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李易：南宋乾道六年臣僚《奏议》释读——兼论南宋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202411-25（总第2892期）

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两宋时期白银货币性明显增强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对白银货币化达到的程度仍有不同看法。《宋会要辑稿》中录有乾道六年（1170）二月五日臣僚《奏议》的文字，不仅记述了当时钱楮并用下的钱荒问题和白银生产使用情况，而且基于对银钱楮三者相互关系认识，提出设置专库收储银两以备战时“以银代钱”的建议，是研究南宋银两货币地位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李埏、林文勋《宋金楮币史系年》收录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节录《奏议》的文字，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笔者《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与《从铁钱到银两: 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及其演变》也引用了《奏议》的文字。但《宋会要辑稿》选录的《奏议》文字简略，现有的相关研究未及全面系统解读，对其反映的南宋货币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结合南宋货币流通格局的演变情况，对相关文字进行释读，并对《奏议》中建议的实施情况及其反映的南宋银两货币地位问题，做进一步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宋会要辑稿》中有关《奏议》的文字，见于《食货》五六。其文曰：

（乾道六年）二月五日，臣寮〔僚〕言：比年以来，冶铸不登，泉货稀少，权以楮币，而富家豪室收藏见镪，公私窘匮。仰赖圣神临御，地不爱宝，银坑兴发，如松溪县瑞应场及政和县赤石、松溪一带，近于发泄。诸路收买管发银数，每岁万数浩澣，左藏南库储积颇多，而西库收支所余无几。臣窃谓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镪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当今国家闲暇之时，银价低平，宜广行收买，或以度牒折纳。除岁币及经常大军券食支用、圣节大礼支赐外，其余非泛，并以楮币行使。令诸路监司随处收买，别立库眼安顿，以备边为名，积三五年，数必大赢。缓急支用，以代楮币。实佐国用之要务也。从之。

除《宋会要辑稿》中的上述文字外，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条、王应麟《玉海》的《乾德备边库》条，也录有《奏议》中的部分文字。尽管三种史料中把上奏者称为“臣僚”“言者”，其人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宋会要辑稿》所录《奏议》，确属宋人文字，非后人误录、杜撰。不仅如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玉海》所录文字较少，且各有侧重，却均见于《宋会要辑稿》。显然《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玉海》更为完整翔实。

《奏议》首先陈述了南宋初货币财政领域中的问题，继而阐述宋金对峙中银钱楮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银钱俱缺的风险隐患，最后向宋廷提出政策建议。这里结合南宋时期的相关史料，释读如下。

《奏议》首先简要陈述了南宋乾道初年货币财政领域中出现的结构性钱荒、银产增加而朝廷府库中既缺钱又缺银等问题。

对于钱荒问题，《奏议》首先指出：“比年以来，冶铸不登，泉货稀少”。南宋“建炎经兵，鼓铸皆废”，每年铜钱铸造量常在10万缗左右，绍兴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155—1156）也只在20万缗上下，与北宋动辄上百万贯的铜钱铸造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奏议》还指出：在宋廷发行的纸币广为流通后，出现了“富家豪室收藏见镪，公私窘匮”的问题。也就是说，南宋发行会子与铜钱“子母相权”而行，货币总量不少，但却出现了结构性钱荒。一方面，会子主要作为价值符号在大额交易中使用，而铜钱则主要用于价值贮藏。富家豪室大量藏钱不用，甚至“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相比之下宋廷府库却“窘困”乏钱。另一方面，会子最小面额为200文，相较于当时的物价，会子不适小用。民间小额交易和小生产者完纳赋税，以及宋廷赋税征钱，仍未摆脱钱荒的困扰。

继而《奏议》以松溪县、政和县等地银坑“近于发泄”为例，陈述了南宋初虽然银产增加，但户部所属左藏西库缺银的问题。《宋史》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银冶一百七十四，废者八十四”。继续开采的银冶数量有90处，仍比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全部“银之冶八十四”为多。其中，绍兴十三年（1143）“韶州铜冈场、连州元鱼场银铜铅坑已见发泄”，也属南宋产量较高的银冶。显然，南宋初年辖区内的白银产量有了较大增加。宋廷对“银坑兴发”并未视而不见，每年从各地收买的银两“万数浩澣”。但所买银两主要入纳具有内藏性质的左藏南库，户部直接管理的左藏西库银两总是“所余无几”，收支难以平衡，以致“版曹岁借南库钱百余万缗”的惯例。

结合乾道初年南宋货币财政情况看，臣僚所述的两个问题，具体反映了纸币全面发行流通后，由于铜钱铸行不多且大量藏于富室、银两增产不少但主要入藏南库，朝廷府库既缺钱又缺银，特别是户部财政能够直接支配的金属货币紧缺的问题。

《奏议》在陈述了以上问题后，阐述了臣僚对宋金和战环境下银钱楮三种货币相互替代关系的看法：“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镪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显然，臣僚把银两、楮币、铜钱都视为货币。其中需要申述的是，臣僚何以认为楮币“不可行于有事之际”？“以银代钱”的“钱”指的是什么？

楮币之所以难行于“有事之际”，主要是因为它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必须通过信用关系与金属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宋廷作为楮币的发行者，明确规定会子“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不仅承诺可用纸币完纳赋税，认可纸币法偿地位，而且由官府全面承担选定价值基准、定额发行、禁止伪造、以金银钱物收兑和回赎、适时以新换旧等职责，以维系价值符号（楮币）与价值基准（金属货币）之间的信用关系，保持纸币价值稳定。可一旦发生战争，宋廷的公信力受到挑战，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价值联系面临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纸币贬值甚至拒用纸币、争用银钱的现象。

从前后文文意来看，“以银代钱”中“钱”字应当指的是楮币。也就是说，当“边方有风尘之警”导致“楮币难行”时，可用银两代替楮币行使。因此，《奏议》最后提出的建议之一是积银“以代楮币”，《玉海》中的引文也包含了“以代楮币”4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道六年臣僚上奏前后，高宗、孝宗不止一次明文诏令以银代钱使用。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月“左藏西库见钱不多”，高宗允准“所有月支券食等钱”以银会品搭支给；乾道七年（1171）三月孝宗令户部“支券食钱，以银、会子代支”。而乾道初年，户部收不抵支“但阙三百万缗”，在增印200万缗会子的同时，孝宗也“命左藏南库以银、会中半与之”。户部缺的是钱，孝宗“与之”的却是银两和会子。由此观之，“有事之际”，银两不仅可用于代替会子，在大额支付中代替铜钱也属情理中事。

把《奏议》前两部分的内容联系起来，我们看到，臣僚所奏并非单纯陈述钱楮并用下的钱荒问题，似乎也不是对银产增加但主要入藏南库提出异议。其主旨仍是从宋金对峙的现实出发，基于对银钱楮这三种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指出宋廷货币财政领域存在的风险和隐患：府库中银两储备不足，一旦战事发生，南宋将陷入楮币难行、铜钱不便、无银可用的困境。在“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的条件下，须未雨绸缪，从战时“以银代钱，无往不可”的角度，臣僚向宋廷谋划了以下防范化解之策：

一是抓住“当今国家闲暇之时，银价低平”的有利时机，无须减少南库入藏银两的数量，通过“广行收买”，用“度牒折纳”等途径，进一步增加朝廷的银两持有量。

二是发挥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的优势，“除岁币及经常大军券食支用、圣节大礼支赐”用银外，财政支出中“并以楮币行使”，相应减少财政支出银两的数量。

三是在南库之外，“以备边为名”设库收贮银两，以备战事发生时“以银代钱”，解决战争中朝廷信用危机爆发、楮币难行的财政货币问题，避免陷入楮币难行、铜钱不便、无银可用的困境。

《宋会要辑稿》在选录《奏议》文字之后，附以“从之”二字，意味着《奏议》引起了孝宗的重视，允准付诸实施。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却在所录文字之后写下了“奏虽下，后不克行”。《奏议》提出的建议，显然没有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而是得到了孝宗的认同和允准。但此后是否付诸实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关于广行收买银两，在乾道六年以后的史籍并不鲜见。乾道八年宋廷“将取到纲运并诸色发到会子，除经常支用外，约一百八十万余贯可以收买银五十万余两……”；绍熙二年（1191）诏“礼部给降度牒一千道赴封桩库，委提领官措置出卖……每道价钱七百贯文，许用银、会中半入纳……其卖到银、会，并就本库桩管”。宋廷不仅收买银两，也要求地方上供。“夔州在蜀四路尤穷”，甚至不得不在以盐易米之后“市银以归，代诸郡纳上供银”。宋廷通过收买、上供等方式获取了大量银两。

《奏议》第二条建议：除岁币、军俸、大礼支赐外，其余支出多用纸币而少用银两。从孝宗朝以后的情况来看，岁币、军俸、大礼支赐不仅大量用银，且军俸支出银两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中则使用纸币较多。就岁币而言，隆兴和议后宋廷履行和议条款，定期向金朝支付岁币银绢，其中并无纸币。

在军俸方面，乾道以后宋廷支出银两的比例提高，数量有增无减。乾道八年，户部尚书曾怀、侍郎沈复言：“准指挥，每月券食增支钱、银，减落会子”。同年，宋廷又规定了军俸中银钱楮品搭发放的比例：“诸军七人例以上，二分钱、三分银、五分会子；五人例，三分钱、四分银、三分会子”。至此，军俸支给银两的行为在制度层面上得以落实。

在“圣节大礼支赐”方面，《宋会要辑稿》载：“国朝凡郊祀，每至礼成，颁赉群臣衣带、鞍马、器币，下洎军校缗帛有差。熙宁中，始诏编定，遂著为式”。其中还记载了赏赐的具体品类和数量，可以发现“赏赐的物品以绢、银二种为主，兼有他物”。南宋因袭了熙宁年间（1068—1077）的相关规定，“圣节大礼支赐”支银是宋廷惯例。岁币、军俸和大礼支赐是南宋银两支出的三个主要方面，虽然也有特殊情况下支出银两充作他用的案例，但属于临时性、偶发性支出，所以宋廷大体上还是执行了第二条建议。

第三条建议：另设府库，贮银两以备战时所需。王应麟在《玉海》中选录《奏议》文字时，以《乾德备边库》命名此条。但没有对乾德备边库的情况作更多说明。宋廷确于乾道六年建立了“远遵艺祖景福内库之遗意，颛以为军旅之备”的左藏封桩库。延至淳熙十三年（1186），“库中所储，金至八十万两，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嘉定元年（1208）又置嘉定安边库，次年，库中共有“金银钱楮总九百十三万贯”。此外，南宋末年鄂州军资库中的存银也为数不少，1955年，湖北省黄石市的西塞山曾出土南宋窖藏银锭292件，其中有3件十二两半型银锭上明确刻有“军资银库”铭文；2004年南京出土大量南宋金银铤，其中多数属于宋廷于南京所设的淮西大军库的窖藏。嘉定安边库、鄂州军资库、淮西大军库等府库中大量贮藏银两，并在宋金、宋蒙（元）战争中用于供给军需，虽然与臣僚的建议不一定直接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左藏南库之外广泛设立府库、收贮银两的政策得到了落实。

臣僚的建议在乾道以后付诸实施，为宋金、宋蒙（元）战争中“缓急支用，以代楮币”奠定了基础。嘉定五年，宋廷曾诏：“湖广总领所于鄂州大军库取拨铜钱一万贯、银一万两”，在开庆元年（1259）的鄂州保卫战中，理宗诏：“出内府缗钱千万、银五万两、帛五万匹给宣司，缗钱五百万、银三万两、帛三万匹给沿江副司犒师”。无论是沿边府库还是内库，其军费支出都包括银钱，却少见会子，银两成为宋廷拨给军俸和犒军的首选。

那么李心传所言“后不克行”是否有误呢？在李心传引《奏议》之文后，写有“乃令诸道监司别库积银，以备缓急。奏虽下，后不克行”。所谓“奏虽下，后不克行”是指臣僚的建议得到采纳，但宋廷后来并未严格执行“别库积银”的命令。以上文提到的左藏封桩库为例，所贮金银实际并非“颛以为军旅之备”，不仅淳熙年间已多次被用于供奉德寿宫，而且淳熙末还出现了“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有司不敢执”的情况。更何况宋廷此后收贮的银两，实际上仍难以满足战时财政支出剧增的需要。这大概便是李心传认为臣僚的建议“后不克行”的原因。

从《奏议》的内容及其实施情况来看，臣僚对货币财政问题，对“有事”“无事”之际银钱楮之间的相互关系、楮币难行之时“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均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所提出的对策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孝宗也认同了臣僚的看法，允准了所奏之事，宋廷总体上将其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宋臣僚的智慧、帝王的权威、宋廷的权力之外，白银从商品变成货币，以及银两在银钱楮这三种货币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是南宋初年的大势所趋。《奏议》的提出和实施，既是这种趋势的反映，是对白银货币化成果的确认，又对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南宋初年白银从商品变成了货币，亦即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这一变化正是《奏议》提出并得以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北宋中叶以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由微至显，逐步展开。至南宋初年，不仅直接以银表示物价的记载增多，而且至迟隆兴元年（1163）宋廷已明确设定“省则”——银1两兑3300文铜钱，以此为官方法定的银钱兑换价，“兑银计值”也已成为银钱两种货币并行条件下，银两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又一重要途径。乾道初，银两既可熔铸成锭，大量用于“籴买”粮草、“算请”茶盐香矾，也可打造为器，放在临安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作为“看垛钱”。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已较完整地履行了货币职能，从商品银变成了货币银。这正是乾道六年臣僚把银两与铜钱并列，担忧朝廷府库中既缺钱又缺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措施的基本前提。

其次，臣僚《奏议》的提出、获准及实施，还意味着宋廷官方确认了白银货币化取得的成果。《奏议》的提出者是南宋在朝官员，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经上奏、允准转化成了官府付诸实施的政策。也就是说，臣僚将朝廷府库缺银视为财政领域存在的重要风险和隐患，特别是关于战时“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镪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的认识，得到了宋廷官方的认可，所提建议相应转化成了朝廷政令。这与前述宋廷广泛采买银两入纳府库，以及越来越多地将赋税征收到的钱物“变转”为银两、尝试扩大赋税征银的范围等现象一道，成为逐步赋予银两法偿能力、确认银两货币地位的具体措施。显然，即使将南宋视为官民二元结构的社会，白银货币化也不是官方茫然不知或视而不见的民间现象。

诚然，南宋初年虽然白银已从商品变成货币，宋廷也通过多种途径确认了银两的货币地位，但银两并没有成为宋朝唯一的货币，更没有像清末民初那样，通过《币制则例》等国家法令，获得唯一法偿货币的地位。它与铜（铁）钱、楮币一道，共同组成复合货币体系，履行货币职能。从《奏议》的内容来看，乾道年间银钱楮三种货币中，楮币“可行于无事之际”，是和平时期广泛用于交易、支付的流通货币；铜（铁）钱在小额交易、支付中仍不可或缺，且大量入藏“富室”，履行价值贮藏职能；银两广泛参与市场流通，宋廷“广为采买”，它不仅可用于岁币、军需、大礼支赐以及“非泛”支出，也是官库价值贮藏的首选币种，而且在“楮币难行”的情况下，具有“无往不可”的特殊作用。

更进一步，臣僚的《奏议》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对银钱楮三种货币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银两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从臣僚的奏议及其实施情况来看，南宋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亦非简单的直线上升。宋廷广为采买收贮银两，但减少了“非泛”支出中用银，一度也导致了不少银两藏而不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银两的流通速度，限制了银两的使用范围。甚至出现了在“楮弊而钱亦弊”、“舍银帛无以致远”的情况下，“四方游士充赋上京，思得白镪，如拾至宝”。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面临着“银荒”的困扰。也正因如此，南宋市场上直接以银两表示物价的记载仍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奏议》反映了银两已与纸币的价值相关联，而相关政策的实施，则进一步强化了二者的价值联系。南宋东南会子虽然仍以铜钱贯文为单位，宋廷也采取“钱会中半”等措施，努力维持铜钱与纸币的价值联系。但《奏议》中已明确指出：会子价值稳定时银价低平、“楮币难行”时“银价增贵”，两者的价值在不同条件下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因此，早在乾道四年，宋廷已总结出了“若会子稍多，便出钱银以收之，如此所谓行权”的经验：通过调整金属货币和纸币的投放量，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淳熙元年，宋廷以金银收换会子，也出现了“……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的现象。此后宋廷广泛存银、以备代钱行用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为绍定六年（1233）后用银“二百一万六千九百余两”称提会子、稳定楮币价值奠定了基础。延至景定五年（1264）十月，宋廷发行新纸币——金银见钱关子，纸币的名称直接与银两挂钩。这与绍兴七年发行于河池的关外银会子、宝祐二年（1254）四川以银会子替代钱引，一道使银两成为了南宋多种纸币共同的价值基准。在银钱楮三种货币的相互关系中，银两逐步成为影响乃至决定纸币价值的货币，不仅意味着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还表明了货币白银化趋势的发展。

相应地，南宋中后期大量将银两用于军需的政策，使军费中银两的占比越来越高，也提升了银两的货币地位。据彭信威统计，淳祐四五年后（1245年后）的近二十年间，用于犒赏而支出的“缗钱在一亿九千万以上，白银也用了五千万两，黄金千两”。而军需中支付的银两必然通过购买粮草、士兵支用等途径进入市场流通使用，进一步提高市场对于货币银的认可程度，使银两在货币流通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南宋乾道六年《奏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臣僚在《奏议》中不仅指出了纸币广泛行用而宋廷府库中既缺钱又缺银的现象，阐述了对银钱楮关系的认识，还提出了广泛收买并储备银两，以备战时“缓急支用，以代楮币”的建议。《奏议》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财政货币领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权衡”金属货币与纸币的“轻重”，驾驭市场，优化货币资源配置，解决朝廷府库中既缺钱又缺银的问题。《奏议》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南宋初期货币流通格局的发生的新变化，认可了北宋中叶以来白银货币化取得的成效。

考察乾道六年以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宋廷大体上采纳实施了这些建议。而相关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又对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对银两货币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宋廷广泛收贮银两以备战时之需的政策，减缓了银两的流通速度，限制了其流通范围，在短期内阻隔了银两与市场的联系。但收贮银两，以银“行权”，通过调控金属货币和纸币的投放量，保持纸币币值稳定，强化了银两在影响和决定纸币价值中的作用。南宋中后期军需大量支银投入市场，则加速了银两的流通，进一步强化了银两的流通手段职能。这意味着，南宋乾道以降，不仅白银的社会身份已完成了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而且银两在银钱楮货币组合中的地位逐步提升，货币白银化的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预示了“以银代钱，无往不可”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方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4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后转载，注释从略，请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