐趋稳固的圩岸系统的加高培厚，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内自然水流的“缓流”特征。

芙蓉湖的变迁与开发和水流特征相谐适，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唐以前开发以南流为主，取得了部分成效。唐宋虽然是人口南迁的高峰期，具备开发的充分动机与劳力，然而受限于水流形势，人力实难施为。此时开垦尝试的细节未能见诸史料，可能就是因为旋垦即废，未能稳定。明以后随着水流形势的变化，湖区最终得到了稳定的开发。总体来看，芙蓉湖的开垦呈西移北进的时空格局（图2）。将历代治湖史料的记录置于水文格局变迁的宏观背景之下，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历代开垦成败的背后原因，理解人力施为的有限性；亦有助于追溯史料书写的背景与动机，辨正部分记载的史源与本来面目。

图2　芙蓉湖的开发活动与湖区外缘推测

资料来源：土壤分布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编《太湖流域自然资源地图集》“太湖流域土壤”“太湖流域土地资源”图（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0页），其中潜育性水稻土水田在运河沿线及南岸的分布指示较早与芙蓉湖分离的水体发育而来的圩区；北岸的分布指示宋至明中叶芙蓉湖陆续形成的圩区，亦即宋明间某一时段的湖面范围。囊水水稻土的分布区外边界指示湖泊最大时期的分布外缘。底图来源同图1c，岸线来源同图1a、图1c，各地点的考订散见全文，不再列出。

进一步讲，虽然短时间尺度下太湖流域西北部与东部处于同一流域体系、共同天气系统控制下，区域地表径流通量、区域总储水量的波动自然具有同步性；但笔者认识到长时段尺度下情况有所不同，太湖以东岸线的不断前移带来湖体向下游转移，而流域总水量相对平衡，故而在容易产生动态变化的太湖流域西北部水流相对减少，二区的水资源总储量占比呈现负相关。芙蓉湖的变迁不仅从侧面揭示了这一自然环境变迁，也反映了太湖流域西北部水流动态这一自然因素对于人类开垦行为的长时段、深层次的影响，为年鉴学派所提出的“叠加在长时段自然环境基础的长波之上的社会表现”提供了一则实证案例。[70]

致　谢　感谢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王大学教授、孟刚老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指导与帮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编 辑：项羽雯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

点击可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