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个世界“有人住高楼，有人处深沟”，“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这种空间的区隔是如何产生的？布迪厄在《世界的苦难》等著作中给出了极为经典的解释，其中渗透了他本人对“空间”的独到理解。秉持质疑的精神，布迪厄在空间地位的理论化方面是尽善尽美的吗？本篇推送为您分享Fabrice Ripoll发表于《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文章《Overcoming the dualism between “society and space”, with and beyond Bourdieu》，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空间”提供了另一套解释。
布迪厄，地理与空间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被广泛引用的作品，更是因为他对概念、方法论的理论建议具有超越学科边界的意义。故对于许多学科来说，布迪厄的社会学是无法回避的。然而，地理学似乎处于这项工作的边缘。诚然，地理学可能是布迪厄借鉴最少的学科，地理学家也很少和布迪厄的社会学进行对话，尽管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空间”的学科。当然，布迪厄也不因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世界空间维度理论而闻名。有人认为，虽然布迪厄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但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空间问题在他的文本中并不那么重要。这些说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在布迪厄的研究中，社会世界的空间维度远未缺席。但这些贡献相对分散，相关文本很少系统化地纳入空间维度。
为了系统化地理学和布迪厄社会学之间的混杂模式，本文作者从“场所效应（Site Effects）”出发，但又采用了区别于“场所效应”三要素的另一种三要素——它借鉴了《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这篇短文。这三种状态不等同于“场所效应”，但可以被推广到整个社会理论，进而重新定义“空间”。
场所效应：空间转向、回归空间还是插曲？
作为布迪厄经典著作《世界的苦难》的一部分，“场所效应”是其中特殊且自相矛盾的文本。布迪厄第一次将“物理空间”置于明确且理论中心的位置。
《世界的困难》（The Weight of the World）
首先，布迪厄采纳并系统化了一些分散的概念，比如惯习（habitus）与居住方式（habitat）之间的关系等。然而，“场所效应”是对宏观、结构性或关系性方法的辩护，而不是对微观和实体论方法的辩护。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社会空间结构和物理空间结构之间关系的严谨分析，才能破除虚假的外表和实体论思想中关于场域的谬误。
此外，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也得到了发展和系统化。布迪厄将物理空间概念化为“物化（reifield）的社会空间”，它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另一种“结晶（crystallization）”形式。换句话说，物理空间在这里被建构为社会世界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惯习和社会空间（或场域）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理论层面上。正如布迪厄在本文中使用的两个三元组孪生表达方式所显示的那样：精神/社会/物理空间，精神/社会/空间结构。这恰恰证明了布迪厄随后似乎赋予物理空间作为物化的社会空间以理论上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布迪厄曾提出由他的三个主要概念（即惯习、资本和场域）组成的另一个三元组。其目的是展开一种双向辩证法，使实践和表征成为惯习和场域（或社会空间）、性情（dispositions）和位置（positions）、具身化历史与客体化历史之间邂逅的产物。布迪厄不断重复这一点，尤其是为了克服对立。因此，布迪厄在其最一般的理论表述中，倾向于将物理或物质现实归入“物化”或“客体化”的社会范畴，与制度和其他从实践中结晶出来的社会产物或场域并列。
然而，在“场所效应”之前的35年，尽管布迪厄偶尔提到“物理”或“地理”空间，但从未将其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更不用说作为社会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严格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似乎源于杜克海姆式的愿望，即只处理社会世界，只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因此也源于社会空间的定义，在这里似乎包括物理空间构成的储藏室中主体（agents）及其物品的空间分布。这一概念在1993年依然盛行，只是布迪厄更明确地区分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作为社会位置的空间）和物理空间所构成的物化的社会空间（占有的物理空间），后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唯一感兴趣的空间。因此，“场所效应”的新颖之处在于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更清晰地划分为两类社会现实，两者都是客体化的，不可分割但又有足够的区别。因此可以说，前者将自身“转化”或“投影”到后者，反过来，后者“表达”或构成前者的“象征化”。这一论点强化了后来经常提到的两个空间同构的论点，但却有可能重蹈社会空间二元论的覆辙。布迪厄的大部分合作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操作的主要后果之一，即把布迪厄理论模型的核心从两个术语变为三个术语，从而导致对社会世界存在方式的三元而非二元概念。
无论如何，这是否是布迪厄轨迹中的一个重大理论转向——空间转向？或者说是空间的回归？似乎都不是。实际上在随后的文章中，“空间”这一概念并没有出现。这种缺失令人好奇。这一切都使作者倾向于认为，1991-1996年提出的关于空间的理论建议既不构成空间转向，也不构成对空间的回归，而是一种插曲。这些犹豫不决和反反复复甚至可能表明，布迪厄本人在空间地位的理论化方面并不完全自如。
从一个三元到另一个三元：用文化资本三态模型克服“社会与空间”二元论
许多其他理论家和研究者的作品都以三元结构为基础，如列斐伏尔等人。虽然他们在词汇层面使用了相似的三元组，但布迪厄和列斐伏尔的主要区别在于，布迪厄主张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社会性（或者说，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应将物理和精神作为社会世界的整体模式）。地理学家也时不时地出现其他三位一体的观点。所有这些三元组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布迪厄将众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作品联系起来并进行再加工，同时特别强调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术语都是社会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而非外在于社会世界的东西。
如果我们决定使用布迪厄的命题来深化对社会世界空间维度的思考，那么实施精神/社会/空间结构或精神/社会/物理空间的（双）三位一体似乎非常合理。但事实上，本文作者倾向于从另一篇专门论述文化资本的文章中汲取灵感。这篇文章可能因为没有明确论述空间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引起空间研究者的注意，但它还是提出了一个分类原则，这个原则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社会现实中，而且很容易与空间的维度概念联系起来。在这篇短文中，布迪厄区分了他所谓的“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身化状态（embodied state）、客体化状态（objectified state）和制度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
布迪厄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对其实践理论进行全面的重新阐述。但考虑到文化资本的这三种状态实际上涉及到整个社会现实，它们构成了社会现实的存在状态或可能的存在方式，这并不妨碍对其进行概括。更确切地说，可以认为它们是实践的三种“结晶”模式，并通过它们结晶出社会关系，它们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即过去实践的产物和未来历史的条件。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场所效应”不同的普遍模式。因此，在本文看来，三种状态的三位一体揭示了一系列不同的基础或基本的社会现实，自其诞生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流派和趋势都在探讨这些现实。布迪厄的理论也从这些现实中汲取营养，以便更具体地将社会统治关系概念化。此外，将其概括化并同时与空间的维度概念联系起来也是可能的、简单的和启发式的。
这种模式在认识论和语言学上具有优势。通过赋予空间维度以适当的位置，同时摒弃在修辞上将空间与社会区分开来的二元论，从而避免可能支持二元论的句法和概念化。尤其是，它不仅摒弃了“空间结构”的概念，还摒弃了通过将空间维度再次归结为物理空间，甚至建成环境来重新引导社会空间二元论的一系列表达方式。为了表示社会世界三种存在形式的空间性，空间词汇不应仅限于这三个术语中的一个。同样，我们也需要避免把“社会”这个形容词只与一个词联系起来，就像“场所效应”的双三元组合那样，当另外两个词也是社会世界存在形式的特征时，这种狭隘的联系也会带来混淆。在为文化资本的三种状态所提出的概念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出现：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既没有使用这两个词类（既没有使用“社会”，也没有使用“空间”），也没有混淆这三个词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社会现实，同时，这些社会现实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特定的空间维度。此外，每个词都使用了形容词过去分词，这隐含地强调了每个现实的实际起源，以及产生这些现实的过程，从而突出了社会的时间性或历史性。
至于此模式的用途及其注意事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只需强调三点。首先，不能反过来迷信这些状态，同时牢记它们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并通过社会实践与后者所实现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其次，无论如何理论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保持这三种状态能够避免接连不断的“转向”所倾向的还原论。因为无论是从前对话语、符号秩序的重视，还是最近对物质性的重新强调，作者所建立的模型能够将这些观点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第三，更广义地说，这一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替代方案，不仅结束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仍然经常出现的忽视社会世界空间维度的现象，而且一劳永逸地克服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换言之，克服了部分地理学家所强调的“社会与空间关系”的二元论。
更多内容，敬请阅读原文：
Ripoll F (2023) Overcoming the dualism between “society and space”, with and beyond Bourdieu.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31222561
【推文作者：志伟】
【编辑：潘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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