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畅：“虚实之间”的限度与可能：岳飞《满江红》词辨伪路径评述｜202411-33（总第2894期）

《满江红》词的疑案始于余嘉锡以文献源流意识重审此作的产生与传播过程。余氏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珂编纂的《鄂王家集》中，亦不见于“宋、元人之记载，或题咏跋尾”^[3]，而最早著录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中。徐书当据弘治年间赵宽所书西湖岳坟词碑收入此词，而赵宽又“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4]。其后，《满江红》词在传播史上存在南宋至明中叶的“空白期”，成为其真伪之争的关键议题。

在论争的过程中，《满江红》词的文献源流愈发清晰。王学初《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文史》1962年第1期）^[5]、饶宗颐《论岳武穆满江红词》（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主编《斑苔学报》，1964-1965年第2期）先后指出，《满江红》词最早见于载籍并非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而是汤阴典教袁纯在景泰六年（1455）编写的《精忠录》。证真者还进一步发现《满江红》词具有更早的石刻文献来源。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和王清波、司丙午《岳飞〈满江红〉词考的一个重要例证》（《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几乎同时刊布了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阴县岳庙中天顺二年（1458）春二月“庠生王熙”所书《满江红》词碑刻，远早于余氏所言赵宽所书西湖岳坟词碑。

随着《精忠录》版本研究的进展，近来研究者得以廓清《满江红》词在石刻与刊本之间的文献环流过程，从而为辨伪派提供了具体而微的论据支持。张延和《〈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文献》2022年第6期）指出，《满江红》词不见于袁纯所辑《精忠录》初编本，成化五年（1469）由汤阴知县尚玑主持《精忠录》初刊时方增入，所据或为庠生王熙所书词碑。其后杭州府官员先后两次主持了《精忠录》的递编重刊，后者的主持者可考知为太监麦秀。此前张政烺《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已指出，弘治十五年（1502）正是麦秀指示赵宽书写《满江红》词以刊刻上石^[6]。近来辛德勇在此基础上，从《满江红》的最早文献来源即天顺二年（1458）王熙所书碑刻与《精忠录》初刻本皆作“朝金阙”入手，指出“金”作为敌国国号为宋人避忌，且徽宗的教门尊号含有“金阙”二字，“朝金阙”所含歧义易为高宗朝廷所忌，论证此词非岳飞所作，当出于明人之手^[7]。

梁启超古书辨伪法之六云：“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8]要之，文献溯源工作使《满江红》词出现于纸本与石刻文献的节点愈发精密，但仍未从根本上超越余嘉锡疑伪的底层逻辑，也即《满江红》词文献流传线索的缺失与不完整。对证真者而言，除非能从正面提出坚实的论据，否则无法消除疑罪。对疑伪者而言，受限于材料，词作赝制的具体历史情境尚付阙如，也就难以彻底说服执着于证真的一方，如陈斐《再说〈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撰》（《中国艺术报》2023年2月24日）便援引“考据的‘无罪推定’原则”，认为“在没找到确凿的‘伪撰’证据前，我们最好相信前人的学品及判断”。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书影

证真派也曾努力从正面打破“空白”期的尴尬，试图寻觅各种材料证明《满江红》词曾见诸宋元人记载，然而这些新证最终又被证明皆不成立。饶宗颐《论岳武穆满江红词》（1964）据清初御选《历代诗馀》、沈雄《古今词话》和冯金伯《词苑萃编》所引《藏一话腴》记载岳飞《满江红》，论证此词见于宋代文献，为岳飞所作。其后梁志成在《〈满江红〉词非岳飞作又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中检诸《藏一话腴》各版本，均无论及《满江红》数句，指出其为沈雄《古今词话》引录时臆添，而沈书又为《历代诗馀》所转引，实不足为据。其后梁的意见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一文中又以饶氏论据为“新证”，以证此词为岳飞真迹。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更重申郭氏论据，还另提出清人《宋稗类钞》引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有此词。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郭、王二文所涉“新证”进行系统考察，在梁文基础上指出“《古今词话》、《历代诗馀》引文常篡改妄增”，又从版本比勘、编纂体例和态度上论证《宋稗类钞》中关于《满江红》的记载当“据明清传闻补入”，以证其不足信据，堪称定谳。

论争双方还引入与《满江红》词存在借鉴化用关系的文本，试图从侧面为其传播史补白。证真派寻找宋元明文学作品中“化用”《满江红》的词句，以证明其为岳飞所作，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如唐圭璋《读词札记·宋邵公序赠岳飞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引明陈霆《渚山堂词话》所载宋邵公序赠岳飞《满庭芳》本事及《满庭芳》词，认为“词中‘笑谈顷、匈奴授首’句，显然是檃括岳飞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基多《关于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1982）则较早注意到疑为元杂剧的《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的《女冠子》词，认为“显然是从《满江红》演变而来”。其后康保成《岳飞〈满江红〉词在元明戏曲中的衍变》（《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从《女冠子》词和关汉卿《单刀会》对《满江红》的化用，论证《满江红》词在元代已有。还有学者以岳飞其他作品中的词句、思想与《满江红》词互证，以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为代表。近来张志成《〈满江红·怒发冲冠〉之文本溯源》（《名作欣赏》2017年第36期）、王瑞来《另辟蹊径辨真伪——再谈岳飞写作〈满江红〉词的可能性》（《光明日报》2023年3月20日）则在邓文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例证。

然而辨伪派同样利用前人诗文中貌类《满江红》词的片言只句，反向推出其为明人赝制《满江红》词时所取资和改造。如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引余嘉锡疑伪的结论，指出“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9]，并旁征博引《满江红》词所点化的数首宋词为证。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中国诗学》第29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亦赞成钱说，认为“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

这类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双方多将词作拆解为一条条孤立的语料，采用碎片化、拼盘式的溯源方法，导致论证失去规定性和可验证性。其溯源方向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所预设的文献的先后源流关系，具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即以浮动未定的《满江红》词的创作年代为坐标去定位相关作品，进而判断《满江红》词与其他文本之间线性的源流关系。如陈斐反驳钱锺书证伪的思路所言：“古人作诗，惯于‘偷语’‘偷意’‘偷势。我们亦可用他的这种‘挖脚跟’之笺疏法，‘证明’所有的诗词包括《槐聚诗存》中的诗都是伪撰的”。其实同样的论据，在证真派看来是《满江红》在后世的影响，在疑伪派看来却可以是其借鉴和改编的对象。相比之下，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2009）一文将《岳飞破虏东窗记》与《满江红》词作整体结构和内容的比勘，清晰地呈现出二者的高度相似性，由此论证明人赝制《满江红》词时真正可能利用到的、较为切近的材料，颇具启发性。

此外，证真者还提出文献流传的缺失在词这一文体上完全有可能存在，试图从底层逻辑上撼动余氏疑伪的理据。王学初《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1962）首先指出“宋人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只见于明人之书者殊不少”的现象。唐圭璋《读词续记·岳飞“怒发冲冠”词不能断定是伪作》（《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则以岳飞另一首《满江红》（遥望中原）历代递藏有序而不见于《家集》为证论其未必为伪作。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年第1期）又举岳珂未将宋赵与时《宾退录》所载岳飞七绝《题新淦萧寺壁》为证，认为珂于搜访岳飞遗文“不够辛勤认真”，《满江红》词或为遗珠。且不论唐、邓二文所举反证本身的可信度，即就论证逻辑而言，窃以为并不构成对余氏之说有力的反驳。余氏在《辨证》中已假设了万一存在岳飞真迹为岳珂所遗漏的可能，而唐、邓所举例证恰恰落入了余氏所谓“如其有之，而为珂所不及见，亦当先见于宋、元人之记载，或题咏跋尾”^[10]的情况。且辛德勇指出，邓广铭误判了《宾退录》的刊刻时间，其刊刻远在“岳珂相继两次重编再印《岳武穆文集》二十多年以后”^[11]，故这一反证不足以动摇余氏整体的判断。至于王学初提出所谓的词学文献流传的特点，疑伪者对此亦有批评。辛德勇指出，若《满江红》词真为岳飞所作，则其作为岳飞心曲的特殊影响力，意味着此词在传播范围和文献存录方面的巨大优势，不可以“文献流传的一般规律”^[12]类比。

回顾《满江红》词在文献层面的真伪之争，围绕此词文献流传线索中的“空白”，论争双方主要从“辩证其见诸文献的节点”“寻觅打破真空期的断片残迹”“抉发词作流传线索缺失的可能性”这样三条路径展开对峙。其中路径“辩证其见诸文献的节点”可视为在余嘉锡疑伪框架下对所用文献材料的细节推进；路径“寻觅打破真空期的断片残迹”从新材料入手试图打破余氏疑伪的基础，提出所谓“新证”，但均为昧于文献学的基本原则而致误；路径“抉发词作流传线索缺失的可能性”则从底层逻辑上质疑余氏，然而证真者持词体流传的特殊性为说，疑伪者则以经典文本在传播史上的特殊性反驳，二者均未能成为文献学领域的通例。因此，《满江红》词在文献路径下的辨伪，其限度在于从传播史上的空白期提出质疑，而无法最终彻底解决问题、形成定论。在这一思路笼罩下，论争双方最终陷入了疑罪从有还是从无的矛盾。

针对余嘉锡“《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13]的观点， 夏承焘进一步将辨伪思路由文献“外证”转向文本内证，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提出质疑。其《岳飞〈满江红〉词考辨》（1962）一文提出：①“贺兰山”所指于历史地理不合。“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②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皆为实指，至明中叶人作诗用贺兰山尤多，也都是实指而非泛称。③《满江红》反映的是明中叶鞑靼入居河套、侵扰明朝疆土下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夏文一出，围绕“贺兰山”的指代问题，随后便引发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泛指说”或曰“用典借代说”。谷斯范《也谈岳飞〈满江红〉词——与夏承焘同志商榷》（《浙江日报》1962年10月14日）一文首倡岳词中用贺兰山“泛指边塞”说。其后程千帆也在《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1963年5月撰写，后收入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1-84页）一文中系统地阐释了“贺兰山”当为“用典借代”的理据：①认为夏文中所举唐人诗例是实有而非实指之地名。②“贺兰山”当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两句联系起来，“都是用典故来借古喻今。匈奴即胡虏是汉朝经常与之斗争的对手，贺兰山则是唐朝和外族交锋的战场。既以匈奴比金源，又以贺兰山比东北边塞”。

程千帆从主体与地理类比论证贺兰山乃“用典以古喻今”的分析理路嗣响不绝，后续证真派虽在论据方面各有拓展，但其根本思路并未超出程文的范畴。张启成《“贺兰山”是实指还是借指？——也谈岳飞〈满江红〉的真伪》（《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从宋人借汉唐类比本朝的思路论证“贺兰山”为借指，提出南宋词人“习惯以‘长安’借指汴京，以‘匈奴’或‘胡虏’借指金人，以攻克‘西北’失地或以‘横行沙漠’，来借指扫荡敌穴或光复河山。”周汝昌解说岳飞《满江红》词（《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8页）则以南宋初词人言及金兵可用“西北”“楼兰”类推所谓岳词可用“贺兰”“匈奴”字眼。近来王瑞来《另辟蹊径辨真伪——再谈岳飞写作〈满江红〉词的可能性》（2023）据其在日本新发现的岳飞佚诗有“不斩楼兰不易回”论证“楼兰”与“贺兰”皆为虚指。钟振振《“贺兰山”和“靖康耻”能证伪岳飞〈满江红〉吗》（《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一文则可谓“用典指代”说之集大成：“在宋人涉及宋金战争关系的词里，凡言及金人，言及宋金边疆战地，几乎没有‘实写’，而‘用典’和‘借代’则是普遍现象。”全文通过大量例证，总结宋词中用指金人的历史专名有匈奴、单于、楼兰、颉利，用指宋金边疆战地的地理名词则有燕然、阴山、天山、青海，以此说明《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亦当理解为用典借代，不构成伪作的内证。

相比之下，在夏承焘的疑伪思路下继续推进的研究仅见于叶晔《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一文。文章通过对历代边塞词、诗文中“贺兰”意象的全面考察，分析“贺兰”意象其使用语境、指涉层次的生成变迁，其贡献主要体现在：①提出“意象组合的泛指功能”，解决了夏、程二位先生关于唐人诗中“贺兰”是否“实指”的争议，将虚实之争归结为技法类型的不同。②文章以华夏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这一核心的历史情境连缀起自唐宋至明代“贺兰”意象变迁的碎片：

       唐代的北方战线较长，故诗歌中的“贺兰”，或单一实指，或组合泛指；北宋与西夏战争断续数十年，成为文人热议之话题，故实指之贺兰，成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与西夏再无瓜葛，诗词中的“贺兰”亦消失；而与之对峙的金国文人，则继续实指贺兰之创作；直至蒙古政权的出现，宋朝文人才重新体会到西北异族之恐怖，“贺兰”意象再次出现在文人的创作中；随着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作为边塞、战争、异族之代称的“贺兰”，再一次淡出了文学世界；入明以后，北方战事再度吃紧，且不局限于具体一两个地区，“贺兰”的使用，又回到了与唐代相似的情况。^[14]

首先，证真者以族群之代称类比地理之代称，原不构成严格的逻辑环节。其中诸如“匈奴”“楼兰”“颉利”等早已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在宋词中的虚指意涵毫无疑义。而地名较之族群，生命力往往更恒久，即如贺兰山，虽经朝代变革，依然保有其旧名。那么不同于族群诸例，张启成例举的“胡人”意象具有长时段的泛称性，能否作为“贺兰山”属于代指的佐证呢？王国维《西胡考》提出‘胡’原指北方民族，到六朝以后转而专指西域诸国^[15]，近年来谢思炜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胡”在“早期文献中的词义是很难被完全替代的”，唐代文献中“仍可用以统言北方、西方诸族。”^[16]那么南宋人用“胡”借指宋金战争似言之成理。然而细检张文中所举诸例，可知并非如此。其中辛弃疾“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西北天”是用《淮南子》的典故：“昔者共工与颛顼争爲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絶。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17]。所谓“补西北天”，意在写山河破碎而欲收复故土而已。再如叶梦得“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和辛弃疾“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二例，据朱长英对辛词中言涉“西北”诸例的全面考察，“词人往往把‘西北’一词与‘神州’、‘长安’等概念对举，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了齐鲁之地，而包含有更为广阔的北宋故国的意味。” ^[18]可知西北与“胡”之间联系反而微弱，并不能作为“贺兰山”为泛指的旁证。

《淮南子集释》书影

其次，以地名类比的问题。以上分析“胡”之代指时已涉及“西北”，此外尚有“燕然”“阴山”“天山”和“青海”四例。其共同特点在于意象的高度经典化，已然成为汉唐间著名战争事典的组成符号，揆之钟振振文中所引诸例便不难看出这一点^[19]：

反观贺兰山，迟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议与唐“云州之西，当以贺兰山为境”^[20]，才提及“贺兰”之名，可知其作为晚出意象的特殊性。而张文所举李纲词中“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一例，正是用了上述窦宪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的典故，用以指代奉迎徽、钦二帝。《燕然山铭》写道：“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21]既用汉代典故，其代指功能自无疑义，不可与“贺兰山”的代指功能相提并论。综上可知，持“用典借代”说者所据诸例皆不成立。

回顾和反思这一段学术史，当夏文已在史地考证层面揭示出文本含义与作者意旨间的矛盾，证真者随即从修辞技法上予以反驳，由此论争的焦点转移到对词作存在以古喻今、用典借代的理解问题。六十多年后，辨伪者立足于文本细读的功夫和分析视角的转化，揭示出所谓修辞技法内部仍蕴含着具体的规定性和使用限度，受文学传统与表达程式的制约，终于有力地反驳了证真派。即如叶文所揭示的“组合泛指”这一现象，准确地阐释了“贺兰”在诗词中的泛指功能须在多方位地名并峙的技法下才得以成立的原理，由此跳出前人斤斤于区别实指抑或泛指的单线程思路，呈现出泛指说存在“贺兰”意象孤立出现这一不合规律的现象。再就用典借代而言，笔者注意到证真派实际上陷入了将典故扁平化处理的思维陷阱，忽视了不同典故之间的先后源流、经典化层级带来的泛指功能的强弱差异，在此思路下层累的种种论据皆流于无效类比。最后，即使文学表达的创新性允许“例外”存在，那么将“贺兰”意象置于文本网络中，系统地考察其指涉层次随社会语境生成变迁的规律，则足证《满江红》词中“贺兰”意象不合岳飞时代的话语^[22]。

《满江红》词真伪问题在文本内证思路下有所推进，彰显了文学本位的研究方法的潜力。当缺乏文献层面的“铁证”而文本中又无明显破绽时，结合事实考辨和创作规律的综合考察，仍可在题无剩义处有所突破。这种深入文本肌理的辨伪方法对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把握文体特性、修辞技法的规定性等文本内在特征的分寸感。

一些辨伪者的思路并未停留在真伪本身，而是将岳飞《满江红》词的赝制和经典化现象作为文化症候，透视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环境和深层动因。

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1962）一文首先提出此词反映的是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踏破贺兰山缺”是鞑靼入居河套的情势下的“抗战口号”。其后张政烺《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1985）认为，署名岳飞的《满江红》是在元明人“在戏曲小说以至平话、诗话、词话、文言小说中以古人的身份、口吻写诗词骈文”的风气下被误以为真而流传开来的，其近代以来的经典化原因有二：①清末革命家具有排满倾向，借《满江红》词宣传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日多，因此怀念古代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词适应了彼时鼓励人心的政治风向。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2009）指出“朱明王朝推翻蒙古族统治建立新的王朝，对代表汉民族精神之岳飞特别尊崇”，随之颂扬岳飞事迹的诗文和小说纷纷兴起，且明代边患不绝，因此好作伪的明人“变通曲辞以砺时人”。近来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2020）系统考察了岳飞形象的地位变迁和《满江红》词的经典化历程，揭示其背后“暗合着文化权力话语的变动”。朱文认为，岳飞形象在南宋毁誉参半，其地位至明代渐趋神化，而清代官方避忌“抗金”，其地位又有所回落，最终在近代外来入侵的背景下，重新成为民族的精神图腾。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应，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在宋元时代不见流传，明清时期仅为少数选本录入，“20世纪以来才备受推崇”。

以上一系列分析解构了《满江红》词作为岳飞心曲的神圣性，将其视为时代文化的镜像予以冷静审视。析言之，《满江红》的产生环境作为第一重镜像，映照出明代的边患与人心；其经典化历程作为第二重镜像，反映近代历史的剧变与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现代学术研究中《满江红》真伪之争的公案或可比作第三重镜像，呈现出情感认同、意识形态与学术求真宗旨之间的张力。

首先，证真者对《满江红》词著作权的焦虑受“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他们往往先在地将《满江红》视为岳飞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词作一旦被证伪，便会有损于岳飞作为抗金英雄的光辉形象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如谷斯范《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文史哲》1983年第2期）：“那首千古传诵、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名作，跟岳飞的英维气概相一致，洋溢着出自肺腑的真情实感，这不是别人能托名代作的。”周汝昌驳斥疑伪之说时诘问：“不思作伪者大抵浅薄妄人，笔下能有如许高怀远致乎？”^[23]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1981）一文中谈到：“岳飞和《满江红》在今天已经不可分了，提到岳飞必然想到《满江红》……贸然加以否定，有些煞风景。”臧克家读罢邓文后回信道：“我痛心于《满江红》著作权之被剥夺，此感情作用也。而你的堂堂大文，则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甚得我心！”^[24]后来王曾瑜在《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2007）一文中也谈到：“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广铭先生谈话的体会。”有关论述一脉相承，至今仍占据了证真派的主流话语。

无论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自身真伪与否，其作为高度经典化的作品，在长期的流传和接受史上，已然具备陈寅恪所谓“通性之真实”，成为凝聚民众（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历史认同与爱国热情的文本载体。因而学术领域里就《满江红》词是否合于“历史真实”的讨论，某种程度上亦难以完全超脱于意识形态的纠葛，时或落入研究者在“心理真实”层面预设的立场。当作品真伪与历史、民族和国家等意识形态领域不容置疑的崇高理念建构联系时，疑伪之说往往容易引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甚至某种程度上连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也被取消了。如龚延明在《岳飞评传》中的论说即代表了部分证真者的情感倾向：

    要不要把《满江红》真伪问题争论下去呢？笔者认为没有必要。鉴于《满江红》词已与岳飞的精神融为一体，并成为激励民族浩然正气的有力武器，作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特定历史产物，没有必要人为地将岳飞与《满江红》词分割开来，如同对待一般文学作品那样，在‘真伪’问题上争论不休。^[25]

《岳飞评传》书影

这些论述着意强调《满江红》词的特殊，反而令读者体会到言说者内在的紧张，所谓“不必”，背后恐怕是某种不敢面对、不愿相信的曲折心态。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满江红》词真伪之争尽管僵持不下，但确有渐趋消歇之势。至2023年电影《满江红》上映，相关问题终于再度引起热议。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十余年来疑伪派中以王霞、叶晔、朱志远等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已对前辈名家证真说的论据提出了有力质疑，然而最近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章往往在前辈证真派学者的框架下补充例证，几乎未能提出有突破性的思路，同时回避了对疑伪者提供的新论据做出有效回应甚至未曾引及^[26]。由此可见，时过境迁，不变的是历史认同、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等现代性的“装置”依然作为一种天经地义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嵌在个体的精神结构之中，这或许潜在地构成了证真派学术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反观论争中双方各自拥有一套平行的内在逻辑，陷入对话的错位，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宗旨与权力话语之间维持隐微张力的结果。

    余嘉锡在首倡《满江红》词伪作说时曾在结尾做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设问与对答，或有裨于今日理解《满江红》真伪之争这一复杂纠葛的学术公案。设问者以《满江红》词“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为由，发问“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27]而余氏答以“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28]，进而援引伪《古文尚书》作为经典尚被证伪为证，认为“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29]。涉及真伪问题的学术讨论，其前提首先是承认辨伪之学对于经典文本的“合法性”，允许研究者用文献源流的眼光予以审慎观照，以扎实的考辨、批判的目光对文本抽丝剥茧、正本清源。余氏之说发扬了“考镜源流”的朴学传统，也新近研究中反思“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文本批判理路遥相呼应，同样关注文本的生成与经典化问题，旨在揭示经典文本中未经人道的现象。

从辨析《满江红》词这一个案出发，或可透视学术史上经典文本的真伪问题长期陷入争议这样一类现象。限于材料的缺环或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自身方法、视角的局限，文史研究中存在一些介于虚实之间的、难有定论的真伪问题，研究者的探索仅能在诸种可能性的光谱上尽力提供最为接近历史现场的定位。无论辨伪的结论能否一锤定音，辨伪工作揭示出的可能性与丰富性本身，都昭示着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不仅意味着固有知识的破坏，更意味着真实的重生和新的创造。因而辨伪之学的价值亦不限于作为一种处理文献的手段，其更深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从文本缝隙里揭开被遮蔽的面向，提供不同于习见叙述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问题和挑战，从而一点点地丰富我们对于那些遥远的文本的认识，最终更接近文本表征背后的历史本相。换言之，辨伪虽注目于“伪”，其旨趣却在求“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