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的地方营造：
一个县城的国际化与现代性焦虑
导读
作者信息
刘佳琪
·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 电子邮箱：jiaqiliu@smu.edu.sg
· 个人网站：www.jiaqiliu.org
文章简介
国际移民如何影响城市变迁？社会学和地理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有文献主要从“发生地”（移出国或者移入国）以及“驱动方式”（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分析国际移民对城市空间的重塑（见下图）。
具体而言，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s）主要指少数族裔在移居地自发聚集而形成的、与主流文化异质的社区空间，比如遍布西方社会和东南亚的中国城、韩国城、小印度、小西贡等。但是这样自下而上发展出的移民空间往往在地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被双重边缘化，被普罗大众想象成脏乱差的法外空间。近年来，族裔飞地渐渐被移居地当地政府自上而下地重新规划改造，并有目的地突出其异域性（exoticism），借此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多元融合的形象，却也导致少数族裔始终囿于游客凝视（tourist gaze）之下。
与这些在移入国发生的城市景观变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移出国因人口流出发生的一系列空间再造。目前学界研究比较深入的是侨资房（remittance houses）现象，也就是移民及其亲属在祖籍地通过侨资汇款兴建的房屋，它们往往具有独特的西方风格，以此彰显移民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我国开平地区的碉楼，以及遍布福建和浙南侨乡的侨资别墅，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然而，现有文献对发生在移出国的、自上而下的空间变化缺乏理论探讨或系统的实证研究。移出地政府如何利用人口流动的特点影响城市变化？这样政府主导的城市变迁又能实现什么目的？文章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一个侨乡县城的田野研究，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框架和实地证据。作者发现，即使有大量居民侨居他国，这一人口现象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城市空间的大规模变化。具备“侨乡”的独特城市风貌是一个社会过程，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驱动，也充满了当地政府、侨民以及本地居民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张力。作者把这种自上而下“成为”（becoming）侨乡的过程称之为“侨乡地方营造”（diasporic placemaking）。
文章认为，侨乡地方营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自发的现象，而是生发于中国都市现代化的大背景当中。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际地位提升，“基建狂魔”的称号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景观和社会心理的颠覆性变化。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取代了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筒子楼，西方建筑风格大量涌现，城市不再是生产（production）的主要空间，而成了消费（consumption）的核心承载场所。虽然地理学者对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国际化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被誉为“中国的底色”的一千多个县城如何参与这场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城市改造，学界依然鲜有研究。本文以一个侨乡县城为视角，深入分析地方政府通过对华侨元素的挖掘和放大，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想象。但是这个地方营造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了中国民众对摩登生活的渴望与展演（performance），以及华侨自己对家乡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西方化的反思与忧虑，还有他们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怀念与寄托。
更多内容敬请阅读：
Liu, Jiaqi M. 2022. Diasporic Placemaking: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a Migrant Hometow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8(1): 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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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057536_Diasporic_placemaking_the_internationalisation_of_a_migrant_hometown_in_post-socialist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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