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著名宋史专家胡昭曦先生（1933.1.16-2019.11.3）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胡昭曦先生长期活跃于宋史研究领域，在王安石变法、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后期历史和宋代学术文化史（尤其是宋代蜀学）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推进和突出贡献，先后出版《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宋蒙（元）关系研究》《宋蒙（元）关系史》《宋理宗宋度宗》《宋代蜀学研究》《胡昭曦宋史论集》《宋代蜀学论集》等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值胡昭曦先生逝世5周年忌辰之际，谨推此文，以表对先生深切的怀念。
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
文 / 胡昭曦
一、引言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公元960~1279年），北宋（960~1127年）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1127~1279年）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较小。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还有契丹（辽）、夏（西夏）、金、大理、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对于宋朝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历来有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四个盛世即汉、唐、明、清，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虽不能说是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宋朝。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没有多大作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
就学术界而言，对宋朝历史一贯比较重视，近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愈益广泛而深入，已取得许多成绩。然而，一般来说，社会上对于宋朝历史还缺乏必要的、如实的了解，对宋朝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认识。至于在国外，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近见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报》载，“日本一家青年报最近对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学生作了调查，要求他们各自举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国名人”。统计结果显示，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名人的前25人中，中国古代依次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刘备、秦始皇、诸葛亮、杨贵妃、关羽、老子、刘邦、司马迁、项羽、曹操、张飞等。这15人中，没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些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会发展的情况怎样，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明、清确乎是很强盛的四个王朝。宋朝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上汉、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比汉、唐低，而是在汉、唐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其发展程度高于汉、唐。
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
（一）物质文化方面
农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甘蔗、栽桑养蚕、种棉，均比唐代发展。特别是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小麦种植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
手工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唐代进步。如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而外，技术提高是很明显的，如“卓筒井”的开凿；“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等等。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
1.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2.天文学。“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
3.数学。著名数学家有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等，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这种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 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4.医学。宋朝时医学分工更细，此前为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宋时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眼科、产科、疮肿兼析疡科、口齿、咽喉科、针炙科、金镞书禁科。还出现了宋慈的《洗冤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针炙有了很大的发展，著名的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炙图经》和针炙铜人模型。药物学方面，宋时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是《本草纲目》问世前的权威药学著作。
其他如建筑学、地学等都达到新的水平。如“虹桥”（飞桥）是无柱木梁拱桥，即垒梁拱，达到了我国古代木桥结构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2.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
4.话本。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学。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其他如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方面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
1.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极力分化宰相事权。
2.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铨选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对地方官的监察制度等。
3.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
4.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来说是超过了唐朝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特别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意，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忻，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宋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年）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鸥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年），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史上“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
（此文是1995年作者的学术讲座稿，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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