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辩证法分析
“先占乡村、后占城市”，农村包围城市，当对手强大时，这是从对手的力量薄弱的地区积蓄力量，这是强中取弱——击破对手中最弱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就更容易解决，这是一个递归过程。
“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这对手弱小的时候，弱中取强——击破对手中最强的部分，剩下的部分就更容易解决，这也是一个递归过程。
这种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手——要分为两种情况，
1）我强敌弱
2）我弱敌强
这两种情况下，策略是相反的。一个策略，在大的阶段上，要适时的走向其反面，从“先占乡村、后占城市”走向了反面——“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辩证法。
正如同，
对自己
毛主席：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这在博弈论里，属于是max-min策略，小中取大。在经济和投资中，这属于是机会成本的概念——也是小中取大。
这种最坏的可能性和好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确定性——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必然性——二者必居其一，这样就是基于必然性了，必然和自由构成了一组正反面，这叫立足于必然、走向自由。基于确定性做投资，这是价值投资的核心，其他的过滤条件，则是增加确定性的。
对敌人
则是破坏掉敌人的最大收益，而不是破坏掉敌人的所有收益，使敌人大中取小。这在博弈论里，属于是min-max策略。
比如，在解放战争末期，对于地方军阀，就是使其大中取小了、而不是破坏掉其所有收益。所以，又有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实际上就是只破坏地方军阀最大的收益，但不是破坏其所有收益，这样就能使地方军阀无所作为——于是就可以使其不足为虑了。
所以，对于自己是小中取大、对于敌人是使敌人大中取小，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博弈策略。
毛主席是这样用的，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是这么用的。对于地方军阀，蒋介石也是破坏掉其最大收益，但不是破坏其所有收益——只收军权、对军阀本人是礼送出境。对于自己，也是尽量避开坏的可能性，三次下野、三次上位。在抗日战争中，先失南京，然后迁往武汉，再失武汉，然后迁往重庆——临危而不乱，总是避开了自己覆灭的可能性。在解放战争中，失掉大陆，迁入台湾——仍然保存了自己台湾第一人的地位——符合了小中取大的原则。
历史上，宋太祖对于自己的下属，也是破坏掉其最大收益——杯酒释兵权——破坏掉他们当皇帝的可能性就可以了，保留他们的小收益、而不是破坏掉他们所有收益。
一个策略，对自己和对别人——往往是相反的，比如，对别人——是顺应人性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自己，则是要逆人性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顺一逆，正相反。合在一起，就完成了顺和逆的正反面兼具。
另一方面，这是点和面的正反面，点经由线发展成面，面经由线萎缩成点，直至拔掉所有点，完成自己的点和面的兼具。
比如，蒋介石以黄埔一校之军（强点），沿着交通线北伐（线），终于成为了一省或二省的势力（面的势力——相对全国又是点）。通过追击红军的长征，沿着长征路线，蒋介石完成了自己从江浙的地方性势力（点势力），变成了全国性的势力（面势力）。
红军由延安出发（点），沿着国军和日军的动态交界线（线），向敌后进发，在一定的时间后，也使自己成为了全国性的势力（面）。相对于全球，全国又是个点，然后通过，
1）美苏的动态交界线，进而发展成全球性的势力。
2）在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积蓄力量、发展力量。尤其是在苏联衰亡后，要在全球性势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区开始发展——重新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这是一个发展和壮大的公式、发展和壮大的组合拳。
这里面的一个贯通策略是——学习对手的办法、学习对手的东西，用对手的办法压倒对手、用对手的东西压倒对手。
因为对手最强大，当学会对手的办法和东西，并能压倒对手时，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就使自己成为最强大、最好的了。
这里面，还有一点——回归初心。才能使自己不从屠龙的勇士变成恶龙——因为学了对手的东西和办法——也就使自己有了巨龙的能力、成为了巨龙，通过回归初心，就使自己不变成恶龙。伟人解放后的那些年，行动就是回归初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