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4年）（之五）
【行政法序论】
整理 邵凯丽（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负责第一至五部分
韩若凡（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生），负责第六至七部分
审校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目录
一、行政法绪说
二、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
三、行政法史(History)
四、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五、授权(Delegation)/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六、谢弗林尊重(Chevron Deference)
七、行政法解释(Administrative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一、行政法绪说
1.Christopher S. Havasy, Radical Administrative Law, 【行政法的激进式改革】77 Vand. L. Rev. 647-722 (2024).【文章探讨了行政国家面临的批评，并提出了一种“行政法根本性改革”的理论框架。文章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探讨，梳理了美国第一代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国家民主化的倡导，主张重塑行政机构和公民之间关系，强调了直接民主问责在行政治理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现有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挑战。】
2.Emily S. Bremer, Power Corrupts【权力的腐蚀】, 41 Yale J. On Reg. 426-468(2024).【行政法领域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行政法过于关注最高法院、总统和国会，而忽视了行政机构内部的视角和日常运作，目前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至近七十年来的最低点。本文呼吁行政法应转向内部视角，更多关注联邦政策制定和政治权力，关注行政机构的内部法律、能力和功能性文化。认为权力腐蚀了行政法，忽视了真实世界对法律公正、忠实的实施。行政法学者应加强对行政机构的个案、具体行政领域的研究，重新定义行政“合法性”，促进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合作，提升行政能力和效率。】
3.John J. Healy Jr. & Emanuele S. Putrino, The Three Crumbling Pillar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行政权力的三大支柱正在崩塌】91 Tenn. L. Rev. 979-1070 (2024).【行政国家的背景涉及制定法解释与规制法解释，涉及行政裁决，涉及禁止授权原则。了2023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三个主要行政法案件，Lope案、SEC v.Jarksey案，CFPB案，涉及司法对行政尊重、行政规制机构裁决权、可理解原则的变迁，本文论述了如何开展相应的改革。】
4.Oren Tamir, Our Parochial Administrative Law,【我们狭隘视野下的行政法】97 S. Cal. L. Rev. 801 -936(2024).【美国行政法最早源自比较行政法，但现在比较的因素很稀薄，即使有，也是处于边缘。例如2022年10月，戈萨奇大法官在Buffington案中援引了比较法，但被批评比较是浅薄的、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的。但在跨国行政法与全球行政法兴起的背景下，比较行政法实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应该精确地以有用和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比较行政法。文章以行政指南和谢弗林尊重为例，展示了比较行政法的功用。】
5.Pamela Herd, Donald Moynihan & Amy Widman, Tackling Administrative Burdens: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应对行政负担：法律框架与创新实践】, 76 Admin. L. Rev. 243-325 (2024).【本文探讨了美国联邦政府如何通过法律框架和创新实践来减少行政负担，基于对美国行政会议的建议报告，分析了当前联邦机构在减少行政负担方面的实践、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尽管减少行政负担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法律框架的改进、加强跨机构合作和数据共享，促进文书削减，在规制影响评估中利用分析工具，更好度量行政负担，以及持续的领导力支持，可以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还能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
6.Patrick Sullivan, New Money, Old Statutes: Inflation and Statutory Drift【新货币、旧法律：通货膨胀与法律规定的漂移】, 19 J.L. Econ. & Pol'y 41-94 (2024). 【通货膨胀漂移会影响法律制度中涉及货币金额方面规定的实施。美国法律中存在如罚款、支出和阈值等以名义金额表述的条款，其会因货币价值变化而受到影响，产生通货膨胀性漂移。导致法律实际影响偏离立法者和公民预期，如使纳税人进入更高税级、改变税收负担等，损害公民利益并影响法律公正性。严格的权力分立原则限制了行政和司法部门应对法定漂移的能力。论文讨论了在社会保障、税收、民事处罚、量刑等领域国会的应对。未来国会应负责制定宏观政策，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更新以平衡财政和其他政策目标；行政机构凭借对所执行法规的深入理解，负责确定更新的具体方式和金额；法院则需监督行政机构的执行情况，确保其不偏离国会的授权和法律的要求，以此确保法律适应社会变化并符合公民期望。】
二、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
7.Glen Staszewski, Justice by Mea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通过行政国家的方式实现正义】122 Mich.L.Rev.1231-1260(2024)【本文对哈佛大学Danielle Allen的著作Justice by Means of Democracy（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正义）的深入探讨和分析，同时提出了通过行政国家实现正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Allen的著作提及了平等主义与参与民主、联结社会、多元政治、为经济赋能等，但低估了行政机构在实现民主正义中的作用被低估了。认为Danielle Allen的正义理论与行政国家近期研究中更广泛的合法多元民主愿景相契合。】
8.Jill E. Fisch, Oversee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监督行政国家】 47 Seattle U. L. Rev. 899-926 (2024).【在最近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削弱了行政国家的规制权力。尽管法院对行政机构的怀疑可能源于宪法原则或政治权宜之计，但本文探讨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行政机构性质及其规制角色的转变。在罗斯福行政时期，法院接受行政规制，因为认为行政机构远离政治影响，使得他们有独特的规制优势。目前行政决定日渐政治极化，很多时候不是基于科学或技术专长，而是基于政治影响。本文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例证展开讨论，本文建议，法院更多考虑，行政机构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以行政专业知识和技术背景为基础。就国会和总统而言，政治分支可以通过让行政机构首长和工作人员更多由真正专家出任，使得行政机构更好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做出一贯性决定。】
9.Gabriel Scheffler & Daniel E.Walters,The Submerged Administrative State.【被掩没的行政国家】Wis. L.Rev.789-858(2024）.【本文指出，是时候让行政国家浮出水面。目前由于法律、政治和资源层面的局限性，行政机构很难公开自己的成就。另外行政行为往往不透明，美国公民很难理解政府政策来龙去脉。这些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建议展示行政官员及其专业知识、揭示各机构所提供的给付以及加强公众对行政过程的参与，来重建对政府的信任，这些改革举措的风险在于有行政自吹自擂之嫌，且可能扭曲行政优先次序。】
三、行政法史(History)
10.Andrea Scoseria Katz, A Regime of Statutes: Building the Modern President in Gilded Age America (1873-1921)【制定法的体制：镀金时代美国现代总统的塑造（1873-1921）】, 2 J. Am. Const. Hist. 737 -792(2024).【镀金时代见证美国行政国家兴起，总统权力的扩张，最高法院对不同分支间的权力妥协加以肯认。美国1970年代后对行政国家有所质疑，但最高法院对形式化的权力分立的提倡，也有危险，政府可能无力应对危机，也会弱化国会和总统的权力。】
11.Joshua Hochman, The Second Amendment on Board: Public and Privat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Firearm Regulation,【第二修正案：枪支管制的公共与私人历史传统】133 Yale L. J. 1676-1726 (2024).【本文开篇谈到了2022年New York State Rifle & Pistol Association v. Bruen案，该案本身不涉及地铁携带枪支，但涉及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保护了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的权利。文章以公共交通为例，研究了19世纪铁路公司制定的枪支管制规则，认为这些规则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对公共交通中枪支携带的管制传统。这种传统表明，州政府有权在类似公共交通的场所制定类似的枪支管制法令。此外，文章强调，法院在考虑枪支管制的合宪性时，不应仅局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应考虑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包括私人或准公共机构制定的规则】
12.K-Sue Park, Property and Sovereignty in America: A History of Title Registries & Jurisdictional Power,【美国的财产权与主权：财产权登记与管辖权的历史】 133 Yale L. J. 1487-1581 (2024)Yale Law Journal, 133(5), 1487-1581. (2024)【这篇文章讲述了美国产权登记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一殖民时期的官僚创新尽管被忽视，但却是当今美国产权制度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本文讲述了殖民者如何利用财产权登记，来建立自己的据点及对领地的权力，讲述了此制度如何拓展到州和联邦。】
13.Kurt T. Lash, Becoming the "Bill of Rights":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from Founding to Reconstruction,【成为“权利法案”：从建国到重建时期的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 110 Va. L. Rev. 411-488 (2024) 【本文对从建国到重建（及之后）时期有关“权利法案”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佐证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早在 20 世纪之前，甚至在重建时代的几十年前，美国人通常就将 1791年宪法修正案称为“权利法案”，而非将《独立宣言》视为“权利法案”。】
14.Ryan D. Shaffer, Jurisprudence of Retreat: The Supreme Court's (Continued) Misreading of Reconstruction, 【“撤退”的法理：最高法院对重建时代的持续误读】99 N.Y.U. L. Rev. 1856-1894(2024).【本文主要探讨了美国最高法院对重建时期相关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存在的问题。自美国内战结束后，最高法院在重建时代解释宪法修正案（特别是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时，存在明显的“退缩”倾向，未能充分理解和适用这些修正案的立法意图，从而导致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持续误读，这些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现代法律解释中，在2023年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案中，法院裁定，高校将种族身份视为是否录取学生依据的做法违宪，此案中，最高法院托马斯大法官和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围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是否不考虑肤色（color-blind），展开了争论，双方都对重建史加以更为详细的讨论。】
四、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15.Alex Zhang, Separation of Structures, 【权力结构的分立】110 Va. L. Rev. 599-690 (2024)【在Free Enterprise Fund v. Public Company，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Seila Law v.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and Collins v. Yellen三个案例中，最高法院否定了对行政规制机构首长的有因免职限定，认为这让行政机构免受总统审查和监督，违反权力分立。权力分立结构植根于宪法设计及建国者对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哲学的接受。论文支持了国会将立法权授予行政规制机构的合法性。权力结构分立要符合宪法设计，更好适应现代动态规制的需要。】
16.Emily Berman, Recalibrating Interbranch Bargaining, 【重新校准部门间的博弈】66 Wm. & Mary L. Rev. 395 (2024).【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信息获取方面的权力失衡，行政部门利用一系列方式阻碍国会获取信息。本文重点探讨了美国国会与行政分支之间在信息获取和权力平衡方面的动态关系，特别是通过分析特朗普时代的案例，来揭示行政分支如何通过法律策略增强自身在与国会谈判中的地位，并讨论了法院在重新校准这种权力平衡中的作用。】
17.Notes,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Novelty in the Roberts Court's Separation-of-Powers Case Law,【罗伯茨法院在权力分立判例法中，就反对新颖性所做的推定】 137 Harv. L. Rev. 2034 (2024) .【罗伯茨法院援引了伯克式最低限度主义，认为法律意义随时间积累，强调尊重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和判断，避免对现有法律进行剧烈改变，以维护法院作为独立分支的合法性。本文探讨美国最高法院中对“反对新颖性”推定的运用及其影响。在总统罢免权相关案件中，法院运用 “反对新颖性” 推定，判定赋予行政官员任期保护的新尝试违反宪法；在诉讼资格案件中，法院运用该推定限制国会赋予个人提起诉讼的范围；“反对新颖性”已成为适用重大问题原则的一部分。这实则扩张了法院的权力，破坏了关于权力分立的假定。】
18.Rachel Bayefsky, Judicial Institutionalism,【司法制度主义】 109 Cornell L. Rev. 1297-1380 (2024). 【本文探讨探讨司法制度主义的概念、价值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司法制度主义是一种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应考虑维护司法机构的长期利益，包括其合法性和行政效率。】
19.Shalev Gad Roisman, Balancing Interests i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权力分立中的利益衡量】 91 U. Chi. L. Rev. 1331-1410 (2024).【传统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方法在处理现代权力分立争议时存在局限性，而利益平衡方法更具情境性，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利益衡量在分析过程上更具可操作性；鼓励分支间相互包容和协商，促进了公共审议；能够适应动态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利益衡量同样存在成本。要考虑利益衡量中的默认设置究竟是倾向于国会还是总统，是考虑历史，还是考虑核心权力或外围权力。可考虑引入手段-目的式的分析。】
五、授权(Delegation)//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20.Brian Chen & Samuel Estreicher, The New Nondelegation, 【新的禁止授权原则】102 Tex. L. Rev. 539 (2024).【本文指出，“重大问题”源自布雷耶大法官1986年的一篇论文，该原则通过划定“重大”与“非重大”问题的界限，为联邦法院提供了工具以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扩张，避免破坏宪法秩序。同时，它减少了对禁止授权原则的过度依赖，维护了国会在政策制定中的首要地位。】
21.Christine Kexel Chabot, The Founders' Purse, 【建国者的钱包】110 Va. L. Rev. 1027-1102(2024).【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国会将“钱袋权力”（power of the purse）违宪地授权给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并以一种雄心勃勃但高度选择性的原旨主义方式，解释了宪法第1条第9款的“拨款条款”（Appropriations Clause）。法官对历史的选择性分析，扭曲了建国一代对权力分立以及立法和行政部门各自角色的理解。】
22.Nicholas R. Parrillo, Foreign Affairs, Nondelegation and Original Meaning: Congress's Delegation of Power to Lay Embargoes in 1794,【外交事务、禁止授权原则与原意：1794 年国会授予实施禁运的权力】172 U. Pa. L. Rev. 1803 -1844(2024).【美国国会于1794年通过《禁运授权法案》，授权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基于“公共安全需要”对港口内所有船只实施禁运，并可制定相关监管规则。法案未明确区分禁运对象是国际还是国内航运，仅笼统使用“embargo”（禁运）一词，赋予总统广泛的裁量权。作者通过历史、经济与法律分析，质疑“外交事务例外”的宪法基础，主张1794年法案的广泛授权表明：禁止授权原则在建国初期的实践远比现代理论假设更为灵活，外交与内政的界限在现实中难以维系，所谓“例外”可能违背宪法原意。】
23.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 Presidential Intelligence, and Covert Action, 【重量级的安魂曲：禁止授权原则、总统情报与秘密行动】138 Harv. L. Rev. 610-631 (2024).【这篇文章探讨了美国宪法中的“禁止授权原则”及其在总统情报权力和秘密行动中的适用性。文章指出，尽管禁止授权原则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法律实践中只有一年好年景，但这一原则可能并未完全被废弃。近年来，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触及了在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对此原则的应用。国家安全领域可能是行政权力的飞地，可以通过立法授权让总统具有对情报的独立权力。】
24.Jonathan H. Adler, The Delegation Doctrine,【授权原则】2024 Harv. J.L. & Pub. Pol'y Per Curiam 1-17 (2024).【文章围绕美国行政法中的授权原则展开论述。作者主张法院应明确授权原则，摒弃区分“重大”与“普通”问题的做法，全面审查行政机构权力来源，依据权力性质和范围判断授权情况，以构建更连贯合理的行政法判例体系。】
25.Alisa B. Klein,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Jujitsu: Using the Doctrine to Rein in District Court Judges,【重大问题原则柔道术：利用该原则约束地区法院法官】76 Admin. L. Rev. 327-373 (2024).【重大问题原则下蕴含的权立分立考量，被最高法院用以解释国会对联邦行政规制机构的授权，这同样适用于国会依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对地区法院法官的授权，如何解释APA第706条中的“搁置”，第702条中的“受侵害……的人”。如此适用此原则，可减轻此原则反民主的一面。】
26.Anita S. Krishnakumar, What the New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Is Not, 【新的“重大问题”原则不是什么】92 Geo. Wash. L.Rev. 1117-1162 (2024).【本文对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频繁使用的“重大问题原则”，探讨了其定义与应用，以及它与禁止授权原则、文本主义、实用主义的关系，并认为这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基于实际后果的司法审查标准或一种老式的实用主义形式。】
27.Beau J. Baumann, Toledo Law Review Symposium "Attacking and Defend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Towards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s Domain,【Toledo法律评论研讨会“攻击与捍卫行政国家”：走向重大问题原则的领域】55 U. Tol. L. Rev. 389-414 (2024).【重大问题原则从最初作为谢弗林原则的例外，发展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解释规则，多被批评为不可预测、违背立法意图且缺乏理论基础。但学者们应当认识到，重大问题原则成为美国时代特征，需要重新思考法院在社会中的作用。重大问题原则有两个触发条件，即行政行动必须是重大的（涉及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且是特殊的（未预见到的或变革性的）。其本体论包括基于立法意图的假设（国会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不会使用不确定的语言）以及作为执行宪法价值的实质性准则。对于司法先例、指导性文件、执法行动、行政裁决、总统依据法律执行的权力，不应适用重大问题原则。】
28.Curtis Bradley & Jack Goldsmith, Foreign Affairs, Nondelegation, and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外交事务、禁止授权及重大问题原则】, 172 U. Pa. L. Rev. 1743-1802 (2024).【有些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主张重新振兴禁止授权原则，但允许在外交事务授权时的例外。本文反对此例外，但主张当法律授权涉及到一个独立的总统权力领域时，该原则的应用应不那么严格地适用。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比内政拥有更独立的权力，因此对禁止授权原则在此领域的适用应做更多限定。】
29.Daniel E. Walters,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at the Boundaries of Interpretive Law,【重大问题原则与法律解释的边界】109 Iowa L. Rev. 465 -540(2024).【重大问题原则从谢弗林原则的例外，到要求授权应以法律明确陈述为前提的规则。重大问题原则潜在适用范围广泛，可能涉及国会每一次立法权的行使。从宪法理论角度看，该原则模糊了立法和司法的权力界限，可能导致司法权力的扩张，甚至构成对立法的司法否决，违反了宪法对权力配置的规定。从国会意图角度看，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国会有相关稳定的意图。】
30.David M. Driesen, Do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Justify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权力分立能否为重大问题原则提供正当化基础？】2024 U. Ill. L. Rev. 1177 -1226(2024).【重大问题原则有赖于对国会和国会意图的特定理解。法院判决援引了之前的苯案和Brown & Williamson案。Barrett法官在Biden v. Nebraska案中认为，重大问题原则与文本主义一致，但要在语境中检视文本，以从常识的角度把握文本。“植根于这样的基本前提，国会通常打算自己做出重大的政策决定，而非将这些决定留给行政机构。”国会不打算以模糊的法律规定授出做出重大问题的权力，如果打算授权的话，那么就会明确清楚地加以规定。法院不应将模糊的法律规定解释为对重大问题的授权。批评者认为这种见解缺少支撑。法律似乎给予行政机构广泛授权，但国会授权后，还可以通过监督、拨款、立法否决，以及在法律中规定行政机构的组织架构和程序，通过这些非正式方式来施加控制。而且国会是“它们”而不是“它”，单一的立法意图更像是一个神话。要想适用重大问题原则，就必须考虑国会意图多样性。】
31.Fred B. Jacob,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and Labor Peace in the Modern Workplace,【国家劳动关系法、重大问题原则与现代职场中的劳动和平】65 B.C. L. Rev. 1381-1444 (2024).【本文回顾了国家劳动关系法的发展历程、谢弗林原则下对行政机构决定的尊重以及重大问题原则的演变，讨论了在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相关案件中的应用。当法院评估某一问题是否重大问题时，应考虑此规则是否满足“行使了行政机构历史上没有行使过的更为广泛的权力”“构成被规制产业深度转型”“承载显著的经济意义”“有重要政治意义”四项标准。NLRB大部分决定是对某一劳动争议的调处，充其量涉及将现有法律适用于特定事实，不涉及法律解释；而且更多是回应性的，而非主动性的，一般不触及重大问题。】
32.Graham S. Steele, Major Questions' Quiet Crisis,【重大问题的隐性危机】31 Geo. Mason L. Rev. 265-338 (2024).【本文对重大问题原则及其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展开论述，重大问题原则倾向于狭隘、不灵活的规制权力，这与金融监管的动态性质相龃龉。如将此原则适用于银行监管，则将增加银行的不稳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决策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33.Ilan Wurman, Importance and Interpretive Questions【重要性与解释问题】, 110 Va. L. Rev. 909-984 (2024).【本文分析了“重大问题原则”的理论框架及其争议，作者将最高法院适用“重大问题原则”的判例分为四类，包括Chevron框架下的步骤一（Step One）与步骤二（Step Two）；Chevron框架的步骤零（Step Zero）；宪法避免原则（Constitutional Avoidance）；明确声明规则（Clear Statement Rule），并分别结合案例给出批评。“重要性”在解决法律解释中的模糊性问题时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与文本主义相一致，它作为一种语言学工具具有独特价值，可以构建一个更为连贯、可辩护的版本来解释部分案例，并将其视为宪法解释和制定法解释领域中的长期特征。】
34.Jack M. Beermann, The Anti-Innovation Supreme Court: Major Questions, Delegation, Chevron, and More, 65 Wm. & Mary L. Rev. 1265-1348 (2024). 【反创新的最高法院：重大问题、授权、谢弗林及更多。】【最高法院始终非常积极地限制政府权力，有时对于其他分支并未违反社会规范的创新加以遏制。“重大问题原则”的兴起更为契合保守主义的立场，提倡对监管政治加以遏制。当法院发现行政机构的行为将产生重大社会和经济影响，且缺乏国会授权时，即拒绝行政机构对其规制权力的主张。但重大问题原则实则没有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的依据，因此法院实际上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创设了严重行政权的行政法新原则。最高法院还在枪支管制和联邦支出权力等领域压制了行政创新，法院成为了一个阻碍行政创新的法院。】
35.Joseph Postell, Does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Get Congress Right?,【重大问题原则是否契合国会意图？】2024 Harv. J.L. & Pub. Pol'y Per Curiam 1-13 (2024).【本文回顾了重大问题原则的历史发展，最高法院该原则的倡导者被指控利用该原则来促进“司法自我强化”，并作为在重要政策问题上“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判断”。本文额梳理了其从早期案例到逐渐成为司法审查焦点的过程，以及围绕其作为实体性准则和语言准则的争论。重大问题原则基于对国会意图的特定理解，即国会通常不会在模糊或隐晦的法律条文中隐藏对重大问题的授权，而是会明确清晰地授予此类权力。作者通过政治科学研究，评估了这一假设，并探讨了国会如何通过间接控制机制来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行使。如果重大问题原则要基于对国会意图的准确理解，它需要在理论和具体案件中都考虑到国会意图的多样性。】
36.Kevin Tobia, Daniel E. Walters & Brian Slocum, Major Questions, Common Sense?,【重大问题，常理何在？】97 S. Cal. L. Rev. 1153-1232(2024).【重大问题原则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批部分学者和法官将其视为实质性准则，而这与文本主义存在冲突。Barrett法官最近论称，重大问题原则植根于普通人对法律和语言的理解。作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重大问题原则缺乏作为语言学准则的经验支持和理论清晰度，文本主义者若要使用该原则，需寻求其他合理依据。】
37.Michael Barsa & David Dana,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s Upside for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重大问题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32 N.Y.U. Env't L.J. 1-28 (2024).【美国最高法院在West Virginia v. EPA中确立的重大问题原则，可能给联邦气候变化规制带来了阻碍。West Virginia案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联邦的优占，各州和地方应有更多空间解决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变化在内的问题，可用来支持依据州公共妨害法律来提起气候变化诉讼。】
38.Michael D. Ramsey, An Originalist Defense of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对重大问题原则的原旨主义辩护】76 Admin.L. Rev. 817 -856(2024).【本文是对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兴起的“重大问题原则”的原旨主义辩护。重大问题原则是一种实体性准则，它并非基于语言惯例，而是承载了在文本之外、保护权力分立的价值。重大问题原则并非源自宪法上对授权的直接要求。通过分析19世纪早期的美国司法实践，发现美国建国初期的法院已运用类似准则，如避免违反国际法的“Charming Betsy准则”和反对民事溯及既往的“Schooner Peggy准则”，这些准则通过限制性解释保护分权制衡和国际法义务等核心宪法价值，且未引发合宪性质疑。重大问题原则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延续。】
39.Ronald M. Levin,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Unfounded, Unbounded, and Confounded【重大问题原则：无依据、无边界、令人困惑】, 112 Cal. L. Rev. 899-968 (2024).【正如最高法院在2022年West Virginia v. EPA 案确立，在2023年 Biden v. Nebraska案再度确认的“重大问题原则”要求，行政规制机构在“重大”情形下制定的规则必须基于“明确的国会授权”。作者认为，此论说甚至都经不起最高法院自己的话语。在上述两个判决中，法院反复求诸先例。但本文认为，法院判决反复对此前判决夸大其词，并没真正说明扩展适用原则的理由。重大问题原则没能成功区分禁止授权原则与其他权力分立原则，也没能区分哪些是“重要”规则，哪些是“不重要”的规则。重大问题原则对于由极化和功能失调的国会来解决紧迫和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假设】
40.Samuel Buckberry Joyce, Testing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检验重大问题原则】43 Stan. Env't L. J. 50-94 (2024).【重大问题原则将削减行政国家的疆域。戈萨奇大法官等试图以禁止授权原则为基础，将该原则纳入宪法。作者认为重大问题原则缺乏明确的宪法基础，并非始终在促进禁止授权原则，不应被视为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宪法原则，而更宜被看作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准则。禁止授权原则旨在限制国会向行政分支（包括总统和行政机构）过度授权立法权，要求授权需包含“可理解的指导原则”。重大问题原则则要求行政分支在涉及“重大经济或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必须有国会的“明确授权”。二者在《古迹法》案例中产生相反效果：禁止授权原则可能质疑总统创建纪念地的权力，而重大问题原则则可能阻止总统缩小纪念地，因为《古迹法》未明确赋予后者权力。】
41.Sarah A. Schmoyer, "Major" Challenges for Lower Courts: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s of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in Lower Courts after West Virginia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下级法院面临的“重大”挑战：在West Virginia案之后，下级法院对重大问题原则的适用不一致】 92 Fordham L. Rev. 1659-1696 (2024).【在重大问题原则下，行政机构需要有清晰的国会授权，才能规制一项在国家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在2021年West Virginia案中，法院判决认为在认可行政机关权力之前，当面对不一般案例，以及行政行为的历史与广度，行政机关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等，法院可对行政权保持犹疑。本文分析了2021年判决后第五巡回法院与第九巡回法院相关判决的异同，本文提议所有下级法院采用西弗吉尼亚州案的两步检验法。首先，法院应当考虑该行政机构的行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法院应当考虑该行政机构行为是否是未经预告或变革性的权力行使。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都应当是认定重大问题所必需的。】
42.Scott A. Boykin,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重大事项原则与行政国家：一种公共选择进路】93 Miss. L.J. 617-664 (2024).【作者为政治学教授。本文讨论了谢弗林原则与行政国家，梳理了重大问题原则的流脉，这包括1994年 M C I v. A T & T .；2000年FDA v. Brown & Williamson.；2014年Utility Air Regulatory Group v. EPA案；2015年King v. B urwell 案；2021年Alabam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v. HHS.案；2022年NFIB v. OSHA案以及2022年 West Virginia v. EPA案。本文围绕美国行政法中的谢弗林原则和重大问题原则展开探讨，讨论了什么是“重大问题”中的“重大”，讨论了重大问题原则与禁止授权原则的异同。公共选择理论支持重大问题原则、禁止授权原则以及行政程序法确定的标准，来审查行政行为。】
43.Todd Phillips & Beau J. Baumann,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s Domain,【重大问题原则的领域】89 Brook. L. Rev. 747 -808(2024).【West Virginia案将重大问题原则重新定义为一种明确声明（clear statement）规则，要求国会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才能采取行动。本文探讨了重大问题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该原则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加密资产场景中的应用。作者主张将司法执法行动和既有司法先例排除在重大问题原则适用范围之外。】
44.Luke A. Wake & Damien Schif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重大问题原则的实际应用】2024 Harv. J.L. & Pub. Pol'y Per Curiam 1-14 (2024). 【“重大问题原则”通常在两种情况下更难能发挥作用：一是行政解释所涉问题更适合国会解决；二是行政解释引发合宪性问题。文章讨论了此原则在联邦土地规制领域的适用】
六、谢弗林尊重(Chevron Deference)
45.Adrian Vermeule, The Deference Dilemma,【尊重困境】31 Geo. Mason L. Rev. 619-634 (2024).【作者为哈佛大学知名公法教授，本文探讨了司法对行政法律解释的审查困境与未来走向，可能的走向包括推翻谢弗林原则、维持现状、对其进行调整，或推翻后重塑保留其实质内容的“零售式”尊重模式。作者推测，“零售式”尊重模式虽存在逻辑与实践上的矛盾，但可能成为法院解决困境的选择。对行政的尊重不会被取消，但会被重塑。】
46.Brandon Weiss, An Affirmative Approach to the Supreme Court's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 Chevron Skepticism,【住房领域对最高法院重大问题原则与谢弗林原则怀疑论的积极进路】72 U. Kan. L. Rev. 541-564 (2024).【当前，最高法院的重大问题原则和对谢弗林原则的怀疑，对联邦公平住房法的有力解释构成阻碍。作者认为，主张采取大胆、强制性的 “积极进路”，而非保守的激励性策略。此进路方法可能在最高法院败诉，却能激发政治支持推动公平住房目标，还能让行政机构在法律解释中发挥民主和制衡作用。】
47.Dominica Convertino Liabenow, The Death of Chevron and Rise of "Anti-Deference": Examining the Supreme Court's Looming Merger of the Nondelegation &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s,【谢弗林原则的终结与“反尊重”的兴起：审视最高法院即将合并禁止授权原则与重大事项原则的趋势】24 J.L. Soc'y 217 -236(2024).【本文围绕美国最高法院相关法律原则的变化及其对行政机构的影响展开。重大问题原则常被用于否定行政机构对具有重大政治或经济意义事项的解释，禁止授权原则在传统允许国会合理授权的基础上，被部分大法官赋予更严格的解读，限制国会向行政机构授权。作者认为，两者合并形成的“反尊重”原则，不仅破坏了谢弗林原则，还严重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使现代行政国家受到冲击。】
48.Donald F. McGahn, Doctrinal Crossroads: Major Questions, Non-Delegation and Chevron Deference,【学说的十字路口：重大问题、禁止授权与谢弗林尊重】2024 Harv. J.L. & Pub. Pol'y Per Curiam 1-16(2024).【本文围绕美国行政法中重大问题原则、禁止授权原则和谢弗林尊重原则展开讨论，讨论了Sacketts案、Loper案、CDC案、Wages & White Lion Investments（2024）等案例。】
49.Eric C. Chaffee,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eference in the Roberts Court【罗伯茨法院的证券规制与行政尊重】, 47 Seattle U. L. Rev. 965-986 (202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美国行政规制机构的领头雁，美国现最高法院被称为罗伯茨法院，法院好似博物馆馆长，尽量去保存历史余脉，通过法律解释来相关问题。但在涉及行政法问题的证券规制案件中，罗伯茨法院在这些案件中始终作出限制行政裁量权范围的裁决。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尊重程度在降低，在相关判决中甚至大多时候没有提及Chevron案。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证券法领域仍具有重要地位，但其权力和说服力可能会继续减弱。】
50.Isaiah McKinney, The Many Heads of the Chevron Hydra: Chevron's Revolutionary Evolution between 1984 and 2023,【谢弗林多头怪兽的众多面貌：1984年至2023年间谢弗林原则的革命性演化】99 N.D. L. Rev. 253-326 (2024).【本文回顾了1984年至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谢弗林原则的应用与演变，指出谢弗林原则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确定何时法律算是模糊的；第二，如何确定一个行政解释“有法律效力”；第三，在此前先例与行政机关新的解释冲突时，哪个具有优势；第四，是否尊重行政机关对自己职权范围所做的解释。本文还阐述了重大问题原则、禁止授权原则等对谢弗林原则的影响，以及这些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51.Jack M. Beermann, Loper Bright and the Future of Chevron Deference,【Loper案和谢弗林尊重的未来】65 Wm. & Mary L. Rev. Online 1-25(2024).【本文分析了谢弗林原则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最高法院对谢弗林原则的应用和态度不明确，导致下级联邦法院适用混乱。若最高法院想让下级法院停止适用该原则，应明确推翻；若选择保留，则需阐明适用标准，明确区分其与恣意、反复无常审查标准的界限。】
52.Jonathan S. Masur, Relentless as Entrenchment,【嵌入现状中的Relentless案】31 Geo. Mason L. Rev. 573-586 (2024).【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知名公法教授，文章指出在谢弗林原则之外，司法对行政国家的限制方略包括重大问题原则、支出条款、总统的免职权、任命条款。谢弗林原则可以服务于规制或放松规制。指出尽管废止谢弗林原则会削弱行政运作的自由，但不一定就会削减美国规制的总体数量和严格程度。】
53.Jonathan Scoggins, Loper: The Death Knell for Chevron Deference?,【Loper案是谢弗林尊重原则的丧钟吗？】23 SandBar 4-6(2024).【本文主要围绕美国最高法院对Loper案的审理以及谢弗林原则的存废问题展开，讲述了地区法院的一审，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二审及最高法院再审的思路。如果最高法院推翻谢弗林原则，可能导致行政法格局变化，解释法律的权力从行政机构转移到法院。】
54.Kent Barnett & Christopher J. Walker, Chevron and Stare Decisis,【谢弗林原则与遵循先例原则】31 Geo. Mason L. Rev. 475-497 (2024).【本文围绕Loper案是否应推翻谢弗林原则展开讨论。作者从法定先例遵循原则和行政法中的法治价值展开，认为谢弗林原则是行政法的基石性先例，不仅为行政决策提供了法治基础，还确保了全国法律的统一性和预测性，减少了司法政治化的影响，也被各级法院广泛引用，国会、联邦机构和公众也多有依赖，且国会多次拒绝废除该原则的立法提案，最高法院不应推翻谢弗林原则。】
55.Lisa Schultz Bressman, Lower Courts after Loper Bright【Loper Bright案之后的下级法院】, 31 Geo. Mason L. Rev. 499-513(2024).【本文分析了 Loper Bright Enterprises v. Raimondo 案可能推翻谢弗林原则对下级法院审查机制的潜在影响。文章指出，即便谢弗林原则被推翻，作者指出，在多数涉及日常、专业问题的案件中，下级法院仍会沿用以往的解释工具和方法，先确定法律条文含义，再判断行政机构解释是否合理，专业性强的解释更易被认可。即便谢弗林原则被废止，司法尊重也不会消失。在涉及政策分歧等关键问题时，法院可能继续支持行政机构的解读，但更倾向于使用 State Farm 原则代替谢弗林原则。文章强调，尤其是在法律语言不明确的情况下，未来的司法审查将更加注重平衡司法判断与行政权威。】
56.Thomas W. Merrill, The Demise of Deference - And the Rise of Delegation to Interpret?, 【尊重的消逝——以及授权解释的兴起？】138 Harv. L. Rev. 227-273 (2024).【文章认为，最高法院在Loper Bright案中的决定标志着行政法领域的重大转变。Loper案之后，在所有质疑行政机构对其实施法律理解的案件中，法院无需尊重行政机构，自行独立判断，但法院仍可利用行政机构的专业知识与洞见，也不排除去考虑行政机构解释的说服力。在Loper案后，倾向于让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限于创设之初。这些增加了行政法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但削减了创新与规制变迁的机会。】
57.Nicholas R. Walter, Defer Your Deference: How Courts Should Approach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ndian Canons of Construction and Chevron Deference,【暂缓你的尊重：法院应如何处理印第安解释准则与谢弗林尊重原则的交汇点】76 Baylor L. Rev. 194-212 (2024).【联邦印第安部落的法律调整美国和印第安部落关系，印第安法解释准则要求法院自由解释模糊的法律，以保护原住民权利和主权。这与谢弗林尊重原则存在冲突。法院应采用逐案分析的方法，来平衡部落主权与尊重行政机构专业知识的需求。】
58.Richard W. Murphy, Democracy, Chevron Deference, and Major Questions Anti-Deference，【民主、谢弗林原则与重大问题拒绝尊重】58 Ga. L. Rev. 987 -1014(2024).【本文围绕美国行政法中谢弗林尊重原则、重大问题原则与民主的关系展开探讨。在谢弗林尊重中，法院认为国会通过模糊的法律，隐含地授权行政机构解释法规，且总统对民众负责，行政机构受总统控制，所以法院应尊重行政机构的解释。在涉及重大问题原则的West Virginia v. EPA 案中，首席大法官和戈萨奇大法官强调其符合民主价值、权力分立和法治原则。就谢弗林原则而言，法官如果不诉诸民主，而是倚重专业知识，可能效果更好。】
59.Thomas J. Kniesner & W. Kip Viscusi, What's next after Loper Bright?【Loper Bright案之后将会怎样？】, 47 Regulation 34-37 (2024).【本文探讨了2024年Loper Bright案判决对美国联邦机构规制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它如何改变了法院对行政规则制定的审查方式，并对未来规制环境的可能变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通过加强成本效益分析和增加行政机构灵活性来追求更有效的政策选择，可以为遏制过度规制、增强规制的积极影响提供全面支持。】
七、行政法解释(Administrative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60.Eli Nachmany, Deference to Agency Expertise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对行政机构在制定解释中专业知识的尊重】31 Geo. Mason L. Rev. 587-599 (2024).【本文围绕联邦法院在审查行政机构制定法解释时，对行政专业知识的尊重问题展开讨论。作者指出，法院在实践中对“行政机构的专业知识”的理解宽泛，涵盖科学层面的专业知识，政策制定或政治层面的专业知识，以及解释性专业知识，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专业知识都与制定法解释相关。】
61.Ilan Wurman, OT '22 and the Path of Administrative Law,【最高法院2022年司法年度和行政法之路】71 Drake L. Rev. 435-458 (2024).【本文围绕美国行政法发展，分析最高法院2022年司法年度内的重要案例，特别是Sackett案和Biden v. Nebraska案，当事人和最高法院一次都没提及谢弗林，法院发展出重大问题原则，这应被理解为一种语言准则，用于解决法律授权中的模糊性问题，它在文本主义和历史角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面对宽泛授权时可能难以自圆其说。】
62.Michael B. Rappaport, Replacing the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with Originalis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以原旨主义的制定法解释取代重大问题原则】2024 Harv. J.L. & Pub. Pol'y Per Curiam 1-14 (2024).【本文围绕美国最高法院的重大问题原则展开探讨，认为该原则不应被采用，而应代之以原旨主义的法律解释方法。重大问题原则在限制行政权力时，往往并非基于法律条文的原始含义，而是司法造法，且在执行禁止授权原则时存在过度执行和执行不足的问题。】
美国行政法篇目年表系列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4年）（之一）【规制理论篇】【49篇】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4年）（之二）【数字行政篇】【82篇】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4年）（之三）【风险规制篇】【80篇】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4年）（之四）【其他诸行政领域】【71篇】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3年）（上）【总论篇，181篇】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3年）（下）【规制与分论篇，300篇】
美美与共 |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1年）（下）【规制与分论】（宋华琳等整理）
美美与共 | 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年表（2021年）（上）【总论篇】（宋华琳、徐曦昊、谷静萱、郑琛整理）
宋华琳、牛佳蕊、吕正义：2020年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分类选编（上）【总论篇】
宋华琳、牛佳蕊、吕正义：2020年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分类选编（下）【规制与分论】
宋华琳、吕正义编 | 2019年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分类选编（上）【行政法总论132篇】
2019年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分类选编（下篇）【规制、分论122篇】
宋华琳编 | 2018年美国行政法论文篇目分类选编【附中文简评】
【正文图片来自网络，为帮助理解相关专题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