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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弃官归隐思想考论

1、第一次弃官

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杨万里赴任人生仕履中的第一个职务赣州司户参军，负责掌管户籍、赋税、仓库交纳以及离婚案件所引发的财产诉讼等方面事务。任职还不到一个月，因工作与上司意见不合，觉得自己不合流俗而厌恶官场，便想效仿老师王庭珪要弃官归隐。说到王氏弃官，杨氏后来题作《卢溪先生文集序》说：“调茶陵丞，与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自号卢溪真逸。”可见杨氏的骨子里是很认同老师弃官归隐的做法。庆幸的是，其父杨芾听后大怒，“挞焉乃止”。假若不是杨芾用棍棒打他，杨万里真的有可能会弃官而去。笔者认为，杨氏第一次弃官，是其率真性格的使然，是其弃官归隐思想的萌芽时期。因为他的长子杨长孺后来初次入仕，担任零陵县主簿时，循例去拜见州长官、丞相之子赵谧，而赵氏“冷面”待客且公事公办，致使杨长孺“退而抑郁几成疾。以书白诚斋，欲弃官而归。诚斋报曰：此乃教诲吾子也，他日得力处当在此”。可见，杨万里内心并不认同儿子弃官的做法，并对其所受“委屈”耐心开导，有助于其心志成熟。

2、第二次弃官

淳熙二年（1175）夏，在家“待次”漳州知州的杨万里接到诏令，被改任常州知州。因为彰州的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相对较差，为回避“嫌贫爱富”之说，杨氏按照官场通常惯例向朝廷上奏辞呈，表示不愿赴任，并请求乞祠在家。事后他题作《待次临漳，诸公荐之，易地毗陵，自愧无济剧才上章丐祠》诗表达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亦岂真辞禄，谁令自不才？更须三釜恋，未放两眉开。道我今贫却，何朝不饭来？商量若为可，杜宇一声催。

诗中说，他并非真的想要辞官，作为读书人谁不想报效国家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何况因为家贫还需要自己去做官而养家糊口。但转念一想，自己虽然家贫，却没有穷到无米下锅的地步。假如能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或许可，那么杜鹃的一声啼叫，就是唤“我”辞官回乡的催号令了。笔者认为，杨氏第二次弃官仍是其归隐思想不成熟阶段，即1156年春至1188年三月。

3、第三次弃官

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时任秘书少监的杨万里因高宗配享名单的拟定而严厉谴责洪迈，并斥责他无异于指鹿为马，此前宋孝宗曾两次审阅并认可这份名单，由此还联想到昏庸无能的秦二世，说：“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此得罪孝宗。杨万里眼见皇帝与权臣苟且偷安，不思中原恢复，朝廷政事被近习把持，不少忠臣被排挤出朝，自己是有志不能舒，内心极其痛苦，于是一面上书皇帝请求辞官，一面写信给刚任命为零陵县主簿却仍在“待缺”的杨长孺，要他赶紧回湴塘老家修葺房子，作好弃官回乡，归隐田园的打算。孝宗毕竟是弄权高手，事后虽未批准杨氏辞官，却被削去直秘阁职务，安排出任江西筠州知州。

4、第四次弃官

绍熙元年（1190）十月，《孝宗日历》修成。依循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该书作序，丞相留正不予采用却另命他人作序，于是杨氏自劾失职，先后上奏《秘书省自劾状》《奏报状》，主动请求弃官回乡。此事后来被光宗亲笔批字慰留，才告一段落。不久后，杨氏又遭留正暗算，被排挤出京，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期间曾有多名正直大臣上疏请留，如中书舍人倪思曾打算抗旨，将敕命封还给皇帝。杨氏得知消息后，连忙写信制止，且说：“死无良医，幸公哀我。得并‘别作商量’之说免之。”笔者认为，杨氏第三、四次弃官，是其归隐思想基本成熟阶段，即1188年四月至1192年八月。

5、第五次弃官

绍熙三年（1192）四月，朝廷打算在江南地区推行流通“铁钱会子”。这是一种纸币，因为发行量过大，存在财富急骤缩水等问题。杨万里接到诏令后，立即上疏痛陈利害，还两次拒不奉诏，并上札辞官。刚开始时，宋光宗认为此举能增加朝廷收入并增强国力，对杨氏之举也甚为疑惑，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此举之弊。八月，光宗因念他是东宫旧人，且兼顾其思乡情绪，于是被改任赣州知州。杨氏上札称疾不能赴任。不等朝廷批复，杨氏就毅然乘船返乡，并题诗曰：“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陵始欲愁”（《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寄言杜陵老，不用剪吴松”（《自金陵得郡西归，晓发梅根市，舟中望九华山》），表明他这次辞官并非像那些迫于外在压力而退出官场者，而是其内心深思熟虑后的人生抉择。杨氏第五次弃官是其归隐理想的实现阶段，即1192年八月之后。

1、“我本山水客”的自然本性

杨万里自幼热爱大自然，喜爱山水田园。“餐翠腹可饱，饮绿身须轻”（《明发陈公经过摩舍那滩石峰下》）、“有酒唤山饮，有蔌分山馔”（《轿中看山》），时刻想着与大自然的山水林田园融为一体。杨氏对大自然的喜爱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他出生并成长于湴塘村，28岁中进士，66岁回乡归隐，期间候职场、丁父忧和丁继母忧、探亲休假等，在家乡比在外头的时间要长许多。湴塘村南有朝元岭、笔架山，北有后龙山、北山，南溪水自西向东蜿蜒从村前流过，村庄周边有二、三十口水塘，优美的自然风景铸就他“山水客”的自然本性。即使他在外地任职而生活于城里，内心喜爱的仍是乡间生活。如任常州知州时，每天“过午，吏散庭空，乃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最终突破江西诗派的樊篱，开创“诚斋体”，自成一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杨氏的归隐思想是与其思乡恋家情怀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家乡的南溪，“行尽南溪溪北涯，李花看了看桃花”（《与刘景明晚步》）、“南溪旧风月，千万寄相思”（《送子仁侄南归》），《诚斋诗集》中此类含有“南溪”字眼的诗有55首，无“南溪”字眼却是描绘其景物，如《溪边回望东园桃李》诗等有40余首，含有“南溪”字眼的散文有13篇，《诚斋集》中涉及南溪的诗文共有100多首（篇）。再如，他对家乡的东园、三三径、万花川谷、钓雪舟、云卧庵、“诚斋”书房、北山、东山、鹧鸪山、天柱冈和云际寺等，歌咏家乡景物的诗文共有六、七百首（篇）。杨氏应邀为别人作记作序，常自称为“诚斋野客”，以村野之人来暗喻自己的归隐理想。由此可见，杨氏对大自然的山水是流连往返的，对家乡的田园溪塘更是情有独钟，最终放弃“轩冕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无求不必位三公”的师友影响

杨万里身边师友的言行对其归隐有着直接的影响。据南宋节义名臣胡铨说，其父杨芾有三次入仕做官的机会却不肯接受，“隐吉水之南溪，号南溪居士云。家无田，授徒以养，暇则教子”，杨芾的言传身教，对少年杨万里的心理发展和性情品德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绍兴二十四年（1154），杨氏中进士后回家乡拜见族中长辈，因他少年时代多是“从先君宦学四方”，以致有相当一部分族人不相识，再言及他童年时与人钓鱼游玩之地，“则茫然不可寻矣”，这时族叔兼学友杨辅世批评他说：“廷秀乎？子吾乡廷秀，非异县廷秀也。子归乎？与吾白首竹林，吾乐也。于是某始有归志。”再如，老师王庭珪的归隐是杨氏终生效仿的榜样。隆兴元年（1163），归隐多年且已85岁的王庭珪被孝宗强请到杭州，担任国子监主簿，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王氏就以年老体衰为由提交辞呈，而那时正是杨氏仕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期，师生俩在京城首次见面，杨氏特意题写《宿徐元达小楼》作为见面礼，诗曰：

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

诗中表面是写旅馆因为临街而早夜吵闹，影响别人休息，其实是暗喻自己因热衷功名，导致自己与老师淡泊宁静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老师离京时，杨氏又题作《送王监簿民瞻南归》相赠，并以老师“青霞成癖”的超世形象作为对自己俗气求官的一种自嘲。

此外，与杨万里一生交往密切的都是一些有名望、重气节的人，如青少年时代的老师王庭珪、刘安世、刘廷直、刘才卲，入仕之初的张浚、胡铨、张九成，中晚年时期的周必大、朱熹、陆游、张栻、范成大、尤袤等人。杨氏终生以高洁的品质赢得了师友们的赞扬，周必大称赞说：“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

3、“直不中律”的耿介品格

杨万里厌倦官场，与其正直刚毅的性格密切相关。“为爱荷池日日来”（《西园晚步》）、“莲入新秋何更瘦”（《晚酌》），他喜爱荷花，希望能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自身品质的高洁。据统计，《诚斋集》中共有咏荷诗至少有178首、词1首。杨氏曾声称自己：“平生太疏放，似黠亦似痴”（《暮宿半途》）、“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夜读诗卷》），这种不流俗的性格，必然使得他的仕途极为不顺。又如，乾道九年（1173），吉水县八都人曾无已赠送一幅《渔浦晚归图》给他，杨氏阅览后触景生情，想到朝中小人得势之现状，内心油然而生要辞官过清净生活的念头，并提笔为该画题跋：“浦，吾里；舴艋，吾宅；黄帽郎，吾侣也。苒苒京尘，于今三年，偶开曾无己此轴，风烟惨淡，波涛汹欻，欣然振衣登舟云。”俨然一幅马上动身去隐居的样子。庆元四年（1198），杨氏写信给族弟、杨邦乂的孙子杨梦信说：“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获罪于人。”可见，他也已认识到自己性格在仕途中的不利影响。在即将实现归隐理想之际，杨氏还特意题作《和渊明<归去来兮辞>》诗和《归去来兮引》乐府以言志，并发出“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来兮”的内心呼唤，颇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范。晚年时，杨氏又题诗自赞：“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丝毫没有为自己品性及作为有后悔或自责之意。

4、“世与我相违”的黑暗官场

杨万里不愿在黑暗官场中与人同流合污，以及对国事的彻底失望，是其归隐的最直接原因。刚入仕之初，杨氏曾以积极作为的姿态体现其入仕的热情。乾道三年（1167）初，杨氏带着精心写成的《千虑策》前往京城谋求差使，此事虽是无果而终，但《千虑策》的影响力是震惊朝野，以致丞相虞允文有“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的赞语。后来杨氏曾题作《归欤赋》来表白自己入京途中求职的矛盾心态：内心既有“归欤，归欤，岂南溪之无泉兮，南山之无蕨”的内心呼唤，又有“谒帝久而乃觐兮，岂不就于一列”的现实需要，于是自己仍不得不继续踏雪前行。又如，乾道五年（1169）底，杨氏给好友、严州知州张栻题写赠诗：“还将著书手，拈出正君心”（《寄张钦夫二首》），冀望于“得君行道”，自己在仕途上能有所作为，从而造福天下百姓。然而，外有强敌的虎视眈眈，收复中原的希望极其渺茫，内是国势日衰，朝政被近习掌控，诸多忠臣被排挤出朝，皇帝和权臣们苟且偷安，这样的黑暗现实必然致使这位庐陵名士如坐针毡，如《忧患感叹》（其二）诗曰：

老去情怀已不胜，愁边灾患更相仍。胸中莫著伤心事，东处销时西处生。

第一，折射古代知识分子“仕”与“隐”的矛盾情结

“仕”与“隐”，既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两大出路，又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矛盾情结。“隐”则独善其身，占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现济世之大才略，这两种思想倾向始终在杨万里内心激烈碰撞着，经过长期的痛苦挣扎，最终使他作出人生抉择，义无反顾地走向归隐。这里有必要强调三点。首先，杨万里早期也有强烈的入仕愿望。他52岁时作诗回忆少年时代在阜田镇高守道先生“松下斋”求学苦读的情形，说：“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寒夜耿难晓，孤吟悄无侪。虫语一灯寂，鬼啼万山哀。雨声正如此，壮心滴不灰。”那时杨氏就由单纯的读书兴趣，开始转变为有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现实中的困苦生活丝毫压不倒他勃勃向上的追求劲头，相反，孤寂的书院、漫长的寒夜、愁人的雨滴反而成为他修炼心志的最佳载体。“我昔如汝长，壮志在四方”（《得寿仁、寿俊二子中途家书》）、“不应久闲散，便去羡功名”（《秋日晚望》）、“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送施少才赴试南宫》），这些诗句均可表明：尽管杨氏当时官位低下，却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主观愿望。其次，杨万里极具治政理事之才。杨氏思乡恋家，甘于归隐，但决不是官场中滥竽充数的无能之辈。他是从赣州司户参军这种低级地方掾吏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足印，继而县丞、知县、知州、朝廷文官，最后担任颇有实权的转运使等，可谓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事务无不打理过，所到之处无不声誉卓著。他任奉新知县时，不用刑狱，通过与民约法等举措，从而顺利解决赋税征收问题，“罢逮捕，息笞箠，去囚系，宽为之约，而薄为之收。行之一月，民无违者”，这是杨氏给丞相虞允文的信中汇报他实施新政所带来的可喜局面，此前接连有五任奉新知县尚未任满，就被县人攻讦为有罪而遭到罢黜；在高安、常州等地，重视兴教立学，推行文明教化；在朝廷，以“人才最急先务”，向丞相王淮上《淳熙荐士录》，推荐朱熹、袁枢等60名人才，为贤能之士开辟晋升之路；在广东，带兵剿匪，一举获胜，被孝宗褒扬为“书生知兵”“仁者之勇”。再次，杨万里归隐后仍是心中有忧。杨氏归隐南溪后，日子过得怡然自得，这自是不必多言，但是他的内心真的感到快乐吗？答案是否定的。“今日偶不饮，无事亦有思”（《饮酒》）、“归来依旧鸣未了，知向何人诉不平”（《晚归再度西桥》）、“十载人间乐与忧，几曾半点到心头”（《醉吟二首》），《退休集》中有很多类似的诗句，折射出杨氏归隐后的内心忧愁。随着权相韩侂胄的势力日盛，杨氏忧愤成疾。开禧二年（1206）端午节后，族侄杨士元来拜访他，当“言及邸报中所报侂胄用兵事，先臣万里失声恸哭，谓奸臣妄作，一至于此，流涕长太息者久之，是夕不寐，次朝不食，兀坐斋房”，“至若文节，年六十余，已悬车告老将二十载矣，闻一权臣擅国，遂至饿死” 。可见，杨氏并不是一个没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的彻底的归隐者，他归隐后的所思所为，符合道家所倡行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

第二，揭示南宋朝廷“中兴北伐”梦的破灭

宋室南渡后，收复中原故地、中兴宋朝政治是上至皇帝权臣，下至文人学子的普遍理想和共同追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宋皇帝及主和派对偏安一隅、北伐未竟的现状越来越自我满足，致使力主抗金的文人士子的爱国情怀越来越失望。“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初入淮河四绝句》）、“不是澹庵谪南海，姓名那得许芬香”（《跋符发所录上蔡语》），这些振聋发聩的爱国诗句，即是杨氏对收复中原的极力渴望，以及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强烈不满。淳熙十六年（1189）底，杨氏以接伴金朝贺正旦使的身份来到宋金交战的淮河前线，途中在镇江金山小憩，并在此写下著名的爱国诗篇《雪霁晓登金山》，作者在诗中先是赞美金山之美，却以“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作为结尾之句。因为金山之顶建有吞海亭，到南宋时，这座亭子的作用仅仅是“每北使来聘，延至此亭烹茶”，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气撼乾坤的长江和傲然挺立的金山，能不替这样的主人而感到羞耻吗？“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夜读诗卷》）、“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竹枝歌》），出于对国事的彻底失望，杨氏心中的“中兴北伐”梦宣告破灭，内心对辞官归隐曾经有过的徘徊和犹豫也不复存在。再如，庆元元年（1195）初，朱熹曾力荐已归隐3年的杨万里再度入朝任职：“只有此老尚可极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书力劝之。万一肯出，经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灵之计，非小故也。”杨氏出于对国事的彻底失望，不仅自己不肯出来做官，反而写信规劝朱熹、陆游不宜出来做官。果然不出杨氏所料，陆、朱二人后来重新入朝做官没多久，或借故遭罢黜，或草草被打发回家，均落得灰溜溜的结局。此后，随着南宋国内经济的几近崩溃，外有蒙古族的虎视眈眈，内无刚正大臣的匡扶，南宋王朝必然走向了衰败。

第三，彰显庐陵文化最突出的地域特色——文章节义

吉安素有“人文渊薮之地，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这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周必大、胡梦昱、文天祥等乡贤的古文经术、忠义气节闻名而分不开。从南宋开始，庐陵士人普遍把研读儒家经典与修齐治平结合起来，出则为忠臣，处则为节士，入朝经国纬世，退守著述施教，逐步彰显出庐陵鲜明的地域特色。杨万里的诗文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乾道六年（1169），周必大赠诗说，“诚斋诗名斗牛寒”（《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后来又说他“执诗坛之牛耳”（《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聊诗》）；嘉泰三年（1203），陆游题诗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还3次提议推举杨氏为诗坛盟主；姜夔说，大自然的一切，大至日月山川，小至蜂蝶花草，无不被他收拾入诗，而且涉笔便有谐趣，以致“处处山川怕见君”（《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类似的赞美诗句还有很多。至于杨万里的气节，考功郎李道传就其谥号问题向朝廷建议说：“他人之文，以词胜；公之文，以气胜。惟其有是节，故能有是气；惟其有是气，故能有是文也。”自宋以降，庐陵就多有刚直忠烈之士，“生其地者，或出而仕，霖雨苍生；或退老田园，整躬饬行，矜式闾里，与前贤后先辉映”，他们忠贞正直、爱国忧民、宁折不弯的性格特征，逐渐成为后世吉安人所追随的道德典范，与当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一脉相承。

第四，揭示杨万里家族“诗书继世，清白传家，忠节闻名，仁爱孝悌，心系天下”之精神内核。

杨万里的气节是“逆折奸萌，矫厉具臣”，其“学问文采，固已绝人”，其操守是“狷介之守，尤为难得”，应当说，他的学问造诣、人格魅力与其家学渊源所分不开。杨万里的一世祖杨辂官虞部侍郎、吉州刺史，二世祖杨鋋官海昏县令，此后有八代先祖未曾入仕，却都是崇文重教、潜德修行之人，如其曾祖父杨希开，虽未中举入仕，却立志振兴家族，个人出资兴办学堂，聘请两位先生来教育族人，“同族中奉公存、梧州推官文明皆贫，公为之代束修，给衣食以玉成之”；祖父杨元中是“经明行修，师范学者，德党泽厚，治于后人”；父亲杨芾精通《易经》，是吉水县远近闻名的藏书家，其百里负米、舍命救亲的事迹收录于《宋史·孝义传》；长子杨长孺，官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州时，以俸禄七千缗“代下户输租”，晚年爵位至庐陵侯，去世时竟无以为殓，衣衾棺材全是亲友捐赠。此外，庐陵杨氏家族中如宋代的杨丕、杨纯师、杨存、杨邦乂、杨炎正，元代的杨学文、杨允孚，明代的杨季琛、杨惟敩、杨民服、杨必进、杨以伦，清代的杨振鳞等，其道德文章、忠节清廉均堪称世人之典范。就庐陵杨氏家族而言，杨万里不仅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是具有里程碑的标杆人物，诚如他评价族叔祖杨邦乂所说：“公之名岂待族谱而后传？而族谱得公则为光荣也。”这句话也极适合于评价杨万里。优秀家风家规的训育，逐渐形成以“诗书继世，清白传家，忠节闻名，仁爱孝悌，心系天下”为内核的家族文化。假如从文化源流的角度来说，杨万里家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是庐陵文化乃至江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万里弃官归隐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他年轻时是怀着“壮心滴不灰”的宏愿进入仕途，正如他告诫长子杨长孺时所说：“先人门户冷如冰，岂不愿汝取高位。”纵观杨氏38年的仕履经历，他先后五次提出弃官，最终以“我本山水客”的夙愿压倒“澹无轩冕情”的心愿而实现理想，诚如他向朝廷上奏所说：“少也愿仕，老而志衰。”杨万里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当为官行事涉及到他的人生准则时，必然会秉承“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来兮”之准则，毫不犹豫地放弃仕途追求，以维护其磊磊大丈夫之气。

杨万里弃官归隐家乡后，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即使在他去世的前夕，还深沉发出“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的心声，令他时刻难以忘怀的仍是国家安宁和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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