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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雯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籍研究所講師
宋綬、宋敏求父子爲宋初重要的名臣。宋綬官至副宰，其子宋敏求亦久在禁垣，宋初所發生的諸多政治事件中都不乏二宋父子的身影。他們利用館閣身份，得以見到宋初所存大量唐代文獻，又加之宋氏家族自身的巨量藏書，使得二宋父子著述頗豐，其參與撰著、整理的書籍，存世如《唐大詔令集》《新唐書》《長安志》等至今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典籍。蘇頌稱二宋父子之史學貢獻曰：“宋氏二公載世典領其職。起建隆訖天禧，述祖宗創制致治之美，洎真宗一朝《實録》，時則尚書令、燕國宣獻公預焉。自乾興至治平，叙二帝成功盛德之事，洎仁宗一朝《實録》，時則貳卿龍圖常山公繼焉。五朝正史，二聖編年，出於一門父子手筆，可謂家世之盛矣。”1與其同時代的名臣的研究相比，對宋綬、宋敏求父子的研究則略顯不足。迄今爲止，有關宋敏求生平最早的編年著作是今人宋育文的《宋敏求年譜》，據《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載此書“稿本（見存）著者自藏”2，可知此年譜僅有稿本且並未刊印。張保見作《宋敏求事迹簡録》時稱宋育文《宋敏求年譜》“惜未見其流傳”3，故張氏所撰《宋敏求事迹簡録》是關於二宋父子至今爲止可見的最早年譜考證著作，已收入二〇〇二年四川大學出版的《宋人年譜叢刊》第三册。張氏稱其作此譜是因宋敏求之“碑、志、傳叙述敏求事迹，或失於簡，或於它史相舛，有必要予以清理”，因此“譜其行事，名爲《簡録》，示其爲初探而略之意”。張氏所撰《簡録》内容大體以正史文獻、宋敏求墓誌、神道碑爲主，並參用宋人文集。遇有文獻抵牾時，則略加考證，是研究宋敏求生平的重要參考文獻。但因其《簡録》的性質，書中幾乎不引原典，且於宋敏求之生平事迹僅略加概述。宋綬的相關研究則更少，二〇一一年復旦大學管華碩論《〈古今歲時雜咏〉研究》4中曾簡略梳理過《歲時雜咏》作者宋綬的生平。對二宋著作最重要的研究有張保見《常山二宋撰著考》，此文從著録與存佚的角度對二宋的撰著進行考察。5此外，王德毅《宋敏求的家世與史學》一文對宋敏求的家世與生平及其史學貢獻作了梳理，是對宋敏求家世與史學關係的最全面研究。6而今存涉及二宋的相關文獻比較豐富，相關研究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本文在前輩學者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二宋父子生平事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對宋綬、宋敏求獨撰或參與撰著、編修、校勘的所有歷史著作及其價值進行詳細考證和評述。其中涉及與他人共同編纂的如正史實録、地理學圖經等，僅以二宋所參與編修的相關部分爲中心，其他不作詳述。雖然王德毅曾有專文評述宋敏求史學貢獻，對宋敏求所撰著進行了簡要介紹，但其文發表較早，近二十年學界不斷有新材料及新成果涌現，故本文在此基礎上，對宋綬、宋敏求父子二人史學撰著及成就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宋綬曾參與編修聖祖事迹《降聖記》，真宗朝《日曆》《實録》《國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朝《會要》，太祖、太宗、真宗朝《寶訓》以及《祥符州縣圖經》《土訓纂録》等。此外，宋綬還曾提舉校勘《南北史》《隋書》，今存《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即宋綬所撰。其子宋敏求曾參修《新唐書》，且很可能主要負責《藝文志》部分的撰修，還參與仁宗朝《實録》《起居注》，仁宗、英宗《兩朝國史》，續修《會要》以及《百官公卿表》，又撰唐武宗至哀帝《實録》，此外還編撰了《東京記》《河南志》《長安志》三部重要的地理學著作。故下文分别從唐代詔令的整理與編撰、北宋國史、晚唐《實録》、《新唐書》及地理學著作多個角度分别對二宋的史學撰著及成就進行研究。《唐大詔令集》作爲研究唐史的最重要文獻之一，其編撰者歷代著録間有不同，《玉海》及《宋志》署宋綬，而到清代的書目改題宋敏求。實際上這部書是宋綬、宋敏求父子積二十餘年之功接續編纂完成。由於宋綬參與編修《真宗實録》以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和《國朝會要》，從而接觸到了大量史館和三館秘閣所存的唐代原始材料，所以在景祐年間，他將唐朝歷代君王頒布的詔令册文等進行彙編，但兩年後宋綬去世，還未來得及對這些材料加以分類，而宋敏求在其父已有的基礎上將這些詔令分爲十三類，一百三十卷，在熙寧三年（一〇七〇）整理成書，故此書的編撰草創於宋綬，而成於宋敏求，是父子二人接續編撰的著作。二宋父子之所以會編纂這部唐代詔令總集，與其家族藏書以及仕宦經歷密不可分。宋氏家族作爲北宋著名的文化家族，一直以藏書而聞名於當時。宋綬外祖父爲曾參與修撰《文苑英華》的翰林學士楊徽之，而楊徽之無子，一女嫁宋綬父宋臯。楊徽之卒後，家藏萬卷書，盡付宋氏。7宋綬妻子爲北宋真宗時宰相畢士安孫女，畢士安家藏書亦頗可觀，畢氏藏書最終亦歸宋氏。8宋臯、宋綬父子二人先後與北宋禮部侍郎楊徽之、宰相畢士安家族聯姻，故至宋綬一代，宋氏家族兼有楊、畢二家藏書，其家藏書之豐富程度，甚至有皇家藏書所不及。9宋敏求繼承了父親的巨量藏書，平生愛好讀書、藏書、校書。10宋氏家族宅居春明坊，因其藏書之豐富，吸引了大量喜愛讀書之士就近買房，導致周邊房價暴漲，成爲一時之風氣。11葉夢得《石林過庭録》中稱宋家不僅藏書豐富，且校讎詳審，皆勝諸家。12這些藏書中就收録有唐代的詔敕，宋敏求在其所撰《春明退朝録》中曾言：“予家有景龍年敕……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携其遠祖珦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13可見在北宋之時，很多士大夫可以得見前代的詔敕文書，而這些一手的詔敕文獻，也通過二宋父子的搜集和整理得以流傳。
《唐大詔令集》全書凡一百三十卷，今存一百零七卷，由於此書自成書以來均以抄本傳世，現存最早版本僅爲明抄本，存世所有版本均闕相同的二十三卷。現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學林出版社點校本，但整理品質均不理想，學者實際利用時錯訛尤甚。點校本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整理此書前爲時代條件所限，未能對存世版本進行系統研究，故使得點校本所據底本存在未被發現的多處問題。如商務印書館版排印本中卷八六《光啓三年七月德音》存在大量文字訛誤，文中“次第填補……不得約勒商人，固違敕旨”近八百字，實爲同卷《咸通七年大赦》内容。由於商務印書館本所據底本存在錯簡，導致這兩篇詔令的文本存在嚴重訛誤。14雖然《唐大詔令集》是研究唐代的重要文獻，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學界對其版本研究較爲忽視，導致學者在利用此書時出現諸多文本問題。近幾年來，《唐大詔令集》的研究逐漸成爲學界關注的熱點。其中，對《唐大詔令集》的專書研究首推李豪二〇一六年博士論文《〈唐大詔令集〉研究》15和陸續發表的三篇版本研究專文16。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主持的“唐代王言制度研究”項目將此書的研究進一步向前推進，其中孟憲實對此書現存的主要問題，如王言之含義、《唐大詔令集》的意義、作者署名等問題作了提綱挈領的考察。17段真子對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排印本的出版過程、底本選擇、整理原則以及校勘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梳理。18馬俊傑則對謙牧堂本以及國圖所藏兩部抄本作了詳細的考察。19趙帥淇則對臺灣所藏配補本的基本情况、吴焯校勘工作、周大輔補抄校勘工作以及此版本的價值進分别進行研究。20對此書的史源研究有李豪《〈唐大詔令集〉史源考》。21《唐大詔令集》的闕卷問題及輯補一直是此書研究的重點之一，已有黄煜《〈唐大詔令集〉類目小議》22與李豪《〈唐大詔令集〉闕目初探與異文輯補》23，以上二文對《唐大詔令集》闕卷部分的類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復原。拙文《明抄本系統〈唐大詔令集〉考——兼論此書闕卷緣由及通行本之失》24對此書今存重要明抄本系統進行詳考，通過梳理版本之間的關係和遞藏，對明抄本的價值、此書在唐宋時期的面貌以及闕卷之緣由進行考察，並通過對版本之間的比對指出現今通行本存在嚴重訛誤的情况。基於《唐大詔令集》通行本存在的各種問題，現在的整理本衹可視作一個權宜之本，今後很有必要在嚴格遵循現代古籍整理規範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明抄本重新校理，爲學界提供一部可以信賴的通行本《唐大詔令集》。宋代國史的修撰具有嚴格的流程，每一階段文本的生成，都是文本角力下被不斷選擇、剪翳或擴充的過程，並最終成爲代表國家話語的正史。整個修撰過程主要經歷了四個最關鍵階段：第一階段是《起居注》《時政記》的修撰，第二階段是以《起居注》《時政記》等材料爲基礎的《日曆》撰修，第三階段是以《日曆》等材料爲基礎的編年體《實録》修撰，接下來纔是以《實録》等文獻爲基礎的紀傳體《國史》的撰修。在《國史》修成後，則以《國史》等材料繼續修撰《會要》。宋綬、宋敏求父子參與了當時從《日曆》到《實録》《起居注》再到《國史》《會要》的整個官修史書編纂過程。宋綬於乾興元年（一〇二二）參與修撰從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至乾興元年正月的十三年《日曆》。25同年十一月，參修《真宗實録》。26天聖五年（一〇二七），同修《真宗國史》。27天聖六年（一〇二八）八月，負責《真宗國史》中《志》《傳》部分。28在《真宗國史》修成後，宋綬又看詳《三朝寶訓》。29明道二年（一〇三三），看詳並同提舉編修《國朝會要》。30宋綬全程參與了真宗朝從《日曆》到《實録》再到《國史》的撰修。由於宋代官修國史系列文獻除了《宋太宗實録》殘卷，幾乎全部亡佚，其他零篇殘章僅能從存世文獻的收録徵引中略窺一斑，而今存宋代國史文本主要以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中收録出自宋代《實録》的二十七篇人物傳記爲主。31此外，陸佃《陶山集》、歐陽修集、《孝肅包公奏議集》還存有注引《國史》《實録》的零篇殘章。胡昭曦從《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輯佚了逾萬字的《神宗實録》朱墨本條文。32此外，任仁仁從《誠齋集》輯佚了三篇《孝宗日曆》人物傳記。但相較於亡佚的卷帙極爲龐大的宋代官修國史，至今爲止已輯佚的國史文本依然非常少。據最新研究發現，明代《新安文獻志》還存有史源爲宋綬所撰《真宗國史·列傳》的文本，而南宋羅願所撰《（淳熙）新安志》中還收録有史源爲宋綬所撰《真宗實録·附傳》文本，這一發現可以爲學界繼續考察已亡佚的宋代《國史》提供新的文獻材料。對《新安文獻志》中收録《國史·列傳》與存世宋代國史文獻的比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復原宋代《國史·列傳》在修撰過程中的一些動態面貌。尤其在討論元修《宋史》對宋代國史的繼承和改寫方面，今存史源爲宋綬所撰的真宗朝《國史》《實録》的人物傳記，構建起了考察北宋官修國史從《實録·附傳》到《國史·列傳》再到《宋史·列傳》的整個修撰過程的橋梁。33宋敏求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參修仁宗朝《起居注》，34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參修《仁宗實録》。35熙寧二年（一〇六九），與司馬光同修《大宋百官公卿表》，36未成而卒。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宋敏求奉詔續修國朝《會要》， 37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參修仁宗、英宗《兩朝國史》。38值得注意的是，今《春明退朝録》卷上所載概述宋代百官之事，詳述當時兩制至學士等人除拜之年紀，宗室、百官之謚號以及宋代職官相關之記載，很可能爲宋敏求編修《百官公卿表》之總結。晚唐《實録》自武宗以後闕落嚴重。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史官蔣偕、皇甫燠撰武、宣兩朝《實録》。唐昭宗光化初年，裴贄又撰懿、僖兩朝《實録》。至五代時，晚唐實録僅有《武宗實録》一卷存世。39北宋修《唐書》之時，武宗以下《實録》基本不存，所以宋敏求所撰《續唐録》就極爲重要，其續唐武宗至哀帝《唐録》一百卷，後又經增補與體例改换，終成一百四十八卷的規模。《長編》卷一五七、《秘書省續到四庫書目》“編年類”以及鄭樵《通志·藝文略第三》“編年類”、《玉海》卷四八，均稱宋敏求續《唐録》一百卷，並未稱唐《實録》，且《秘書省續到四庫書目》及《通志·藝文略》均把此書分在“編年類”下，未擊於“實録類”下。《秘書省續到四庫書目》是南宋紹興中實存之書目，當時人是可得見此書體例進行分類的。《秘書省續到四庫書目》“編年類”中所載有陳彭年《唐紀》、劉軻《唐年曆》等書籍，可知宋敏求所撰《續唐録》一百卷實際爲一部私撰編年體史書，嚴格劃分的話，並非實録性質。《直齊書録解題》引《兩朝史志》稱此書“初爲一百卷，其后增益爲一百四十八卷”40。《宋敏求墓誌》《神道碑》及《宋史》本傳均作《實録》一百四十八卷。一百四十八卷的《實録》實爲宋敏求從一百卷《續唐録》增補而來。但增補的同時，此書的體例發生了變化，故《通志·藝文略第三》把一百四十八卷的《唐實録》置於“實録類”目下。由於晚唐史料的闕落，生活在北宋時期的宋敏求所撰寫的唐代《實録》就成爲後來撰寫這段歷史的重要史源。司馬光所撰《資治通鑑》晚唐部分亦多次引用宋敏求所撰晚唐實録，所以宋敏求所續唐實録雖已不存，但還能從《資治通鑑考異》中見其大略。熊展釗認爲《資治通鑑考異》所引唐武宗至哀帝六部實録均爲宋敏求所撰。41章群以《資治通鑑考異》中載《懿宗實録》引《彭門紀亂》以及《僖宗實録》約《唐末見聞録》之事，認爲筆記小説有出於《實録》者，從表面看似乎是《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説，實則二者同出於唐代《實録》。42靳亞娟對《資治通鑑考異》中所引《宣宗實録》進行研究，認爲宋敏求所撰晚唐實録可能是《資治通鑑》晚唐部分紀日等特有史料的來源。43慶曆五年（一〇四五），王堯臣因宋敏求所緝唐武宗至哀帝一百卷《續唐録》，而推薦他參與編修《新唐書》。44宋敏求所續唐《實録》是修撰《新唐書》晚唐部分的重要史料來源，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九即稱《新唐書》宣宗朝的一部分記載本於宋敏求所撰《宣宗實録》。45岑仲勉言“《新唐書》之唐末記事，最少有一部與宋《録》同其史源”46。編修《唐書》官宋敏求在通判西京留守司時，於西京御史臺發現了唐五代公文書。47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八月十七日，命宋敏求從西京回《唐書》局修書。48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十月二日，歐陽修稱聽聞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已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吕夏卿詣彼檢討。49歐陽修此奏請又恰逢宋敏求從西京返朝，回局修《唐書》後，故很有可能歐陽修所聞西京中存有唐五代公文書之事，正是宋敏求所告知，而這些唐五代公文書不僅可能被宋敏求用於晚唐《實録》的編撰，亦被利用於《新唐書》晚唐部分的修撰。關於《新唐書》修撰情况，最早最詳盡而可靠的材料即來源於編修之一的宋敏求《春明退朝録》記載。50對《新唐書》整個編修過程和分工研究，前人已有考察。如清代錢大昕《修唐書使臣表》列舉了修撰期間每一年的提舉官、刊修官和編修官。5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首次提出“宋歐修書不同時”52。顔中其《〈新唐書〉修撰考》對王鳴盛的觀點進行了修正，詳細討論了《新唐書》的整個修撰過程。53但宋敏求在《新唐書》修撰過程的具體分工，一直未有相關研究。岑仲勉也注意到《新唐書》的分工問題，指出范鎮、宋敏求和吕夏卿等人在《新唐書》中所負責的部分一直没有記載説明。54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陳師尚君在研究張碧時發現《新唐書·藝文志》中涉及張碧的小注，疑似出自宋敏求之手，故宋敏求在《新唐書》修撰過程中極有可能負責《藝文志》的部分。張碧存世詩凡二十首，詩中無可供繫年的綫索，但《新唐書·藝文志》中載：“《張碧歌行集》二卷。貞元人。”55此外，孟郊《孟東野詩集》卷九有《讀張碧集》，故張碧所生活的時代應該與孟郊同時或稍早，此後諸書記載均沿《新唐書》之説。但陳師認爲，張碧並非貞元時期人，通過考察發現其生活時代應在唐懿宗咸通以後。《新唐書·藝文志》中所謂“貞元人”之説法是因今存《孟東野詩集》爲宋敏求所編，故宋敏求以孟郊詩中所涉張碧而誤認爲其爲貞元人。這一觀點因宋敏求負責修撰《新唐書·藝文志》而被采用，影響後世《唐詩紀事》《直齋書録解題》《唐才子傳》《全唐詩》諸書。56二宋父子亦是宋代傑出的地理學家。宋綬曾參與校勘《祥符州縣圖經》、撰《虜中風俗》《土訓纂録》。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十七歲的宋綬參與校定州縣圖經。57據陳振嶽《圖經述略》考，北宋以皇帝的名義下詔修纂圖經，先後有三次：一是開寶四年（九七一）正月戊午，趙匡胤統治命知制誥盧多遜、扈蒙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迄不克成。第二次即此次景德四年，這種以修纂府、州、軍、監、縣各級圖經爲基礎，而後纂成全國總圖經的程式，以及進呈圖經的年限和收藏圖經的規定，成了北宋的定制。第三次是大觀元年（一一〇七）徽宗時，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58雖然此書已亡佚，但在晏殊所撰《類要》中還能略窺其一二。由於晏殊亦參與校定《祥符州縣圖經》，今存晏殊《類要》的地理部分還收録有年代斷限大致在景德四年至大中祥符五年（一〇〇七至一〇一二）縣一級的地理狀况，據唐雯考證，這部分内容即可能引自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成書的《祥符圖經》。59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宋綬與錢易、陳越、劉筠等人依周禮置土訓、誦訓，纂録所經過地志、風物、故實爲《土訓纂録》。60宋綬在天禧四年（一〇二〇）之時出使契丹61，天聖五年（一〇二七）前後回朝，上《虜中風俗》，又稱《契丹風俗》。62在宋綬之前，路振、王曾、薛映曾前後三次出使，每次時間相隔四年，是宋遼和議後，兩國關係正常態下按慣例派遣的使臣。63宋敏求在地理學上的影響較其父更爲突出，宋敏求所撰《長安志》《河南志》是繼《兩京新記》後記載唐代兩京地理的集大成之作。此外，宋敏求還撰有《東京記》《入蕃録》、參與删定《九域志》。一九九〇年出版《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一書中收録馬正林所撰《宋敏求評傳》。64《長安志》《河南志》作爲記載唐代兩京地理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著述頗多。舉其要有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65與顧宏義《宋朝方志考》66，二書對宋敏求所撰地志進行了細緻的考訂。相比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顧宏義《宋朝方志考》增加討論了各書所載卷數不一致的原因，對此書的版本以及所載脱誤進行了説明。馬森《20世紀以來宋敏求〈長安志〉研究芻議》67是《長安志》研究的重要綜述性論文，文中提到，傅振倫的《中國方志學通論》68將《長安志》作爲州郡志書的開山鼻祖。朱士嘉所撰《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録》對民國以前《長安志》的版本情况作了詳細介紹。69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70利用《長安志》《河南志》對唐代兩京地區的地理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緒説”中對兩京地理類書籍的宋敏求所創始、發展、沿革都作了詳細的梳理。史念海、曹爾琴《論宋敏求的〈長安志〉》71對《長安志》的體例、引文以及價值、地位作了評述，認爲宋敏求的撰述基本是因襲兩漢時期述地一派方志的傳統，但又有一些記人方志體例的混入，使這兩種方志體例在宋時漸趨融合。同時略述《長安志》對《兩京新記》的繼承和增删，宋敏求增補最多的開元天寶以後的達官貴人的邸第尤值得稱道，《長安志》中所引的詩文、詔勑以及奏疏均頗具價值。對《長安志》的考訂、糾謬有李建超《長安志糾謬》72，對《河南志》的研究有張保見《宋敏求〈河南志〉考——兼與高敏、黨寶海先生商榷》73。皇祐三年（一〇五一）三月，宋敏求從宋庠辟，通判河南。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八月回局修《新唐書》。趙彦若《〈長安志〉序》中稱“先後二京已録，固不得獨闕於此”74，可知此時《東京記》《河南志》已成書。張保見認爲宋敏求至和元年時，已有志於編撰《長安志》，並開始收集資料75。又趙彦若《〈長安志〉序》載：“又逾二紀，乃創屬體緒，纘次其言。”76大約於二十四年後始撰《長安志》，故據其知河南府時間推知，宋敏求開始撰寫《長安志》的時間應在熙寧七年至熙寧十年（一〇七四至一〇七七）。又因趙彦若《序》成於熙寧九年（一〇七六）二月五日，則宋敏求撰《長安志》的時間約爲熙寧七年或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左右，至熙寧九年時書成，故趙氏撰序。程大昌稱：“宋氏家多書，如《宫闕記》、《宫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黄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矣，而制度因革則多本諸圖經，圖經又皆本之梁載言《十道志》也。”77宋敏求以唐韋述所撰《兩京新記》未備而采方志、碑記等文獻而撰成《河南志》二十卷。此書在宋敏求卒後，由其子宋慶曾請於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刻印以廣之，宋敏求生前好友司馬光爲之序，稱此書：“凡其廢興、遷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78張保見認爲《河南志》成書時宋敏求屬銜爲“通判西京留守司兼畿内勸農史”，則此書大致的成書時間應在皇祐三年四月到至和元年八月。79孫猛校證稱此書久佚，《四庫總目》未收，元修《河南志》時多録此書，《永樂大典》亦大量徵引，清徐松編《全唐文》時輯爲四卷，從此書亦可見《元河南志》大略。80宋敏求仿韋述類例撰成《東京記》三卷，上卷爲宫城，中卷爲舊城，下卷爲新城。三城之内宫殿、官府、坊巷、第宅、寺觀、營房次第記録。81張保見《宋敏求事迹簡録》據周輝《清波别志》卷三所載：“後得《東京記》，亦宋所著，記事止皇祐二年。”認爲此書成書不當早於本年，故繫於皇佑二年（一〇五〇）前成書82。嘉祐六年（一〇六一）閏八月，宋敏求爲契丹生辰使、館伴使。83宋敏求出使契丹回，著《入蕃録》二卷，記當官所聞見與其應用。84張保見《宋敏求事迹簡録》稱敏求入蕃僅嘉祐六年一次，故此書當著於嘉祐七年（一〇六二）。85北宋共有三次修訂《九域志》。第一次是真宗時王曾等修《九域圖》，第二次是神宗時王存等修《元豐九域志》，第三次是徽宗時修《九域圖志》。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一〇一三）《九域圖》成。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召集賢校理趙彦若重新修訂，後來趙彦若辭免，就命曾肇、李德芻加以修定，王存主持其事。元豐三年（一〇八〇）閏九月修成。86據《宋敏求墓誌銘》《宋敏求神道碑》所載，宋敏求曾删定《九域志》，應即此時，衹是書未成而宋敏求卒。二宋父子利用自家豐富的藏書以及久在中秘的身份，在唐代歷史文獻的整理、宋代國史撰修以及唐宋地理學方面著述頗豐，對唐宋歷史文獻的保存與流傳有不世之功。首先，二宋父子接續整理完成的《唐大詔令集》至今都是學界研究唐代歷史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唐大詔令集》在之前整理點校時限於時代等特殊因素，在版本選擇中存在諸多問題，近年來學者們從此書的版本、史源、闕目輯佚、點校本得失等各個角度進行研究，成果頗豐。尤其是發現了現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謙牧堂本以及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樸學齋本，對此書未來的重新整理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二宋父子全程參與宋初官修國史的修撰，今明代地方文獻《新安文獻志》中還收録有史源爲宋綬所撰《真宗國史》的人物列傳原文，《新安文獻志》中收録的《國史·列傳》文本構建起了考察從《實録·附傳》到《國史·列傳》再到《宋史·列傳》的橋梁，對今研究宋代官修國史的文本形成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此外，宋敏求所撰晚唐實録不僅成爲《新唐書》晚唐部分的重要參考，亦是《資治通鑑》晚唐部分的重要史源。尤其重要的是，至今爲止，《新唐書·藝文志》部分的撰修者一直無法確認，但從《新唐書·藝文志》中涉及張碧小注存在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推測宋敏求在《新唐書》撰修時負責《新唐書·藝文志》，對瞭解《新唐書》的撰修以及書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最後，二宋父子撰修的地理書籍、地理學書籍亦是我們當今學者研究唐宋地理的重要文獻。加深對北宋宋綬、宋敏求父子生平及其撰著的研究，對推進唐宋史學研究極具價值。
註釋：
1、蘇頌著，王同策、管成學、嚴中其等點校 ：《蘇魏公文集》卷五一《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七七一頁。
2、謝巍 ：《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第一五六—一五七頁。
3、張保見 ：《宋敏求事迹簡録》，《宋人年譜叢刊》第三册，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六二四頁。
4、管華 ：《〈古今歲時雜咏〉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二〇一一年，第十五—二一頁。
5、張保見 ：《常山二宋撰著考》，載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二輯，二〇〇三年，第三四三—三五八頁。
6、王德毅 ：《宋敏求的家世與史學》，《臺大歷史學報》二〇〇三年第三十一期，第一二三—一四〇頁。收入張其凡、范立舟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第一二〇—一三八頁。
7、蘇颂著，王同策、管成學、嚴中其等點校 ：《蘇魏公文集》卷五一《碑銘翰林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贈太子太師謚文莊楊公神道碑銘》，第七六四—七七〇頁。
8、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編：《西臺集》（外三種）卷一六《丞相文簡公行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二四二—二四九頁。張邦基撰，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録》卷五《藏書之富者》，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第一四二頁。
9、張邦基撰，孔凡禮點校 ：《墨莊漫録》卷五《藏書之富者》，第一四二頁。
10、杜大珪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六《宋諫議敏求墓志銘》，宋刻元明遞修本。
11、朱弁撰，孔凡禮點校 ：《曲洧舊聞》卷四，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第一四一頁。
12、此段葉夢得所言，元代馬端《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引“葉氏《過庭録》”，葉夢得《石林過庭録》已佚，叙藏書這部分文字完整保存在明代董斯張《吴興藝文補》卷一六所載《葉夢得〈論藏書〉三則》（明崇禎六年刻本，第五三—五五頁）。
13、宋敏求撰，鄭世剛整理 ：《春明退朝録》卷下，大象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第二七二—二七三頁。
14、張雯：《通行本〈唐大詔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光啓三年七月德音〉錯簡考》，《中華文史論叢》二〇二一年第四期，第二四六頁。
15、李豪 ：《〈唐大詔令集〉研究》，南京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六年。
16、李豪 ：《〈中國古籍總目〉“唐大詔令集”條訂補》，《圖書館研究》二〇一六年第三期，第一二一—一二四頁 ；《〈唐大詔令集〉顧廣圻校本獻疑》，《晋圖學刊》二〇一七年第一期，第五九—六二頁 ；《〈唐大詔令集〉彭元瑞校本評議》，《山東圖書館學刊》二〇一七年第二期，第九五—九八頁。
17、孟憲實 ：《關於〈唐大詔令集〉的幾個問題》，載葉煒主編《唐研究》第二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第二二七—二九四頁。
18、段真子 ：《商務印書館〈唐大詔令集〉排印本之得失》，載葉煒主編《唐研究》第二五卷，第二五九—三〇九頁。
19、馬俊傑：《“謙牧堂本”〈唐大詔令集〉研究》，載葉煒主編《唐研究》第二五卷，第三一一—三二四頁；《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唐大詔令集〉版本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二一年第四期，第六五—七七頁。
20、趙帥淇 ：《中國臺灣“國家圖書館”藏配補本〈唐大詔令集〉考述》，《晋圖學刊》二〇二〇年第三期，第五九—六四頁。
21、李豪 ：《〈唐大詔令集〉史源考》，載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二十三輯，三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三二九—三五四頁。
22、黄煜 ：《〈唐大詔令集〉類目小議》，載程章燦主編《古典文獻研究》第八輯（上卷），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二五七—二五九頁。
23、李豪 ：《〈唐大詔令集〉闕目初探與異文輯補》，《文獻》二〇一五年第四期，第一五〇—一五七頁。
24、張雯：《明抄本系統〈唐大詔令集〉考——兼論此書闕卷緣由及通行本之失》，《文史》二〇二一年第二輯，第一二一—一四二頁。
25、徐松輯，劉琳等點校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三五二七頁。
26、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九，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二三〇二頁。
27、《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五，第二四三六頁。
28、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卷一二《天聖三朝國史》，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五六七頁。
29、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 ：《玉海藝文校證》卷一五《天聖三朝寶訓》，第六九八頁。
30、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一二七，第二六四六、三〇〇六頁。
31、杜大珪撰，洪業、聶崇岐、李書春、趙豐田、馬錫用編纂 ：《琬琰集删存》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一頁。
32、胡昭曦 ：《〈宋神宗實録〉朱墨本輯佚簡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第七一—七八頁。
33、張雯 ：《北宋《國史·列傳》的文本生成——以《新安文獻志》收録《國史·列傳》爲中心》（待刊稿）。
34、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三，第四九二七頁。
35、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三，第四九二七頁。
36、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三六，第四九九五頁。
37、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温公集編年箋注》附録卷二《日録》，巴蜀書社，二〇〇九年，第一一三頁。
38、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一，第六三六五頁。
39、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二，第六九〇三頁。
40、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 ：《玉海藝文校證》卷一四《宋朝續唐録·唐朝補遺録》，第六五二頁。
41、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 ：《直齋書録解題》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一二六頁。
42、熊展釗 ：《〈資治通鑑·唐紀〉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七年，第三三頁。
43、章群 ：《通鑑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説研究》，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八、四一、四二頁。
44、靳亞娟：《〈資治通鑑〉唐宣宗時期的史源——兼論宋敏求及其〈宣宗實録〉》，《文史》二〇一九年第四輯，第一一九—一五三頁。
45、《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六范鎮《宋諫議敏求墓誌銘》，宋刻元明遞修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六，第三七七八頁。
46、錢大昕著，陳文和主編 ：《廿二史考異》卷五九，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一〇二四頁。
47、岑仲勉 ：《補唐代翰林兩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册，一九四四年。收入《補唐代翰林兩記》自序，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三九六頁。
48、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 ：《石林燕語》卷五，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六七頁。
49、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 ：《玉海藝文校證》卷一二《嘉祐新唐書》，第五六一—五六二頁。
50、宋敏求撰，鄭世剛整理 ：《春明退朝録》卷下，第四四—四五頁。
51、錢大昕著，陳文和主編：《廿二史考異》卷五六《修唐書史臣表》，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九八三頁。
52、王鳴盛著，陳文和主編：《十七史商榷》卷六九《宋歐修書不同時》，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第九三九頁。
53、顔中其 ：《〈新唐書〉修撰考》，《史學史資料》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第一六—二九頁。
54、林寶撰，岑仲勉校記 ：《元和姓纂·四校記再序》，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第八五—八六頁。
55、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第一六一一頁。
56、陳尚君 ：《張碧生活時代考》，《文學遺産》一九九二年第三期，第一〇九—一一一頁。
57、王應麟 ：《玉海》（合璧本）卷一四《祥符州縣圖經》，中文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〇八頁。
58、陳振嶽 ：《圖經述略》，《文史》一九八六年第二輯，第一六五頁。
59、唐雯 ：《〈類要〉地理部分文獻再考索》，載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七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第一〇七頁。
60、徐松輯，劉琳等點校 ：《宋會要輯稿》禮二八，第一二九二頁。
61、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六，第二二一七頁。
62、徐松輯，劉琳等點校 ：《宋會要輯稿》蕃夷二，第九七三七頁。
63、項春松 ：《遼代歷史與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七八頁。
64、馬正林 ：《宋敏求評傳》，《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65、張國淦 ：《中國古方志考》，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第一五七頁。
66、顧宏義 ：《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七、三四三、三五〇頁。
67、馬森 ：《20世紀以來宋敏求〈長安志〉研究芻議》，載中國古都學會編《中國古都研究》總第三十四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一六〇—一七五頁。
68、傅振倫 ：《中國方志學通論》，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第二三頁。
69、朱士嘉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録》，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第三五九—三六〇頁。
70、辛德勇 ：《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71、史念海、曹爾琴 ：《方志芻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六八六年。
72、李建超：《〈長安志〉糾謬》，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曆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十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三八八—三九七頁。
73、張保見：《宋敏求〈河南志〉考——兼與高敏、黨寶海先生商榷》，《河南圖書館學刊》二〇〇三年第五期，第七九—八二頁。
74、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潔點校 ：《長安志·長安志圖》，三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四頁。
75、張保見 ：《宋敏求事迹簡録》，第一六三二頁下欄。
76、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潔點校 ：《長安志·長安志圖》，第四頁。
77、程大昌撰，黄永年點校 ：《雍録》卷一五，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第七頁。
78、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温公集編年箋注》卷六五，巴蜀書社，二〇〇九年，第一七三—一七四頁。
79、張保見：《宋敏求〈河南志〉考——兼與高敏、黨寶海先生商榷》，《河南圖書館學刊》二〇〇三年第五期，第七九—八二頁。
80、晁公武編，孫猛校證 ：《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第三五一頁。
81、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第二四一頁。
82、張保見 ：《宋敏求事迹簡録》，《宋人年譜叢刊》第三册，第一六三一頁下欄。
83、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五，第四七一七頁。
84、蘇頌著，王同策、管成學、嚴中其等點校 ：《蘇魏公文集》卷五一《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第七七五頁。
85、張保見 ：《宋敏求事迹簡録》，《宋人年譜叢刊》第三册，第一六三三頁下欄。
86、閆建飛 ：《新、舊〈九域志〉考》，《典籍與文化》二〇一一年第一期，第八〇—八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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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文獻研究.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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