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对万绳楠先生著《文天祥传》的评价
2019年下半年，我编辑《朱瑞熙文集》，在文集第八册“序跋书评”类中，收入了他撰写《宋人传记的佳作——评<文天祥传>》。在文集后附录的由我编撰的《朱瑞熙论著编年》中，朱瑞熙先生大概从1985年开始写书评，目前我能知道的他的第一篇书评是发表在《上海出版工作》1985年第10期的《宋史研究傲视群雄的佳作——<岳飞新传>》，大概由于这本杂志是内部发行的，所以朱先生将此文又刊印于《宋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题为《宋史研究的佳作——<岳飞新传>》。不过，由于中国宋史研究会当时设在我校，秘书处主编的《宋史研究通讯》是本校编纂的学会内部刊物，这个书评实际上没有正式发表。而同期发表的评《文天祥传》的文章，因为同年发表在《中州学刊》1986年第3期，是在重要刊物上正式发表的，因而我当时考虑，既然两文都曾发表在同一期的《通讯》上，还是以正式发表为先后，所以把这篇书评放在文集第八册的第一篇。如此，可以确认，《评<文天祥传>》是朱瑞熙先生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书评。
朱瑞熙先生于1984年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调到上海师大工作，在宋史研究领域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人物。他和万绳楠先生在工作上似乎没有交集，但是否有私人友好关系，并不太清楚，之前也没有向他了解过。这一时期，朱瑞熙先生对宋代政治人物的研究颇感兴趣，他写过关于寇准、王安石、宋江、方腊、岳飞、王小波和李顺、洪迈、朱熹、贾似道的论文，因而他对上面谈到的两本著作的书评，应该是他这段时期内研究兴趣的一部分。由于八十年代学术著作的出版十分稀少，在宋史领域出现两本研究宋代政治人物的著作，他自然是十分关注的。从这一点而言，他之所以写《文天祥传》的书评，完全是这本著作在宋史学界产生了影响，因而引起宋史学者的注意。
《文天祥传》是万绳楠先生在1985年3月出版的重要人物评传。之前，万先生在文天祥研究上是有积累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倡议组织过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从1958年开始出版。万绳楠先生参加了这项工作，他撰写的《文天祥》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32页，共列七个标题，分别为“热情爱国的青年时代”、“举起反抗侵略的大旗”、“对投降分子的斗争”、“冒险进敌营、虎口脱风险”、“再次举起反抗侵略的大旗”、“被俘不屈”、“正气长存”，对文天神抗元事迹“作了简明通俗的叙述”。也就是说，作为《小丛书》中的一种，自然是以知识性和通俗性为主，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但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肯定使万绳楠积累了资料，对文天祥的认识有深入的看法。因而我们一般都认为万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大家，有点意料之外的是他写了《文天祥传》，实际上他在文天祥研究上是有积累有想法的。因此，当1984年《文天祥传》正式出版，自然在宋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史的研究者会关注这本书，并且迅速作出评价，而朱瑞熙就是其中一位。由于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朱先生的书评发表在《中州学刊》，我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巧合，而是朱先生故意将书评发表在河南的重要杂志上，是为了将他的评价让更多人关注。
一、书评中的主要观点
朱瑞熙先生的书评并不长，大约3000字左右，对《文天祥传》的评价，主要有以下观点：
1、南宋时期涌现了中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是岳飞，一是文天祥。近年来对岳飞的研究较前深入了一大步，取得了可喜成绩，对文天祥的研究还欠深入和系统，而《文天祥传》的问世，“终于弥补了这一不足”。与同类著作相比，《文天祥传》别开生面。具有一些新的特色。以往《文天祥》的著作最多字数十三万字，而《文天祥传》近三十万字介绍文天祥一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第一个特色。
2、采用了纪传、评论和考证三者相互结合的方法，对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做了全面的介绍，又对有关事实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史实考证，肯定文天祥是吉州庐陵县富川镇人。论述，不赞成南宋必亡论：（1）南宋只要改革导致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守内虚外之法，“就不会是元兵南进，而是宋旗北指”。（2）元世祖兴兵伐宋时部队只有二十万人，而宋方兵达到七十余万人。（3）蒙古兵南犯时“胜利中也有困难”。看到了南宋本来不会灭亡的道理，就更可以理解文天祥所进行的斗争其意义之重大。因此，“这一深刻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是颇有价值的”。由此还对南宋后期的历史做了必要的清理。这是特色之二。
3、对文天祥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文天祥传》认为文的爱国思想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学熏陶的结果，而是扎根于唯物思想中，具有强列的反理学意义。思想上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引伸到政治上就必然要得出“法天地之不息”的结论，对宋朝祖宗之制进行改革。高度评价了文天祥的文学成就，认为比之唐宋各大名家，毫不逊色。“作者的以上这些独特的见解是否恰当，有诗文、史学界的专家根据史实加以判断，但是，他的研究成果确实弥补了前人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填补了某些空白。”这是特色之三。
4、在生平史实的考证和有关学术的论述上，也存在一些缺点。（1）宋代是否设过富川镇，“未免不够严密”。（2）关于文天祥之父文仪病逝于临安客寓期集所，其实是文仪父子居住在客寓，而不是期集所（作为登第士人举行庆祝活动的场所，不可能允许士人家属居住）。（3）认定文天祥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作者没有列出必要的论据，同时又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和事实。（4）认为文天祥是反理学的，但论述中根据仍不充分，引用的有些反理学的观点，其实不是文天祥独创，而只是重复了朱熹的一些语句。（没有具体举出例子）
从书评的总体看，朱瑞熙是全面作了肯定，无论是在《文天祥传》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是概括出的三个特色，他的结论认为这是一本“宋人传记的佳作”，认为在对宋代政治人物作传记的著作中，《文天祥传》是特别出色的一种。同时，他也指出了书中也有一些缺点，不过都是一些具体细节问题，并不是全书立论基础上的根本性问题。
二、对《文天祥传》贡献和特色的进一步阐述
朱瑞熙先生的书评，显然受限于文字数，有些观点没有讲得很透彻。在重新阅读了《文天祥传》后，结合朱瑞熙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将此书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史中的位置来看，万绳楠先生对南宋历史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朱瑞熙认为至《文天祥传》出版时，南宋两大民族英雄，岳飞的研究较多，而文天祥的研究较少。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发现，如果只是就著作而言，八十年代前岳飞的著作的确是远多于文天祥。岳飞的研究不但开展得早，而且学术研究的著作数量较多。如191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孙毓修的《岳飞》，此后，如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1924年）、管雪斋《岳武穆》（1933年）先后刊印。三、四十年代，相关著作出现了十多部，如无梦和易正纲的《中国军神岳武穆》（上海汗血书店1935年）、范作乘《岳飞》（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自动生《岳飞》（重庆中正书局1936年）、章依萍《岳飞》（上海儿童书局1936年）、褚应瑞《岳飞抗金救国》（上海民众书店1939年）、褚应瑞《精忠报国的岳飞》（上海民众书店1943年）、孔繁霖《岳飞》（南京青年出版社1945年）。至于邓广铭《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彭国栋《岳飞评价》（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汉魂《岳武穆年谱》（上海商务印馆1947年）已是三本学术性较强的著作。1954年邓广铭的《岳飞传》（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北京三联书店），这是两部深入研究岳飞的巨著，对岳飞是否是投降派还是爱国将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至1980年龚延明出版《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邓广铭出版《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全文34.5万字），王曾瑜出版《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岳飞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可见，岳飞研究时间长，著作多，特别是建国以后仍然是研究热点，到了八十年代大部头的研究著作涌现，研究岳飞的热潮滚滚而来。
研究文天祥的著作，远少于研究岳飞的著作。解放前仅出版过六、七部小型著作，如1933年易君左有《文天祥》（新生命书局）、1937年欧阳渐《文天祥正气歌》（中华书局）、1938年章依萍《文天祥》（儿童书局）、1940年傅抱石《文天祥年述》（青年书店）、1941年彭子仪《文天祥》（国民书店）、1946年王梦鸥《文天祥》（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杨德恩《文天祥年谱》（商务印书馆）。解放后，主要有1958年江先等《文天祥从容就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沈起炜《文天祥》（中华书局）、1976年李安《文天祥史迹考》（正中书局）、1980年庄真《文天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陈清泉《文天祥》（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这些著作大多是通俗读物，不像岳飞的著作中有大量严谨的学术研究。沈起炜等历史学家的著作，尽管出版于中华书局，但内容总体是通俗介绍为主，陈清泉著作的格局上说与沈起炜书相仿，并不是学术研究著作。沈书有162页仅7.8万字，陈书有198页12.4万字， 这与岳飞研究动辄二、三十万字，是不能比拟的。
因此无论是从著作的数量和学术性，还是从字数而言，在万绳楠《文天祥传》正式出版前，研究文天祥的著作呈现出数量少、学术性不强、字数不多的局面。朱瑞熙指的最多十三万字的著作应是指陈清泉的《文天祥》，而当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严肃的人物传记研究著作横空出世，自然可以说是文天祥研究领域中的巨大成果，是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2、与以往的著作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标题式写法不同，《文天祥传》是以章节体撰写的严格的学术著作，描写了文天祥的诞生与成长、殿试、出任地方官、入朝为经筵官、两次起兵抗元、被俘逃脱、崖山殉国、爱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政治思想、文学上的成就、传记和祠祀等，既对文天祥的生平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史事进行了严密的甄别和考辨，同时全面论证了文天祥的思想基础和文学上的成就，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八十年代，能以学术研究式的写法具体研究一个政治人物，也即把文天祥重新放回到南宋历史中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不用政治的标贴来感性的文学创作，《文天祥传》是第一本。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传是作为史学传记来写的，不同于文学传记。”这就是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在这种目的指导下的写作使文天祥回归到了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传力求做到传、论、考相结合。”全书十章，其中前七章是文天祥生平的传，这是本书的基础。从整书写作手法来看，作者是使用史学文章的写法，大量引用具体的资料，有根有据，不管什么观点都有明确的出处，这是本书和以前的著作所不同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写法文字表达力很强，与一般死板的史学文章完全不同，读起来十分清新。每一件事情的表述，先讲什么后谈什么，都是精心设计的。写作中注意到时间先后的变换，不少地方采用的是双线索写作，用了很多问句既增加了可读性，又使问题意识不断突现。在传的这部分，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文笔的老练，表达色彩浓烈。
书中谈到文天祥生平时，大量使用考证，朱瑞熙老师只是枚举了其中的几个事例。其他的如《宋史》说文天祥“性豪华”，“声伎满前”，相信的人很多，但作者认为不可靠（第20页），接着就有具体的考证。作者也详细考证了文天祥父亲文仪的为人、治学态度、治学宗旨和思想（第21-23页），文天祥游乡校的时间(第23页)、殿试时间（第34页）、以家产为军费（第75页）、德祐二年出使元营的时间（第98页）、部将的去向（第106页）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考辨，既使文天祥的事迹更加丰满，同时也纠正了以前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特别是在具体各章的进程中，作者将文天祥的诗文进行编年，按时间先后插入文章之中对应来谈论史事，既讲清了史实，又丰富了史料，实际上也采用了考辨的手法。在作者的考证过程中，他既采用了正史，又使用了各种文集、后人编的年谱以及墓志铭等，引用的资料范围较广，因而他的考证有相当的说服力。
书中评论的地方很多，评论中往往显示出作者的独特见解。朱瑞熙先生提到了作者不赞成南宋必亡论，认为是发前人未发，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根据双方的形势和军事实力，南宋本来不必灭亡，因而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是有重大意义的。类似这样的评论，在书中有很多。比如作者认为在太皇太后谢氏带了宋恭帝投降后，南宋仍有中兴的可能性。其理由有这样几点：（1）太皇太后的投降在于未将全国人民调动起来勤王抗元，文天祥回台州后，调动人民抗元的可能性就有了。（2）太皇太后的投降在于政策是守、遁、和、降，不是攻与战。按文天祥的意见，天下事仍大有可为。（3）太皇太后的投降在于谢氏和专制朝政的大吏都是妥协投降派。如果朝廷都换了文天祥这样的主战派，团结抗元，中兴就有可能。（4）投降，不在于宋军不能打，而是上级有意识地叫他们困守，最后驱使他们投降。他认为根据这几条，南宋的中兴就有可能，当然最后是没有转向现实。这样的分析，的确显示出作者对历史大势的判断和以往的学者有较大的不同，让读者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值得研究者关注。
3、作者提到以往的学界忽略了文天祥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成就，而实际上文天祥是个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英雄，因而在第八、第九章中对这几种思想和成就作了深入的研究。朱瑞熙先生关注到了作者对文天祥爱国思想的基础的看法，因为作者认为文天祥具有反理学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无神论和唯物论为基础，提出自强不息和法天不息等思想。作者认为文天祥殿试时的《御试策一道》的中心就是“法天不息”，他对天、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站到了理学的对立面（第30页）。作者这方面的思想比较丰富，还有很多观点，我们可以试举一二例。
如作者认为文天祥的思想来自《易》经及以后的唯物论哲学家，指出文天祥探讨了事物的本原，而且他的哲学思想中没有天命和鬼神。作者按照马克思主哲学的内容对照文天祥的思想，认为他说到了事物发展、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论述了物质与道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文天祥思想中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是自强不息，思想的出发点是物质世界的运动不息。因此他的哲学唯物论思想，实践的意义很大。作者认为这种思想不可多得，但被埋没了七百多年，使得哲学史上从没提到。这样的论述在以前的学术界是从来没有过的。
政治思想方面，作者指出文天祥不仅要求改革，而且要求改革不息（第275页）。不仅要求改革宋朝的祖宗之制，而且要求一直改下去，直到实现天下为公。他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思想息息相通。就是“法天地之不息”，就是自强不息。
朱瑞熙先生谈到了作者对文天祥文学作品的研究，这方面比较详细，我们不再作进一步阐述。作者在分析文天祥的诗文后，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亚于唐宋诸位名家。他的诗歌，动乎情性，重乎气、力。他的《指南录》，标志着他进入了“自传式的史诗时代”。作者认为单从艺术水平而言，已赶上唐代第一流诗歌水平（第320页），是南宋后期的代表。他振起过一代文风，是“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之一”，“揭开了我国文学史的新的一页”（第316页）。
三、结论：《文天祥传》的地位
朱瑞熙先生认为《文天祥》是一部佳作，弥补了研究中的不足，事实确是如此。固然我们认为书中有一些考证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一些评论不一定准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治对史学影响的痕迹还是十分明显，但这部著作对文天祥研究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比如有了书中第十章《文天祥的传记和祠祀》的资料搜集的影响，后人就编成《文天祥研究资料集》（刘文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有了传、论相结合的写法和观点的启发，后人就掀起了文天祥研究的热潮，如《文天祥传》（胡志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文天祥评传》（修晓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文天祥研究》（俞兆鹏、俞辉，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学术著作先后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的《文天祥传》是起到了学术引领的作用，是对文天祥学术研究的新起点。总之，放在历史的时间纵軕上作客观的评价，万绳楠的《文天祥传》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朱瑞熙的书评是十分恰当的。
（本文于2023年12月安徽师大“新时代历史学科建设发展研讨会暨《万绳楠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收录于本人即将出版的《徘佪在学术边缘》小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