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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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胥浦橋之戰的幾個問題
文 / 魏華仙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摘 要：發生在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年）十月下旬的胥浦橋之戰，是宋金之間的一場規模不大、時間短暫的遭遇戰。雖然宋孝宗時被定爲十三處戰功之一，但長期以來因其爲敗仗而不被重視。實際上宋方此戰在敵衆我寡情況下，與敵軍激戰三天，最後雖丟失了胥浦橋、真州，但爲劉錡大軍退至揚州贏得了時間；轉移了真、揚二州的大批百姓而使其免遭金人蹂躪；將士們與金軍殊死搏鬥的精神也鼓舞了南宋軍隊的士氣。所以它雖敗猶榮，無愧十三處戰功之列。
關鍵詞：南宋；金；胥浦橋之戰；邵宏淵；十三處戰功
胥浦橋，又稱西府橋，位於真州（今江蘇儀真）西北七里的胥浦河上。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月，南宋與金軍雙方在這裏發生了一場遭遇戰，即胥浦橋之戰，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被確定爲十三處戰功之一。
關於胥浦橋之戰，歷史上既有“邵宏淵拒虜於真州之胥浦橋，獲捷”；也有“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兵敗”這樣完全相反的記載。當今學界要麽不僅在斷代通史如《宋史》，而且在專史如《南宋軍事史》之類書裏完全見不著有關此戰的文字；要麽就認爲它“其實是一次敗仗”。也有認爲“此戰就戰鬥自身而言確爲敗仗，但在戰略上卻是價值連城的勝利，對整個戰局走向的影響，其實並不亞於采石之戰”等觀點，莫衷一是。那麽，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價胥浦橋之戰？它爲何是十三處戰功之一？筆者不揣淺陋，擬作一些分析，敬請方家指正。
一、 此戰的發生背景
紹興三十一年（1161）五月，當南宋方得知金主完顔亮即將南侵的消息後，宰執召集了三衙帥商議舉兵事宜，並作出了兵力部署： 該月二十三日乙未，命六十歲宿將、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吴璘（1102—1167）爲四川宣撫使，節制川陝戰區諸軍。二十四日丙申，針對“上流重地，邊面闊遠而兵力分”問題，命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的成閔率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長江上游，負責京湖地區。
江淮戰場是金軍的主力戰場，由完顔亮親率約十七萬大軍，由汴京出發經壽春、建康攻淮南進而攻取臨安。南宋方面，六月十六日丁巳，命老將劉錡（1098—1162）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建康府都統制王權爲副使。他們二人的兵力大致十餘萬人。但朝廷並没有統一的作戰方略，實際上劉錡軍在八月十五日（乙卯）即朝廷部署兩個月之後才從鎮江移屯揚州，“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這樣老而病的將領居然作爲主力指揮去往前綫，太感悲壯，同時又大爲南宋痛惜！更爲戰争結果深捏一把汗！
然而劉錡在揚州，既没有得到朝廷任何的戰略指示，也没有自己的策略考慮。楚州通判徐宗偃跟他“力陳兩淮要害”，要他派精鋭列戍清河口、渦口等渡淮重地，但“錡疑未決”。還是在淮東副總管李横、浙西副總管賈和仲“皆共贊之”後，他才調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率所部五千人進屯寶應。到八月二十二日，劉錡得到情報説金軍將在二十五日渡淮，徐宗偃要求劉錡派軍到盱眙，話説得很重，劉錡“聞其言甚恐”；後來金軍並未渡淮的事實證明之前的消息不實，徐宗偃才對劉錡語氣緩和地表示願意把榮應右軍移屯到盱眙城下。十天後，劉錡才遣統制官吴超率所部進駐盱眙，徐宗偃還寫信要求留屯淮陰。這些都表明劉錡没有明確的戰略。直到九月十一日，劉錡得到前來探其病的宦官譚某給他的“制置謹察動静，不可落其奸便”的皇帝旨令，即給了劉錡自主選擇戰争策略的權力後，使得本已“病不能食，唯以蘿蔔下白粥”的劉錡“矍然而起，具奏回報”，立即佈置進兵，“每日進發一軍”。五天後的九月十六日，朝廷向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四大將正式下達詔令：“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堤防。”沿淮三處河口指淮北三條主要河流——清河、潁河、渦河與淮河的交匯處。這是朝廷根據南宋初年金軍南下時，絶大多數時間都是從這三個河口架設浮橋渡過淮河的情況判斷的結果，也是自六月十六日任江淮制置使、招討使以來，在病痛和迷茫的折磨中足足等了三個月以及自八月十五日到揚州之後煎熬了一個月，劉錡所得到的朝廷關於此次戰争的第一份明確的、正式的戰略指示。但三河口所在地方，卻歸不同的防區。清河口在淮東，屬劉錡防區；濠州西的渦河口和壽春西的潁河口則屬王權防區，李顯忠協助策應潁河口防務。
九月下旬，完顔亮開始自汴京南下，採取“聲東擊西”策略，於二十六日乙未，攻打信陽軍（今河南信陽）、蔣州（今河南潢川）。而東綫的淮陰軍隊，也已在清河口開始了牽制性攻勢。由此，宋方開始了全綫接戰。
十月一日，劉錡諸軍到達盱眙，金軍也進抵淮河北岸。十月二日辛丑，金軍開始在渦口架橋準備渡淮，而宋方駐守壽春西南的李顯忠部在稍作抵抗後南退。於是完顔亮軍到達安豐軍。十月六日乙巳，劉錡留鎮江都統司中軍統制劉汜、左軍統領員琦約一萬兵力守盱眙，自己則率軍東移淮陰，“時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數十里不斷”，與金軍隔淮相持。十月八日丁未，完顔亮大軍直趨廬州。在廬州的南宋建康都統制王權獲悉後先退屯昭關（今安徽含山縣北），再退至和州（今安徽和縣）。金軍一路追趕，王權再棄和州逃歸江南。十月十一日，廬州安撫使龔濤棄城逃走，廬州陷於敵手。十二日，金人攻陷滁州，知州陸廉棄城逃走。
自完顔亮軍從壽春渡淮後，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兩座淮西重鎮廬州與和州在短短五六天之内相繼淪陷，個中緣由不能簡單歸結爲王權消極抵抗、棄城逃跑的個人因素，實與朝廷的戰略部署、劉錡的分兵與指揮力等密切相關。消息傳到臨安，宋高宗大爲恐慌，乃以金字牌令劉錡“退軍備江”，即改之前的防淮戰略爲把守長江，等於宣告了先前防淮戰略的失敗。直到現在，宋方似乎才看清金人的戰略重點和威脅所在： 完顔亮渡淮後，探知劉錡尚在淮陰，乃遣其萬户蕭琦率十萬人，自花靨鎮（在今安徽壽縣北）由定遠取滁陽路突襲揚州，切斷淮東宋軍的退路，一則準備在瓜洲渡江，一則以邀截劉錡之後。十月十六日乙卯，在淮陰的劉錡奉金字牌引兵退往揚州，十七日丙辰，招討司急遣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率左右二軍馳赴真州（今江蘇儀征）以抵禦蕭琦的進攻，增援劉錡和王權。第二天（十八日），邵宏淵軍與阻截道路的金人相遇，邵氏派三位統領和一將官率五百騎兵前去，結果在六合縣東十八里地方與五千金兵短兵相接，經一場血戰，使金兵敗走，取得勝利。邵宏淵奏上捷報：
近准制置招討使司指揮提督人馬前去淮西策應王權等。依應先次統率左右兩軍於十月十七日到真州宿泊，間探聞得金賊邀截道路，遂差統領王宗、鄭彦、孫超，將官晁江等，於十八日統押左右兩軍五百人騎前去巡綽。硬探去後，今據王宗等申，當日申時，約離六合縣東十八里，逢見金賊馬步軍馬五千餘人，分佈前來，施放弓箭，迎敵官軍。宗等遂賈率士卒，戮力血戰。至酉時，殺賊敗走，趕擁入河，不知其數，委是獲捷。
雖然邵宏淵没有親臨這次六合戰場，但他指揮了這場以五百人勝五千人的戰鬥。
胥浦橋之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
二、 宋金雙方兵力
此戰發生的具體時間是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關於這場戰鬥的記録，《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後簡稱《要録》）卷一九三“戊午”條所記：
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於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虚驚而回，至瓦梁，盡毁民居以爲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鎮崗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遇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强壯，猶登城以觀。正争橋間，敵實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毁閘板，退屯於揚子橋，真州遂陷。敵得城不入，逕自山路犯揚州。趙甡之《遺史》云：“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遣三將在橋上占橋迎戰，及其退軍也。百姓閧然，爲之語曰： 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番人矣。揚州百姓則曰： 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污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舉，起於百姓。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堂於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甡之所稱西府橋即胥浦橋。今並附此，更參考。江淮制置使劉錡軍還至邵伯埭，聞金犯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州，猶可爲國家，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洲，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
該條史料交代了以下問題： 一、 交戰雙方： 南宋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与金國統帅蕭琦軍；二、 交戰地點： 真州胥浦橋西；三、 交戰過程： 先是蕭琦欲從滁州到瓦梁，困於滁河的阻隔，他抓了一鄉民讓其作嚮導。這位鄉民擔心金軍效仿之前韓世忠在瓦梁拆毁民居，以其木料造浮橋渡河的做法，帶著金軍從竹鎮崗绕道至六合縣，爲六合居民的逃離贏得了時間。其次，當金軍到達真州時，邵宏淵正在飲酒，急忙率軍與金軍在胥浦橋上激戰。三位將官當場戰死。邵宏淵隨即率軍进入真州城，據關拒敵，掩護軍民渡江，然後，毁掉閘板，退至揚子橋，真州失陷，金軍直至揚州。
那麽，交戰雙方的兵力如何呢？這是評價這場短暫遭遇戰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軍方面的兵力，一般都認爲比較清楚，因爲《三朝北盟會編》和《要録》都記完顔亮渡淮後，令萬户蕭琦率十萬騎兵，自花靨鎮經定遠縣取滁陽路突襲揚州。蕭琦所率的十萬騎兵，也有認爲只是虚數，實際上僅數萬人。
而宋方的兵力，則記載不一：“契勘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昨引兵三千人，於真州六合縣迎遏金賊數萬之衆，致揚州闔境百姓並獲濟渡。”這是張浚在隆興元年四月十二日推薦北伐人選時所説，但王曾瑜先生認爲這是“張浚未經認真調查，向宋廷報告”的結果。“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將者才三之一”，則説邵宏淵所領只有二千人。“劉錡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數千遇揚子橋”，則又是不具體的一個概數。不過，無論三千、二千，還是數千人，邵宏淵的軍隊人數都遠比不上哪怕只有數萬人的蕭琦軍。
“壬戌，聞金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都説到胥浦橋之戰發生時，宋金雙方兵力懸殊較大，金衆宋寡，這也是該戰失敗的重要原因。當然還有地理方面的劣勢，也就是邵宏淵所説的真州“四望如砥”，即地勢平坦，平原居多，其餘爲低矮的丘陵、山崗，利於騎兵馳騁。
三、 邵宏淵是否參加此戰
從前文我們知道，邵宏淵率領的數千人部隊，於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到達真州，第二天（十八日）在六合縣擊敗了五千金軍，第三天（十九日）便發生了胥浦橋之戰。那麽，作爲統帥的邵宏淵到底參戰没有呢？
范立舟、曹家齊發文稱大將邵宏淵本人未親臨戰陣，只“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這一觀點來自於趙甡之《遺史》“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的記述。不過，無論是《三朝北盟會編》，還是《要録》，在叙述這次戰鬥經過時，都記邵宏淵“方飲酒”，“方酒醉”，但也只説明金兵來得突然，他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也説明宋方的情報工作有問題）。然而，在隨後的行動中，都記有邵宏淵“率衆相遇於胥浦橋”，或“率衆相拒於西府橋”之語，説明邵宏淵面對突發戰事快速做出了應對。而《會編》還直接以“邵宏淵及金人戰於西府橋”爲小標題，這分明説明邵宏淵是參加了戰鬥的。而《中興禦侮録》則直接記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數千遇揚子橋，與之夾水陣，雨矢交下”。不過，上引范、曹文認爲這非事實（上文第66頁），原因是“就在胥浦橋之役發生的當天（十九日），劉錡就退進了揚州城，所以根本不存在若無邵宏淵奮戰揚子橋則‘（劉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之可能”。但這屬於戰鬥的目的性問題，不能與指揮者的參戰與否甚至戰鬥的勝敗相混談。
記載此戰最詳細具體的還是劉宰的《漫塘集》：
先是，錡遣其將邵宏淵控儀真，敵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梁淵、元宗、張昭曰：“真爲州四望如砥，敵至懼弗能支，胥浦距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據浦斷橋，其庶乎。”三將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將者才三之一。敵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鬥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敵陣，爲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梟敵將，所向披靡。元力窮陷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將據浦自守，而敵以驍將鋭卒乘之。梁單馬直前，挾驍將歸，而鋭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不衰。敵萬衆馳突，争欲剸刃，梁回顧叱咤，敵目眩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脱，遂挾敵將墮橋下，卒與俱死。敵失驍將，且伺城内猶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況過此者耶，懼不敢前，爲之頓兵遲回，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一身之死易百萬衆之生，以胥浦跬步之地，爲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
從中可見，邵宏淵分析了真州地勢低平，很難能抵禦金騎兵的劣勢，很快做出了“據浦斷橋”、並派三位猛將出戰的作戰策略。這是一場與金軍近距離的搏擊戰，三將軍拼搏到死，其慘烈場景令千年後的我們讀來依然爲之動容。當然，這裏所記的主角是三位將軍而不是邵宏淵，但邵氏的戰前分析、決策和指揮至關重要，“身在橋之東以麾將士”。難道一定要親自到戰場中間與敵對殺才算參戰嗎？戰場上的將帥難道不算參戰？
四、 胥浦橋之戰持續時間及劉錡軍到達揚州的時間
現有史料中，《要録》和《三朝北盟會編》均記胥浦橋之戰只一天即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就結束了。邵宏淵在胥浦橋失守之後，經過大半日的相持，待城中民衆皆渡江之後，主動放棄真州，退保“揚州南十五里地”的揚子橋。我們回到《要録》卷一九三“戊午”條的記載，細讀之後，覺得其中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身在瓦梁的金統帥蕭琦因無法渡過滁河到六合，於是抓得當地人歐大爲嚮導，迂回了半天才到達真州，就算他們是一早從瓦梁出發的，那麽到達真州已是中午，邵宏淵得知消息，率軍戰鬥，所以實際上胥浦橋之戰只半天時間。其間發生的事情，如最爲激烈和精彩的三將官橋上争奪戰，金軍用草、土填河而過，真州城中老弱百姓的逃離，邵宏淵率親隨軍進入真州城的巷戰，以及軍民坐船渡江而去，等等，任何一件都不是短時間能夠完成的。有著先進武器、通訊設備和交通工具的現代戰争也做不到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完成如此多的任務。此次戰鬥與單純的對敵作戰不一樣，它具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陸上、水裏同時開戰；二是與敵作戰和掩護百姓逃離同時展開。這也就增加了戰鬥的難度和複雜性，無論奪橋而過還是填河渡河，抑或轉移軍民，都不可能是閃電戰能夠解決得了的。所以，《中興禦侮録》卷上所記邵宏淵與金兵“晝夜相持三日，故賊不得東”，才是合乎當時戰鬥事實的。而且這一説法也從孝宗時唐仲友的奏疏中得到了應證：
淮東最爲今日要害……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凶酋固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曠野，利於用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襟。
這是孝宗初年北伐時，唐仲友給宰相張浚的上書，從地勢上分析了敵騎的渡淮地及其衝突情況。其中説到金兵渡淮以後，“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據《要録》与《會編》記載，金軍陷滁州是十月十二日，六合之戰是十月十七日，與其前兩句所言相符。而到達真州则是十九日，不知是否是史書傳印錯誤？六合屬真州轄縣，從十七日的六合之戰到十九日的胥浦橋之戰，恰恰就是三天時間。
隆興二年（1164）六月，侍御史周操得知邵宏淵獲罪後爲他辯護道：“竊聞邵宏淵於紹興辛巳逆亮南侵之際，以孤軍邀虜於真州境，接戰連日，遂使揚州居民得免傷殘之害，所以真、揚兩州，各爲立廟，出於衆人之公願。宏淵豈能以聲音笑貌致之？此宏淵之功不可掩者也。”也説邵宏淵在真州是“接戰連日”，而不是一天就結束戰鬥。
至於劉錡軍到達揚州的時間，《要録》與《三朝北盟會編》也都記劉錡於十六日乙卯從淮陰退軍，十九日（戊午）即胥浦橋之戰發生的當天到達揚州。今天的淮陰縣城距離揚州176公里，這還是包括有裁彎取直的高速路段的距離。那麽古代兩地的路程自然要比此長得多。即使當時軍情緊急，但身患疾病的老將每天要行軍一百多里恐怕還是讓人難以置信。相對來説，我認爲《中興禦侮録》所記“二十一日，（劉）錡棄楚州，陷之，還屯揚州”的記載更加符合當時史實。
五、 胥浦橋之戰爲何被列爲十三處戰功之一
十三處戰功是宋孝宗爲激勵軍民的抗金士氣、表彰立功者，於乾道二年（1166）八月總結並評選出的建炎、紹興年間宋金戰争中宋方所獲的十三場勝利戰事。具體如下：
諸軍將士曾與金人接戰及守禦立功之人，離軍到部，一概注授差遣。其間功效顯著之人，例皆袞同差注，委是無以甄别。今將戰功顯著去處共一十三項，立定格目： 明州城下，大儀鎮，殺金平，和尚原，順昌府，已上共五處，依紹興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揮。李寶密州膠西唐島，劉錡揚州皂角林，王琪、張振等逮建康府采石渡，邵宏淵真州胥浦橋，吴拱、李道光化軍茨湖，張子蓋解圍海州，趙樽蔡州，王宣確山，已上八處，依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指揮。紹興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揮： 明州城下、大儀鎮、殺金平、和尚原見陳立功人，並依戰功、材武。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指揮： 應諸軍等將士，但與金虜戰鬥並守禦立功人，並與理爲戰功。
這十三處戰功中，發生在紹興三十一年的占了八處，而胥浦橋之戰在其中排第四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九《十三處戰功》中排在後八處中的第二位。其實按照戰鬥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胥浦橋之戰在後八處戰功中是最先發生的，是“南宋步軍司諸軍自紹興五年創軍以來，第一次在戰場上與金軍正面交鋒”，所以應該排在後八處中的第一位。但對於胥浦橋之戰進入十三處戰功之列，自古以來多有微詞，如清代畢沅在其《續資治通鑑》中責其欠精審。今人有認爲邵宏淵“以真州胥浦橋之戰而出名，被定爲所謂中興十三處戰功之一，其實是一次敗仗”，“將這樣一次敗仗列入所謂的十三處戰功，是荒唐的”。從戰鬥的結果看，胥浦橋之戰没有殺敵多少的醒目數據，倒是有三大將戰死的壯烈場面；不僅没有達到“據浦斷橋”阻止金軍過河的目的，而且還丢掉了真州城，的確是一場敗仗。那麽爲什麽宋孝宗朝廷會把一場敗仗定爲戰功？而敗仗又怎能激勵軍民抗金士氣？乾道二年（1166）離紹興三十一年（1161）剛剛五年，宋高宗和許多親歷的統帥、將士都健在，他們爲何没有指出這種荒唐所爲？
仔細分析，胥浦橋之戰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 爲劉錡退軍揚州起了牽制作用
前已提及，完顔亮渡過淮河後，在淮西兵分兩路： 他自己率軍取廬州、和州，直逼采石江面；派萬户蕭琦統領十萬騎兵，經定遠、滁州、六合、真州，直插南宋淮東大本營揚州，以截斷劉錡大軍的退路，然後會合淮陰南下的徒單貞金軍，將其全部殲滅於江北，掃清由揚州渡江的障礙。因此，揚州的得失關係到劉錡七萬大軍的命運；而劉錡大軍的命運，關乎鎮江、建康江防；鎮江、建康江防，則關乎南宋政權的生死存亡。誰能搶先進抵揚州，則是決定兩軍成敗最爲關鍵的因素。
蕭琦率鐵騎抓住劉錡北上、淮西王權南逃的有利戰機，像鋼刀一樣，從兩淮結合部，直插宋軍要害。藕塘、滁州、六合等要地，皆防守空虚，蕭琦一軍如入無人之地，“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他既不殺掠百姓，也極少入城，而是全速向揚州推進。十月十二日，金軍取滁州；十六日，在淮陰的劉錡奉金字牌引兵退往揚州；十七日，招討司急遣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宏淵率左右二軍馳赴真州，以抵禦蕭琦的進攻，增援劉錡。這就是邵宏淵此次出戰的直接目的。十八日，邵宏淵的部隊在六合與蕭琦的先頭部隊遭遇，並打敗了金兵。十九日，蕭琦大軍抵達真州胥浦橋，邵宏淵顯然没料到他這麽快，也可見金軍搶佔揚州的迫切心情。但他快速做出了應對，指揮將士“據浦斷橋”，與金軍展開了殊死搏鬥。雖然没能阻止金軍過河，但至少金軍不是從橋上輕鬆渡過，而是採取費時費力“載草掘土填河”的辦法，這就爲劉錡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邵宏淵見金軍渡河後，再次做出決定： 毁掉閘板，放棄真州，退守揚州南二十里的揚子橋，保衛揚州。當劉錡退到離揚州北四十五里的邵伯鎮時，真州已丢失，但他並未驚慌，因爲他看見了揚州城上仍然飄揚著的南宋旗幟，説“雖失真州，而揚州猶爲國家守，當速進”，於是率大軍自北門進入揚州城。其時，金軍也進至揚州西北郊的平山堂，距離揚州城至多不過五里之遥，卻只能徒唤奈何。
范學輝認爲，宋金兩軍這場生死競賽，宋方之所以能夠成爲最終的幸運者，胥浦橋之戰對金軍行程的遲滯，毫無疑義起到了最爲關鍵的作用。如若邵宏淵部像此前滁州等地守軍那樣望風而逃，金軍完全有可能搶先佔領揚州，從而置劉錡大軍於進退維谷的絶境。因此胥浦橋之戰在戰略上是價值連城的勝利，對整個戰局走向的影響，其實並不亞於采石之戰。南宋人對此役的評價：“微宏淵則陷於賊，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矣。”“而劉錡班師，虜騎追及，知宏淵殿，遂不敢逼”。雖有些誇大，但還是十分中肯的。
（二） 此戰轉移了大批百姓
戰争的影響和意義不僅僅是打敗敵軍本身，還在於它對百姓生命財産的保衛所做的努力。遠的不説，在胥浦橋之戰之前有劉錡從淮陰退軍時，老百姓的生存情況是：“淮甸之民，初恃錡以安，及聞錡退，皆倉卒流離於道路，錡單騎雜行於其間，乃諭之曰：‘我劉制置也，百姓當無慮，不用驚憂。’民至愚，又以爲然，遂徐徐其行，故死於路者十六七。”這位善戰的老將還用自己的官職向那些倉促流離的百姓做了保證，可結果卻是百姓多半死於路途；胥浦橋之戰之後有王權僞稱已得旨棄和州守江，“引兵登車船渡江，屯於東采石”。次日（辛酉），金人入和州，“城中糗糧器械竝委於賊，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及争渡溺死者，莫知其數。……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苇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這是只顧自己逃命而完全不顧百姓生命安全的南宋兩淮戰區副帥的做法。
相比他們，胥浦橋之戰中邵宏淵的做法卻有很大不同。開戰之初，邵宏淵命三位將領在胥浦橋上與金兵死戰，以圖阻止其過河，給真州城裏的百姓贏得了轉移躲避的時間，“城中老弱皆竄避”，强壯的甚至還有心登城觀戰，“守家强壯，猶登城以觀”，足見百姓並不是很慌亂。後來金軍“實草渡河，三將皆死”，保橋已失去意義，邵宏淵又親率軍隊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當邵宏淵軍隊退軍時，“百姓閧然，爲之語曰： 邵太尉在西府橋當住番人矣”。所以真州百姓在此戰中的傷亡應是比較小的，而他們心裏特别清楚這是怎麽得來的。真州的作戰，牽制了金軍前行的步伐，間接地又爲揚州百姓的轉移争取了時間，所以揚州百姓則曰：“若非邵太尉在真州力戰番人，則揚州之人皆避之不及，至有言宏淵馳馬入陣鏖戰，出入數四，血污滿體者。其力戰迎敵之舉起於百姓。”“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江。”可以説，胥浦橋一戰，保護了真州、揚州兩州城絶大多數百姓的生命安全，這是此戰比直接戰勝敵軍的影響和意義還要重大的關鍵所在，也是其異於其他敗仗的關鍵所在。
正是由於胥浦橋之戰使真州、揚州百姓免於受到金軍的欺壓與蹂躪，此戰的統帥邵宏淵與三位將領都受到兩州百姓的真心擁戴，他們稱讚其不凡功績，立祠以作永久紀念。孝宗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在奏舉宏淵的劄子中曰：“逆亮犯順，宏淵提孤軍抗，方張不制之敵，真、揚免於塗炭，兩郡爲之立廟。”這裏恰好證明了趙甡之《遺史》所記的“後好事者不究其實，爲請立祠堂於二州，可謂不虞之譽矣”中“不究其實”“不虞之譽”是不實之詞。而張浚在隆興元年（1163）所説的“契勘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昨引兵三千人，於真州六合縣迎遏金賊數萬之衆，致揚州闔境百姓並獲濟渡。本州見立生祠，望賜褒嘉，以爲激勸”也是事實，並非没經過調查的不實之言。隆興二年（1164）六月，侍御史周操在邵氏獲罪後所云“竊聞邵宏淵於紹興辛巳逆亮南侵之際，以孤軍邀虜於真州境，接戰連日，遂使揚州居民得免傷殘之害，所以真、揚兩州，各爲立廟，出於衆人之公願”。説得更加清楚明瞭，真、揚二州都爲邵宏淵等將領立廟，是出於“衆人之公願”，即是逃過一劫的百姓感激將領心願的真情表達，而並非好事者的胡編濫造。
（三） 將士們殊死搏鬥的精神
前已述及，金軍此次南侵，東路軍先鋒於十月二日從渦口（安徽懷遠縣東北）渡淮，另一支於十月六日至清河口（江蘇淮陰西南）放船入淮。到胥浦橋之戰發生之前這段時間，南宋在兩淮的軍隊雖也不乏抗擊金軍的戰例，如十月十四日，金軍圍廬州時，知州楊春突圍出去，率鄉兵守焦湖水寨（即巢湖）。十七日王權退保和州，其部下姚興率三千人與金軍力戰於尉子橋（含山縣北），由於援兵不繼，姚興最後戰殁。但以王權等爲首的高層將領相繼逃遁，如十月九日，金軍攻廬州，“在城官吏望風争遁”，建康都統王權“當夜二更領本軍人馬走出城”。十一日庚戌，廬州安撫使龔濤棄城遁走。十二日辛亥，金軍攻陷滁州，知州陸廉棄城遁走。十三日壬子，劉錡得金字牌詔報，淮西敵勢甚盛，令其退軍備江。淮南路轉運副使楊抗遁走至江陰軍。十五日，劉錡遣軍渡淮與金人接戰，“劉錡屢遣兵或三二百或五百渡淮與金人戰，金人退卻，官軍得小勝而回。錡不發船渡，既金人悉衆來戰，錡亦不遣援兵，節次戰殁者千餘人。至是又發千人往，皆持刀斧渡淮北，與金人鏖戰，或進或卻，以退無歸路，死者十七八”。十六日乙卯，劉錡自淮陰退軍，淮甸之人，死者十六七。二十一日，王權棄和州守江，次日，金人進入和州，南宋軍民自相踐踏及争渡溺死者，不知其數。這種局面蔓延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好在胥浦橋之戰有了轉機：
邵宏淵獨當一面，率軍直驅六合，並在此取得大捷。之後又在胥浦橋在敵我力量極爲懸殊、“軍士愕眙，莫有鬥志”的情況下，指揮將士據浦斷橋爲戰。先是梁淵、元宗、張昭三將士率領不到七百人，張昭身先士卒，屢屢沖入敵陣；元宗手殺敵將，所向披靡。可惜二將很快戰死。在這樣的緊急時刻，梁淵並未退縮，而是隻身打馬向前，在自己右臂被砍斷、敵軍越來越多、己方没有援兵、斷定逃不脱的情況下，果斷選擇跳橋了結自己也不願死於敵手，同時還不忘拉上敵將作陪，以己之命滅敵一將。這是何等悲壯的場面！正是他們的殊死搏鬥，不僅爲真、揚二州百姓贏得了渡江躲避的時間，最重要的是使劉錡大軍順利退至揚州，打亂了完顔亮的渡江計畫，延緩了戰争進程，鼓舞了南宋軍民的抗金士氣。
六、 結語
説起古代戰争，人們最關心的是勝敗，評價的重要標準也是勝敗，幾乎是一勝俱榮，一敗俱辱。其實這是很不合理的，因爲有些敗仗對整個戰局仍有重要影響和重大意義，雖敗猶榮。胥浦橋之戰就是一例。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敗仗視之，因爲它“以胥浦跬步之地，爲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這也許才是胥浦橋之戰被列入十三處戰功之一的首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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