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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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军服色彩及其特点

文 / 程民生  高天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宋代皇帝是最高军事长官，出席重大军事活动时，所穿军装往往凸显罕见与尊贵的特点。其他军事长官既有军职系统内充当统兵之官的现役军官，也有官僚体系之内的文武官员，此外还有宦官和由官方认定的乡兵头目。就与军队的关系而言，军职人员属于全职军事长官，有固定形制的军装。文武官员是地方民政长官，属兼职军事长官，宦官充当军事长官多为临时差遣，军服无定制。乡兵有独立的迁转系统，按功劳迁转，军装多依赖官府衣赐。

1. 皇帝的军装及特点

宋代皇帝军装从无到有，直至南宋时才有固定形制的军装，即金装甲和红窄衣，仅有黄、红两种颜色，色彩较为单一。

宋代皇帝出席不同的场合，需穿着相应的服装，其中御阅服是“天子之戎服”。御阅服“以金装甲，乘马大阅则服之”，是皇帝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配套服装，用黄金打造，通体呈黄色。但北宋时，皇帝出席军事场合并无配套的军装，御阅服“中兴之后则有之”， 或由南宋战争频仍所致。检阅《宋会要辑稿》讲武条，自乾道四年（1168）始，皇帝阅兵时有“（全）〔金〕装甲”及“更衣” 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宋代皇帝军服应始于乾道四年（1168）。

御阅服仅《宋史》有载，但较为简略，皇帝军装是否只有御阅服一种，御阅服是否单指金装甲有待进一步明确。乾道四年（1168），宋孝宗“戎服乘马，宰执、近臣戎服以从”，此时众人所穿皆为戎服。“至候潮门外大教场御幄下马，入幄更衣讫”，“上与庆王、恭王皆易金装甲”，《宋史》《文献通考》载“皇帝被金甲出幄”。随后乘马至滩上教场检阅阵法，此后宋孝宗“入幄更衣”，应是脱下金装甲，换回戎服，随后赐酒食。“更衣”二字表明，戎服与金装甲并非同一形制。淳熙十六年（1189），刚刚即位的宋光宗大阅诸军，以“红窄衣、犀束带、裹头巾”出宫。此次仪制与乾道四年（1168）相同，红窄衣应是前文提到的戎服。此外，红窄衣整套服制与皇帝“便坐视事”的窄袍相似：“皂纱折上巾，通犀金玉环带。”宋高宗在后殿听讲读官早讲时，“服帽子，红袍，玉束带”， 应也是窄袍的一种。由此推测，此前红窄衣可充当皇帝军服。御阅服出现之后，皇帝在乘马及教阅诸军时穿金装甲，剩余时间如赐酒食、赐茶时则更换为红窄衣。要之，皇帝的军装有金装甲和红窄衣两种，颜色分别是黄色和红色。

2. 军职人员的军装及特点

军官服装的颜色也较为单一，宋太祖朝以褐色为主，自宋太宗朝始，军官服装颜色以紫色为主，这在两宋时期较为稳定。高级将领军装似无定制及颜色要求，他们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军服颜色。

北宋自建隆三年（962）始，每年端午、十月一日皆赐“文武群臣将校”时服。当年十月，赏赐军校不同形制的锦袍，其中“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校，亦赐窄锦袍。” 可以确定的是，宋太祖朝已有红色军装。窄锦袍有7种花纹，具体颜色无法确定。宋太祖规定“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 统兵官也不例外。可见，宋太祖朝统兵官军服颜色以褐色为主，红色军装数量不多。

太平兴国九年（984）五月，宋太宗“赐臣僚时服，自是岁以为常。”赏赐时服的时间有五月五日、十月一日、皇帝诞辰等，指挥使、都虞候等统兵官衣赐形制较多：紫罗旋襕、紫罗绫襕、紫罗宽衫、紫罗窄衫、紫官絁衫子、紫平絁衫子、紫南䌷衫子（以上系五月五日衣赐）、紫罗绵旋襕、紫乾色大绫绵旋襕、紫夹绫绵旋襕、紫花絁绵旋襕、紫罗大绫绵旋襕、紫小绫绵旋襕（以上系十月一日衣赐）、紫罗宽夹四䙆、紫罗夹旋襕、紫罗窄夹四䙆、紫花絁窄夹四䙆、紫官絁窄夹四䙆、紫南䌷窄四䙆（以上系皇帝诞辰衣赐）。紫色军装开始普及。作为军装的紫衫是“军校服”，一般指紫窄衫，便于奔走、训练、作战，应始自宋太宗朝。雍熙四年（987），“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给皂地金线盘花鸳鸯”旋襕，是黑色军装。“诸道衙内指挥使、都虞候入贡辞日，赐紫罗窄衫”， 为紫色军装。熙宁年间（1068—1077）编定的郊祀赏赐，除钱帛外还有少量紫色军装，如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诸班都虞候都赐窄紫罗旋襕。国家举办祀典时，“三衙并带御器械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绣战袍，跨马前导” ，各军事长官多穿紫色军装。南宋官府曾明确规定只有“诸军将校许服紫衫”。可见，宋代军事将领的军装多为紫色。

此外，高级将领军装的颜色似无定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兴四将图》记录了南宋四位军事将领——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身穿圆领窄袖衫袍，是戎服，属缺胯衫袍的一种，颜色分别身穿青、朱、绿、蓝。四人军装款式大致相同，但却颜色各异。除绘图者绘画时的色彩考量之外，或与高级将领的服色喜好有关。刘光世曾穿白袍指挥作战，李成“遥见白袍青盖者，曰：‘必大将也。’”可见，此次战役中，白色军装数量极少，在众多士兵中较为显眼。刘光世“以儒服临军”， 显示出高级将领对自己所穿军装及颜色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3. 文武臣僚的军装及特点

宋代文武官员并无规定形制的军装。北宋官员就任地方时，朝廷往往会赐予紫色服装，如窄衣、戎服，可视为军装，但朝廷并不强制地方官穿军服主理军事任务。南宋初期，紫窄衫在文武官员中较为普遍。但地方官以军服主政容易引起社会恐慌，故自绍兴九年（1139）开始，宋官府多次禁止地方官员穿戎服。地方官仅发生战争时可穿军服，无颜色、形制要求。

军职之外在中央任职、本官阶是“辅臣、三司使、学士、尚书、侍郎、御史中丞、给舍”的文臣以及“上将军、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等武臣，陪同皇帝阅兵观礼时需穿戎服。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阅兵时，以上官员“并赐戎服以从” ；《宋史》作“并戎服，赐以窄袍”。可见上述官员的官服中并无军服，需皇帝赐窄袍充当军服以出席军事场合。文武官员在地方任职时，有时也兼领地方军队，如文武官、内职（指宦官）任“知州军、通判、发运、转运使副、提点刑狱、都监、巡检、砦主、军使”等差遣，因属兼职或所掌士兵数量有限，无规定形制的军装，朝辞时所赐紫色窄衣似可作军装。二月之后任职者赐“紫罗衫”，十月后赴任者“给紫欹正绵袄”。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任命沈括为延州知州，所赐物品中有“戎服紫紧丝陷银线花袄子一领”， 也是紫色军装。地方文武官员出席军事场合时，并无穿军装的规定。如黄庭坚的叔父黄廉曾为文臣统兵官，“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虽在团教场，未尝易儒服，故比陕西、河北独不赐战袍。” 从“赐战袍”可以看出，宋代文武官员没有配套的军装，充任统兵官时需要宋官府“赐战袍”，但可以不穿。

南宋初期，战争频仍，士大夫不论“上下大小，例衣紫窄衫”，“以便戎事”。紫窄衫是“戎服”，地方文官服此会造成社会恐慌，南宋官府曾多次禁止文官“以戎服临民”，并明确规定只有“诸军将校许服紫衫”，文官按承平之际“服冠带之制。” 宋官府若想禁止文臣穿紫窄衫，不再赐服即可，多次禁止说明文臣所穿紫窄衫系自制，南宋阅兵时文武官员“并戎服起居”，已不见赐服的记载，或与此有关。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十八日，金军抵达麻城的军报传至蕲州城，蕲州长官开始清点防城器具、团结市兵，以做战前准备。其中“太守与同官皆着绿布袍乘骑出入，独秦倅着白布袍。” 知州与其他官员皆穿绿布袍，无身份等级的区别，可见地方文臣统兵官军装系临时制作，无规定颜色与形制。蕲州失守后，通判秦钜“急令人放火烧诸仓库”，随后自焚，“其时白袍犹未脱体。” 以儒服临军的刘光世，身穿白袍，似可做此解释。武臣统兵官如杭州钤辖欧育，其战袍为“青绫衲衫暖衬甲”， 是青色军服。

4. 乡兵头目的军装及特点

除宋神宗朝推行保甲法期间，宋官府很少向所有乡兵提供统一形制的军装。北宋时，朝廷多赐予部分乡兵头目军装以示激励，这些军装以紫绵袍为主。南宋时，宋官府也向部分乡兵提供军服，但多不载是何色彩。

官员外任时，朝廷每年初冬赐其衣袄，同时也惠及部分乡兵头目，这些军装同样以紫色为主。以荆湖地区义军为例，“皆选自户籍”，内部有一套独立的等级和迁转系统：“其校长则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首、采斫招安头首、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使相综领。” 太平兴国九年（984）以后，朝廷每年初冬赐衣袄时，荆湖地区的溪洞首领赐“红团花大锦绵旋襕”，溪洞义军指挥使赐“红团花中锦绵旋襕”，义军副指挥使及蛮界边寨指挥使、把截寨将以上赐“紫小绫绵旋襕”；庆历二年（1042），每年赐荆湖路义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锦绵袍，“指挥使、副指挥使给紫大绫绵袍。” 其他如夔州路义军，校长“随州县补置”，各地名称不同，“有功者以次迁。”“职级已上，冬赐绵袍”，“其次紫绫绵袍”，低级校官无衣赐。有些州县乡兵头目并非每年都有衣赐，如渝州怀化军、溱州江津县和巴县，“袄子须三年其地内无寇警乃给，有劳者增之。”嘉祐年间（1056—1063），涪州宾化县如“三年无夷贼警扰，即给正副都头紫小绫绵旋襕一”。军服三年一赐或不赐，可见有些乡兵头目所穿军服系自制，除紫色军装外，应还有其他颜色。咸平初年仲冬，宋真宗赐在秦州极边地区戍守的保毅军“指挥使至副都头紫绫绵袍，十将以下皂绫袍” ，是紫、黑两种颜色的军装。因乡兵训练时间多在冬季，故衣赐往往为绵服，军服颜色以紫色为主。

宋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使用的时代，火药等爆炸性武器的射程及杀伤力有限，士兵数量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宋代士兵人数越来越多，其军装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总体而言，宋太祖朝军服以褐色为主，颜色较为单一。宋太宗朝末期，朝廷允许士兵穿紫色军装，自此不同颜色的军装开始踊跃。宋代士兵军装以紫、红为主，此外还有黑色、白色、黄色、绿色、青色等各色军装。百万左右的宋代士兵军装种类多样、色彩丰富，以区分不同的军号，方便管理。

1. 褐色军装

宋初军装以褐色为主，北宋中期的翰林学士张方平曾提到“太祖皇帝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后来虽然被彩色军装逐渐代替，但南宋时褐色军装依然存在。建炎元年（1127）九月，保安军第七将招募兵士入伍时，发放例物中就有“丝襕茶褐布衫壹领”。明代嘉靖年间所修《惟扬志》保留的宋代扬州武库、备御物库、军需库等记载显示，扬州驻军中仍有褐色军装：莲子褐绵袄、褐团袄、破金褐衲袄、破金褐布衫、破金褐拥顶、破金褐布腿裙等。“破金”二字表明，扬州驻军的褐色军服系南宋时期。宝祐、开庆、景定年间（1254—1261）建康府制造的军需物品中，有大量金褐布衲裙、金丝褐布衲裙、金褐布衲袄、褐绢衲袄等。其中，褐布衲裙的数量较多，开庆之前，褐色衲裙共8599腰， 占衲裙总数的65%。

2. 紫色军装

紫色服装在宋代相当普遍，北宋多为赤紫，南宋多是黑紫。黑紫之色，从宋仁宗朝出现就遭到官方严厉禁止。“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南宋时“所服紫谓之黑紫”。最初紫色军装较少，多用作礼服。乾德元年（963）举行南郊礼时，陶谷充任礼仪使，“建议卤簿内金吾及诸卫将军导驾及押仗，旧服紫衣，请依《开元礼》各服本色绣袍。”在此之前，仪仗队穿紫衣，此后仍有紫绣袍、紫絁绣袍等。不过，此时能穿紫袍的还属少数。皇帝巡幸地方时，有一定数量的护卫，宋太祖、宋太宗时无定数，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规定“车驾每出，金吾将军帅士二百人，执挝周绕，谓之禁围，春、夏绯衣，秋、冬紫衣。” 穿紫衣者仅有200人，仅限秋、冬两季。南郊大礼的大驾卤簿中，有车象游街以供时人观赏，游街士兵多穿紫衫：“轻重每车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驾以四马。挟车卫士，皆紫衫帽子。车前数人击鞭。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鼓十数面。先击锣二下，鼓急应三下。执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紫色军服应是从紫色礼服发展而来。

作为军装的紫衫是“军校服”，在宋代较为常见，一般指紫窄衫，便于奔走、训练、作战。宋代士兵穿着紫色军装应始于宋太宗朝，至道年间（995—997），“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 宋仁宗朝，士兵贩卖紫衫的现象已出现，足以说明紫色军装的普遍程度。天圣七年（1029），“御马直于荣鬻自制紫衫，而开封府以军号法物定罪”，但审刑院认为“紫衫荣所自制，非官给，难以从军号法物定罪。” 紫衫是于荣自制，但形制与军队制服相似，故而才被误认为贩卖军号法物。退而言之，于荣自制紫衫的销售对象很可能就是士兵。出售军装会给间谍可乘之机，最终宋官府规定“将衣赐制造到随身衣物非时破货典卖，即依天禧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敕，从不应为重杖八十上定断。”此次事件同时也暴露出三衙禁军“并无诸军军号与随身装着名件明文”。审刑院和大理寺统计了三衙诸军兵士的“合属军号与随身装着衣物”，当时军装的惯例为：渤海（隶殿前司）、神卫、神卫水军、奉节、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以上隶侍卫步军司）服紫䌷衫；吐浑（隶殿前司）、员僚直、龙卫、云骑、武骑、龙卫带甲剩员（以上隶侍卫马军司）服紫絁衫。由此可见，侍卫步军司和侍卫马军司士兵多穿紫衫。由官方发放的紫衫，各“系军号”，属于“军号法物”不允许贩卖。庆历八年（1048），翰林学士张方平在上朝时发现“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袴，丝鞋，戴青纱帽，长带绅，鲜华烂然。……盖一卒之服不啻万钱。” 一套紫罗衫颜色搭配丰富，价值不菲。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曹泳提到军人穿绯紫衫，其材质为绢。南宋中期的赵彦卫观察到“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 足见紫色军装的普遍程度。

3. 红色军装

红色军装同紫色军装一样，应也是由礼服演变推广而来。如前所述，皇帝巡幸地方时，金吾将军帅士春、夏两季穿绯衣。成书于宋英宗朝的《太常因革礼》载皇帝所乘逍遥辇有“辇官十二人，春夏服绯罗衫，秋冬服白师子锦袄。” 春夏绯服应是当时有军队编制的辇官的服制。宋徽宗驾幸临水殿宴赐群臣时，诸军有百戏表演，百戏乐船中，“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 一千余人皆穿绯衣，场面热烈壮观。郊祀时宋徽宗在青城斋宫内祭祀，铁骑守护在宫城外围，此外还有“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 身穿红色军装的护卫队有一千余人，散布郊野，仿佛一片红色的海洋。

为区别士兵所属军号，军人分别穿紫色和红色的军装。天圣七年（1029）的统计结果显示，三衙禁军中，马军司、步军司多穿紫色军装，殿前司士兵的军装多为红色：捧日、天武、拱卫、骁骑、骁胜、宁朔、龙猛、飞猛、神勇、宣武、虎翼、卫圣（以上隶殿前司），服绯䌷衫，虎翼水军、虎翼（以上隶侍卫步军司）绯衫。同时，诸军指挥还配有“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 两宋之交的袁文注意到，北宋末年至绍兴末年，“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 其实不然，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绍兴知府曹泳提到军人穿绯紫衫，其材质为绢。由此观之，袁文似是夸张之语，有以偏概全之嫌。南宋中期的赵彦卫指出“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 “颇存往制”正能说明红色军装的流行程度，但除浙漕司兵士外，还有其他部队也穿红色军装。如开禧三年（1207）二月，金军从东北方向而来，准备攻打德安城。还有其他队伍自“千金坊、太山庙分两队，每队五百余人”，尾随而至，“红袄甲裙，执宣司旗帜，自称援兵”，还与金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此援兵是金兵身穿战败宋军衣甲假扮，金军这一自导自演的戏码被县丞王允初识破。宋军军装为红袄甲裙，仅假扮宋军者就有一千多人，可以想象，宋军中穿红色军装者更多，程珌的奏章则验证了这一猜想。嘉定九年（1216），程珌观察到“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 嘉定十四年（1221），“制司密遣刘琸等渡淮攻泗州，全军败覆。”扬州守臣崔与之担心金军乘胜追击，“亟遣强勇马军百骑，星驰盱眙，沿淮一带巡哨，官给铠仗及红绿白布马衫各百领，并诸色旗帜，令其随处换易”，对外声称“遣去五百骑巡边”。除巡哨马军自身的军服之外，还带有红、绿、白三种色差较大的军服及马衫各100件，可见红色军服为常备军服。宝祐六年（1258），庆元府调并500支援京湖前线，500人均穿红布衲袄。 

宋理宗朝，红色军装数量较多。《景定建康志》载宝祐二年（1254）年底，库存红布衲袄5831领，红布衲裙2073腰，红布绵絮软缠袄5763领，红布衫10领。红色军装8543件，占库存的56.27%。宝祐三年至宝祐六年（1255—1258）正月间，共制造红布绵絮软缠袄1000领，红布衲袄9179领，此外又添修了宝祐二年（1254）的库存，所存红色军装23856件。宝祐六年（1258）制作红布小绵袄5500领，红布衲袄1000领，添修红布绵絮软缠袄1536领，红布衲袄9144领，刷染红布衲袄1935领。库存红色军装19115件，占库存的74.5%。此外，从添修的数量上来看，宝祐三年至宝祐六年间（1255—1258）红色军装的使用量较高，仅需要修补的就有12615件。开庆元年（1259）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1261）七月，共制造红布衲袄4000领，红布绵腿裙500腰，添修红布衲袄1500领，红布绵絮软缠袄340领，此时库存仅6340件。红色军装仅1840件可以修补，足见其消耗量之大。数据还显示，开庆以后，红色军装的数量明显减少。又如宝祐六年十月至开庆元年五月（1258—1259），明州制造“红衲袄并腿裙壹阡副计贰阡件”，“红布衫柒伯肆拾贰领”， 红色军装仅有2742件。数量减少似与制造其他颜色的军装有关。

4. 黑色军装

宋太祖时，“军人不得衣皂”， 明确禁止军人穿黑色军装。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五月规定，十月一日赐玉清昭应宫杂役、十将“皂䌷绵旋襕”。役兵可以穿黑，此后渐多。咸平初年仲冬时节，宋真宗赏赐在秦州极边地区上番的保毅士兵军装，“十将以下皂绫袍。” 天圣七年（1029），据官方统计，三衙禁军每年的春冬衣赐皆有黑色军装，且为统一形制，没有军号标识，其中春衣为“皂䌷衫”，冬衣为“皂䌷绵披袄”， 可见黑色军装的普遍程度。

表1 天圣七年三衙春冬衣赐简表

南宋建炎元年（1127）九月，保安军第七将招募兵士入伍时，发放例物时有不同材质的黑色军装，如皂纱头巾、皂绢头巾、皂绢系腰、四䙆绢皂衫、四䙆皂䌷衫。不过这些军装并非实物，而是折支相应的布帛，如“皂纱头巾壹顶，折绢叁赤”。建炎四年（1130）五月，兀朮再次攻击建康府，岳飞“令百人衣黑衣”， 借夜色为掩护，扰乱敌军大营。可以推断，此处的黑色军装属于定制，岳飞部队的军装并非黑色。绍兴二年（1132），李纲在与提点荆湖东路刑狱公事吕祉的信中提到，江西帅司遣兵支援虔州，中途叛乱，叛军“皂衣白帜”， 应仍是宋军服制。绍兴末年，袁文观察到军人服装“忽变为皂色，用墨汁染成。” 朱熹曾说“皂衫更费重”， 在财政吃紧的南宋，全国统一军装为黑色较为困难。据前文对袁文记载的分析，应是部分地区将军装颜色统一为黑色。南宋晚期，建康府都作院制造的军服中，有不少黑布衲袄、黑布衲裙，如宝祐六年（1258）添修“黑布衲袄四千四十二领”，开庆元年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七月（1259—1261）创造“黑布衲袄三千一百五十领”等。黑色军装数量虽多，但在同期库存中占比不高，宝祐二年（1254）底占10.14%，宝祐六年（1258）占19.65%。

5. 白色军装

白衫在宋代一般用作丧服，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宋孝宗、宋高宗吴皇后等逝世时，军人、百姓都穿白衫、纸帽子。白色服装不耐脏、不易清洗、不易隐藏，行军作战时实用性不强，因而宋代作为套装的白色军装较少，或饰以图案，或作里衣、裤子。成书于宋英宗朝的《太常因革礼》载皇帝所乘逍遥辇有“辇官十二人，春夏服绯罗衫，秋冬服白师子锦袄。”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官方统计三衙禁军每年的春冬衣赐中有大量的白色服装，如白绢汗衫、白绢裌袴、白绢衬衣、白绢绵袜头袴、白绢夹袜头袴，开封高级军官贴身侍卫所穿白色衣物仅有白绫袴，保安军第七将招募兵士发放的例物如白绢夹袴、白绢汗衫等， 显然属于军装的配色。建炎元年（1127），宗泽战败，他与权邦彦“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 为避免被擒，二人选择更换士兵的白色军装。嘉定十四年（1221），扬州守臣崔与之遣强勇马军百骑在沿淮一带巡哨，“官给铠仗及红绿白布马衫各百领”， 白布衫为常备军装。南宋扬州驻军有“白布衲袄”、“白布护膝”、“白布腿裙”，宁江军新刺士兵中的“单身人，创给冬衣、白布绵袄三千领”， 是以白色为主色的军装，相较于其他颜色的军装，略显罕见。

6. 黄色军装

宋代黄色军装始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宋太宗赐边防士兵黄衣，如“河北、河东缘边戍卒，人赐黄绢襦一。” 此后每年的十月一日，牛羊司放牧军士、外仗作坊前宿直长行都有“黄绢绵袄”的衣赐。天圣七年（1029）审刑院和大理寺统计到三衙禁军每年冬天都赐有不标示部队番号的“黄绢绵袄子”。以上黄色军装都是御寒的冬服。靖康年间，金兵围攻开封城，“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 时值冬季，“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 可见十万人所穿军服应是黄袄。南宋理宗宝祐以后，黄色军装应用广泛，如宝祐元年（1253），寿昌军忠义军共2000人，“本名义勇”，“张元简为沿江帅副改名‘黄袍夫’”，2000人均穿黄色军装。寿昌在库的军需物品中，旧损堪修的“黄布衲袄六百六”，后又添修“黄衲袄一千领”。宝祐六年十月至开庆元年五月（1258—1259），明州制造“黄布衫玖伯领，黄布软缠伍伯肆拾伍领”， 占当时制造总数的1/3强。开庆元年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七月（1259—1261），建康府都作院制造“黄布衲袄三百五十领”、“招军黄布衫五千四百一领”。其中，5401件黄布衫是招募新兵的服饰。

7. 绿色军装

绿色军装在南宋较为常见。中国四川省曾出土大量宋三彩陶俑，北宋、南宋均有，武士俑的颜色以绿、褐为主，龙泉驿区博物馆更是藏有《南宋三彩武士陶俑》，通体呈绿色，无铠甲。可见，该地士兵多穿绿色军装，铠甲颜色应为褐色。嘉定十四年（1221），扬州守臣崔与之遣马军百骑巡哨沿淮一带，“官给铠仗及红绿白布马衫各百领。” 骑兵军装颜色多样，除常见的红白军装外，绿色也在其中。随后，金军占领蕲州城，搜寻知府、通判、赵制干等人，赵与 “幸身衣军人绿布衫”， 免被生擒。可见，蕲州军人有绿色军装。建康府也有身穿绿色军装的士兵，如开庆元年四月十三日至景定二年七月（1259—1261），建康府都作院制造“绿布衫二千二百二十七领”。南宋扬州驻军有“绿布衲袄”、“绿布衫”， 是厚薄两种形制的绿色军装。

8. 青色军装

宋代还有一定数量的青色军装。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街道司招置类似城市警察的兵士500人，每人发放例物“钱二千，青衫子一领”， 街道司500位士兵均穿青色服装。宋徽宗匿名于李师师处饮酒，因此时李师师不识其身份，误以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命人报与“左右二厢捉杀使孙荣、汴京里外缉察皇城使窦监”，两人所带巡兵二百余人皆“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 二百余人非全员出动，实际穿青色军装者更多。南宋扬州驻军有“青条软缠”， 是青色战袍。

宋代军服颜色经历了从不讲美观、只追求不显眼以便于隐蔽的褐色，到逐渐开放、色彩纷呈的发展过程。宋太祖朝普遍为褐色，不甚美观，但追求排场的仪卫军服有红、紫、白三种颜色。宋太宗朝开始将部队褐色军装改为紫色，应是由礼服演变推广而来。红、紫二色成为宋代士兵军装的基本配色，使用较为广泛，此外尚有黑、白、黄、绿、青等颜色。从彩色军装的使用地域来看，京师地区的军装多为紫、红、黑、黄四色，材质多为䌷、絁、罗、绢，此外尚有少数青色军服。地方军队的军服以褐、红、黄、绿为主，材质多为布。北宋时红色军装颜色为深红色，紫色军装颜色为赤紫色，南宋时有绿色军装，红色军装颜色为粉红色，紫色军装颜色为黑紫色。

从军装的使用对象来看，皇帝、文武臣僚、乡兵头目的军服并非常服，仅在短暂的军事活动中穿着，无定制。相比之下，乡兵头目所穿军服的时间较长。现役军官、士兵的军服为常服，为日常穿戴之服，有统一的形制和颜色规定。此外，仪仗队军服为礼服，如六引服饰中有碧罗袄、紫绿罗袍、紫绯罗绣袍、紫䌷宽衫、绯䌷袍、青罗黄䌷花衫、银褐绯皂䌷花衫、绿罗甲、粉青绯紫三色大搭缬罗衫、紫罗印皂斜搭衫、紫罗皂花衫、绯绿罗、红盘雕背子等， 色彩搭配丰富，虽有规定形制及颜色，但仅节日引导时穿戴，不属于日常军服。

宋代士兵军服颜色从单一的褐色发展到以紫、红为主的多色军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多色军装出现与士兵数量增加密不可分。募兵制下，宋代士兵都是招募而来，官府需为士兵提供一切生活需求，军装自不例外。随着士兵人数日渐增多，为了区别军队分属，除了在军装上刺上不同的番号之外，增加军装颜色是最简单的区分方式，这也是是多色军装出现的先决条件。其二，多色军服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宋太祖朝士兵军服仅有褐色一种颜色，且禁止服黑，除与士兵数量不多有关之外，“皂衫更费重”， 国家财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故而多色军装尚未进入统治者的考量之内。此后宋朝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且军费开支庞大，是多色军装出现的经济基础，如宋仁宗朝“一卒之服不啻万钱”便是明证。其三，彩色军装的发展是统治者审美观的映射。宋代军装颜色在宋太祖朝时为褐色，宋太宗一改前制，紫色军装开始流行。宋仁宗朝，紫色军装更注重色彩搭配，如开封诸军将领的随从穿“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袴，丝鞋，戴青纱帽，长带绅，鲜华烂然。” 其四，多色军装的发展体现了宋官府对军队的重视。在少数民族政权环伺并不断交锋的背景之下，宋官府对军队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除军队数量及军费开支常年居高不下这一外在表现之外，军服色彩逐渐丰富也是对军队重视的体现。

从宋人正色、间色的色彩观念来看，宋代军服并没有明显的正色、间色之别。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五种由正色互相混合而成的颜色，指绿、碧、红、紫、骝。在五正色中，日常军服颜色有黄、黑、白、青四种，没有赤色；五间色中，日常军服颜色有绿、红、紫三种，没有碧、骝二色。此外还有在正色、间色系统之外的褐色和绯色军装。宋朝为火德，崇尚赤色，即大红色、正红色，但军服颜色中只有绯色（深红色）和红色（粉红色）而无赤色，这既彰显了宋官府对军队的重视，又树立了赤色的至尊地位。就红色军装而言，北宋时为深红的绯色，色彩在正色、间色系统之外，南宋时为粉红的红色，属间色。

从军事科学的角度而言，普通军装尤其是作训服应当注重隐蔽性。但宋代大多数情况下并无此考虑，甚至突出鲜亮光彩，运用色彩力量。典型如驻守陕西边防的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银枪锦袄，光彩耀日”， 士兵所穿锦袍等营造出的阵容光彩晃眼，故意炫耀，颇有震撼力，强调的是军装颜色本身的光彩力量。宋官府检阅出战蕃兵武艺时，对武艺高强者“支颜色战衣袍并丝勒巾，以鼓激众心”， 更是用彩色战袍勉励士兵积极训练。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前往河朔地区，顺便检阅附近部队，董福与王均部队“衣服鲜弊不等，均众因是慙愤” ，王均部下因军装不如董福部下鲜艳华丽，既羞愧又愤恨。这就不难理解宋代军装的多彩了。加以宋代实行募兵制，军装必须美观才有吸引力，况且宋代经济发达、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80%，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军装染色。这是宋代军装色彩的特殊性。

学者研究指出：“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常规武器的性能不断提高，射程越来越远，华丽的军服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 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在英布战争中频频失利，损失惨重，这也开启了军服色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军服色彩越来越多地考虑作战环境以提高隐蔽性，绿色军服、迷彩服开始普及，绿色更是成为了军人的代表。但以红色为代表的彩色军装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各国举行阅兵仪式时，还能窥见各色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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