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 

原文载《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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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彩色军旗的形象及功能

文 / 程民生  高天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旗帜是武装力量的象征，宋人认为“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旗帜之用，大军之本也。” 旗帜是军队的核心和标志，宋代军法规定：“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 军旗丢失或落入敌手，全队皆斩，可见军旗地位之重。南宋将领李宝在分享其保卫胶西海道经验时称：“所仗者，兵器也。宝则有旗帜、器械，弓、刀、戈、甲，莫不俱备。” 将旗帜置于兵器之前，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宋承前制，军旗种类繁多，但更加突出军旗的颜色。

（一）牙旗及其颜色

后周牙旗“画兽以助军威，名以牙爪之义。” 《虎钤经》载有祃牙旗文、祃门旗文、祃五方旗文、祃六纛旗文等祭文 ，可知牙旗、门旗、五方旗、六纛旗为不同形制的军旗。宋代“军前大旗曰牙，师出必祭，谓之祃。” 牙旗是“将军之旗，立于元帅帐前，所谓高牙大纛是也” ，是军队统帅的象征。宋人高承追溯牙旗起源时，认为牙旗是“将军之精”，“始自置军之时，疑有征伐则置之也。” 宣和四年（1122年），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童贯率军北征时便建有牙旗，但“行而牙旗折”被视为不祥。南宋淳熙初年，四川兴元府良家子即民兵改由安抚司统辖，“而实无可用，但为安抚使执牙旗从物而已”。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寄给刘珙的信中提到“大将牙旗三丈黄” ，刘珙时任江东安抚使，此旗应是安抚使牙旗。

军队中常用牙旗有5种颜色：青、白、赤、黑、黄，用于指挥士兵行止。开始军事训练的前一天，将军队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四军，分别立青旗、白旗、赤旗、黑旗，四旗皆为牙旗，象征4个军营的大门，实际起指挥作用的是位于中央的黄牙旗：“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金钲鼓角，陈之于牙旗之左右。”训练时，所有士兵“目视大将军黄旗，耳听鼓声”，做出相应的动作，“如黄旗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 将军指挥作战时，往往选择高地，旁树黄旗作为其标识，如陆游诗曰：“将军驻坡拥黄旗，遣骑传令勿自疑。” 此“黄旗”即黄牙旗。

（二）门旗及其颜色

宋代门旗是仪仗之旗，象征封闭区域，不得随意进出；除皇室门旗外，大多为两面，左右排列，颜色、形制各异。宋初皇室“仪仗内元无牙门旗，只有红门旗，系南郊吉仗所用。”至道元年（995年）“改制牙门旗，以备仪仗应奉。” 后周牙旗上画猛兽，改制后的牙门旗颜色由间色红色变为正色赤色：“赤质，错采为神人象”，又称“红门神旗”。任命节度使时，“有司给门旗二”，“旗以红缯九幅，上设耀篦、铁鑽、髹杠、绯纛。” 节度使的门旗是红色，材质为缯。宋孝宗乾道年间，节度使2口门旗的形制有所变化，“以梅红绢，上设耀篦、铁鑽，并用镴摆黑漆杠。” 部队在外驻扎时，对军营门旗也有相应规定，大将军“门旗二口，色红，八幅。”“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幅，树大将牙帐前。”但“阵将门旗，色随所尚，不得以红，恐乱大将军。” 部队中，只有大将军的门旗可用红色。天津博物馆藏《中兴瑞应图》中，亦可见黄色的门旗，即黄门旗，位于大帐门前左右两侧，上书“门”字。可见，宋代门旗已从牙旗中独立了出来，颜色多样。宋人程大昌因忽略了这一转折，指出“军门对立两旗，是为牙旗”，但对“不专以门旗为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为牙”不解。 

（三）五方旗及其颜色

五方旗对应五个方位。据宋人考证，五方旗由黄帝创制，“青引东、赤南、白西、黑北、中黄。” 黄旗象征原点，视为正中，青旗位东，红旗位南，白旗位西，黑旗位北。唐代《卫公李靖兵法》在五方旗的基础上融入五行因素：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合是青，为与皂色相乱，故改为碧）；黄，中央，土。土既不动，用为四旗之主，而大将行动，持此黄旗于前立。宋代五方旗大致沿用此说，“凡大将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 天气较差，不易分辨青旗和黑旗时，以颜色比青色更浅的碧色旗代替。阅兵多选在天气晴朗之时，故记载中仍为青旗。

五方旗由5种颜色的旗帜构成，但与五色旗及其别称五彩旗不同。五方旗有5面，在“大将军中营建”，“各逐其方色”，“各按方面”，即东青、西白、南赤、北皂、中黄。五方旗需时刻在军营大将的周围，“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随方而建。” 前述部队牙旗有5种颜色，可分开使用，但五方旗多被视为一个整体，紧随六纛之后，且需按照固定方位排列。如在训练步兵和骑兵时，步兵进入教场后，旗帜的顺序为“先六纛，次五方旗”，训练骑兵时，“须以五方旗先引”。在军事训练中，五方旗主要用于召集各级将官，而非发放指令。此外，大将帐前的五方旗仅树黄旗，其他四旗“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 

（四）五色旗及其颜色

五色旗有青、红、黄、白、黑5种颜色，但不是五方旗。大将外出时，“先以五色旗导引之。冲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红旗，戊己日黄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后）。” 作为引导旗的五色旗分别对应不同的日期，与标明方位的五方旗不同。此外，相较于五方旗只有5面，五色旗数量不固定。如在平原地带训练士兵时，“立五色旗，分左右”，虽“六纛在前”，与五方旗的方位相同，但五方旗需按东西南北中排列，五色旗则分左右横列在六纛之后，训练结束后“立五色旗十二口，置于左右厢阵前”，50人守旗，50人夺旗。《虎钤经》有该训练图（见图1），图上显示五色旗分别是黄旗、白旗、青旗、赤旗、黑旗，各2面，共10面，加上2面门旗，共12面。有皇帝参加的大阅兵，指挥官多以五色旗指挥军队（详后）。皇祐五年（1053年），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自执五色旗”指挥作战，并“躬执白旗麾骑兵进”， 最终取得胜利。

（五）信旗及其颜色

信旗是宋代军事指挥的关键，“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 信旗即旗上有“信”字，如绍兴六年（1136年）韩世忠攻打淮阳军城池时，“独驰一骑，使一把雪（按：指军号）执‘信’字旗随之。”军队视信旗行止，“见信旗止则止，见信旗麾则俱进。” 军队日常训练时，也用信旗。如骑兵军事训练结束之前，“视五方旗及信旗，从南作两队，相对直出向前，至教场中央相合，双旗续五方旗及鼓角，即归，并如来次。” 此“双旗”即“信旗”，可见信旗有2面。军队训练之前可用五方旗召集各级统兵官，开始训练后则通过信旗发放指令，如“信旗合，击鼓一槌，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槌，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 《武经总要》所载《教兵图》（见图2）显示信旗和五方旗各在六纛旗前后，可见信旗和五方旗并非同一形制旗帜的不同称谓。在平原旷野训练士兵时，诸军“信旗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厢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厢各复初位。” 由此可以断定，信旗有2面，颜色分别为白色和红色。

图2 宋代教兵图

（六）六纛及其颜色

唐代“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宋会要辑稿·舆服》及《宋史·仪卫志》有多处“皂纛十二”的记载，可见宋代皇帝出行有12纛，颜色为黑色。记载北宋皇帝出行的《大驾卤簿图》中画有纛旗，通体呈黑色，上有黑色纛头，下为黑色龙旗（见图3）。宋代军队中的最高军事长官有“纛六口”，“军中营建，出引六军”， 故文献中多称六纛。宋人认为北方主杀，“表戎事者大纛”，五行中北方对应黑色，所以“以黑于饰”， 六纛旗通体呈黑色。

图3 宋代皂纛

（七）其他军旗及其颜色

宋代大军军旗以五色旗为基础，在旗帜上绘以不同的形状以示区分。熙宁六年（1073年），管勾鄜延路经略司赵禼建议，阅兵时“旌旗麾帜各随方色”，其中“先锋、策先锋为一色，左翼一、左翼二为一色，右翼一、右翼二为一色，殿后、策殿后为一色”，并模仿战国时期“大将之旗以龟为饰”，八队旗帜可分别绘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枢密院认为这8种图形中部分难以绘制形状，距离较远时难以辨认，实用性不强，最终“大阅旗帜止依方色，仍异其形制，令勿杂而已。” 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朝廷颁布了《枢密院教阅法》，其中规定了诸军的旗号：前军绯旗，飞鸟为号；后军皂旗，龟为号；左军青旗，蛟为号；右军白旗，虎为号；中军黄旗，神人为号。军旗以五色旗为基础，并增加了动物及神人图案。《嘉泰会稽志》载黄天王旗“据营地中” ，可见黄旗绘神人图案使用之久。此外还有黄云旗，如乾道六年（1170年）十二月二日，“殿前司马步军并执黄云旗。” 池州兵马钤辖韩世清在蕲州时，其军旗为“绯脚黄旗”， 南宋晚期的华岳曾提到“江鄂之旗五色而红脚”，旗脚为红色，部分宋军被俘，为防止军情泄露，他建议“易之以他色，而复用青、黄、白、黑之脚”， 仍没有突破五色之制。

宋军一般以50人为1小队，每小队前有1面大旗作为队旗，是队伍的象征。大将营前有旗帜250口，“尚色图禽，与诸队同。”此外还有认旗250面，“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因为认，出居队后，恐卒伍交错。” 宋代认旗的主要功能是集结队伍时，防止士兵站错队伍。此外，认旗上还可以书写文字。绍兴元年（1131年），岳飞“以红罗为帜，刺白‘岳’字于上”以引诱敌军。宋高宗曾“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兀朮、刘豫攻打庐州时，岳飞“展‘岳’字帜与‘精忠’旗”，金军很快溃败。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李宝曾提到海道上有“大龙舟，旗帜皆白，上植一认旗，书‘海虞山龚皓’。” 因军队大旗和认旗不同，有时可以用认旗区分敌我。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金军攻打德安城，部分金兵身穿战败宋军衣甲，德安守城将领“取危、孟认旗麾之，敌不知应”，即刻将其识破。 

宋代还有一些专用的军队旗帜，有相应的颜色规定。宋军的转光杂色旗“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篦。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建炎元年（1127年），宋军“又别以五色物号制招旗、分旗”，由教头掌管，“举招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合而成阵；举分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分而成队。” 宋军的异色都教大旗则色彩较为丰富 ，每个军营各有2面，各军营训练时使用。此外，宋军的探旗为红、白二色，引战旗多为白色，小绯旗子则为红色。 

宋代军旗大致有黄、红、黑、白、青5种颜色，每种颜色的军旗可单独使用，多为特殊用途或特殊部队使用。各色军旗单独使用时，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军事形象与用途。 

（一）黄色军旗的形象与用途

黄色象征中央，黄色军旗地位重要，单独使用时功能更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黄旗是皇权的象征。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前往澶州督战，“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 皇帝亲临，宋军士气大增，大大震摄了辽军。皇帝多赏赐将帅黄旗，代表皇帝亲临。熙河路经略使王韶收复河州时，“朝廷出黄旗书敕谕将士，如用命破贼者倍赏。”熙河经略安抚司干当公事、宦官李宪“张敕字黄旗”激励士卒：“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 士气大振，最终攻克河州。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又命走马承受公事张佑“赍敕字黄旗”鼓舞熙河路将士：“如能协力一心，用命破贼，广有斩获，当比收复河州，倍加酬赏。” 此处的黄旗，象征宋神宗亲临战场。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赐西北军事主官徐禧黄旗，并承诺“将士立功，受赏当倍于米脂。”西夏攻打永乐城，徐禧“植黄旗，手剑，坐城上临视之。” 可见皇帝亲赐黄旗在地方将帅心中的分量。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出城与金朝议和，“迨晚，车驾未回”，钦宗命人持代表皇帝的“黄旗自南薰门入”，报平安以稳定民心。次日未时，“黄旗又自南薰门入报平安”。申时，宋钦宗的侍从文臣韦寿隆入城宣布皇帝明日回城，并“又出黄旗，云和议已定，各令知悉。” 两宋之交，宋高宗携百官南渡，士人曹勋诗中以黄旗代指皇帝，记为“黄旗悠悠渡江汉，百僚窜伏天一隅。” 

其次，黄旗是政权的象征。南宋时，皇帝仍赐黄旗，但黄旗已失去皇帝亲临之意，多被朝廷用来招安叛贼。南宋时叛贼较多，宋政府多采取招安政策消弭叛乱，建炎后更是出现了“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的俚语。南宋政府多赐将帅金字牌、黄旗等用以招安群盗。绍兴二年（1132年），荆湖东路“盗贼啸聚，动以数万”，除武力剿灭外，时兼任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的岳飞请示是否可以“降金字牌、黄旗十副”，以招安改过自新者。宋高宗听从岳飞的建议，赐“金字牌并黄旗十副”，命其“招降群盗。” 绍兴三年（1133年），刘大中作为宣谕使出使江南东西路，“枢密院给降到招收盗贼金字牌、黄旗牓五副。” 此外，武力镇压叛乱后，宋军将帅多树黄旗招安叛军余党。绍兴元年（1131年）末，已被招安的范汝为再次造反，宋政府任命韩世忠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前往建州镇压，攻下城池后“韩公竖黄旗招安余党，只有范氏一门不赦。” 隆兴元年（1163年），建康、镇江统帅李显忠收复灵璧县后命士兵植黄白2种颜色的军旗，“愿归朝者立黄旗下，当补授官资。愿归本国者立白旗下。”站在黄旗下表示愿意归顺宋朝，站在白旗下代表想要返回金国。这并非是排除异己、击杀金人的计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 

再次，在传递军事信息时，军队往往命士兵持黄旗向朝廷传递战报，又称“黄旗走报”或“黄旗奏报”。宋军作战，“每遇敌辄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实未尝有所获也”， 但黄旗已成为捷报的象征。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太原，宋军奇袭小捷，将领张灏、张思正“以小捷之故，驰黄帜呼于中路曰：‘汾州报捷。’州县欢声震地，曰：‘我师胜矣。’” 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前往上天竺寺焚香祈祷，中途遇到“执黄旗报捷”，称岳飞率军攻下虢州卢氏县，“获粮十五万斛。” 宋金在淮西一带交锋，宋军大胜，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叶梦得喜作诗曰“一战聊麾十万师，西来捷报走黄旗”，随后又作“黄旗三面至，捷奏纷纷横”， 两诗均将黄旗与捷报并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大军来袭，宋军的黄旗走报愈加频繁，如当年十月二十二日，“邵宏渊黄旗走报，与金人战于六合” ；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存中黄旗走报，遣发策应前军统制王刚前去泰州防托”；十二月一日，“郝晸黄旗走报，遣发将官刘革等十二月一日至邓州新野镇”；十二月十二日，“成闵黄旗走报，统率军马于十二月十二日收复盱眙军了当”；十二月十六日，“李显忠黄旗走报”详细说明了“收复和州了当”的经过。当年完颜亮被杀害之后，宋廷收到了杨存中、虞允文等人的“黄旗奏报”，此外还有时间稍晚的李显忠的“黄旗走报”。金军最终退师，宋军方面“告捷闹黄旗” ，挥舞黄旗一片欢腾。

此外，在紧急时刻，黄旗还有招募士兵的功能。靖康元年（1126年），京师被围，开封城内士兵紧缺，“诸将募战士，市井中黄旗不可胜计。”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宗室赵叔向“分遣使臣揭黄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时。” 两次紧急招募，都用黄旗为号。

（二）红色军旗的形象与用途

红色旗帜颜色鲜艳、醒目，故军队所有的门旗中，只有将帅帐前才能树红色门旗，在宋人的诗词作品中，红旗更是成为了军队的代名词。如北宋时有“紫塞千里障，红旗十万军”， 南宋时有“红旗破贼本非才，白首为郎更此来” 等诗句。南宋中晚期，红旗又增添了报捷之功能。如士大夫李曾伯作“宜红旗之捷奏未几，而黄纸之除书并至”， 道士杨至质有“方红旗踏报于捷书，正彩服亲浮于寿斝” 之喜，诗人刘克庄写给好友王华甫的挽词中有“深知有遗恨，不见捷旗红” 的愤懑。

宋军水上作战时，如果先锋、游奕等船为敌方所困，需要外援时，诸船“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 大将用红色军旗指挥作战，正是利用了红旗鲜艳醒目这一特点。军队在行军过程中需要时刻保持安静，“静则有序，諠则必乱。”行军时，每支队伍挑出2名知晓诸事的士兵，其中“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士兵视小绯旗子“进退止息”：“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当队回身速行。” 此处的“小绯旗子”即是军队前进、后退、休息的指示信号。皇祐年间侬智高叛乱，惠州“恶少乘人不宁，相率为盗，田里惊扰”，转运使王罕整顿民兵、置备武器以自卫，“取库绢染绯为大小旗帜授之。” 此处红旗是队伍的象征，给民兵队伍发放红旗是其高度组织化的重要体现。

（三）白色军旗的形象与用途

宋代白色军旗有多种功能和奇特作用。如多用于军营中观察敌情的望楼之上，楼上士兵发现敌人进攻时，“随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众贼往来，聚散远近，皆审而视之，以告于下。” 小白旗挥动的方向即是敌军进攻的方向，望楼之下的士兵根据其指示，挥动相应的五方旗，使相应方位的营队准备应战。可见，望楼上的白旗成为军队的眼睛，是军事指挥的重要依据。

宋军作战时，白色军旗则是先头部队的军旗。雍熙三年（986年），辽军二万围困宋军营寨，宋将荆嗣“以三百人执白旗于道隅，独率所部趋虏，虏见其疾驰而旗帜稍盛，疑大军至，遂遁去。” 此处一望无际的白旗是大军将至的信号，具有极强的震慑作用。白色军旗也是宋军冲锋的信号，是扭转战局的关键。例如，皇祐五年（1053年），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 白色军旗还是援兵的象征。例如，靖康元年（1126年），宋金交战，守城宋军见东南“有白旗子来”，高呼“是朝廷救兵来。” 南宋晚期，面对敌众我寡的境地，宋军“卓白旗于对山之顶，贼不敢进而退。” 此处白旗象征着千军万马，敌军自然不敢贸然发动进攻。白色军旗还是征战的象征。如南宋马之纯诗云：“此扇拈来一羽轻，如何退得十千兵……而今但得旌旗白，便可中原取次行。” 

宋代白色军旗多与战事有关，甚至造就了白旗军这一支特殊的部队。白旗军的军旗为白旗，有武装侦察、策应之职，常作为先头部队出战。 

（四）黑色军旗的形象与用途

宋代黑色军旗是权威的象征，如皂纛旗仅军中最高军事长官帐前可树，大将训练士兵时，皂纛旗多位于教场中央。出则引领六军，战前必祭纛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攻打北汉，曾将北汉宣徽使范超“斩于纛下”。南宋末年，湖南盗贼迭起，提点刑狱公事李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县予一皂帜”，并允许“作乱者斩帜下”，动乱方得平息。因青色与黑色颜色相近，天气不好时较难区分，为了防止“青乱黑，以碧代之”， 故而宋代军队不常单独使用青旗。靖康二年（1127年）宗室赵叔向“领七千人到青城”暂时驻扎，随后“发青旗入城”勤王， 这显然是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性。

金朝视自己为水德，五行中对应黑色，故“旗皆上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 黑旗是金朝的军旗，宋人称金军为“黑旗子”。宋金交战时，宋军多用黑旗伪装成金兵，出奇制胜。建炎元年（1127年），宋金交战，“金人多用黑旗上城”，宋统兵官“务令守人夺取以惑众。” 夺取金军黑旗，让其他金人误以为已攻下该段城楼，进而减少火力攻击。绍定六年（1233年）七月，宋将孟珙派部下卢秀“执黑旗帅众入砦，金人不疑为宋军。”大破金军。宋军卢秀执黑旗突袭金军的驻地，金人看到黑旗以为是己方，遂被歼灭。

在军事指挥系统中，军旗颜色及旗语是指挥的核心。然而，指令越多，指示则越明确，但也越容易混淆，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指挥效果。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军旗及旗语需要多变，却也不能过多。不同颜色的军旗相互配合使用，构成了完整的军事指挥系统。在不同的场景下，彩色军旗分别代表不同的指令，发挥着定位、召集、传递军事信号、变换阵型等功能。彩色旗帜在宋代应用较为广泛，有稳定军心之用，但往往充斥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一）标定方位

标定方位的功能多用于军队的静止状态，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安营扎寨中。以5种颜色代表5个方向是五方旗最初的设计理念，故而定位功能是五方旗最基础的功能，在军事防御体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五方旗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使用，军队在驻扎时由于营地面积广阔，不同的营队分布在不同的方位，所以多用五色旗标识方位。

五方旗通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军事防御时多用来标示敌军的进攻方向。黄旗是“四旗之主”，位于中央，是大将军位置的标记。无敌情时，除黄旗以外的四旗皆偃。发现敌军后，大将军挥舞其他颜色的旗帜，代表敌人从相应的方位进兵：“南方有贼，大将举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其诸军见本方旗举，当方面兵急装束。旗若亚，则前进奋击。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位于营地中央的大将军发现敌人的踪迹，举与其方位对应的旗帜。敌军攻打军营，与敌交战的军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其他军营“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未得辄动。如须兵救，一听大总管进止。” 守城时，仍按南赤、北黑、东青、西白，“举旗为表号”：“寇来自东，即举青旗，南举赤旗，西举白旗，北举黑旗，已来复还，举黄旗。” 行军时，军队往往派探马观察周围敌情，前后左右5里派探马2骑，每隔5里增加2骑，至30里12骑为止。乘马士兵按东南西北方位“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 以五方旗传递军情，使大军提前做好应敌准备。

安营扎寨时，五色旗也代表5个方位，以大将所在黄旗为核心，其他方位的军营树立相应颜色的军旗。如按握奇营、偃月营驻扎时，黄旗居中，前红旗，后黑旗，左青旗，右白旗。《嘉泰会稽志》所载营法也符合这一特点：“前军赤、后军黑、左军青、右军白、左虞候黄、右虞候绿。” 此处无中军，左右虞候位于中央，左虞候为黄旗，右虞候为绿旗。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军事理论家华岳意识到宋军被俘将领、兵卒较多，敌人往往能从这些被俘人员口中得知宋军旗帜所代表的的军事信号，所以需要更换指挥信号，他指出“昔以青为左、白为右，今则以青为白，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 此建议无论被采纳与否，至少说明在嘉定元年（1208年）之前，彩色军旗的定位功能是固定的。

（二）传递军事信号

军队在静止状态下，彩色军旗代表5个方位。行军时，大军的方位一直在变动，五色旗的定位功能大打折扣，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借鉴五色旗的形式，赋予了彩色军旗 传递军事信号的功能。

军队在行军过程中，除派骑兵作为先行部队探查敌情外，还会命他们持五色旗探查前方地理环境。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幽州行营都部署曹翰在河北边境驻防时，“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寇兵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 许洞在编纂《虎钤经》时吸取了曹翰的经验，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前后林薮险隘，下斧䦆斫伐开道，举青旗。前有山峡高峰深溪，无避贼寇处，复风火相逼，即抽兵要逐风烧草以避贼，举红旗。前遇敌列阵，即排列辎重，引兵结阵，择高胜地守隘以拒贼，举白旗。前值山川地濡卑湿，溪涧不平，举皂旗。前平原大泽，无他患害，举黄旗。 

可见，青旗和红旗代表前方是可以人为处理的地理环境；黑旗和黄旗分别代表前方地势的不平坦与平坦，但均是安全的；白旗则是最危险的交战信号，代表前方有敌，需严阵以待。这些讯号并不固定，如《武经总要》载“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 对比发现，青色与植被有关，红色象征烟火，黑色代表水系，黄色表明前方地势变化，白色前指遇敌、后指河桥，无规律。军队出师，有时“以五色旗导引之”，“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红旗，戊己日黄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 鄜州知州张亢领兵策应时，为防止遇袭及己方不明所以、自相残杀，舍弃常用旗号，“自以五行支干别为引旗。若甲子日本军相遇，则先见者张青旗，后见者以绯旗应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亦如之。” 五行与五色结合，青木、红火、黄土、白金、黑水。如甲子日以青旗为引旗，青在五行中为木，若以“干相生”为预设信号，木生火，对方需举红旗回应；若以“干相克”为预设信号，木克土，对方需举黄旗回应。

探查敌情时，彩色军旗作用更为重要。军队在行军过程中有红白两色探旗，以军队为中心，前后左右“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 敌军在百人以上，举旗的同时需大声疾呼，以便己方及时备战。军营附近的望楼使用白旗传递军事讯号：无寇常卷旗，寇来则开之，旗竿平则寇近，垂则寇至矣，寇退徐举之，寇去复卷之。仅使用白旗，就需要配合复杂的旗语，各部队也可以用彩色军旗传递信号。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江淮浙西制置使刘锜镇守镇江，命人“持黄、白帜登高山”观察江北战况，并规定“贼至举白帜，合战举二帜，胜则举黄帜。”当刘锜发现黄白二旗举了很久，便发出了“黄帜久不举，吾军殆矣”的感叹。此黄、白二旗即刘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制的彩色信号旗。南宋晚期，宋军已普遍使用彩色军旗传递讯号，新法规定：举青旗则贼不至，举白旗则贼尘起，举黄旗则贼骑至，举赤旗则贼步至。 

（三）召集官兵与军需物资

彩色旗帜无法传递较为复杂的军事讯号，为解决这一局限性，宋军又赋予彩色旗帜召集功能。挥舞不同颜色的旗帜，可召集相应的将领或军需物资。

训练士兵时，大帅居中，先点五方旗，分别召集各级将领，安排训练事宜。步军训练中，“点青旗，兵马使、都虞候集（凡旗皆须地上卧为点也）。点赤旗，十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训练骑兵时，“点青旗，大将集。点赤旗，副将集。点皂旗，小所由集。” 日常训练以50人的小队为基础，如需训练250人或500人的大队，就需要主将通过五色旗发号施令集结士兵：“碧、白二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士兵集合以后，“队法及卷旗、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 南宋时，军队主官仍点五方旗召集所属将领，如“以青旗而招将佐”，“以白旗而招统制官”。挥舞彩色旗帜将各将领齐聚一处，可互换军情，商讨详细的作战方略，以随时更新军事讯号，防止被敌对势力提前知晓。

此外，城防作战之际，传递信号的各色旗帜代表需要召集不同的军事物资。如《虎钤经》载“城上四队之间，各置八旗。若须水摽、枋板，举苍旗；须灰炭、铜铁，举赤旗；须礧木、樵苇，举黄旗；须砂石、砖瓦，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之物，举黑旗；须毛毡、麻索、鍱铁、锹镬、斧凿，举双兔旗；须战士锐卒，举熊虎旗；须戈㦸矢弓刀剑，举鸷旗。当主之官，随色而供。” 可见，因需要召集较多的军需物资，需要用更多形制的军旗来标示，除常见彩色旗帜外，还有动物旗帜。

（四）调度军队阵型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于开封西郊阅兵，崔翰任总指挥，他“分布士伍，南北緜亘二十里”。士兵人数众多，统一指挥极其困难，崔翰“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 此次成功经验奠定了五色旗的地位。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检阅三衙禁军时，殿前都指挥使王超统筹全局，指挥步兵、骑兵共20万人，“执五方旗以节进退”，这些旗帜有黄旗、赤旗、青旗、白旗、黑旗。宋仁宗朝编修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军队教阅前一日应做的准备：“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 《宋会要辑稿·礼》记载了大阅讲武即皇帝阅兵的细节，较多涉及五色旗，如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十六日、淳熙四年（1177年）十二月十日、淳熙十年（1183年）十一月十三日、淳熙十六年（1189年）十月二十八日、庆元二年（1196年）十月二十九日（见表1），可见五色旗指挥制度之稳定。

在日常军事训练和阅兵演练中，彩色旗帜配合金鼓之声是变换阵型的信号。阵型变化至关重要，若想高效变换阵型，需要数量适中的彩旗以及容易识记的旗语。因而宋代阵型虽复杂多变，但较为常见且使用频繁的有曲阵、锐阵、直阵、方阵、圆阵5种，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名称。同时，标记阵型变化的信号需及时更换，以防止敌对势力熟知，减少己方损失。

宋朝在训练军队时，广泛吸收前代经验。庆历年间，宋仁宗赐近臣《临机指胜图》，并指出其中的阵制取自“李靖法及裴绪采诸家之义。” 日常军事训练中，军队多采用其法：“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赤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 在此基础上，宋朝还有八阵法，其中“举白旗，鸣鼓”，变方阵；“举黄旗，鸣鼓”，变圆阵；“举皂旗，鸣鼓”，变牝阵（曲阵）；“举朱旗，鸣鼓”，变牡阵（锐阵）；“举青旗，鸣鼓”，变冲方阵（直阵）；“举熊旗，八鼓”，变车轮阵（冲阵）；“举虎旗，七鼓”，变罘罝阵；“举雕旗，鸣九鼓”，变雁行阵。八阵法也是汲取前代经验，并有所变更。南宋宁宗嘉泰年间，阵法固定为6种：“一曰方阵，四鼓举白旗则为之；二曰圆阵，五鼓举黄旗则为之；三曰曲阵，一鼓举黑旗则为之；四曰直阵，三鼓举青旗则为之；五曰锐阵，一鼓举赤旗则为之；六曰五阵互变，视大将黄旗周麾则为之，此教阅之大略也。” 可见，阵法变换有固定颜色的五色旗为信号，黑旗对应曲阵，红旗对应锐阵，青旗对应直阵，白旗对应方阵，黄旗对应圆阵。

阅兵演练时，五色旗除是阵法变换的信号之外，还决定军队行止。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阅兵时，总指挥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初举黄旗则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次举白旗，则诸军复再拜，呼万岁。”行礼之后，“举黑旗以振旅”，黑旗是整顿部队、演练阵法的信号。“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以归。” 宋真宗朝阵法演练较为简略，阵法与彩色旗帜的关联度不高。于宋仁宗朝编纂的《武经总要》总结了历代皇帝阅兵的经验，并制定了新规：“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布阵时，“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 东西军按东青木、西白金、南红火、北黑水、中黄土五行相克之法递相布阵，以东军直阵为主始，西军为客，对以方阵；西军为主，以锐阵克此前己方方阵，东军为客，以曲阵应之。如此循环，以西军圆阵克东军曲阵结束（详见图4），两军同时变为直阵，步军、骑军皆是如此。

图4 北宋东西军阅兵阵法演练图

表1 南宋阅兵彩旗功能简表

宋代军事指挥系统主要依赖3种工具：鼓、金、旗。鼓、金是听觉工具，指令较为简单，大致为“击鼓则进，鸣金则止。” 旗帜属于视觉工具，形制、色彩多样，是无声的语言，是阵法变换的关键。宋承前制，军旗以黄、赤、黑、白、青5种颜色为主，并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和阵法，此为军旗最基础的功能。此外，宋代将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五色旗的价值，用五色旗传递不同的军事讯号，最大程度发挥了色彩的功能，提高了军事指挥效率，保障了军事安全。在各种军旗标示对应军事信号的情况被敌军获知后，宋军能够迅速改变军旗色彩对应的指令，体现了军队对色彩的灵活运用。

从正色、间色系统来看，宋代最常见的军旗都是正色，足见国家对军队之重视。但宋代军旗颜色又不仅限于正色，如五方旗中的青旗，为了防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 青色是正色，是东方之色；碧色是间色，是西方之色。不用间色系统中代表东方的绿色而用易于分辨的碧色，既受唐代影响，又体现了宋代军旗颜色以实用性为主。绍兴四年（1134年），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遣右军同统领王喜及王武等诸将，分紫、白旗入虏营” ，使用了间色系统之内罕见的紫色军旗。正色间色同时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以门旗为例，皇帝门旗颜色为赤色，是正色；节度使门旗为红色，是间色；将帅门旗是深红色，在正色、间色系统之外；其他统兵官的门旗不得使用红色。

宋代士兵数量较多，需要不同的旗帜区分部队番号。北宋禁军更戍、作战经常打破原来军队的厢、军编制，临时委任统兵官，进而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然而，五色旗代表的方位、阵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阅兵时指挥官更是可以凭借五色旗直接指挥20万军队，显示出军事指挥系统极强的稳固性。主将虽频繁更换，但依旧能够高效指挥军队，维持一定的军事实力，这是对军旗的色彩力量最好的注脚。

宋代军旗颜色承袭前代，但影响广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国、金国，海外政权如高丽等，均使用五方旗。辽朝举兵时，大将点兵后，“请引五方旗鼓”， 随后由皇帝亲点将校。金朝视自己为水德，崇尚黑色，“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 宣和六年（1124年），徐兢出使高丽，在其境内发现了五方旗：北方之旗，黑色；南方之旗，赤色；东方之旗，青色；西方之旗，白色；中央之旗，黄色。高丽国五方旗的颜色以及对应方位与宋王朝完全一致，彰显了中华色彩体系的系统性和国际影响力。总之，色彩在军事史上的作用涉及方方面面，有着强大的功能，值得学界予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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