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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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釋文瑩考
文 / 林建福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摘 要：本文通過發掘梳理有關文獻材料，從經歷、交游、才情著述三個方面，對北宋時期著名僧人文瑩作一考察，力圖形成一份盡可能詳實的關於文瑩其人的傳記材料。文中對文瑩與丁謂的關係、文瑩“獲謁吴中復”的地點、鄭獬“知荆南”諸事、文瑩密友唐詔的簡歷以及《湘山野録》的版本源流等問題作了考辨，糾正了有關文獻記載的一些缺失。
關鍵詞： 文瑩；生平；經歷；交游；著述
釋文瑩是北宋時期一位詩文兼擅的著名僧人，其一生歷經真、仁、英、神宗四朝，交游頗廣，見聞甚博。但文獻記載中有關文瑩的材料少且零散，今人對文瑩的研究也不多，除少數文章考證其生平、糾正其所撰《湘山野録》（包括《續録》）、《玉壺清話》二書的記事錯誤外，大多係指出以上二書1984年中華書局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本中的一些失誤。
本文擬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發掘材料，對文瑩其人一生的幾個重要方面作一較爲全面具體的梳理。
一、 文瑩的生平經歷
文瑩，《宋史》無傳。關於其字號、里貫，上海涵芬樓影明抄本《説郛》、《湘山野録》吴興張氏刊本張鈞衡跋，均稱其字“如晦”，係“吴僧”。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正德姑蘇志》卷五八、《崇禎吴縣志》卷五四、《江南通志》卷一七四，亦稱其“吴僧”。而鄭獬《鄖溪集》卷一四《文瑩師詩集序》、《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〇《湘山野録提要》、《宋詩紀事》卷九二、《續文獻通考》卷一九八、有正書局本《湘山野録》高氏跋、《玉壺清話》鮑廷博跋等則稱其“字道温，錢塘僧”。《津逮秘書》本《湘山野録》毛晉跋亦稱文瑩“自號道温”。按，以上二説中，鄭獬與文瑩爲同時代人，且二人交誼頗深，故後説應較可信。又《文獻通考》卷二一六引晁氏説稱文瑩爲“吴僧”，然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無“吴”字，顯係《通考》誤引。至於文瑩《玉壺清話自序》自稱“餘杭沙門”，今人顧吉辰認爲“餘杭或是其出家之地”。
以下根據有關文獻材料，列述文瑩一生主要經歷。
（一） 早年在杭州，嘗居西湖菩提寺。
《玉壺清話》卷七稱“余少時，嘗游杭州西城縣之伊山”。鄭獬《文瑩師詩集序》謂文瑩“嘗居西湖之菩提寺”。
（二） 丁謂當國，嘗游其門，遇之甚厚。
朱弁曰：“宇文大資嘗爲予言： 《湘山野録》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游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 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爱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宇文大資，即宇文虚中；大資，資政殿大學士的省稱。丁謂（966—1037），《宋史》卷二八三有傳，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謂之，後改字公言。太宗淳化三年（992）進士。真宗景德四年（1007），契丹攻河北，謂爲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召爲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晉國公。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寇準爲相尤惡之，丁謂媒蘖其過，致寇準竟罷相。仁宗即位，因其前後欺罔及與宦官雷允恭交通，貶崖州司户參軍，後徙雷州，又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善談笑，尤喜爲詩，又通曉圖畫、博弈、音律等。文瑩之游丁謂門下，當在景德四年至乾興元年（1022）仁宗即位前，其中大中祥符、天禧間可能最大。因彼時丁謂正深受真宗寵幸，位高權重，炙手可熱。
關於文瑩受丁謂厚待而藉《湘山野録》以佐佑丁氏一事，考《湘録》所收與丁謂相關者凡七條，《玉壺清話》收一條，多爲實録。惟《湘録》卷上“丁晉公貶崖”一條，则隱然有同情讚賞之意：“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傅，惟詠《蒼苔》。’”而對於與丁謂交惡的寇準，則微含譏意。《湘録》卷中“寇忠愍罷相戀闕”條曰：“寇忠愍罷相，移鎮長安，悰怳牢落，有戀闕之興，無階而入。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於天下。公損節遂成其事，物議已譏之。未幾，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將行，有門生者忘其名請獨見，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賤，有三策輒瀆鈞重。’公曰：‘試陳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陽稱疾免覲，求外補以遠害。第二、陛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過入中書爲宰相爾。’公不悦，揖起之。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之句，蓋亦警之爲赤松之游。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兩相比較，可見文瑩之傾向。四庫館臣就此評論道：“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是則誠其一瑕耳。”所評甚公允。
（三） 仁宗寶元二年（1039），游泗州招信縣，獲謁吴中復。
《湘山野録》卷中：“寶元己卯歲，予游泗州昭信縣，時大龍胡公中復初筮尉此邑，因獲謁之……予後還餘杭，猶憶公以詩送行，有‘談經飛辨伏簪紳，杯渡西來訪故人’之句。”可見二人相交有年。但這段話中錯了兩個字： 一是誤“吴”爲“胡”，二是誤“招”爲“昭”。
關於前者，顧吉辰《〈湘山野録〉的作者僧文瑩》一文曰：“考宋人書册，北宋仁宗寶元年間不獲有胡中復者，而《宋史》卷三二二《吴中復傳》却載吴中復在仁宗年間進龍圖閣直學士事。文瑩所謂‘時大龍胡公中復’者，當是指吴中復。恐文瑩誤‘吴’爲‘胡’。”此説可從。大龍，宋代龍圖閣直學士别稱。
關於後者，考《宋史》本傳中並無吴氏初筮尉昭信縣事。而《東都事略》則曰：“吴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爲招信尉、金壇令，知犍爲縣，通判潭州。”又稱孫抃舉其爲監察御史裏行，後進龍圖閣直學士。不但列叙吴氏仕歷較《宋史》本傳爲詳，更重要的是明確指出，其舉進士後，所初任之職便是招信縣尉。這就進一步證明了，文瑩在寶元二年“獲謁”的人必定是吴中復而非胡中復，“獲謁”的地點也必定是泗州招信縣而非泗州昭信縣。徴諸文獻，泗州屬縣中有招信而無昭信。《太平寰宇記》稱北宋建隆四年（963），將招義縣“割隸泗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爲招信”。《宋史》卷八八《地理四》則稱，泗州“乾德元年，以楚州之盱眙、濠州之招信來屬”。細節或略有出入，但招信縣在北宋初便隸屬泗州，則是不争的事實。招信縣治所在今安徽省明光市東北。
昭信則是軍的名稱，其地有二： 一爲唐昭宗光化元年（898）所置，治所在金州（今陝西安康市）。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徙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並改爲戎昭軍。同年改名武定軍。《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更稱自後唐立昭信軍後“皇朝因之”，則宋代之昭信軍乃由虔州升格而來。虔州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市）。故無論哪個昭信軍，其地均與泗州之招信縣無涉。
（四） 慶曆中，持蘇舜欽書薦至滁州，謁歐陽修。
《湘山野録》卷上：“歐陽公頃謫滁州……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吴，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間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歐陽修以仁宗慶曆五年（1045）謫滁州，蘇舜欽卒於慶曆八年，其書薦文瑩謁歐陽修當在此期間。從文中“迨還吴”一語揣測，文瑩似在此前居吴，滁州見歐陽修後再還吴。
關於文瑩以蘇舜欽書薦謁歐陽修一事，其密友鄭獬《文瑩師詩集序》則稱瑩“少之時，蘇子美嘗稱之，欲挽致於歐陽永叔以發其名，而瑩辭不肯往，遂南游湖、湘間”，與《湘録》所言正相反。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亦稱瑩“及識蘇子美，嘗題其詩後，欲挽致於歐陽永叔，而瑩辭不往，老於荆州之金鑾”。此後有附和鄭、陳之説者，如《宋詩紀事》所云；有信文瑩本人之説者，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〇《湘山野録提要》曰：“今考《録》中‘歐陽公謫滁州’條……與鶚所言正相反，豈别據他説，未及考此書也？”鮑廷博《玉壺清話跋》亦不同意陳振孫之説，稱“予考《湘山野録》云……則瑩又未嘗不詣歐公也”。按，此事似當以文瑩本人之説爲準。然查歐集，却不見有《湘録》所述歐公贈詩。而今人劉德清、顧寶林、歐陽明亮《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則以“孤閑”二句和“林間”二句入其書“補遺”中。
（五） 皇祐中在京師，訪石揚休，有詩樂交往。
《湘山野録》卷下：“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攜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爲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泯，故録焉。”此詩《宋詩紀事》卷一四題作《謝文瑩師攜琴見訪》。石揚休，《宋史》卷二九九有傳，字昌言，其先江都（今江蘇揚州市）人，後徙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縣），遂爲眉州人。舉進士，與司馬光同年。除同州推官、光華州判官，歷秘閣校理、知制誥，同判太常寺，遷工部郎中，卒。性喜閑放，平居養猿鶴、收圖書以自適。工於詩什，世稱其才。文瑩盛稱石揚休詩筆，且攜琴相訪，石氏以詩謝之，詩中亦稱文瑩詩爲“正聲”，有古意，比之以《廣陵操》，並相約重會，足見二人情誼之深。
（六） 嘉祐、治平間，在荆州識劉摯，與鄭獬及方士徐登游。
劉摯《文瑩師集序》曰：“予以嘉祐三年，識瑩於荆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荆州幕，而瑩亦在。”劉摯（1030—1097），《宋史》卷三四〇有傳。永静東光（今屬河北）人，字莘老，嘉祐进士，調南宫令。以薦召試，補館閣校勘。熙寧中，遷監察御史裏行。以屢上疏反對新法，責監衡州鹽倉。元豐中，歷右司郎中，知滑州。哲宗立，召爲吏部郎中，擢侍御史，劾新黨蔡確、章惇等人。元祐元年（1086），拜尚書右丞。六年，拜右僕射。爲朔黨領袖，與吕大防有隙。及爲相，言官劾其援引私黨等，罷鄆州。哲宗親政，累貶新州安置。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好儒學，精研《三禮》《春秋》。爲文清勁暢達，有《忠肅集》。據現存文獻資料，嘉祐三年（1058）乃文瑩初入荆州之時，此後即主要游於湘鄂一帶。入荆州幕，係指鄭獬以英宗治平二年（1065）出知荆南，劉摯於次年由冀州南宫令徙江陵觀察推官，因入鄭獬幕，文瑩亦在焉。
鄭獬（1022—1072），《宋史》卷三二一有傳，字毅夫，一作義夫，安州安陸（今屬湖北）人。皇祐五年（1053）進士第一。累遷知制誥。治平二年出知荆南，還判三班院。神宗初，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因不以新法按獄，爲王安石所惡。熙寧二年（1069），出知杭州。次年，徙青州。時方散青苗錢，以不忍使民無罪而陷法網，引疾提舉鴻慶宫。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有《鄖溪集》。
《玉壺清話》卷六稱鄭獬鎮荆南時，禮待方士徐登，而文瑩亦於此時“與登游鄭館歲餘”。其間與鄭獬過從之密，自不待言。同書卷七又稱鄭“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居，留詩於壁”，有“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封書寫所懷，聊托荆門翼”等句。熙寜二年鄭出知杭州時，文瑩尚在荆州，二人共沐春风而不得相見，因以詩抒懷，其中思念之情，殷殷感人，足見二人情誼至老而彌篤。鄭獬《文瑩師詩集序》中對文瑩詩亦極力推許。此序作於劉摯序之前。劉序稱：“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叙（按，指《文瑩師詩集序》），而其後至於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劉序作於熙寧六年（1073），而鄭獬於前一年已卒，鄭序稱：“文瑩師自荆州訪我於溳溪之上，出其所爲歌詩一巨軸。方予之躬事先壟，攬涕松下，而未能盡閲也。及兹北歸……因得馬上盡觀瑩師之詩。”“北歸”者，應是熙寜三年（1060）鄭獬由知杭州改徙青州。序當作於此年。
徐登，《宋史》無傳。《玉壺清話》卷六則有較詳細的介紹：“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所以待禮焉。鄭翰林公鎮荆南，唐詔彦範漕湖北，二人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望。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以屑事干公勢。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年告人，每説周末國初事，則皎如目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矣。’文瑩與登游鄭館歲餘，惟喜飲醇酎，經月不一粒食，殊不知書。一夕，不告鄭公，夜奔景陵，投道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死。死之日，親寫書到荆厚謝公，公甚嗟悼。囑陳公曰：‘吾死後，當竅棺，前後以竹板二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當剖棺，此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少卿知壽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之，則已腐敗。世之暱方士者，登可鑑焉。”文中既稱“文瑩與登游鄭館歲餘”，想必其間二人過往甚密。文瑩肯定其“朴直不矯，不以屑事干公勢”之優點，亦指出其以方術欺世之行徑。
（七） 英宗治平中，至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縣）訪張師正。
《玉壺清話》卷五稱：“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丙午歲即英宗治平三年（1066）。張師正，《宋史》無傳。字不疑，擢進士甲科，除太常博士，再任渭州（治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南）推官。嘉祐四年（1059）知宜州（治今廣西宜山縣），旋爲儀鸞使、英州刺史。後爲荆州鈐轄。治平中爲辰州帥。熙寧十年（1077）爲鼎（治今湖南常德市）帥。以宦游四十年而不得志，乃據平生見聞，撰成《括異志》《倦游雜録》《志怪集》三書。或謂此三書係魏泰托名張師正所作。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有“張師正《怪集》五卷、又《倦游雜録》十二卷、《括異志》十卷”。今人孫猛以爲“‘怪’上當脱‘志’字”。《倦游雜録》或作《倦游録》，《括異志》或作《括異記》。按，《郡齋讀書志》有《括異記》十卷，題“皇朝張師正撰”，稱“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游宦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又有《倦游雜録》八卷，亦題“皇朝元豐初張師正撰”，稱“序言‘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書平生見聞，將以信於世。自以非史官，雖書善惡而不敢褒貶”。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則有《括異志》十卷、《後志》十卷，題“襄國張師正撰”。吴曾《能改齋漫録》“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條有“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云云。文瑩亦稱張師正“著《括異志》數萬言，《倦游録》八卷”。而宋人王銍則持不同意見，其《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録》，盡假名武人張師正。”並稱“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四庫館臣亦贊同王銍之説，不但復述上引王銍語，以含蓄表明自己態度，更稱魏泰“爲曾布之婦兄，而銍則曾紆之婿，猶及識泰，其言當不誣也”。宋人王得臣則以爲“師正進士及第後换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爲，托名以行”。雖未將《倦游雜録》著作權歸諸魏泰，但仍以爲該書乃托師正名以行之作。
二説相較，前説應更合乎情理。王銍等持“僞託”説者的主要理由是張師正的“武人”身份。然細考張師正仕歷，其並非純然一介武夫，而是以甲科進士的資格，由太常博士、推官、知州等文職起家，爾後轉任武職，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官員。其人詩文俱擅，極富才情，這一點爲時人所肯定。如魏泰便稱：“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换武爲遥郡防禦使，亦能詩”。文瑩本人更是對張師正的才華學術推崇備至，稱張“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横，文章詩歌，舉筆則就”。因此，張師正之作《括異志》等三書實不足怪。《玉壺清話》中記述了文瑩與張師正詩歌往還的情況，詩中透露出兩人的深厚情誼。可以説，文字之交既是構成此種情誼的基礎，也是維繫此種情誼的紐帶；倘若張師正是一個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則兩人交誼斷不至如此之深厚。文瑩稱張氏所撰《括異志》數萬言、《倦游録》八卷，而未提及《志怪集》，恰恰證明了其所言的真實性，即此乃文瑩本人耳聞目擊所得。而《志怪集》因非其親耳所聞、親眼所見，自然不提。至於王銍等人以爲《括異志》等三書係魏泰托名張師正所作，今人李裕民已然指出：“此説實無根據，考《括異志》卷二云‘余任渭州推官日，親承楊公之説’，顯然是張師正任職時事，而魏泰一生未擔任任何官職。”
以上張師正所撰三書中，《括異志》尚存，有明正德十年俞洪影宋抄本（《四部叢刊續編》據以影印，《續修四庫全書》又據《叢刊》影印）、明抄本（有黄丕烈跋，《四庫存目叢書》據以影印）、清抄本及民國石印本等。《倦游雜録》原本已佚，其《説郛》本、《五朝小説》本、《五朝小説大觀》本等均不全。李裕民先生據群書輯得佚文一百六十餘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志怪集》則連佚文亦未得見。
（八） 神宗熙寧初，返荆州謁元絳。
《湘山野録》卷中曰：“鄭内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齧數人，郡大駭，競修浮圖法禳之。”鄭獬因於治平丁未（1067）十月撰文記其事。又稱“今大參元公鎮荆，文瑩因道其事，願以其文刻於廟，求公一後序，以必信於世，公欣然諾之。未幾，以翰林召歸爲學士，逮參大政，兹事因寢，尚鬱於心”。元絳（1009—1084），《宋史》卷三四三有傳。字厚之，其先爲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姓危氏。唐末徙杭州，易姓元，遂爲錢塘人。天聖進士。皇祐中，儂智高據嶺南，除廣東轉運使，以功遷工部郎中。後任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歷知福、廣、越、荆南諸州府。熙寧中，召爲翰林侍讀學士，使參知政事。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按，治平四年（1067）十月鄭獬尚知荆南，而元絳熙寧中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則其繼鄭獬知荆南必在熙寧初，文瑩求序亦當在此時。文瑩能求其作序，表明二人也有一定交誼。《玉壺清話》卷七記文瑩“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對元絳文才甚爲推許。文中稱“今大參元公鎮荆”，則是文瑩在元絳除參知政事期間追記此事。據《宋史·宰輔表二》，元絳以神宗熙寧八年（1075）十二月壬寅除參知政事。元豐二年（1079）五月甲申罷，以工部侍郎知亳州。。
（九） 熙寧中，至長沙、衡陽。
劉摯《文瑩師集序》：“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遇於長沙，是歲遂訪予於衡陽。”次年即繼鄭獬之後，爲文瑩詩集作序。按，自嘉祐三年文瑩初識劉摯，至此已四遇。劉摯有《代書寄文瑩道人》詩記其事，曰：“故人浮舟數百里，得得訪我湘江稜。二十年間四相遇，童顛疏鬢霜各增。寒齋笑語極微妙，共以身世均鷃鵬。瞥然去矣不我告，振錫忽借南風乘。聊一徘徊駐衡嶽，遂能放意窮臨登。崔嵬老骸不知倦，軟輿蠟屐勤躋升。”詩中極寫二人披襟致契、登山臨水之樂。而造就他們深厚情誼的乃是共同的旨趣抱負，即所謂“共以身世均鷃鵬”者。又有《謁金鑾瑩禪師》，表明二人至晚年猶時相往還。又有《九日病起寄文瑩》曰：“春城别去已秋窮，猶喜音書繼遞筒。”言其後雖身處二地，仍音書不絶。
又，《玉壺清話》卷七：“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爾。”馬氏天策府乃五代十國時楚國藏圖籍處，徐東野、李宏皋係天策府學士。文瑩之訪當亦在煕寧中遇劉摯於長沙之時。
（十） 熙寧末，張師正復見招，與游武陵。
《玉壺清話》卷五稱“熙寧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爲武陵之游”。又記武陵之别時，張“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荆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宫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疎閑松倚澗，清談蕭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别應難約後期。’”詩中回顧二人屢相過從情況，盛讚文瑩詩才，惜别之情溢於言表。
又《玉壺清話》卷八：“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朝廷從之……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篇篇清絶，不能盡録。”。朝廷議城古威州及鄭文寶奏對事在太宗時。又《湘山野録》卷中：“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文瑩游郢中二邑及登襄陽東津寺閣時間不詳，疑亦在其游湘鄂時。
（十一） 其間又曾至京師。
《續湘山野録》：“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顔料理之。其書多剥脱，而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筆書乃花蕊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宫詞》無異……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王安國（1028—1074），《宋史》卷三二七有傳。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字平甫。安石弟。幼敏悟，以文章聞於世，然屢舉進士不第。熙寧元年（1068），韓絳等薦其材行，賜進士及第，除西京國子監教授。未幾授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與其兄安石政見不合，非議新法，視吕惠卿爲佞人。熙寧七年安石罷相，遂被吕以事奪官，放歸田里，尋卒。有《王校理集》。文瑩於王安國處得花蕊夫人詩副本，當在熙寧元年至七年安國任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期間。
文瑩或又於此時在京師遍尋琴、阮。《續湘山野録》：“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文瑩京師遍尋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秘府，不得見。”
（十二） 退老於荆州金鑾寺，約卒於神宗元豐年間。
鄭獬《文瑩師詩集序》稱瑩“嘗居西湖之菩提寺，今退老於荆州之金鑾”。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亦稱其“老於荆州之金鑾”。
《玉壺清話》卷五曰：“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王文撰於神宗熙寧壬子（1072），文後有戊午歲題記。戊午爲神宗元豐元年（1078），乃《玉壺清話》書中有紀年之最晚者，文瑩《玉壺清話自序》亦稱其書撰於此時，《湘山野録》成書則更在其先（見以下拙文第三節）。故文瑩其人應卒於此後不久。《玉壺清話》卷五又稱：“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奏御，仍獻詩以謝……余竊謂公曰：‘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文瑩稱楊徽之“侍讀”，則其事當在楊晚年。考楊徽之於真宗咸平二年（999）秋拜翰林侍讀學士，約次年即卒。文瑩能與楊氏交往且能説出此等話，則其年齡至少在十五歲以上。而如前文所述，文瑩約卒於神宗元豐年間。倘此事不誣，則其當生於太宗太平興國、雍熙間，享年九十餘歲，可謂長壽矣。
二、 文瑩的交游
文瑩交游甚廣，所交盡館閣顯要、高僧韻士。
文瑩與丁謂、歐陽修、蘇舜欽、石揚休、吴中復、元絳、徐登、鄭獬、劉摯、張師正、楊徽之等人交游事已見上節。
此外，其所與交往者尚有：
1.僧契嵩。《湘山野録》卷下：“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没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又稱：“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答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吴邦’之句。”
僧契嵩，據宋人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釋曉瑩《羅湖野録》等書所記，其人俗姓李，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今廣西藤縣）人。七歲出家，十三得度落髮，十四受具足戒，十九而游方。首常戴觀音像而日誦其號十萬聲。得法於筠州洞山曉聰禪師，又通曉儒家經書。仁宗慶曆間至杭州靈隱閉户著書。作《輔教編》明儒釋之道一貫，以駁排佛之論。力主儒佛融合，同歸於治，以佛之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嘉祐七年（1062），攜所著《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以上三書合稱《嘉祐集》）連同《輔教篇》上進，仁宗下敕編入《藏經》，並賜號明教大師。英宗時，蔡襄出知杭州，嘗延居佛日山數年，因又稱佛日禪師。於神宗熙寧五年（1072）六月初四殁於杭州靈隱寺，終年六十六。契嵩於儒佛經典外，亦擅文，有《鐔津集》二十二卷傳世。歐陽修、李覯等皆嘆賞其文。元人吴澄稱其文“戢戢如武庫兵，洶洶如春江濤”，“在宋慶曆、嘉祐，正當文運之隆，敢出其技，馳騁章甫逢掖之林，肆口而言，肆筆而書，縱横雄放，莫或能嬰其鋒”。文瑩稱“吾友”，當非泛泛之交。其稱契嵩文章“僅參韓、柳間”，雖不免溢美，然亦非純乎虚譽。
2. 吕居簡。《玉壺清話》卷三載吕蒙正“未嘗以姻戚徼寵澤”事，並稱“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可知二人有一定交往。吕居簡，生平附《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傳》後，河南（治今河南洛陽）人，蒙正第六子。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史稱其行事有長者風範。集賢，此處指集賢院學士；二卿，此處指兵部侍郎。
3. 唐詔。《玉壺清話》卷六稱鄭獬“鎮荆南”、唐詔“漕湖北”時禮待方士徐登，而文瑩本人亦“與登游鄭館歲餘”。則彼時文瑩與唐詔亦必有交往。同書卷八又曰：“唐彦猷侍讀詢、弟彦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彦猷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劄，亦華牋妙管，詳雅有意。”且稱“彦範博知世故”。足見文瑩於唐詔相知甚深，對其文章學識極爲欽佩。唐詔，杭州錢塘（今杭州）人。《宋史》卷三〇三有其父唐肅傳，後又附其兄唐詢傳，然無唐詔傳。兹排比有關材料，则唐詔生平庶幾可見： （1） 《弘治衢州府志》卷八：“唐詔，國子博士，至和二年到，三年改知復州。”（2） 由上引《玉壺清話》卷六，知鄭獬“鎮荆南”時，唐詔適“漕湖北”。考鄭獬於英宗治平二年出知荆南，則唐詔之任湖北路轉運使亦當在此時。（3） 《嘉泰吴興志》卷一四：“唐詔，司勳郎中，熙寧元年四月到任，二年九月移知太平州，改知潭州。”（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六稱“熙寧五年閏七月己酉……司勳郎中、知潭州唐詔知蘇州”，下注“詔不肯任事”。又，鄭獬《鄖溪集》卷二七有《吕稚卿公孺、唐彦範詔並賦游西池，亦成斐句》《同彦範謁仲巽，飲之甚樂。仲巽且有北歸志，情見卒章，輒取用寫呈》等詩，則又可略見唐詔交游情況。
4.楊經臣。《玉壺清話》卷七：“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頃在禁林，《懷荆南舊游》云……詞氣略不少衰。又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内翰謫守鄱陽，手寫一柬慰之，略云……吾友中秘書楊經臣，博贍才雅，而嘗誦之經日，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於氣使之爲爾。’”楊經臣，《宋史》無傳，事迹無考。
5.凌叔華。《湘山野録》卷中：“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謨、吴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凌叔華，《宋史》無傳，事迹無考。
6.高虞。《玉壺清話》卷六叙一段姓巨賈蓄一鸚鵡甚慧事，稱“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七年間”。高虞，《宋史》無傳，事迹無考。
三、 文瑩的才情著述
文瑩喜藏書，才思清拔，雖泯迹淄流，而留心世務，多識典故，長於史才。尤工詩，其詩清雅豪放，高遠簡淡，爲時人所稱。
《正德姑蘇志》卷五八、《崇禎吴縣志》卷五四均稱其“多聞博識，宗教亦高”。文瑩《玉壺清話序》則自謂：“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近數千卷。其間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録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説之類，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其所撰《湘山野録》《玉壺清話》二書當從中取資不少。
近人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子部二曰：“自古詩僧最多，能文者少，宋之契嵩、元之圓至，其文佳矣。至留意朝章國故者，則絶少其人。文瑩於熙寧中，既在荆州金鑾寺撰《湘山野録》，復於元豐戊子編述此書（按，指《玉壺清話》）……蓋留心當代故事，洵方外之士之翹然特出者也。”肯定其不但能詩擅文，且熟悉史事掌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造詣，非一般僧人可比。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曰：“永叔詩話載： 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吴僧文瑩尤能詩，其詞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概舉。有《渚宫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於世，可見也。”王士禛稱：“《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按： 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後集以贊寧壓卷，凡三十一人，文瑩、道潛、清順皆在焉。”張師正則以詩盛贊文瑩之詩曰：“渚宫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比諸唐宋二代詩僧代表人物齊己和惠崇。以上材料足以證明文瑩洵爲有宋一代著名詩僧，在宋代詩壇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
惟文瑩詩大多不存，《宋詩紀事》卷九一録其《寶積寺小雨》一首，曰：“老木垂紺發，野花翻麴塵。明霞送孤鶩，僻路少雙麟。天近易得雨，洞深無早春。山祇認來客，曾是洞中真。”高古簡樸，可見其詩風之一斑。
時人評文瑩詩，亦以清逸雄健、高古雅正概括其風格特點。如歐陽修稱其詩“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蘇舜欽稱其詩“篇篇清雄，有古作者氣態”。石揚休《謝文瑩師攜琴見訪》贊其詩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爲師復，清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鄭獬所評尤爲周詳：“文瑩師自荆州訪我於溳溪之上，出其所爲歌詩一巨軸……及兹北歸……因得馬上盡觀瑩師之詩，得其佳句，則必回復而長吟，窈若幺弦，瞥若孤翻，遂與夫溪山之靈氣，相扶摇乎雲霞縹緲之間，而亦不知履危石而涉寒淵之爲行役之勞也。浮屠師之善於詩，自唐以來，其遺篇傳於世者班班可見，縛於其法，不能閎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若瑩師則不然，語雄氣逸，而致思深處，往往似杜紫微，絶不類浮屠師之所爲者……今已老矣，其詩比舊愈酋愈健，窮之而不頓……”亟稱其詩雄健豪放，致思深微，不同於一般僧詩之幽衰枯瘦。
文瑩本人似亦以此種風格特點爲臧否他人詩文之標準，从中可略窺其詩學主張。如稱鄭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元絳詩至老而“詞氣略不少衰”；曾公亮垂八十而“筆力尚完”；稱鄭文寶詩“篇篇清絶”；稱唐詔“文章氣格高簡不屈”。又如上文所引《玉壺清話》卷五評楊徽之詩：“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而對於不合此標準之作則力詆不貸，如稱徐東野詩“浮脃輕豔，皆鉛華嫵媚，侑一時尊俎爾”，李宏皋雜文“皆胼枝章句，雖齷齪者亦能道”。
文瑩著有《湘山野録》《玉壺清話》《渚宫集》。
關於《湘山野録》，其書卷上“張乖崖成都還日”條有“今熙寧丙辰”語，卷下“交賊寇邕”條亦稱事發於“熙寧丙辰歲”。熙寧丙辰即神宗熙寧九年（1076），係該書紀年之最晚者，則書當成於熙寧九年或稍後。以書撰於荆州（治今湖北江陵）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爲名。
全書多記北宋前期朝野雜事，上起太祖時，下及神宗熙寧末，間雜五代事。所記有得之傳聞者，亦有親自耳聞目擊者，其中或不免荒誕怪異或考證失實之處，然不少材料記載詳實，可與正史相印證，甚或可補正史所未及。如《續録》中“太宗即位”一條，李燾引入《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在叙述宋太祖臨崩情狀後，鄭重聲明：“此據吴僧文瑩所爲《湘山野録》，正史、實録並無之。”李燾之所以重視《湘録》的這則記載，一是認爲文瑩於此事所言“不妄”，即基本符合事實；二是此等顧命大事，“而實録、正史皆不能記”，其重要的史料價值於此可見。李燾以歷史學家的嚴謹，對這條材料細加審視，摒除了其中好事者的增飾之辭和得之傳聞的不經之事，“略加删潤”，采入《長編》，遂啓“燭影斧聲”之千古論端。有關是書得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羅列衆説，參以己見，言之較詳，可參閲。
是書卷數，《郡齋讀書志》作四卷，今人孫猛疑原本四卷乃含《續録》一卷；《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未言及《續録》；《文獻通考》卷二一六作《湘山野録》三卷、《續録》三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七著録同；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三子部雜家類作《湘山野録》三卷、《續録》二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作三卷、《續録》一卷。今傳各本除《學海類編》本無《續録》、《説郛》本一卷係節録外，他如《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原》本、《學海類編》本、民國三年吴興張氏刊本、民國六年有正書局本等均作三卷，《續録》一卷。
《湘録》舊有北宋刻本。崇寧初，因受黨禍牽連，書板被毁。書亦約在元代以後亡佚。今存最早者《重雕改正湘山野録三卷續録一卷》，其上、中卷係宋刻，下卷及續録爲元人抄配，即所謂宋刻元抄本，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印行。而所謂清初毛扆手校宋刻本者，實即宋刻元抄本。黄丕烈在覆勘毛校本後指出：“渠跋云從宋雕本勘一過者，非别又有全宋雕本也。毛氏往往不露真言，所言諸校本大率如是。”故宋刻元抄本實爲後世各本之祖。今存世者尚有明清二代數種抄本。刊本則有明代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本，民國十一年（1922）博古齋予以影印出版，但訛脱甚多。其後清代張海鵬《學津討原》本，以《津逮》本爲底本，取宋刻元抄本詳加校訂，糾正了《津逮》本不少訛誤，然其本身仍有誤字。民國三年（1914）吴興張氏刊本亦以宋刻元抄本爲底本，以《學津討原》本相校，於民國十一年曾影印出版。又，民國六年有正書局據宋刻元抄本，經謝硯穀細加校讎後刊行。此外又有《四庫全書》本、《學海類編》本、《説庫》本等。1984年7月，中華書局出版鄭世剛點校本，以博古齋影印汲古閣《津逮秘書》本爲底本，校以别本及有關史料、筆記、文集，與楊立揚點校之《玉壺清話》一併印行，並納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黄益元校點本，納入“歷代筆記小説大觀”。
關於《玉壺清話》，文瑩《玉壺清話序》述其撰寫此書緣由曰：“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憲章之範，鴻勳盛美，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見聞。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並爲李先主昪特立傳，釐爲十卷。”序後稱“書成於元豐戊午歲八月十日”。又，本書卷五末條稱“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文後曰：“壬子歳，王雱元澤記，會稽關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歳題。”。元豐戊午（1078），係本書紀年之最晚者，正可與自序相印證。自序又稱“玉壺，隱居之潭也”。查《湖廣通志》卷七八、《光緒荆州府志》卷二八，均謂荆州府江陵縣有玉壺寺，“唐開元間建”，而《康熙荆州府志》则稱其“後唐開元間建”，“後”字顯衍。
是書内容、體例、記述時間範圍均與《湘山野録》略同，蓋與《湘録》相輔而行者也。惟書中多論詩語。其書得失，可參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〇《玉壺野史提要》、清人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一一《玉壺清話跋》。其書名，《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均題《玉壺清話》，而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作《玉壺野史》。《提要》稱作《野史》者，“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實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卷二一、卷二七所引均作《玉壺野史》，則宋孝宗時已有《野史》之稱。
是書除《遂初堂書目》不著卷數，《説郛》本節録爲一卷外，諸家著録及傳世各本均作十卷。清人吴翌鳳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本書跋尾中則稱，《玉壺清話》“明朝止傳五卷，吴人吴岫訪得後五卷，四明范欽又從岫借鈔，始成完書”。實則明初時仍爲完本，編修《永樂大典》後，方始散闕。《文淵閣書目》有“玉壺野史，一部一册，闕”，“文瑩《玉壺清話》一部二册，闕”。而范欽等所輯者，雖仍作十卷刊行於世，其實亦非完帙。《讀書敏求記》卷三雜家類有錢謙益手校本，已佚。今存者有明抄本一至五卷及數種清抄本，刊本則有《知不足齋叢書》本（題《玉壺清話》）、《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均題《玉壺野史》）等。其中《知不足齋叢書》本係吴翌鳳手校，頗爲精核，鮑廷博因取以刊入。此外尚有《四庫全書》本、《説郛》本等。1984年7月，中華書局出版楊立揚點校本，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爲底本，校以别本及有關史料、筆記、文集等，並輯得佚文五條，與鄭世剛點校《湘山野録》、《續録》一併印行。2009年鳳凰出版社又有朱剛批註本，與其批註之《滄浪詩話》一併納入“歷代詩話叢書”。其中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本堪稱各本中最精審完備者，然亦有失當處，已有學者撰文指出，可參閲。
另有舊題文瑩《玉壺詩話》一卷者，係曹溶《學海類編》摘《玉壺清話》中論詩之語而成。四庫館臣入其於集部詩文評類存目，云：“考《宋史·藝文志》載《玉壺清話》十卷，今其書猶存……或題曰《玉壺野史》，無所謂《玉壺詩話》者。此本爲《學海類編》所載，僅寥寥數頁。以《玉壺清話》校之，蓋書賈摘録其有涉於詩者，裒爲一卷，詭立此名，曹溶不及辨也。”是書除《學海類編》本外，另有《叢書集成初編》本。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文獻通考》卷二四五著録有釋文瑩《渚宫集》三卷，均稱“鄭毅爲作序”，則此書應係鄭獬作序之《文瑩師詩集》，疑還包括劉摯作序之《文瑩師集》。“毅”下當脱“夫”字。而《臨漢隱居詩話》則稱瑩“有《渚宫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於世，可見也”。故是書乃文瑩詩作結集。書名“渚宫”，則當成於作者晚年寓居湘鄂一帶時。此書北宋時尚存，其後亡佚，亦罕見著録。
今北京大學出版社《全宋詩》卷三五四收入文瑩《嘲願成》《三生藏》《寶積寺小雨》三詩。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全宋文》卷一七八二收入其《玉壺清話自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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