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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上世纪末戴慕珍（Jean Oi）教授针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Local-State Corporatism）的发展模式。然而，随着国家发展议程的重心转向城市，中国乡村发展理论的研究逐渐被覆盖于城市研究的阴影之下。乡村因被视为城市的附庸，而使得乡村研究及其理论生产的必要性被质疑。这一现象并非限于中国，而是广泛见于日益以星球城市化等宏大叙事为主导符号的各国地理研究之中。
本期推送的文章试图从乡村发展理论的视角，在与国际主流的新内生发展等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外生发展（neo-exogenous development）这一本土概念，从而对中国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实践进行了理论化。文章认为，新外生模式以党组织为抓手，以有为国家（active state）和活化社区（activated communities）这两个治理结构为依托，在构建多尺度的多元主体乡村发展网络的同时，促进乡村统合（rural integration）这一历史悠久的国家建构目标。
国际理论
欧洲是国际乡村发展理论的策源地。1970年代至今，国际“主流”乡村发展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
1）第一次是1970年代，外生模式（exogenous development）向内生模式（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转型。二战后因粮食短缺而形成的外生模式将乡村视为附属于城市增长极的食品生产基地，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促进生产力进步以推动乡村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绿色革命等运动均始于此。然而，1970年代，农业增长的瓶颈出现，且逆城市化导致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在从“管制到治理”的社会治理大转型背景下，内生模式被提出，其强调社区主导对本地生态和文化资源的控制，采取地域性发展的手段，开发旅游消费等多元产业，而非只依赖农业部门。这一转向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崛起密不可分。
2）第二次是1990年代，以新内生发展（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为代表的网络化发展的模式被提出，强调在社区主导和地域性发展的基础上，加强与外部主体的合作和社会创新。新内生发展由实践中总结而成，超越了本就不真实存在的原教旨的内/外生二元对立。然而，就像Bettina Bock 所说，乡村边缘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新自由主义下，西方福利国家式微，财政紧缩让政府退出乡村，将投资重心放到城市。这些背景下的新内生发展只是在打造自生自灭的自救式的村庄。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国家参与和财政转向。
本土叙事
这些发展理论及其转型折射了当时当地的国家与乡村治理结构，而在这些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极大差异。因此，作者认为应从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特征入手，完成对乡村振兴模式的理论提炼。
作者简述了帝国时代、集体化时代、改革开放早期以及新农村建设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乡村的变化。文章强调乡村统合，即将分散的小农社会统合进入统一的国家机器的管理中，是贯穿中国乡村治理议程的重要目标。古代的乡里制度、乡村基层党组织网络都是这一目标的产物，而新农村建设期间逐步成熟的“项目制治理”则是对改革开放早期出现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权力真空的修复。然而，持续的国家权力下探并未根本性改变戴慕珍笔下的庇护主义治理结构。以国家建构为特征的治理议程和基于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庇护主义结构，将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区别于西方，并要求本土化的理论生产工作。
作者随后对新时代以来的乡村发展和治理政策的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以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一词代称。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内生发展应运而生。该模式混合了外生模式与被引导的内生性特征，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化发展模式，其机制由两个组成结构：有为国家和活化社区。
1）有为国家指国家所建立的，以中央到村庄五级党委为抓手的多尺度党政系统。其通过政治动员、党政立法和部门重构、尺度重构和项目财政，挑战了城市主宰的发展议程，将外生性的财政资源和制度资源导入乡村。
2）活化社区指在有为国家的党建引领下被活化的社区，通过在传统项目制中注入多元参与元素，加强社区凝聚力，以及其与外部的连接，并培养其与国家合作的知识，从而形成被引导的内生发展能力。
研究方法与案例
文章对四川某村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和展示了新外生的实践机制和动力，以完成其理论化。该村本为平平无奇的村庄，在省委书记视察后定下了竹产业主导的发展议程，该村庄也被纳入一个高级别的产业园的项目，从而收到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荣誉。其发展历程展现了县政府是如何通过设立领导小组、机构改革、土地调整、成立平台公司等手段来集中资源投入乡村发展的。而在社区尺度，一些青年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返乡并组成了新的领导层，通过成立村级企业承接了政府投资的外溢，并活化了村庄的闲置土地。此外，村庄构建了乡贤理事会等非正式议政程序来纳入以补充村民大会这一传统决策机制。通过这些努力，村民的收入和参政议政热情得到了极大提升。
然而，新外生实践也面临多个问题：（1）对财政高度依赖：过半收入来自政府劳务合同和国企租金，暂时未能形成有效的自我造血机制；（2）村级企业分配机制待优化，原始股东投资和分红未设置门槛，导致分配不均，拉大收入差距；（3）私人投资吸引不足。
总结
新外生因其乡村统合的治理目标和鼓励参与的特征区别于传统的外生模式，又以干预主义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机制区别于新内生模式。在被边缘化的乡村地区，新外生发展展示了其价值和必要性。通过构建积极有为的国家体系，新外生调整了城市主导的治理和发展议程，使得乡村得到了制度和财政资源投入。对于拥有相似干预主义治理结构传统和制度性乡村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模式强调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可对乡村发展问题的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在那些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边缘化乡村地区。同时，该模式对非正式关系和社会企业的运用，也为以非正式治理为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然而，干预主义的集中性结构下，地方的发展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政治背书，而这种对政治资本的依赖使得其成功案例只能以示范村的点状形式出现，而无法推广。同时，庇护主义结构下，乡村的精英捕获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CITATION
Shengxi Xin, Nick Gallent. (2024). Conceptualising ‘neo-exogenous development’: The active party-state and activated communities in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09: 103306.
【作者：小队长】
【校对：王 菲】
【编辑：朝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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