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勒斯坦大浩劫的第76年
今天是加沙种族灭绝的第361天
黎巴嫩遭受攻击的第10天
至少有42334名巴勒斯坦居民
699名黎巴嫩居民丧生
包括至少16,500名儿童
50名黎巴嫩儿童
8月10日凌晨5:40，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向记者发送消息，告知他们以色列空袭了位于塔宾学校大院的军事指挥部，该学校位于位于达拉杰和图法地区的一座清真寺附近，是加沙城居民的避难所。发言人还声称塔宾学校“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用作藏身之处，他们从那里策划和推动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袭击。在打击之前，（以色列）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少伤害平民的可能性，包括使用精确弹药、视觉设备和情报信息。”
这一消息发布后不久，塔宾学校令人震惊的照片在世界各地流传。照片显示，成堆的残破肢体被装在塑料袋中取出。这些照片附带的报道称，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还有更多人住院。大多数遇难者当时正在学校院内的专用区域进行黎明祈祷。
2024年7月10日，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市以东的阿巴桑，巴勒斯坦人哀悼他们的亲属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以色列图片网站）】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正如预期的那样，关于平民死亡人数的争论愈演愈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公布了19名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和姓名，声称他们是袭击中被杀的哈马斯或吉哈德“特工”。许多人被贴上这类标签，但（以军方）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所谓的职位或军衔。哈马斯否认了这些指控。非政府组织“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也对以色列军方的信息提出质疑：他们发现，军方名单上的一些人实际上在之前加沙发生的袭击中早已丧生，其他人从未支持过哈马斯，有些人甚至明确反对该组织。军方后来又公布了一份名单，其中有13名巴勒斯坦人，据称他们是爆炸中被杀的“特工”。
虽然只有独立调查才能最终确定所有袭击受害者的身份，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初步声明表明，以色列社会对待加沙巴勒斯坦人生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中明确指出，这所学校“是加沙城居民的避难所”，这意味着他们知道难民们是害怕以军的轰炸才逃到那里的。声明并没有声称从学校发出过枪击或火箭弹袭击，也没有提及在学校避难的平民得到过任何警告。换句话说，军队轰炸了一个人口稠密的避难所，完全知道其袭击将造成致命后果。
把数百万人的饥荒当做消遣
以色列媒体支持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并不令人意外。当谈到10月7日袭击所利用的重大安全失误时，以色列媒体，尤其是右翼媒体，会批评和怀疑军队。但当谈到杀害巴勒斯坦人时，这种怀疑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在加沙，军队永远是对的。
2024年7月29日，在军事基地因涉嫌性侵巴勒斯坦囚犯的以色列预备役士兵被拘留而发生的右翼抗议。似乎军队永远是对的，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恶行。【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
但这次不同。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杀害了至少 40 000 名巴勒斯坦人——大约是加沙地带人口的2%。他们肆意破坏，有计划地摧毁居民区、学校、医院和大学。过去的10 个月里，数十万以色列士兵在加沙作战，可道德讨论却几乎不存在。对自己的罪行或道德困境进行严肃反思或表示遗憾的士兵，即使算上匿名的，也屈指可数。
自相矛盾的是，从以色列士兵出于对自己行径的自豪而拍摄、发送给朋友、家人或伙伴的数百段视频中，我们看见了军队在加沙造成既无意义也无价值的破坏。正是在他们的录像里，我们看到了军队炸毁加沙的大学、向房屋乱射、摧毁拉法的供水设施等等。
第 98 师师长丹·戈德弗斯准将（Dan Goldfuss）在接受冗长的退役采访时声称，他是一位坚持民主价值观的模范指挥官：“我不会同情敌人......在战场上，你不会看到我同情敌人的。我只会杀死或俘虏他"。他只字未提军队开枪打死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也只字未提与这种屠杀相伴的道德问题。
类似在苏西亚发生的事情在以色列考古学界可谓耳熟能详。长期以来，考古调查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形成身份认同和进行民族建构的重要场域。人类学家纳迪娅·阿布·埃尔-哈吉（Nadia Abu El-Haj）与以色列考古学家在发掘现场进行过广泛的实地考察，指出以色列的考古实践建立了一个“证据平台”，以证实这片土地是犹太人的固有空间，从而宣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是犹太民族的家园。以色列考古学在科学和历史研究中经常援引《圣经》，并通过《圣经》文本对科学对象和人工制品进行解释，因此考古学已成为以色列宣称古代巴勒斯坦犹太人——而且表面上看是不间断的——存在的一个关键场域。与此同时，考古研究还被用来抹杀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数百年存在的任何宣称和证据。
通过夺取对考古场所、博物馆和文物的控制权，以色列宣称对其治下的整个领土的历史拥有所有权。在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国不仅试图抹去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历史，而且还将该地区的所有犹太遗产据为己有。
以色列通过占领进行考古盗窃和侵占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这种行为还经常公开进行，以色列会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公开展示被盗文物。从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攫取的《死海古卷》就是一个例子。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Palestine Archaeological Museum）于1901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938年在东耶路撒冷的现址重建并重新开放。直到1948年，该博物馆一直收藏着20世纪由考古发掘出土或购买的数千件文物。博物馆最重要的文物包括在约旦河西岸库姆兰洞穴（Qumran cave）中发现的卷轴收藏，这些卷轴从1960年开始展出，并被约旦政府宣布为在其管辖之下的国家遗产文物。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以军入侵了博物馆。士兵们把巴勒斯坦工作人员当作人肉盾牌，掠夺了许多文物。以色列在违反《1954年海牙公约》的情况下，将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改建为现在的以色列文物局（Israel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总部，并将其更名为洛克菲勒博物馆。
2017年7月1日，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军事基地前宣读了驻扎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士兵的证词。这样的抗议行为在这次战争中却很是少见。【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
如出一辙地，操纵以色列空军无人机队的第200中队的指挥官 A中校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 “Ynet”（译注：以色列的一家主要媒体） 采访时也声称，他的部队在战争期间打死了 “6000 名恐怖分子”。在 6月份针对4 名以色列人质的解救行动中，有超过27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当被问到“你们如何识别谁是恐怖分子？”时，他回答说：“我们在街边发动袭击，驱赶平民，谁不逃跑，在我们眼里就是恐怖分子——哪怕他没有武器。我们杀的每个人都该死”。
最近几周，随着强奸巴勒斯坦囚犯的司法争议发酵，这种非人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主流网络媒体“第 12 频道”的一次对谈中，右翼日报《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的 “评论员”耶胡达·施莱辛格（Yehuda Shlezinger）呼吁使强奸囚犯制度化，成为军事惯例的一部分。（译注：后续报道可参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369117）至少有三名来自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议员也认为，以色列士兵应该被允许做任何事情，包括强奸。
但最使人瞠目咋舌的言论还属以色列财政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本月早些时候，他在《今日以色列报》的一次集会上抱怨道：“世界不允许我们造成200万平民饿死——即便这在我们的人质归来前可能是合理且道德的。”
2024年7月22日，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主持一次派系会议。【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
这些言论在世界各地受到强烈谴责，可以色列人却无动于衷，仿佛饿死数百万人只是一点小小消遣。如果不是非人化的种子已经播下并被广泛正当化，斯莫特里奇是不敢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毕竟，他知道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是多么乐意接受他在加沙的“决定性计划”。
“只因我们杀戮，他们活该去死”
当我们谈到占领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时，我们常常想起耶沙亚胡·莱博维茨（Yeshayhu Leibowitz）教授的话。1968年4月，也就是以色列开始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写道: “这个统治着140万到200万敌对人口的国家必然会成为一个辛贝特（Shin Bet）（译注：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缩写）国家，这对教育精神、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民主治理来说意味着万事皆休。以色列国也将感染一切殖民政权特有的腐朽。”
考虑到以色列社会目前所处的道德深渊，我们很难不惊叹莱博维茨的预言若合符契。但若仔细研究他的话，就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
可以说，1968年的以色列甚至不如现在民主。这是一个由马帕伊(今天工党的前身)统治的一党制国家，它不仅排斥两年前刚从以色列军事统治中崛起的巴勒斯坦公民，还排斥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米兹拉希犹太人，虔信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则被边缘化。以色列媒体很少批评政府，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学习的教科书也不是特别进步。
在绿线（译者注：1949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停战线）以内，今天的以色列要比 1968 年自由得多。妇女越来越多地担任要职，LGBTQ+人群更不用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在那时就被视作犯罪。在经济上，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主义经济相比，以色列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平等现象也随之加剧），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2024年3月26日，在加沙边境围栏附近看到一辆以色列坦克，以色列的“民主”社会基于这样的武力封锁。【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
可以说，这些现象并不彼此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占领不仅使以色列富裕起来（例如，2023 年，国防出口额将达到创纪录的 130 亿美元），而且帮助以色列维持了两个平行的政府体系乃至道德体系：占领区内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与绿线内犹太人的自由民主。以色列公民的权利伸张时，巴勒斯坦臣属的权利却被抹杀，其间的脱节已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丛林别墅（Villa in the jungle）”（译注：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描述以色列安全问题时提出的比喻，形容以色列在地区性混乱中维持的安全稳定）不仅仅是一个图画般的辞藻，它还喻示着以色列政权的本质。
当前的法西斯政府打破了原本更加微妙的平衡。借助对“自由主义 ”的敌视，亚里夫·列文（Yariv Levin）、西姆查·罗斯曼（Simcha Rothman）等政客及其同伙正试图通过司法政变打破平行体系之间的壁垒。斯莫特里奇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等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被授予显职助长了这一进程。
面对哈马斯在10月7日犯下的“暴行”，这些以色列法西斯主义者的言论仍然是公众舆论中的主导声音，因为多年来无视占领状况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以色列不知道如何在结构性压迫和种族隔离的大背景下看待哈马斯的暴力活动。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主流社会才没有真正反对将巴勒斯坦人完全非人化。
2022年2月18日，定居者对以色列撤离叶维亚特郊区的定居点抗议，此地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这些基层的右翼分子是其政客代表的力量来源。【来源：+972杂志引Flash90】
+972杂志和本地之声（Local Call）的奥利·诺伊（Orly Noy）在塔宾（Al-Taba'een） 学校爆炸事件后在 Facebook上写道，以色列的杀人机器不知道如何停止，因为它是靠惯性和同义反复来运作的。“它的行动是被惯性驱使的，因为阻止它将迫使以色列直面它所造成的后果，直面记在它名下的历史性规模的暴行......这就是同义反复的逻辑所在：只因我们还在杀戮，所以他们活该去死”。正如几天后第200中队的指挥官所说的那样。
尽管如此，在绿线内，仍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一个自由派阵营，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力量，这一点从每周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就可以看出。问题是，如果实现停火，以色列的 “灭绝机器 ”被迫停止，将会发生什么？以色列社会中是否会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以色列自10月7日以来肆无忌惮实施的暴力，以及推动这种暴力的非人化力量，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
泽埃夫·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在一首诗中写道：“沉默是可悲的。”这首诗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运动“贝塔尔”（利库德集团的前身）的会歌。内塔尼亚胡和他的伙伴们渴望不停歇的战争噪音，这一点显而易见。问题是，自由派阵营为何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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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梅隆雷·帕波特（Meron Rapoport，以色列资深调查记者、和平活动家）
译者 | 罐头笑声
校对 | 楚怀王
排版 |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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