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恐怖袭击的“祖师爷”——1930-19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下)

2024-09-27 14:00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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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译自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5年9月24日

1946年7月,耶路撒冷,被地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尔贡(Irgun)炸毁的大卫王酒店外的英军军官和士兵

【来源: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伦敦】


当代犹太人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巴勒斯坦活跃的激进运动与人物。布鲁斯·霍夫曼(Bruce R. Hoffman)的《无名战士》(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和帕特里克·毕晓普(Patrick Bishop)的《清算》(The Reckoning)这两本书探讨了这些源头。(1)


一、“利希”的恐怖行动

毕晓普将斯特恩的生平和备受争议的死亡叙述为一个宏伟的幻想最终导致悲惨失败的故事。与伊尔贡分裂后,斯特恩的组织在1940年9月至1942年2月期间发动了多次袭击,目标是金融机构以及英国办公室和官员。一起拙劣的抢劫案导致七名斯特恩帮匪徒被捕。在另一起事件中,逃跑的暴徒枪杀了两名犹太旁观者,在他们试图号召起来的人群中沦为笑柄。斯特恩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结盟的笨拙尝试完全失败,并导致英国情报机构逮捕了更多他的手下。他的一些副手开始反对他。


孤立而绝望的斯特恩下令采取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杀死两名英国高级警官杰弗里·莫顿和汤姆·威尔金斯。斯特恩的手下在特拉维夫的一栋大楼里安放了炸弹。第一次爆炸的目的是将莫顿和威尔金斯吸引到现场,此时第二枚炸弹将爆炸并杀死他们。但莫顿派出了其他警官前往现场。当第二次爆炸发生时,两名为托管地工作的犹太官员和一名英国军官被炸死。


这次行动非但没有得到犹太群众的支持,反而几乎遭到了犹太人的一致谴责。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宣称斯特恩帮是“疯子”,并承诺协助警方追捕恐怖分子。一周后,斯特恩的四名副手被发现并被莫顿逮捕。另外三名斯特恩分子很快就自首了。1942年2月12日,斯特恩被发现赤身裸体地躲在特拉维夫一间小公寓的衣柜里。莫顿当场开枪打死了他,结束了恐怖分子斯特恩的生命,同时却制造了一位“锡安主义烈士”。

1942年斯特恩被击毙的房间,特拉维夫的“利希”博物馆陈设

【来源:阿维沙伊·泰彻(Avishai Teicher)】


1944年,利希组织卷土重来,发动了数十起恐怖袭击,爆破托管地设施并谋杀英国官员、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一次,在残忍的利希领导人伊扎克·伊泽尼茨基——他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第7任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的指导下,行动更加有效。利希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1944年11月刺杀英国驻中东国务大臣莫恩勋爵(Walter Moyne)。两名年轻的利希特工在他位于开罗的家门外等候,当他从办公室返回时,他们近距离向他的汽车开枪。两人均被抓获,随后被处以绞刑。


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激励群众并引发对英国人的反抗,但该设想却是一个可怕的误判。犹太社区感到震惊,其中的流行媒体称凶手为“叛徒”,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提出了战后在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莫恩是他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对他的谋杀激怒了首相。霍夫曼写道:“莫因的暗杀有效地破坏了丘吉尔瓜分巴勒斯坦的大胆计划。”


二、对犹太恐怖主义效用的评估

关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辩论,对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和以色列政治影响深远。一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它驱逐了英国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


霍夫曼的叙述更加微妙。他认识到斯特恩和他的追随者是徒劳的,他们被英国人视为“危险的狂热分子,但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但认为伊尔贡从1944年到托管终止的1948年期间的恐怖主义活动是相对成功的。他的结论是:“恐怖主义在适当的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战略和战术,至少可以成功地实现其实践者的一些基本目标。”这样的限定条件是必要的——因为书中调查的大多数恐怖主义行为都导致与诉求相反的结果。斯特恩和他的追随者的恐怖行为除了使他成为犹太极端分子的英雄外,一无所获。


本-古里安意识到阿拉伯起义中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是“阿拉伯政治的巨大失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采取了“克制”策略。而修正派认为这是弱点。他们反对克制,主张报复。他们鼓励伊尔贡部队的“无名战士”发动攻击,并用斯特恩诗中的另一句话提醒他们:“只有死亡才能免除责任”。数百名无辜的阿拉伯人在数十起针对阿拉伯咖啡馆、公共汽车和市场的随机枪击和炸弹袭击中被伊尔贡杀害,更多人受伤。


正如霍夫曼所评论的那样,这些袭击被证明适得其反,“将迄今为止温和的阿拉伯人推向了对立面”。伊尔贡受到阿拉伯人、英国人和部分犹太人的谴责。本-古里安称其为“纳粹党”。贝京在1944年的暴动也是基于同样的错误分析。数百名英国人的伤亡并没有导致托管当局在1940年代修改他们的移民政策。


不过,霍夫曼认为伊尔贡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巧妙而有效的。霍夫曼认为,贝京行动的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破坏英国威望的策略。他引用了贝京自己的叙述:“历史和我们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摧毁(英国)政府在以色列的威望,那么其统治的崩溃就会自动随之而来。”


这段话来自贝京多年后写作的回忆录。然而,这一时期的证据表明,贝京的写作有些事后诸葛亮。他与“极端主义者”的关系——正如在1938年与雅博廷斯基的对峙中表现出来的——一如既往地牢固。“贝京在华沙认识了斯特恩,并很钦佩他,”毕晓普写道。当贝京接管伊尔贡的领导权时,他“急于弥合伊尔贡和斯特恩追随者之间的裂痕。





 1946年12月,贝京化装成拉比蛰伏
在特拉维夫指挥

恐怖活动时与家人的合照

【来源:雅博廷斯基研究所】



事实上,根据美国犹太学者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说法,正是贝京对阿西米尔、斯特恩和伊尔贡内部其他“极端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贝京在1940年代的小册子和宣言认为,大胆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振兴该国的沉睡力量,从中形成“解放军”,对英国进行“全国独立战争”。但犹太社区的领导层谴责了恐怖分子,并发起了一场被称为“开放季节”(open season)的反恐运动,将伊尔贡限制在小规模地下组织的水平。


尽管如此,无论是否出于有意,伊尔贡在贝京领导下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贝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擅长政治表演。他下令发动的阴谋和袭击令被激怒的英国人采取严厉措施,加剧了对托管的不满,造成了混乱。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引发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不满,但主要是因为它限制了流离失所的大屠杀幸存者的移民。恐怖分子造成的伤亡使托管官员士气低落。霍夫曼引用了军方和政治官员以及英国主流媒体记者的大量声明,由于伊尔贡的恐怖活动,他们对是否能够维持托管表示怀疑。


然而,确定它是否对英国决策的有确切影响却很复杂——因为正如霍夫曼所指出的,它只是众多因素之一:


其他事态发展导致的压倒性的连锁反应——包括英国战后的经济困境、印度独立、与美国因巴勒斯坦问题上而关系恶化、犹太人非法移民的巨大压力、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力量、大屠杀幸存者和犹太流离失所者在欧洲苦苦挣扎的困境,以及建议终止该任务的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UNSCOP)报告——所有这些都汇聚在一起,推动了工党政府走向这个重大转折。


尽管如此,霍夫曼似乎站在米歇尔·科文(Michael Cohen)等历史学家一边,后者更加重视伊尔贡的袭击,强调具体行动的作用:例如1946年7月引爆大卫王酒店的托管中央办公室,造成91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死亡;以及一年后两名英国中士被吊死。其他学者则声称,这些袭击“确实在英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政府抗议,但决策精英早已经下定决心(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而以色列历史学家莫蒂·戈拉尼(Motti Golani)写道:“这一时期的史学界普遍一致认为,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的既不是阿拉伯恐怖主义,也不是犹太恐怖主义。”(2)


是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国高级官员推动了分治,而非伊尔贡运动。考虑到战后的金融和地缘政治环境导致英国放弃了全球的许多领土,对犹太恐怖主义效用的谨慎评估似乎更加合理:它最多加速了英国放弃托管。而十分明确的一点似乎是:恐怖主义在阻止人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时最有效。(3)


三、恐怖主义至今支配以色列

伊尔贡和利希在以色列国建立后被解散,但他们的哲学仍然活跃。贝京于1977年成为总理,沙米尔于1983年继任。他们的弟子和后代在以色列公共生活中占据着并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阿西米尔、格林伯格、斯特恩及其追随者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热情继续激励着犹太极端分子和犹太恐怖主义。挑战它是一场智力和文化的斗争,不亚于执法的斗争。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民意调查中落后时,曾发表明显旨在引起恐惧的种族主义言论。他的当选表明,霍夫曼和毕晓普讨论的暴力情绪和主张仍然非常活跃。内塔尼亚胡的父亲是一位学者,在2012年去世。他是一位属于“极端主义”圈子的修正派理论家。他仇视伊斯兰教,支持犹太恐怖主义,反对与阿拉伯人达成任何协议,甚至反对与埃及的和平协议。


内塔尼亚胡与父亲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尽管他对两国解决方案采取一种机会主义态度。他在选举期间反对,后来又半心半意地支持这一方案。2015年5月初,他组建了一个包括犹太家园党成员在内的新政府,该党支持扩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并反对巴勒斯坦国。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已经摆脱了雅博廷斯基自由主义承诺的最后残余,成为一个乐于利用种族主义来蔑视阿拉伯人的政党。如果想要成功挑战并取代以色列的现任领导人,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源是必要的。



(1) 译于2024年9月23日,前导标题及文中小节标题系译者加,内容有部分删节。该文系对两本书的书评:布鲁斯·R·霍夫曼(Bruce R. Hoffman)著《无名战士:以色列的挣扎,1917-1947(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及帕特里克·毕晓普(Patrick Bishop)著《清算:应许之地中的死亡与阴谋——一个真实的侦探故事(The Reckoning: Death and Intrigue in the Promised Land-A True Detective Story)》。原文链接如下: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5/09/24/jewish-terrorists/?lp_txn_id=1577348


 (2)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Joseph Heller, “Review of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4 (1987), p. 549; Motti Golani, The End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1948 (Palgrave, 2009), p. 9.


 (3)伊尔贡的策略显然是冒险的。正如一位著名的修正复国主义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伊尔贡只是走运了。有一些英国人想迫使他们的政府对犹太社区采取广泛的惩罚和报复行动。如果他们的方法被英国政府接受,伊尔贡就会作为破坏性因素载入犹太史册......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和伊尔贡当时攻击的英国围墙已经根基不稳。”见Binyamin Eliav, Memoirs (in Hebrew; Am Ove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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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阿萨夫·沙龙(Assaf Sharon)

译者 | 维常之华 ,楚怀王

排版 |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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