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介
学术对话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保障之一。学术翻译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直是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对话的重要形式。这种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固然重要，但国内的对话更为根本，因为经常受到学者的忽视。学术对话的基本形式包括学术研讨会、论著文献综述、综述性论文、专著的相应章节、基金项目申请书，以及作者与同行审稿专家之间的辩论。学科间对话是确保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学科内的交流与对话同样重要。人文地理学要完成其使命，需要我们认真重视各种形式的学术对话，消除误解，增进学者间的共识，采取行动，促进知识生产和学科进步。
《人文地理学对话》(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2018年第2期把学术对话问题推到学术的前沿[1]，也让笔者想起国内同行在多年前对学术对话的提倡[2-5]。李旭旦[2]认为，在人文地理学中，存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和论说，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不足为奇的。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可以用双百方针进行争鸣，辨明是非，实事求是，以谋逐步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不能，也可以保留不同的学派。但……不应为此而树立各自的阵营，把具有不同观点的学派形成相互对立的宗派，而进行相互攻击，因为这样做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这段话彰显了学术对话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进行认真的学术对话呢？或者说学术对话的作用和意义何在？因为学术对话是保证学术和学科正常发展的重要途径，学者之间通过诘难与辨析来澄清模糊认识，取得共识并推进学术，避免重复，否则就会自说自话盛行，造成投入浪费，形成知识孤岛，严重妨碍学术健康发展。台湾地区姜道章[3]和周素卿[4]曾指出，华人世界缺乏真正的学术对话、讨论和批评，是学术进步慢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没有批判，学术的进步便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地理学术的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地理学术进步缓慢，原因固然很多，学者之间，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影响，不愿得罪人，绝少公开批评他人的著作，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3]103“地理学研究主题高度分散化的特性所衍生的学术问题就在于学科内部共识建立的难度提高，学科内部知识的交流与对话的顺畅度不易达成，而且特定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性不易显著。”[4]276
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不足则会造成知识生产的孤岛效应，妨碍学科的顺畅交流和知识生产的生态，与日益强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问题的当今趋势背道而驰，在翻译时闹出常凯申式的笑话，这些均说明学科之间对话的必要性。H.列斐伏尔甚至在1964年提出新的知识观：“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甚至在人类现实的科学领域，没有双重批判——即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和对其意识形态表现的批判，就没有知识。”
从李旭旦先生1978年首倡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6]至今，已经40多年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与西方接轨、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自主性、学术话语权、自主知识体系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国科学的发展早已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近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高被引论文也在不断增长。在中国科学快速发展的这一过程中，人文地理学学者表现不俗，我国大陆地理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大幅增长，在华人圈中早已经稳居第一，改变了大陆人文地理学人在华人SSCI论文发表方面的边缘地位，成为华人发表SSCI人文地理学论文的主体[7]。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每年向欧美贡献的版面费数量巨大，我们的图书馆为购买学术数据库更是花费颇巨，最主要的是国内不少人因语言或其他原因看不懂或看不到国人撰写的以英文发表在外文期刊上的学术成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以及破五唯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编辑界的热烈讨论。
从学术对话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更热衷于与欧美同行展开对话，在同样的条件下更喜欢引证欧美学者的成果，与华人学者之间的对话明显不足。在许多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中，更普遍的情况是只有报告，讨论很少，经常可以忽略不计。在许多论文中，虽然由于形式上的要求大多有文献综述部分而且其写作在不断改进，但认真阅读论文就会发现，实质性引用还是嫌少，在讨论部分也少有实质性学术对话。有时候，正如大卫•兰迪斯所言，直到考古时我们才发现同行的创新[8]45。我们受过地理学训练的同行在翻译时能把段(Tuan)译成“图安”，把休谟、笛卡尔、李约瑟、康德拉季耶夫、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人名和术语译错了，把“经验研究”“经验证据”译成“实证研究”“实证证据”，这明显是学科之间对话不足造成的。
当然，欧美学者就学术对话问题展开的探讨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和政治生活日益两极分化和敌对情结普遍[1]110的情况下展开的，超出了学术圈的范围。但是，在整个华人学术圈中，由于文化和不自信等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问题似乎一直没有有效展开。其原因何在？学术对话有哪些形式？有哪些层次？与学术发展到底存在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华人学术圈之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01 学术对话及其基本形式
学术对话指学者们就某一个论题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在进行展现、研讨、写作的过程中对同行相关成果的辨析、引证，乃至批判和反批判，以达到推进学术的目的的一种学术形态，其常见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学术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综述性论文和专著中相应的章节、审稿人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辩论等。当然，学术对话还涉及学科间的对话，对自我定位为跨学科的地理学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学术研讨会是最常见的学术对话形式。这也是学术成果展示并获得同行评议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准备较好的学术研讨会中，通常各会场还会安排学术评议人，有评议人可能写出非常详细甚至超过所评论文的评论。但是，在笔者参加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中，感觉“秀”的味道更重，表现在大家都是报告自己的成果，一直讲到规定的时间，甚至常常超过一点，根本没有时间讨论。一般而言，安排现场评议人的会议至多一半对一半，结果是没有讨论，只有展示，未达成研讨会的初衷。事实上，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在欧美学术界，参加学术研讨会对改进自己研究成果的品质、提升自己的思考、发现研究中的盲点，至关重要。因此，欧美学者非常重视研讨会中的交流和批评。“给予批评的权重，与给予‘原创性研究’的权重应当是一样的，或者接近一样的：促进理解的有效批评，与揭示新的理解的原创性研究一样有价值。”[9]168
当下学术写作日益强调学术史回顾的作用[10-11]。学术论文中的学术史回顾或文献综述是与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一种重要途径。近几年，学术论文中这部分的写作有了可喜的变化[12]，但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尤其是发表在不太知名的一些期刊上的那些学术论文。
综述性论文和著作则是更系统地与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方式，其写作要求也更高。优秀的综述性论文既能够对过去的发展给出令同行认同的准确评论，让读者发现该领域知识进步的路标和历程，也能让同行看清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13-26]。《英国地理学百年》《21世纪前夜的美国地理学》就是这方面的英美代表作[27-28]，我们的类似著作有科学出版社的“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丛书”。
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与作者的“回答”可能是我国学者之间真正展开学术对话的形式；虽然有时两者有点权力不对等，通常审稿专家可能更资深些，但作者也可以不卑不亢地与之进行辩论。在这种你来我往中，作者与审稿同行之间就论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展开真正的学术对话，既增加了同行间的相互理解，也保障了期刊论文的品质。
02 学术对话的层次与类型
学术对话有多种形式，也有多种层次。首先可以分成学术与社会和学术研究本身这两个层次。后者又可以分成国际与国内、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地理学内部、人文地理学内部等层次；还可以分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对话等层次。重点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对话。
2.1 学术与社会的对话
学术与社会的对话主要表现在如何把学术成果介绍给公众，要探讨的是学术与公众的关系，即学术的社会传播问题。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地理科普工作是地理学者与大众对话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提升地理学科社会认同度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前可能是由于急于扩张学科阵地，解决政府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接受各种政府咨询工作，学术研究要走向国际化等迫切任务，我们学科相对忽视了科普工作。如今中国地理学研究已经走向国际学术界，在高层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人文地理咨询工作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地理学界有必要也有条件分出多一些精力给地理科普工作，以满足社会需求。国家设立科普奖是科普重要性的一个明确信号。
出版地理科普图书、翻译相关图书是常见的科普形式。例如，译著《重新发现地理学》《当代地理学要义》和唐晓峰的《新订人文地理随笔》《阅读与感知》《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就是不同层次的高端地理科普工作的代表。我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写作科普著作。
为科学普及期刊，如《科学》《读书》《中国国家地理》（由《地理知识》演化而来）等写作文章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科普形式。其中，从吸引后学的角度来看，学术对话文章极为重要，从中或可见学者的家国情怀，学者的孜孜以求精神，读者亦可从中体会学问之道。这也是解决李旭旦1979年《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及的“目中无人”状况的重要一环。
科普讲座也是重要的科普形式，当下日益受到重视。地理学者可以针对热点问题（天文现象、洪涝灾害），地理科学中的科学家、事件乃至思潮等，开展深浅不一的讲座，与大众面对面交流，在普及地理知识的同时吸引后学加入地理从业者行列。
2.2 学术研究的对话
2.2.1 国内外的对话
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也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日益重视英文期刊论文发表。“由于当今知识的生产与交流日益频繁，跨学科、跨地域（尤其是国际化）的趋势也日臻显著，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各个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很难再以其本身的发展历史为参考架构，常常必须以整个学术共同体以及国际的发展趋势来衡量。”[4]267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或知识生产必然要注重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引证国际同行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也必然要关注国际同行做的相关研究工作和成果，在行文中加以引用乃至批判，甚至反批判[19]。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对话受到了学术共同体应有的重视。但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之间，其相互对话存在一种不对等的状况，即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对发达国家学者的关注较多，而后者对前者的学术成果关注较少甚至根本不关注。这种学术霸权有时是对世界学术发展不平衡的一种反映，有时是发达国家学者的自大和自保，可以称之为欧美学人的学术傲慢。当然，我们也有中国式傲慢。钱俊希的最新评论[29]就指出了中国地理学者对国家大政方策方面所做的实用性工作对欧美同行的意义，值得欧美同行重视。
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学术翻译。由于资源或语言的原因，有些学者看不到原著或看不懂原著，为了让这类同行尽快了解国际上的一些新进展，学术翻译就成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学术翻译对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国际上的重要论著也功不可没。但是，专业学术翻译并非易事，除了对外语的要求较高外，专业素养也必不可少。如果学术翻译不准确，就可能误导读者，达不到学术交流的作用，反而是会阻碍不同国家的学者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
2.2.2 学科间对话
地理学强调学科间的对话是由地理学的学科定位所决定的。更普遍地说，这是由于人类知识的普遍联系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在学科相对成熟之后，人类的新知识通常是在学科交叉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要进行学科交叉，就需要在学科之间进行了解和对话。在古代，地理学号称科学之母，近现代则号称典型的跨学科，现代地理学则定位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学科，如果没有学科间的足够对话，地理学便无法完成自己的学科使命，谨守地理学的传统学科边界，不越雷池半步是有问题的。
从学科竞争的角度看，地理学也需要跨学科视角和实践。作为社会科学中霸权性学科的经济学，发现了“空间”这个最后的学科前沿，P.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居然因为对贸易理论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分明是在抢地理学的饭碗。当然，地理学家并不认同经济学家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研究，R.马丁（Ron Martin）称之为地理经济学研究，与地理学科内文化转向之后的新经济地理学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地理学早就做过经济学家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用E.谢泼德(Eric Sheppard)和T.J.巴恩斯(Trevor J. Barnes)在《经济地理学指南》中文版序[30]1中的话来说，英美经济学家“迷恋于某种在地理学家中间不再流行的经济地理学，而地理学家自身却预见到这种经济地理学的可能终结。”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地理经济学的新进展，并关注其与经济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为我所用。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误解大多是由于不解对方学科的偏好所造成的。学术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试图成为沟通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的桥梁，但近四分之一世纪下来，这种沟通的效果并不明显，可能主要是学科偏好（前者日益关注过程，后者永远关注全局均衡下的格局）不同所致，也可能与经济学目空一切的霸权态度有关。
大学中的学科划分是为了预算的方便。“最聪明的大学管理者之一曾说过，划分系别大都是为了预算的方便。”[31]293人类知识是个整体，每个学科探讨的只是局部，我们时刻要牢记这一点，关注相关学科的新发展并与之对话，消除学科之间的误解，做出自己学科的知识贡献，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知识的整体推进。但在大学发展中，要处理好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需要大学领导付出艰苦的努力。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学科的地理学，我们要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上有所作为，更需要了解相关学科的话语、理论、方法和偏好，知己知彼，增强地理学的核心竞争力，努力避免地理学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大学中那样的悲剧命运。
人文地理学多样化的分支学科之间需要对话。多样性是地理学的历史特征。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和进路极为多样[32]。这种研究进路的多样性一直是地理研究的特征[33], [34]496，也是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对话和交叉的结果。“在大多数地理思想的传统流派发源地古希腊，就有很多的多样性。洪堡和李特尔所提出的地理思想概要，也是以多样性为其基调的。”[34]497众所周知，地理学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吸收其理论、方法和观念。国内学者多认为这种多样性是劣势，欧美同行则多认为多样性是人文地理学的优势。早在1956年C. O.苏尔(Carl O. Sauer)就指出[31]293：“在生命的历史中，较少单一化的类型得以生存繁荣，而在功能上作茧自缚的类型却成为化石。对我们来说，这种类比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不同的见解和爱好，确实体现了志趣相投的有益协作，并发展了个体的技能与知识，我们依靠交流和多样化而繁荣发展。”【脚注2】[34]496可见苏尔对地理学多样化的评价更为正面。G. J.马丁认为，二战以后，多样化后的地理学有个强大的外围，但却缺乏传统的核心[35]525。可见马丁对这种多样化的评价偏负面。E.谢泼德和T.J.巴恩斯在《经济地理学指南》（2009）“中文版序”[30]1-2中指出：“无论就所追求的理论方法、哲学方法和方法论理路而言，还是就主题素材而言，英美经济地理学已经非常多样化了。”“我们的希望是，通过传达在《经济地理学指南》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我们就能展示经济地理学如何才能从这一多样性再次获取力量。”“这种多样性将是其持续繁荣和改进创造性的源泉。”他们认为这种多样化是学科优势。认为这种多样性是劣势的人可能正是看到了分支学科间对话的严重不足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对话的不易，相反的观点则是看到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所带来的益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需要的是改变态度，加强（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坚持多元主义[36]，而不是回归单一的传统。
2.2.3学术研究环节的对话
03 学术对话与学术进步
学术进步和学术发展包括多个方面，如理论、概念、方法、社会影响、论著和案例积累等。正如基思•巴西特（K. Bassett）所指出的[38]28-29，地理学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寻求学科的进步与提升：
制度性进步指特定学科的研究在学术界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影响力；经验性进步指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测更多的经验现象或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相同的经验现象；解释性进步指该学科所提陈的概念和理论，可以对经验现象提出更具说服力且更完整的解释；概念性进步指学科所建构的理论，更拓延其范畴与视野，且更具内部的一致性；进步也可以从促进学科之间的了解来达成，当地理知识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握其它学科如何看待世界及看待其它学科的情形即是[4]272；进步也可以是实用性的，当我们学科能够对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有越来越大的贡献即是【脚注3】；进步也可以是解放性的，使我们可以洞悉社会的幻象与迷思，直指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者的问题。
尽管学术进步包含上述多个方面，但有些进步似乎更为基础，比如经验性的、解释性的或概念性的进步，而实用性的进步是由更为基础的进步带来的，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正因为如此，基思•巴西特正确地指出：“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的经验性、概念性或解释性的进步，那么制度性和实用性的进步就无法长期维持。”[38]29我们有些令欧美同行羡慕的实用性进步[29]，更要看到我们在解释性或概念性进步上的作为有限，以及在参与地理知识生产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当然，事在人为。
由于每个人都有知识盲点，所以通过学术对话尤其是面对面的学术对话，有助于认清这些盲点，这对学术的进步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有个前提，即学术共同体的学人要有容忍批评甚至批判的雅量，而且必须有对批评的吸收[9]168。吸收就是使批评成为建构实践和辩护实践的一部分，这也是使批评有效的知识论前提。由于批评导致的改变可能包括：接受不同的信念，修改信念，提出新的数据、理由和论证。但是，这不是要求个人或研究团队屈从于批评，而是要求学术共同体成员关注和参与到批评讨论中来，而且使支配其研究活动的假说在逻辑上敏感于批评性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理越辩越明”的目标，进而推进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为知识生产和学科进步贡献我们华人的力量。
林毅夫因为同行的批评而使其陈述更加全面。林毅夫一直倡导发展基于资源禀赋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同行诘问：难道我们一直发展低端产业吗？笔者早年阅读林毅夫的相关论文后也有这样的疑问。后来林毅夫响应了同行的关切，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强调随着区域发展的推进和水平的提高，区域的资源禀赋会发生变化，因而比较优势产业也应动态调整。这是笔者当年读到相关论文后的印象。
D.哈维因张一兵的观点而计划修改其学术观点。这是笔者2018年在南京大学的一个会场亲自听到的。当时张一兵提到其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的一个相关观点，哈维回应说没有注意到《回到马克思》英文版，并说回去查阅，如果属实，他将修改其相关观点。
林毅夫对待杨小凯与其争论的态度，值得我们地理学界学习。林毅夫对于中国发展一直主张后发优势论，就是利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减少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试错成本，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或产业，就可以实现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固然可以利用一些成熟的经验来发展，但这种发展容易遮蔽一个经济体存在的严重问题，忽视需要改革的东西，甚至把劣势当作优势，贻误发展机遇。林毅夫将杨小凯的论文发表在他主持的《经济学（季刊）》上，供学界同行学习比较。
再来看看我们地理学界的情况。A.马库森（Ann Markusen）在《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上与J.佩克（Jamie Peck）等关于区域研究的对话和争论有益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马库森首先在《区域研究》上对激进区域研究发难，认为世纪之交的区域分析工作越来越退回到一种话语模式，所用的概念缺乏清晰性，有关论证的证据不足，政策建议不接地气[39]。佩克等同行对此进行了反击，不认同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向导致了证据标准的下降，“模糊”理论化的倾向，以及与政策无关的趋势，反而积极主张进一步深化案例研究方法；这不需要以牺牲定量研究为代价，因为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零和博弈[40]。笔者认为这种对话和争论是有益于相关研究领域健康发展的。文化转向之后的区域分析开始关注历史、文化、制度、政治、政策等传统经济地理等较少研究的因素，进而重塑了经济地理[18]。
04 学术对话与人文地理学进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学术进步要靠学者们全力以赴，合力推进。如果学人们各自为政，不交流，不对话，则学术进步就慢。对话、争论乃至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成分，学术进步就会快一些。当然，“争论并非总是友善的，但通过争论，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的可能出现了，而且常常使经济地理学生机勃勃。”[41]6为人文地理学的健康发展计，人文地理学者需要重视学术对话并在学术活动中贯彻实施。对相对弱势的（人文）地理学来说，这种学术对话尤其必要。正如周素卿所指出的：“从一个规模相当小的科学共同体来看，研究议题与研究取向的分散是有其隐忧的，一方面造成学科内部对话的缺乏，以致学科同仁缺乏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足勘相互沟通的（多个）传统），甚至学科认同感的消逝与稀薄化。”[4]287周素卿的论述从反面说明了学术对话对于地理学的意义。
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主流是经验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基于演绎法的实证研究。然而，人文地理学不只有经验主义研究和实证主义研究，还有人本主义研究、结构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这些基于不同哲学主张的研究都有其存在价值，因为它们各自抓住了现实世界的某一个层面，得出了各自的洞见，加深了我们对世界人类活动空间格局和机理的认识。例如，我们过去从绝对空间角度去发，只把空间当作容器，这大大局限了我们对人类空间的认识[42]。在这些多样的研究者之间，如果能够基于学术初心，展开坦诚而公开的对话，必将有益于人文地理学本身的发展，进而扩大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我们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至今仍然是经验研究为主，甚至到底是“经验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也分不清楚[43]。当然，基于人本主义等其他哲学思潮的研究还比较弱小。我国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还处在引进阶段，周尚意主持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译丛功不可没，刘苏翻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名家段义孚的多本相关著作。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虽然有同行在坚持，但仍然相对弱小；哈维式的结构主义地理学或马克思主义地理之工作只能算是起步。经过多年的努力，哈维的著作大都被译成中文，段义孚的著作也有多本已译成了中文。所有这些翻译工作为我们展开同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榜样，但我们要写出同等品质的著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从我们具体的人文地理学实践来看，主要还是借用国际上的理论，采用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或混合方法，用经验数据来解释我们已经发生巨变的地理现实背后的地理问题或现象，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明显不足。此外，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对话明显不足。在经验研究中，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沟通和对话不足，各自为政，离方法论自觉还有距离，影响了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实际上，伴随着学术思潮的引介、研究方法的引进和方法论著作的大量译介（重庆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以及研究资料和案例的积累，跨学科方法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我国人文地理学有可能在理论或知识生产上实现突破。
05 小 结
学术对话是一个值得地理学者们认真对待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学术发展的速度、品质和影响力，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展开思考。
地理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深耕的同时，要加强与大众或地理学科之外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以期达到共同进步之目的。甚至对国际热点问题(如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逆全球化等)，我们也要基于专业知识基础作出我们独特而即时的解释，以彰显本学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来提升学科的社会认同度。正如从事美国研究的资中筠所说：对于“比较成熟的学者来说，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做属于专业学科的细水长流的研究，而同时兼顾跟踪时事，必要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应是可以做到的。而要做到能随时对时事有深入的分析和精当的见解，却必须建立在长期积累、细水长流的学养的基础上。至于这‘大部分’和‘小部分’各占比例多少，则因人而异。”[44]151“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语)我们需要响应社会的需求来发展我们的地理学。如果不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那么地理学对年轻人就缺乏吸引力，在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地理学就可能陷入无足轻重的境地[34]497。
学术对话除了上述的学界与大众的互动和加强科普工作外，我们还需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对话，讲好中国故事【脚注4】[29,45]，亟需加强人文地理学科内部分支之间、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人文地理学要保持一向具有的研究进路多样化的特征[36]。
要使学术对话卓有成效，除了在思想上认识到学术对话的重要性外，还需要学术共同体协调一致，容忍批评[46,47]，采取切实的行动，对批评加以吸收。“对话并不是不同个体行动的协调，而是一种强意义上的、即不可化约意义上的共同行动；它是我们的行动。它是一种团体舞或双人舞，或者是两个锯木头的人的行动。开启对话，就是开始一个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乃是由我们几乎不注意的微小的程式所维系的：就像当时不说话的一方用表示同意的感叹词（“嗯啊”）来不时介入言说者的话语那样，这些微小的程式可以掌控和调节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语义学转向”的开关。”[48]158
在学术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对话，学者们之间力争达成一些共识，增强地理学科的凝聚力，并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学习，采取行动，共同进步，使知识生产摆脱孤岛状态[47]，变成涓涓细流。最近杨伟聪倡导后大流行时代经济地理学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49]。在这方面，学术期刊大有可为，“学科的进展如果不能在该‘学科最核心的学术交流园地获得展现，那这个学科的自主性与自我认同就难以建立，’因为‘学术期刊是学科社群【脚注5】建立规范、制度与共识（或认同）的关键性场所。因此，经营地理学科的核心期刊，使其成为这个学科研究成果的对话、交流与相互激荡、滋养的场所，是提升一个学科进步的最根本的机制。’”[4]286近些年《地理研究》作了很多的积极尝试，开办“学术争鸣”“学术论评”等新栏目，有点国际地理期刊《人文地理学对话》【脚注6】的味道。
我国人文地理学未来可期！
致谢：与吴先华、孙俊、郭文、安宁、张清源、朱晓华、高岩辉、李小玲等学人和编辑的平常讨论使本文受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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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人文地理》2024年第4期，经作者和编辑部同意后转载，以飨读者，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汤茂林（南京师范大学）】
【排版：陈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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