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战争”系列文稿。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最早由北大钱理群教授提出，在社会讨论中污名化了“利己”和“精致”这两个概念，掩盖了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
钱理群说：“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只能靠本能法则生存，即趋利避害，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利己主义。”在这一表述中，趋利避害似乎成了短视自私的代名词。然而，趋利避害本是人类的合理本能，问题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社会将趋利避害与短视联系起来，并通过社会规则将这种本能引导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忽视了长期规划和远见。
实际上，钱理群以及后续的讨论者所使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向的反而是“粗鄙的短视者”。
“趋利避害”与“精致”的误解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合理生存法则。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强调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整体社会的繁荣。这一观点表明，趋利避害并不应与短视自私对立，实际上，理性地趋利避害是人类谋求更高生存质量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中，趋利避害逐渐与短期利益挂钩，忽略了长期规划的意义。
钱理群的观点提醒我们，如果社会失去了精神追求，个体只能依赖趋利避害来生存。当社会制度未能为具有远见的行为提供足够激励时，趋利避害的合理性便被扭曲为一种狭隘、短视的生存策略。这种对趋利避害的误解，实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如何将这一本能与长期规划对立，并将其固化为追求眼前利益的社会规则。
社会对长期主义的压制
通过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可以看出，趋利避害本身并没有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将它引导到了短期利益上。现代社会倾向于通过固定的规则和快速的回报机制来运作，这些规则往往不支持远见和长远规划。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规则通常鼓励依赖既定路径，而不是创新或超出眼前利益的行动。
在经济学中，时间偏好理论表明，个体在做决策时，往往倾向于更早获得回报。这种倾向在社会规则中被强化，导致个体更愿意选择短期收益，而放弃长远规划。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打压那些愿意进行长期投入的人，将趋利避害从一种理性行为扭曲为短视自私。
比如股市，如果上市企业财务规定执行不合理，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造假、操纵股市等违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那么利润分配显然也就无法落实。那么，股市参与者中的长期主义就不可能被认同。只能诞生一批又一批的短期波动获利者。
博弈论中的“强互惠者”与社会短视
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强互惠者”理论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强互惠者是指那些愿意通过利他行为推动集体利益的个体，尽管他们的行为不一定能获得即时回报。然而，当前的社会规则未能有效激励这种行为，反而使得那些“搭便车者”占据优势。搭便车者利用社会资源，却不做出相应的贡献，这进一步加剧了对趋利避害的误解，认为趋利避害只应指向眼前利益的最大化。
囚徒困境模型也揭示了类似的动态。在该博弈中，合作带来最大收益，但个体往往因为缺乏信任或长期激励而选择背叛。现代社会的短视规则正是将趋利避害限制在短期行为上，忽略了通过合作和长期规划可以实现更大收益的可能性。
所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仅仅不冻毙就可以了吗？为众人抱薪者，本来应该获得良好的声誉和经济回报才对呀。
为人民鼓与呼的人，对抗恶法的人，挑战不合理规则的人，都是强互惠者，良好的社会鼓励这样的人，失败的社会厌恶这样的人。
社会结构对趋利避害的误导
通过结合钱理群的观点和博弈论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根源并非趋利避害本身，而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将这一本能引导向短视的方向。社会中的激励机制往往强调即时回报，而没有为那些具备远见、愿意进行长期规划的个体提供足够的激励。这不仅让趋利避害被误解为短期行为的同义词，还压制了那些通过公共事务和合作获取长远利益的人。
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理论也揭示了这一现象。参与公共事务或进行长期规划的机会成本较高，而短期内追求个人利益的成本较低，这导致社会整体倾向于短期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具有远见的人难以获得回报，而短视者却能够轻松获利，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社会短视的核心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试图将个体的趋利避害行为归咎于自利和短视，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规则对远见和长期规划的打压。根据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社会的激励机制和资源分配方式往往是由既得利益者控制的，而这些规则并不一定有利于整体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将趋利避害与短视挂钩，社会转移了对制度性问题的关注，忽略了制度本身应当为远见行为提供支持。
这种社会结构的失衡，使得那些本应通过远见和精致规划获得成功的人被排挤，而短视行为则成为了适应这一社会结构的最佳策略。归根结底，问题并非在于个体是否趋利避害，而在于社会如何定义和引导这一本能。如果社会能够为长期规划和远见行为提供激励机制，趋利避害将不再是短视的代名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