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普研究所“公法100年”观会侧记
苏 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024年11月20日，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主办的“公法100年：从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的历史谈起”学术研讨会在柏林举行。其时，我负笈德意志一月有余，有幸获邀参加了这一盛会。我在国内时，曾协助老师主理、组织过不少诸如学术年会、学术沙龙、讲座等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其中也有若干活动有外国学者出席，但自己作为“外国学人”参加当地的学术活动，还是头一遭。故不揣浅陋，作文以记之。有必要提前交代的是，本次研讨会是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反思其百年历程的一个片段，也是对其过往历史观的再反思。过去一百年贯穿了魏玛共和时期、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和当代德国，研究所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既有其延续性的一面，也有断裂和背反的一面。对延续和断裂的感知或许需要重返历史场景，因此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在对研讨会的记述中穿插了一些历史背景的说明。王泽荣君阅读了初稿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一、参会契机
今年十月初，我开始了在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为期一年的博士生公派联合培养学习。我在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为执掌公法与一般法理论教席的安娜-贝蒂娜·凯泽教授（Anna-Bettina Kaiser），她与另一位执掌公法与金融法教席的克里斯蒂安·瓦尔德霍夫教授（Christian Waldhoff）合作开设了一门“公法与理论座谈会”（Kolloquium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Theorie）课程。虽名为“座谈会”，实际上该课程是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的，面向所有对公法感兴趣的人，旨在讨论关涉公法基础理论的现实（aktuell）和经典（klassisch）文本。每次的活动由一位教授组织，设置一名报告人，花费约半小时的时间报告完提前发给参与者的文本，然后由教授引导大家自由讨论。会议室不设障碍，中途自由进出，不断有教授走进来未及坐定就开始插话讨论，氛围极热烈。据我所参加的活动看，所围绕的文本并不拘泥于已发表的文献，未发表的文本亦在研讨之列。例如，其中一次“座谈会”的报告人是公法学初级教授伦纳特（Dominik Rennert，其博士论文为“Hierarchie und Verhandlung. Die Verschiebung deutscher Konfliktlösungsmuster 1871–1971 am Beispiel der Religionsverfassung, Mohr Siebeck 2023”，以宗教宪法为线索，讨论德意志帝国到联邦共和国早期的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冲突的解决如何从等级威权模式转变为社团主义谈判模式），所报告的文本是其在凯泽教授指导下撰写的教授资格论文的章节。
根据教学日历，最近的一次“公法与理论座谈会”恰逢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在柏林举办“公法100年”学术研讨会，因此该课程的负责人顺理成章承担了合作主办方的角色，课程成员也就近水楼台，获得了参加研讨会的资格。随邀请（Einladung）而至的是会议议程和注册方式，出于好奇，我立刻注册了会议，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确认邮件。（说到邀请，这里补充一点题外话：凯泽教授同我见面时提及她负责的这门课程，并邀请我参加，之后又非常认真地反复强调“这只是邀请，并不是强制，你可以不参加”。）
二、通往会议之路
会议前一天收到了主办方的邮件，是一份会场路线图。此外，邮件正文还特别提到了给与会者的一项“例外”（Ausnahme）优待——可将外套和包带入会场。之所以说例外，可能是因为一些德国场馆往往执着于在包和外套（Jacken）的准入上做文章，而会议第一单元的场地Humboldt Labor恰好是其中之一。譬如，进入图书馆不得穿着外套，只允许携带透明的包和透明的水杯。然而标准并不总是统一的，在外套这个“不确定概念”上，管理员总有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以至于同一个阅览室内着短袖者和裹 “（显然是）Jacke”者常常相映成趣。（据我穿三合一冲锋衣的粗浅经验，只穿保暖内胆并不属于“外套”，倘若连外壳一起穿，似乎就满足了“外套”的构造。）
图1 从洪堡论坛旋转门到Humboldt Labor会场的路线图
（来源：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学生助理 Chiara Rimkus）
20日中午，下过初雪（后转为中雨）的柏林难得放晴，我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穿过施普雷河就到达了洪堡论坛。这里曾是柏林王宫（Berliner Schloss），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于1443年奠基，此后见证了普鲁士王朝的兴替、三月革命的爆发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两度毁于烈火。2021年，仿柏林宫原貌重建的洪堡论坛向公众开放，成为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文化会聚之地。
图2 柏林王宫风貌
（来源：Gesellschaft Berliner Schloss e.V.）
图3 洪堡论坛入口
（来源：自摄）
我跟随地图的指引进入旋转门，随后很快便迷了路（藤川君后来告诉我他来的时候同样迷失了方向，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许是选错了入口，两侧都出现了路线图中那样长长的楼梯。左右为难之际，一个好心的德国阿姨主动上前询问并帮忙指路，总算是选对了楼梯。楼梯尽头的门内是一间暗室，陈列着穿山甲标本、古埃及陶片和一些玄奥的全息影像（可惜禁止拍摄），观览了一会，愈发摸不着头脑，怎么看都不像是可以开会的所在。询问保安后才知道，暗室的墙上还有一道门，门后才通向Humboldt Labor。穿过这道门，终于（勉强算）顺利地找到了会场。
会场和想象中想去甚远。一个狭长的空间，隔成了前后两个区域，前面较宽的部分作为会场，后面较窄的部分则是茶水间。除了前方的一排桌子外，会场只摆了四排椅子，还有些拥挤，这不禁让人有些失望。通常来说，按照我们逢五逢十的纪事传统，能够存续百年的组织，定有书写不尽的卓越成就，百年纪念的活动也必定极隆重、极盛大。相形之下，一个顶尖学术机构的百年纪念活动，包含我这等“吃瓜群众”在内尚且只有区区三十余人，似乎过于潦草了。（事后我仔细查看了马普所MPIL100专栏才发现，该研讨会只是系列活动的其中之一，此处仅记述当时的心理。）
图4 会场张贴的海报
（来源：自摄）
规模的落差还引发了我的另一重心理。虽然主办方没有提供名册，也没有摆放桌签，但也不难看出“仙人之兮列如麻”。其中不少人都是之前在文献中见过的名宿大家。身处其中，大有混入革命队伍的心虚和窘迫，不过并没有持续太久——人群中冒出一个亚洲面孔，那是同办公室的毛利透教授（京都大学教授，中译《二战前宪法学中的双重法律概念与法治行政》发表于《法治现代化研究》2024年第4期），很快同办公室的另一位年轻日本教授藤川直树（供职于神户学院大学）也现身了。两位日本学者和我一样接受凯泽教授的指导，也算另一种形式的“同门”了，想到此处，顿感心安了许多。
三、会议述要
“公法100年：从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的历史谈起”研讨会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工作坊与书籍讨论，安排在洪堡论坛；第二单元为海德堡沙龙，在洪堡大学法学院举行。其中第一单元的研讨主要围绕曾担任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所长的两位关键人物卡尔·比尔芬格（Carl Bilfinger，1879-1958）和鲁道夫·伯恩哈特（Rudolf Bernhardt，1925-2021）的学术贡献展开，前者横跨纳粹后期到联邦德国早期，后者推动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走向国际化。海德堡沙龙则聚焦如何推进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百年回顾项目展开讨论。
图5 会议议程
（来源：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
（一）导引
在导引环节，亚历山大·克梅雷尔（Alexandra Kemmerer，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学术协调员、柏林办事处负责人）交代了研讨会的缘起。正如她在介绍MPIL100项目时所言，“科学往往始于巧合……始于一个偶发的时刻，在某个幸运的契机下，知识生产得以成为可能”，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在1924年冬天（一说1925年，该所的历史研究亦未达成共识，总体而言更倾向于前者）迎来了这个契机。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的缔造者，时任柏林弗雷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即后来的柏林大学，战后分裂为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际法教授的维克托·布伦斯（Victor Bruns，1884-1943）为实现撰写德国国际法教科书的宏大愿景而起意创立一个研究所。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威廉皇帝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服务于德意志帝国科学精英的基础研究，战后该协会的西德部分发展为后来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里希·格卢姆（Friedrich Glum）的支持。这位普鲁士官僚、前卫的科学管理者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我们必须尽快，否则别人就会用愚蠢的努力（例如建立一个戏剧研究机构）来打败我们。” 就这样，在布伦斯领导下，由1名图书管理员、5名助理和5名秘书组成的研究所在柏林宫诞生了。岁月轮转，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回到地理原点，迎来了它的期颐之年。这也正是“公法100年”研讨会安排在洪堡论坛的深意。克梅雷尔说，研究所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那个时代的人们相遇，进而反思研究所的历史，是回溯研究所百年历程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菲利普·格拉赫尔（Philipp Glahé，慕尼黑大学现当代历史教席助理教授、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参与式历史学家（Teilnehmerhistoriker），格拉赫尔近年来致力于重新评价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和海德堡法学家群体（Heidelberger Juristenkreis）的历史，在《海德堡国际法杂志》（ZaöRV）上发表了多篇相当有影响力的文章，并与克梅雷尔一起担任MPIL100项目的发起人。
图6 “公法100年”研讨会会场，正面左一为格拉赫尔
（来源：自摄）
在格拉赫尔看来，何以历史（Warum Geschichte）是基础性的问题。MPIL100项目相较过去而言，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对待历史心态的变化。历史常常被视作异议和（不受欢迎的）争议的来源，在德国尤其如此，对历史的审视总是难以回避如何将自身与第三帝国联系起来的问题。然而，在过去一百年间，研究所总是不得不处理其历史：不仅仅是周年庆祝活动，为研究所长期服务的学术成员的纪念出版物和讣告也是历史典籍和叙事形成的时刻。
过往对研究所的纪念活动中，1975年的五十周年纪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没有邀请历史做客”的纪念。为期三天的大型的学术研讨会，9场发言中没有一个涉及研究所的历史；以五十周年纪名义集结出版的《海德堡国际法杂志》特别版——一本超过650页的煌煌巨册，也没有一篇文章处理研究所的历史；从1976年出版的《海德堡年鉴》可以看出，关于五十周年纪的报告和通讯同样忽略了研究所绝大部分的峥嵘岁月。
图7 研究所五十周年纪，左一为Hartmut Schiedermair、左二为Michael Bothe、居中为Karl Josef Partsch、右一为Kay Hailbronner
（来源：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
研讨会结束后，乌尔里希·朔伊纳（Ulrich Scheuner）在海德堡大学Alte Aula举行的纪念活动上首次提及研究所的历史。但作为前国家社会主义者，朔伊纳自然不希望对历史过于苛责。哈特维希·比尔克（Hartwig Bülck）在回顾朔依纳的演讲时，不无嘲弄地说：“在这个日益失去历史感的时代，他（朔依纳）明确指出，一个致力于政治主题研究的研究所，尽管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过光明和阴影，但如果它不受制于意识形态，并始终致力于这一事业，那么它就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可参阅Hartwig Bülck, 50 Jahre 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JZ 15/16 (1975), S. 496-498.）
图8 乌尔里希·朔伊纳（Ulrich Scheuner，1903-1981）（来源：波恩大学档案馆）
朔依纳曾师从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和威廉·卡尔（Wilhelm Kahl）。1934年，朔依纳发表了《国家革命：一个国家法考察》（Die nationale Revolution. Eine staatsrechtliche Untersuchung，AöR 63 (1934), Heft 2, S. 166-220.），将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德国革命形式，肯定了这一进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937年，朔依纳加入纳粹政党，并于1941年取得了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归属帝国总理府管理）的教席。战后朔依纳任教于波恩大学，但由于其在纳粹时期的表现，1950年才被授予正教授职位。在学术方法上，朔依纳追随斯门德和特里佩尔的脚步，坚持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us）的国家法理论。
对研究所历史自我认知影响最深的是赫尔曼·莫斯勒（Hermann Mosler，1912-2001，著名国际法学家，首位在海牙国际法院担任法官的德国人）。莫斯勒自1937年起就是威廉皇帝协会的成员，并于1954年起至1980年担任海德堡研究所的所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代表了研究所“法统”的连续性。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人们总期待莫斯勒能说些什么，莫斯勒也确实针对研究所历史本身做了一些努力，在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所历史的小文章。然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回避了1924-1945年的历史。是否正如研究所自己宣称的那样，它以实践为导向，排除任何哲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方法，将重点放在纯粹的法律和实证法，尽可能地将纳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法律学说排除在外，从而为克服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之所以对“那段历史”态度暧昧，或许正是因为研究所在第三帝国期间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叙述者的不安。一方面，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因为犹太血统而遭受迫害，例如玛格丽特·沃尔夫（Marguerite Wolff，1883-1964，战后曾担任纽伦堡审判的法庭翻译）、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1891-1933，借讲学流亡西班牙）和埃里希·考夫曼（Erich Kaufmann，1880-1972，施米特推动将其从柏林大学开除，后流亡荷兰，1946年重返德国，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先后被迫流亡海外。另一方面，两位国家社会主义信徒先后加入——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取代了考夫曼的学术位置，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1905-1944）则取代考夫曼成为《海德堡国际法杂志》的共同编辑；赫尔曼·拉施霍弗（Hermann Raschhofer）和赫伯特·基尔（Herbert Kier）这两位民族主义法学家也先后加入了研究所。这或许是当时的话事人布伦斯根据时局变化而明哲保身的选择。但即便以学术机构自持，研究所也难免要通过学术出版物不同程度地鼓吹纳粹政策，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布伦斯勉力维持的平衡在他作古后终于彻底坍塌，研究所内部的权力斗争几近白热化：一心忠于纳粹党的基尔向盖世太保揭发了同事威廉·文格勒（Wilhelm Wengler，1907-1995，亦为民族主义者，曾担任纳粹殖民计划的专家，但因不够激进、与纳粹青睐的种族立场相去甚远而遭受批评）的退却言论，随即文格勒被捕并送往前线；贝特霍尔德则因支持其兄弟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德国国防军内部反纳粹的核心成员，亲自携带炸药刺杀希特勒未果）的抵抗运动而遭到处决。
1949年，研究所走出了战后的不确定状态，马普所承袭威廉皇帝协会，在海德堡建立了如今的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卡尔·比尔芬格（Carl Bilfinger）这位纳粹时期就接替布伦斯成为所长的前国家社会主义者，再次被任命为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基于这重身份，自然无法指望比尔芬格会对“那段历史”作彻底的反思。海德堡研究所对“那段历史”态度明显是复杂的，这在纪念其历史成员的对象选择和记述方式上也可见一斑。研究所的几位早期成员诸如反纳粹主义者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1868-1946）、曾长期担任旧俄罗斯代表的尼古拉·冯·马滕斯（Nikolai von Martens，1880-1947）、以平民身份被攻入柏林的苏联士兵炸死的约阿希姆-迪特·布洛赫（Joachim-Dieter Bloch，1906-1945）以及前面提到身处纳粹阵营但最终倒戈的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尽管有所保留（“无法追究他参与抵抗计划的动机和背景，所以这里只描述他对国际法和研究所的意义”）——都受到了纪念。对那些投身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员，则没有点名，也没有纪念。而对流亡海外的成员，研究所的态度更耐人寻味：沃尔夫一直无法得到研究所的帮助；考夫曼被默认平反；而黑勒在战争期间病亡，随后在集体记忆中被抹去了。（相关内容请参阅ZaöRV Band 13, 1950）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所都有意和这段历史保持距离。直到近些年，以格拉赫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研究所成员，试图转变心态，重新检视被研究所回避的那段历史，以寻找新的身份认同。这正是推出MPIL100项目的意义之所在。因此，研究所百年纪不再像过去一样组织一些“动听”的庆祝活动，而将重点放在研究所本身，去质疑传统的叙述方式，找回长期失落的东西——对其历史的认知。
（二）从柏林王宫到柏林街
工作坊与书籍讨论的第一个人物是卡尔·比尔芬格（Carl Bilfinger，1879-1958），所围绕的文本是马普所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新近出版的比尔芬格政治传记Philipp Glahé/Reinhard Mehring/Rolf Rieß (Hrsg.), Der Staats- und Völkerrechtler Carl Bilfinger (1879–1958), 1. Auflage, Nomos, 2024.
图9 Der Staats- und Völkerrechtler Carl Bilfinger (1879–1958)封面
比尔芬格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维克托·布伦斯的朋友，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布伦斯的表兄。早在1942年，比尔芬格就被长期患病的布伦斯在遗嘱中指定为研究所可能的继承人（另一位可能的继承人是前面提到的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1943年布伦斯在科尼斯堡去世后，比尔芬格接掌研究所，并在海德堡研究所1949年重建后再度担任所长，一直到1954年赫尔曼·莫斯勒继任。1933年前后，比尔芬格在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方面都暴露出了强烈的倾向，因此不管从任职经历还是思想观念上看，比尔芬格都是研究所早期历史以及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联邦共和国的动荡和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本部分的标题“柏林王宫（旧威廉皇帝协会国际法研究所）到柏林街（海德堡研究所后来的地址为Berliner Straße 48）”也印证了这个关键过渡。
比尔芬格政治传记的主编之一赖因哈德·梅林（Reinhard Mehring，海德堡教育大学政治学及其教学法教席，卡尔·施米特研究专家）介绍了这本传记的原委。一方面，对比尔芬格做人物史研究对法律学术记忆有补白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比尔芬格绕不开卡尔·施米特对他的历史影响，这对施米特的研究同样有促进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材料是两人的通信文本，这也是“Korrespondenz mit Carl Schmitt, Texte und Kontroversen”能够作为这本传记副标题的原因。根据这些材料，比尔芬格和施米特相识于1924年，并一直在那里工作，1933年之后他越来越多投奔布伦斯，并最终接替了布伦斯的位置。但从传记的角度看，比尔芬格一直作为施米特的亲密伙伴而存在，二人在著名的“普鲁士对联邦”的诉讼案中和埃尔温·雅各比（Erwin Jacobi，1884-1965，他在1924年的国家法教师协会会议上与施米特发表了“帝国宪法第48条下的帝国总统专制”，认为除特殊事项外，帝国总统不得援引其发布紧急法令的权利来颁布正式法律，参见VVDStRL 1(1924), S.63-136）一起担任帝国的代表。比尔芬格在政治上也与施米特不相上下，他是一个重度的民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是独裁统治的支持者，也是一个反议会、反自由主义的“卓越”思想家。不过在梅林看来，比尔芬格的思想遗产表明，他完全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他只有一本《各邦国对帝国意志形成的影响》（Der Einfluss der Einzelstaaten auf die Bildung des Reichswillens, Tübingen 1923）尚且值得一读，遗憾的是他本人对该书的处理非常潦草。作为一个老纳粹，比尔芬格在1945年后沉浸在怀旧和忧郁中，并试图与施米特重新取得联系。但当比尔芬格再次被任命为所长后，他就中断了联系。
格拉赫尔对传记成书过程中的文献选取做了进一步说明。政治传记的写作中，档案资料是不可或缺的，比尔芬格政治传记中海德堡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档案解决了关于地点的核心问题——比尔芬格之所以会在后来将研究所接手到海德堡，一部分原因或许是他的个人偏好，但更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在纳粹时期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网。研究者们试图借助这些档案资料，用马赛克拼贴的方式，记录这位在研究所历史上有些奇怪但无疑又很重要的过渡性人物。“档案库”显示，对比尔芬格的历史评价起始于莫斯勒。1954年，刚刚接替比尔芬格上任的莫斯勒出版了庆祝比尔芬格75周岁的纪念出版物，对比尔芬格的历史做了积极的处理。恩斯特-约瑟夫·科恩（Ernst Joseph Cohn，1904-1976，因犹太裔法学家的身份被强制退休，后流亡瑞士和英国）指出其偏颇之处：不仅庆典的荣誉性应当受到质疑，而且莫斯勒对比尔芬格经历的处理——忽略其出版物的完整清单——有意弱化了其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就公开、明确和热情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实。此外，莫勒斯对前任们的赞誉也令人不安。他将比尔芬格在研究所的领导经历描述为“延续了前任布伦斯所营造的实践人文主义氛围（practical humanism）”。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应该追问，把这样的溢美之词套用在一个鼓吹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法律理论的科学宣传者身上意味着什么。当研究所将纳粹法律理论的代表作为实践人文主义者加以表彰和赞美时，这释放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遗忘和宽恕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科恩的批评可参阅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19, No. 2 (1956), pp. 231-233）
当然“档案库”也展示了另一面，即比尔芬格去纳粹化的过程。正如卡塔琳娜·伊萨贝尔·施密特（Katharina Isabel Schmidt，马克斯·普朗克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研究员）所言，这同样反映了研究所的历史连续性，并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面（经历类似时期后恢复正常生活的）国际层面的棱镜。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是世界性的，其历史不仅是德国的历史，也是全球的历史。因此，借助比尔芬格来反思德国历史，尤其是法律思想发展史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扬-亨里克·赫兴勒德尔（Jan-Henrik Herchenröder，柏林洪堡大学公法和一般法理论教席助理）则进一步对遭受比尔芬格迫害的学者进行思想溯源，从反面完成了对比尔芬格的历史塑造。
（三）从莫斯科到海德堡和斯特拉斯堡
工作坊与书籍讨论的第一个人物是鲁道夫·伯恩哈特（Rudolf Bernhardt，1925-2021），所围绕的文本同样是新近整理出版的鲁道夫·伯恩哈特苏联战俘营日记Rudolf Bernhardt, Christoph Bernhardt (Hg.), Tagebuchaufzeichnungen aus sowje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 1945–1947, Franz Steiner Verlag, 2024.
图10 Tagebuchaufzeichnungen aus sowje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封面
鲁道夫·伯恩哈特是研究所上另一位关键的领导者。比尔芬格的继任者赫尔曼·莫斯勒自1959年起开始同时担任国际人权法院的法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任务。1969年，莫斯勒向马克斯·普朗克董事会提名鲁道夫·伯恩哈特担任研究所的联合所长，打破了过去通常只有一位领导者的惯例，此后，几乎所有的马普所法律研究所都转向了合议管理。鲁道夫于1970年元旦上任，并在莫斯勒1981年退休后，先后与卡尔·德林（Karl Doehring）、约亨·弗罗魏因（Jochen Abr. Frowein）、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Helmut Steinberger）组成理事会联合管理研究所，直到1993年才卸任。
本部分标题“从莫斯科到海德堡和斯特拉斯堡”是鲁道夫·伯恩哈特传奇生平的简要概括。以海德堡（即比较公法与国际法所）为界，前者指的是1945年5月1日，他在柏林被捕，然后辗转被运往莫斯科和喀山的囹圄经历；后者则指他1981年接替莫斯勒担任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直到90年代先后担任副院长和院长（仅在任7个月）的辉煌成就。
这段囹圄经历造就了今天所讨论的文本的雏形——一卷120页的战俘日记手稿，经由克里斯托夫·伯恩哈特（Christoph Bernhardt，莱布尼茨研究所“当代历史和档案”高级研究员，柏林洪堡大学现当代史兼职教授）整理出版。作为鲁道夫·伯恩哈特的长子，克里斯托夫没有过多回顾鲁道夫的生平，正如他讲的那样：“我是走廊之子，我不能走在走廊上”。克里斯托夫坦言，父亲并没有过多谈及在战俘营的经历，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又决定将其出版，这背后的经验逻辑，自己也不甚清楚。或许只能尝试把鲁道夫置于历史的场景去看待。从内容上看，鲁道夫的战俘日记非常具体地呈现了了营地生活的各个方面：食物、日常生存、饥荒，当然还有疾病和死亡。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人是怎样被政治化的，还有等级制度、对苏维埃政治和本质的反映，以及对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在克里斯托夫看来，这些经历显然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但并不会那么明显、清晰、具体地体现在政治立场上，后者或许是诸多因素（例如对基督教的信奉）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不仅在战争时期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群体，战后人们的历史记忆也大相径庭。但至少这段经历使得鲁道夫对军队缺乏亲近感，并有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立场，这也体现在他70年代与右翼分子的论辩中。克里斯托夫还特别谈及鲁道夫的中国之行，以佐证其国际主义的取向。
图11 正面左一为克里斯托夫·伯恩哈特（来源：自摄）
阿克塞尔·贝格（Axel Berg，外交官，曾任德国驻挪威大使）回顾了曾经在鲁道夫·伯恩哈特手下工作的经历。在他看来，伯恩哈特的战俘日记与他后来对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努力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本日记当成一部“小小的国际人权法”——对危及生命的疾病、在森林中艰苦卓绝的劳动以及无处不在的饥饿的描述，不会让任何读者感到冷漠。根据伯恩哈特的描述，在战俘营里“正派、诚实、同志情谊、自豪感……所有这些概念都被借用，为最明目张胆的自私、无谓的虚伪和虐待狂让路”，这与苏联宣传的美好社会的承诺格格不入，巨大的失望也让他从思想上彻底摆脱了国家社会主义。战俘营的经历使得伯恩哈特始终保持一种警惕，那就是避免每个国家的普通人从熟悉的正常生活被抛入困苦和恐怖的境地。
赫尔穆特·奥斯特（Helmut Aust，柏林自由大学公法与法律体系国际化教授）引述了时任欧洲人权法院院长雷斯达尔（Rolv Einar Rasmussen Ryssdal）对伯恩哈特的评价“来自法律科学领域的伯恩哈特法官并没有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脱离现代国家同其民众之间多层次现实关系的人权理论家，在将欧洲人权公约的标准适用于民主社会复杂的生活环境时，也没有从于某种平衡的实用主义”。从伯恩哈特在欧洲人权法院所作的判决可以看出，他拒斥以牺牲民主社会为代价来使人权保障得到扩展的做法。这也与《欧洲人权公约》的目的——建立一种防止极权主义国家卷土重来的机制——若合符节。
（四）海德堡沙龙
在回溯了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的两位里程碑式人物后，在地理起点清算精神遗产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学术共同体如何处理研究所的历史，这正是海德堡沙龙的任务。研究者们也随之告别了柏林宫（洪堡论坛），移步到了洪堡大学法学院。
图12 “海德堡论坛”现场
（来源：自摄）
海德堡沙龙由著名记者帕特里克·巴纳斯（Patrick Bahners，《耸人听闻者(Die Panikmacher) 》作者）主持。巴纳斯指出“马赛克式拼贴”方法对研究者的挑战：我们找寻到的其实是一堆五花八门的马赛克，不仅颜色各异，其材质也大不相同，其中既包含经典档案，也有书面传记资料、口述历史和视觉历史。如何恰切地拼贴以还原真实的研究所历史，年轻的研究者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个项目开端于一位博士生，他对研究所历史的研究让大家意识到，还有很多原始资料可以抢救。于是从2023年2月起到现在，研究所举办了四次研讨会，追问为什么需要研究所的历史，如何处理历史，谁来参与以及以什么样的结构来还原历史等一系列问题。研讨会的举办还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动力，那就是与研究所相关的原始资料被持续挖掘出来。“mpil100”博客的推出更是激励了许多“当代见证者”通过一种比处理单纯法律问题那样教条或高度技术性的方法更有吸引力的方式来讲述历史。可以说，它已经启动了一种持续产生研究材料的“法学制造机”。
迪特·格林（Dieter Grimm，著名宪法学家，曾任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从外部视角来观察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他指出，有必要考虑为什么国际法研究所会被纳入当时唯一的学术机构威廉皇帝协会。威廉皇帝协会的成立是有其使命的，旨在通过科学支持和加强一战后德国根据国际法对《凡尔赛条约》所持的立场。在格林教授看来，在战败国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创始所长和威廉皇帝协会对待德国的立场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问题是，学者是否会接受研究所应该肩负政治使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实践更加哲学化和历史化不同，研究所对国际法的处理显然更加法律化（笔者按：这种研究所和研究者初衷上的矛盾，或许也暗示了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研究所的命运）。海德堡时期，比较法开始进入研究所的视野。走进新千禧年后，随着以欧洲法为专长的阿明·冯·波格丹迪（Armin von Bogdandy，现任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执掌研究所，比较法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在费利克斯·朗格（Felix Lange，科隆大学国际法与比较公法教授）看来，讨论威廉皇帝协会和国际法所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不应过分高估官方机构对其“伞式组织”的重要性。威廉皇帝协会成立之初，就有人认为它的核心目的并不是与大学竞争，而是要促进那些在大学中可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学科领域。国际法所的成立同样是为了创造当时的法律学者所没有的研究机会。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研究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年代他就撰写过从法理层面研究国际法的论文，但1930年加入国际法所成为首批成员之后，他才意识到应该将关注重点放在实在国际法。在朗格看来，威廉皇帝协会创建国际法的初衷就是帮助德国熟悉国际法律和国际仲裁的实践，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话语接轨要采取在法律上切实可行的方式，毋宁说，它给德意志帝国创造了一个（即便可能是偏颇的）法律视角。对MPIL100这样一个机构史项目来说，如何能够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防止沦为歌功颂德，也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是把它交给纯粹外部的历史学家，目前看来研究者们并不打算这样做，那么广泛吸纳不同的外部视角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四、剩余的断想
“我是走廊之子，我不能走在走廊上”或许是对“公法100年”研讨会最好的注脚。从比尔芬格到伯恩哈特再到如今MPIL100项目成员，每个人都身处研究所历史中，也对研究所的过往秉持着自己的历史观。比尔芬格曾经是纳粹的吹鼓手，在国家社会主义瓦解后，又重掌研究所领导权。在战后去纳粹化的时代背景下，势必会产生“今天的比尔芬格”如何看待“昨天的比尔芬格”的难题。对研究所战殇的纪念也表露出比尔芬格的矛盾与摇摆。当然基于人性，我们也无法苛求“今天的比尔芬格”全面反对“昨天的比尔芬格”。从威廉皇帝协会时期就加入研究所的继任者莫斯勒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他只处理了“学术的历史”，而有意忽略掉了“政治的历史”。伯恩哈特在青年时期就告别了国家社会主义，然而战俘营的经历让他感受到反纳粹阵营同样虚伪与造作，这种强烈的不信任让他逐渐转向国际主义。这些研究所领导者们的历史观影响甚至主导了研究所的自我认知。但在今天的MPIL100项目成员看来，这种自我认知是偏颇的，所以同样身处历史中的这些人，试图反思并重新校正既有的历史观。
从组织和人员上看，研究所一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连续性。但是从思想上看，研究所又呈现一种非连续性，它的发展历程跨越了不同的历史秩序，以及背后所依赖的宪法秩序。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交织，导致了不同历史观并存的现实。从比尔芬格到今天，历史观并不是递进的，毋宁说是“叠床架屋式”存在着的。当纳粹带来的创伤逐渐抚平，今天的人似乎能够跳出历史参与者的视角去做反思：不仅是反思纳粹时期学术机构的表现，更是反思对历史反思的不足。但真的能够彻底反思吗？研究所对纳粹的反思开始了，“学术与政治”的新问题（乌克兰问题）却正在发生。这又回到了研讨会开端的那个问题：Warum Geschichte？
当然我们退一步来讲，能够反思总归是件好事。能够反思就代表着德意志民族还有希望。
番外
（一）
尽管下午的“工作坊与书籍讨论”单元议程中并没有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教授的名字，会议开始不久，这位耄耋老人还是缓步走进会场，在前排空位上坐下，没有惊动任何人。格林教授是著名的宪法学家，曾担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的法官，他在言论自由、广播和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一般人格权、数据保护法和竞争法等领域作出一系列重要裁判，对宪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格林教授是业师杨登杰教授的博士导师（Doktorvater），过去我们也曾邀请格林教授线上讲座，今日终于有机会近距离领略大师的风采。茶歇（Kaffeepause）期间，我试着上前去打招呼，格林教授马上起身和我握手。在耐心听完我的讲述后，格林教授欣然认可了作为我的“Akademischer Großvater”的身份，接着就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二）
会议议程上安排了一次茶歇、一次简餐，主要是一些碱水结和蛋糕之类的小吃。但令人惊喜的是，海德堡沙龙结束后，主办方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安排了一个“小酒会”。
不得不说，酒精的确是最好的社交催化剂。前面提到的日本教授藤川直树，虽然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但几乎毫无交流。端起酒杯之后，藤川君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和我从研究领域聊到了故乡（虽然我最终也没搞明白他的故乡是哪里），从故乡聊到了德国的生活，甚至问起了奖学金的额度。拉拉杂杂说了一个多小时，几乎穷尽了彼此的语言技能才作罢（我甚至用上了多年前曾学过的一点日语）。几个不认识的德国学者也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询问我的研究主题。不觉间竟饮了近一瓶白葡萄酒，遂尽兴而归。
2024年11月21日草于法学院E27
2024年11月29日改定于雅各布-威廉·格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