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郑国初封地秘史
《史记·郑世家》记载：郑伯友，周历王少子，而周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
郑国氏祖郑伯友，初封于郑，本毋庸置疑，但是，郑在哪里？郑初封地在西周畿地，还是在东周畿地？郑是一古地名，还是古国名？郑国东迁之前，郑氏家族所居于何处？就今人来说，压根无人知晓。
众所周知，郑国的都城是新郑，亦传承两千多年，但，史记所载郑桓公受封已三千年，封地何处，仅仅是一个“郑”字，而新郑则明确说明不是原封的郑。而是新建的郑，为此才加了一个新字。况且，别史有说郑国灭了郐国，占了郐国之都，是鸠占鹊巢，所以才命郐国之都城为新郑，这又说明了新郑原是郐国之都。
也有说郑州西边的荥阳，是新郑之前的郑国京城，《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有：姜氏为段“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而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郑庄公的母亲为段请求封于京城，而祭仲说封于京城不合法度，违背礼制。由此来看京城曾是郑国的原都城。如今，荥阳有郑氏宗亲总会，其地有郑国“郑都京城遗址”。而且，还有“京城简介”石碑，其文记载：“公元前772年，郑桓公寄孥于此，二年，郑武公以此为都城，建立东方郑国，有虢、郐等十邑之地，是为‘武公之略’。”由此来看，荥阳之京城，非为桓公所封之郑，而是武公之略所取得之地。
由此说明，新郑与荥阳皆为东迁之后的所居之地，并非为郑桓公之原封的郑地，郑桓公在东迁以前的公元前722年，与幽王同时被犬戎所杀。郑桓公并没有参与东迁，只是谋划东迁，并曾寄奴虢郐。那么，他原封的郑地在哪？
首先，《左传》没有记载，其开篇即是隐公元年即前722年，已是郑庄公二十二年，而桓公所封是西周时期的周宣王二十二年，即前806年，初封地离东迁已过去了八十四年，这八十多年前郑国人在西周时期居于何处？
而《史记》呢？压根就不想说，只说 一句：“友，初封于郑”。而这个郑是什么呢？它是一件物呢？还是一所房呢？或是一块地呢？因为后面有一说：桓公“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洛东，而虢 、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此意说得明白，郑桓公是请示了幽王后，才迁移他的民众去了洛阳东边，虢、郐两国的君主，果然献给他十个邑的地盘，他竟然立了国。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郑国原来没有地盘，更没有国都。是虢国、郐国送给他十个邑的地方，他有了十个邑的地盘后才立的国。话又说回来了，那“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的这个“郑”指的是什么呢？
一直到了东汉初，有班固为西汉作《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才有了记载“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西汉京兆尹的郑县，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是最流行的郑国初封地的说法。按说有史书记载郑地的，以汉书为最早的，但是从郑桓公封国的前806年的西周末期，到班固五十一岁去世的东汉六十九年（公元74年），中间经历了春秋、战国、秦、西汉四个朝代的更替，共历经了七百三十多年，这其间隔有《左传》《战国策》《氏春秋》《史记》四部完整的史书，他们都对郑国之事有所记载，但谁都没讲过郑国的原封地，那空白了七百三十多年，历经五六个朝代的变迁后的班固说得准确吗？连今日“郑氏宗亲研究会”的专家们也不买账，“为何郑桓公死于骊山之下，却葬于华州之地？”就是说华州之地仅是郑桓公的墓地在那里，并非郑国的原封地。看来，华县的郑地虽有汉史记载，而他们的子孙都不认可。也就是说，汉史记载的郑国封地虽然时间最早，但却是孤证。这也说明了郑国的原封地是被史家有意隐匿的。
要说最早记载的原史，还是《春秋·隐公元年》孔子就把郑伯克段于鄢的事记载下来，而左丘明又把郑国的家族矛盾详细地记载下来 ，虽然时间最早，内容详细、生动，篇中却没涉及所居之地。若从此篇来看，郑伯当时的居地应该是襄城县颍桥乡一带，因为那里有颍考叔墓、子都墓，还有郑庄公掘地见母的阴司沟、所居的莲花寨等传说遗址。并且还有传说中的“郑庄公城”，即“古城周”村，此村有一千多口人，全为周姓，不过，这些全都没有任何史载。十几年前，本人曾去看过，村子里的古城墙地基尚存。
还有《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记载“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此言记得明白：古时候的郑国处于留地，郑国有人与郐公关系密切，通过夫人的关系夺取了郐国，才将郑都迁到了新郑。
这里又有一条线索，说郑国原来处在留地，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夺取了郐国，把郑国之都迁往新郑。那么，留地在哪？有史家解释，留为陈留之地，可陈留之地是哪？据本人所知，本人老师邓雪生先生，居家于襄城陈留侯村，本人曾步行其家前去看望过他，虽然不知陈留与陈留侯是否为一个地方，但，本人知道陈留侯乃为颍桥乡属，离颍桥镇不过有十里路，颍桥镇向北不过十里路就是传说中的郑庄公城，即古城周村。我想，可能是郑庄公从此迁新郑的吧，郑庄公走后，肯定留 下了周公庙，其守庙之后人便以周为姓了。看来，郑庄公迁新郑之前是否居于庄公城？而陈留侯是否便是郑武公之原居？即便如此，那郑武公居此之前居于何？仍不可而知，因为陈留侯不叫郑，也没有任何遗址和传说。
还有，人们最纠结的，怕是《左传·隐公八年》记载的那件事“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这是一句千年难破，万人不解的死疙瘩。史家从东海之岛（琅琊）解到中原腹地（通许），纵横千里，从地点上也没有找到郑国的祊地及鲁国的许田。时间上从春秋解到今天的网络，上下数千年，释者上百代，也没解出郑国的宛大夫其人。那么，郑国的祊地在哪儿呢？那祊是一件器物吗？能使人拿来又还去吗？若是一块土地，那郑、鲁之土相隔山山水水千里之遥，土地怎么交换？郑国的宛大夫真的有那么勇敢吗？他能不祀泰山祀周公吗？用我们土话来说，是“搓麻绳也不转圈”。那么，是鲁史记错了吗？是左丘明传错了吗？那《春秋》经书只讲了一句“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后面就言它了，什么意思呢？你想去吧。那左丘明传成了“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移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就是说，郑伯请求免除泰山的祭祀而祀周公。把祀泰山的祊地易入鲁国的许田。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就不祭泰山了。（此说乃古今最流行的解释法）本人认为这是一句没头没脑，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糊涂话，孔子与左丘明，既想记载，又不想说明白，结果，半吐半咽。不记，乃鲁国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若是记载明白，将会得罪郑国这个霸主。所以 孔子记上一句，而左丘明传上三句。害得我们后代子孙探索两千五百年也没探到底。
首先说，郑伯祭的什么祀？是祭王室之祀，还是诸侯之祀？假若郑国祭的是诸侯之祀为何向鲁国请示？他自己在自己的国内随便祭奠，用不着请示任何人。看来是祭的王室之祀，因为鲁国是周王朝的二王室，祖上周公旦，曾在刚立国时，代成王攝政六年，为周王朝立国建有不世之功，周公卒后，成王在成周为周公设有郊祭，并使鲁国得郊祭文王，且享有天子礼乐。为此，鲁国称为二王室，因为在成周郊祭不仅祭周公，还有祭文王的太庙，更享有与王室一般的祭祀礼乐。那么，郑国为什么会有祭祀泰山的祊地呢？郑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首先，他是新贵族，左传的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郑庄公才是第三代侯，新生力量，又是霸主，又是王室卿士，有藐视一切的气势，尽管如此，不还是要向鲁国请求吗？郑国一定也有别于他国的优势，其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他为何会敢拿祀泰山的祊地去易鲁国的许田呢？莫非与鲁国有一样的资格？不可能呵，谁会像周公旦一样有周王的资格而与王室并肩呢？
在《史记·周本记》中有一个人名叫“毛叔郑”的，在周武王立国的仪式上有“毛叔郑奉明水”的记载，有解释说毛叔郑所奉的明水，就是祭祀用的神水，而毛叔郑的郑就是祭祀之义，因为毛氏家族就是文王时期负责王室祭祀的。那么，郑国的郑是否也是祭祀的意思呢？毛叔郑作为文王幼子，居住地称毛，弟兄排行称叔，有为王家祭祀之职所以才称郑。由此，郑国的郑是否因为郑桓公为周历王之幼子、周宣王之幼弟，宣王把助王室祭祀的任务交给了郑桓公，才言封其于郑呢？莫非这个郑只是职责，而非为地名？按此说，周宣王封友于郑是准确的说法，不解的是，既然是王家子嗣又负责祭祀，怎么会没有地盘？莫非是以前的周王把王室畿内的地方都封光了吧。或许是有地盘，只是太小，既不成邑，更不成国，勉强够祭祀所用，连地名也谈不上才称之为郑了。
那么，郑国有祭祀泰山的祊地，是不是就是郑国的封地呢？若非，他怎敢拿祀泰山的祊地去易鲁国的许田呢？郑桓公既然有祊地和职责，也许是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可封，其郑之民就只能居于太庙之祊地吧。
《史记·郑世家》记载“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
司徒即司土，是王室管理土地的卿士。看来正是这个无有封地的司徒，其大公无私，本身为司徒，却不为自己谋封土，因而得到周民的爱戴与拥护，使河洛之间的周民思念他。（河即黃河，洛即洛水，黃河以南，洛水以东即周王室的京畿地，当时洛阳建都已有二百多年，其间已无土可封），封了三十三年的郑，又作了司徒二年，却没有在拥挤的周畿内给自己弄块封土，周畿百姓怎不感动而拥护？所以，当幽王乱国，难以生存之时，才有了郑桓公与太史伯谋郑逃死，虢、郐献邑的说法。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既然祊地是在东都畿内，何谈东迁呢？既然，河洛之间就在东都，周民（即畿内之民）爱戴他，也足以证明郑地就在东都畿内，若理解为是西都的畿内，那河洛之间周民爱之，怎么解释？
若此之说，郑国的原封地就仅仅是周宣王所封的郑，即祭祀泰山的祊地。那么，郑国祭泰山的祊地在哪里？恐怕才是我们要寻找的关键。
《春秋·隐公八年》记载：“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归祊”单从此句来看，祊地原本是在鲁国许田的太庙处，是宣王封给郑友以助天子祭祀的，三月，是王室每年的祭泰山的时日，郑伯来此不能说来，因为祊地才是郑伯的根据地，所以只能说是归于祊。当时，一定是鲁国当家人没有在许田，郑伯来后不祭泰山就走了，鲁国的当家人到庚寅时才来到祊地。由此看来归来的不会是所谓的郑国大夫宛，而是郑伯本人才对，因为三月是王室一年的祭祀泰山的月份，祭太庙之大事，肯定不是大夫之职所能办的事。还有，就是还地，也不可能是一个大夫所能办的，所以，所说的郑伯使宛，并非为郑伯派宛大夫去的，而是郑伯本人出使了宛地，回来时归于祊地，想与鲁易祊地的，说郑伯出使宛来归祊，是孔子在批评郑伯，因为祭祀泰山是王族大事，本应从居地出发，并戒斋沐浴、礼乐皆备、隆重肃穆地去祭奠，而郑伯却是先去了宛地，回来时随随便便归于祊地，这种行为极不严肃，是对祖宗极不尊重的，再者，宛地是申国之地，又是郑伯的外公家，所以，孔子说他“郑伯使宛来归祊”意在批评他的做法不合礼制。再者，孔子说郑伯使宛乃贬郑伯也，说他的做法不像一个王室公卿，而像是一个使者。
人们所不知的是郑国祭泰山的祊地何处？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甚至连鲁国的许田何处也弄不清，今人多以为许田即为许国的土地，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专门讲过“许田，天子之用事泰山田也”就是说许田是天子用于祭泰山的田地。而这田地，是天子许诺给祭祀用的田，（并且是可以种植的，有收入的土地）叫许田。泰山庙，非是祭泰山的庙，而是王室祭太祖的太庙，周王室的太庙，祭有先王：周文王、公季、古公祖孙三代。即文王和文王的父亲公季，及文王的爷爷古公之庙才称为太庙。不过，太庙都是建在山上的，所以称太山庙，也许是因为泰山高的原因，后来就书成了泰山庙了。许田，并非为许国的田，就是王室祭祀所需之田。那么，郑国祭泰山的祊地在什么地方？本人认为一定是在鲁国许田里，有天子祭祀的太庙，周宣王在那里划给桓公一片土地，作为郑桓公祭祀之用。如此郑国才能易祊地于鲁，所以，郑国才能不祀泰山，就在许田的周公祀里祀周公。前边我也说过鲁国的许田，一定不在鲁国的国内，若在其国内它一定不叫许田，若是鲁国内的土地本身就是鲁国的田，不会再称天子许给的田。再者，不会说“庚寅，我入祊”。其意是说郑伯来时，我（指国君）不在祊地，而是到庚寅之日（可能是到了祭祀之日）才进入祊地。
那么，鲁国的许田不在鲁国而会在哪儿呢？这牵连到周初期，周公旦去世时，成王在洛都为周公设郊祭之事。《史记·周本记》载“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由此而表明成王于成周设郊祭，祭文王、葬周公，赏赐鲁国用天子的礼乐，以褒周公之德。那么，成周的郊祭之地何处？
成周的郊祭之地，当在周公的原封地——鲁山县，即王室京畿内的东南角，武王克殷后，封周公于鲁以助王室，《史记·周本记》载“于是，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鲁。”（曲阜，为鲁山县召平台水库内有一古地名曰曲阜，有潘民忠老师所考），周公平叛以后，鲁国东迁山东，其原封地鲁山，因葬周公于此，东迁的鲁国，只是将国名，都名带走。而葬周公之祀及祀文王的太庙却无法迁走，因而作为成周的郊祭之地，还因其地有温泉，曾是商朝的商汤之居，又用作周王室的汤沐邑，既为诸侯朝见天子所用，又以祭泰山、祀周公所用。所以，鲁国的原封地于西周时期称为西鲁，又称汤沐邑。也是鲁国的许田，鲁国东迁以后，路途遥远，成王封其幼弟姬达于应，承此助祭王室之祀。此后，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将西鲁许田中，靠近泰山的一处田封给郑桓公，使其幼弟郑桓公在此助王室太庙之祀。所以，郑国有一处祭太庙的祊地，在鲁国的许田里。
隐公八年郑伯与天子周桓王闹矛盾时，郑伯竟然向鲁国提出了：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所以，郑伯从宛地回来就不祀泰山了。他把祊地还给鲁国，要求祭祀许田里的周公之祀，可是如此颠覆王室的行为，使老实巴交的鲁隐公始终没敢答复。
四年之后，鲁隐公被羽父杀而立桓公。鲁桓公谋位久矣，对郑伯易祊之事早已有准备，所以，《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壁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鲁桓公一即位，便立即答应了郑庄公的请求，把郑国的祊地，即郑国祭太庙的那块地，归入了鲁国的许田。那郑伯呢，要祀周公怎么办？于是象征性再拿了一块玉璧，算是租金，等于租借了许田里的周公之祀，好为祭周公所用。如此一易一租，郑国便脱离了原封之祊地，成了一个独立的、新生的春秋大国。
总而言之，郑国作为西周末期的王室之祭，以后要祭周公家族之祀而不祭王家之祀了。但是此举并未影响到东周的发展，王室家族仍是王室家族，而周公家族仍是周公家族。总而言之，王室家族与周公家族本是一母同胞的一家之族。不然周公怎会拼命地去保周王朝呢？然而，郑国都城的搬迁中少不了要建一座周公庙宇了。
郑国家族的崛起，导致了应国家族的衰落。自郑武公继位，助周平王迁洛都后，就不甘居于祊地之内，郑氏家族迅速占据了应侯家族的地盘，包括了今天的鲁山、叶县、宝丰、郏县、襄县之地。不久又灭了亲密的东邻胡国，而后北亲郐国。到庄公之时已囊括了郐国之地。如今，可查的史如下：
《鲁山嘉靖县志·沿革》记载：“鲁山县春秋初属郑，后为楚所侵。”
《宝丰县志》记载“西周武王子国。春秋初属郑，继属楚。”
《郏县志·大事记》记载：“平王二十八年（前743年）夹属郑。”《郏县地名志·沿革》记载：“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属汤沐邑。前722—541年属郑。”
《古氾城志》记载“襄城，本春秋郑之氾地。《左传》王出于郑，处于氾。《史记·周本记》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氾。”
《叶县志》记载“春秋以前属应国”。
为什么此五县都记载属于郑国呢？为什么郑世家没有记载郑国居于东京畿之内呢？这里面充满了玄机。数郏县志记的最清，大事记中说“平王二十八年夹属郑”，平王二十八年是郑庄公元年，而在沿革中记为“前771年前属汤沐邑”而汤沐邑正是鲁国的许田，有郑国的祊地。不是说明郑国是在汤沐邑的祊地发展起来的吗？奠字不带耳朵就是祭祀，带上耳朵就是封地。
为什么平顶山五县都有记载春秋前期属于郑呢？因为五县原属周公封地——鲁，鲁东迁后属王室郊祭，再后，成王又封幼弟姬达为应地，而五县皆属应国，而周宣王又在郊祭封郑桓公一块祊地，郑桓公在祊地发展占据了应国之地，夺取了应国奉职不力的祭祀权，而应国家族不甘心，将由武王所铸造的“祀文王之鼎”埋于十二代应侯墓中，以示不满。所以，平顶山五县皆属郑国，而且郏县志记载“771年前，郏县属汤沐邑”证明了属汤沐邑的不仅仅是郏县，鲁山、宝丰，襄县、叶县此五县同属一个地方，都属应，属汤沐邑，属西鲁，同时也属郑。直到战国以后，此西鲁地逐渐被晋楚分割。到战国以后有逃难的，说其来自鲁地的，不一定是东鲁，可能是西鲁的五县之内。比如秦未、汉初的毛亨带《诗经》到了河间，自称鲁人，他说的鲁应该是今日的郏县地，再比如战国时期的墨子、鲁班皆称鲁人，并非山东鲁国人，而是春秋时期居于西鲁的王室百工后人。
今日的鲁山之地是周公的原封地，历史悠久，面积很大，据史载“于河洛之间”是原鲁之封地，然鲁东迁之后，西鲁之地乃为周王室的郊祭、汤沐邑，究竟面积有多大，不得而知，仅知应国所属，大概为今日的平顶山地区五县地，而周宣王封郑的祊地有多大，更是不得而知，仅从平顶山五县的历史记载来看，属应的同样在春秋时期都属郑，只是记载过简，没有具体时间，单从鲁国的许田来看，没有囊括鲁山县全部，那么，郑国所封的祊地是有多大的一块地，无有所载，是怎么从祊地扩展到整个汤沐邑的？就是说逐渐占据汤沐邑的，还是直接灭了应国，还是司马迁所说的“虢、郐果献十邑”之地是否囊括了应国的五个邑？史书无载。
到春秋末期，《史记·楚世家》载“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与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此话说得非常有含金量，恢复了陈国与蔡国的土地，并立了他们的后人如礼制一样，非常容易让人理解，最不好理解的就是“归郑之侵地”这一句，乍一听来，仿佛是说归还了侵占郑国的土地，仔细一想，你会发现理解错了，归是归还之意，郑之侵地，不是楚侵郑国的地，而是郑国侵占的地，那么，问题就来了，郑国侵占了谁的土地？既然是郑国侵占的地，为什么由楚平王来归还？更没说清楚的是，哪一处是郑之侵地？地归还给谁了？可是司马迁说到这儿，他不说了，分明是司马迁之言——使后人当知。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应国的灭亡史，应国在没有史载的东、西周之间的混乱之中，被郑国所灭，楚国楚文王北上，在“封轸于汝”中将郑国驱逐北上，又经过了一百七十年以后，直到楚平王才归“郑之侵地”，但是“郑之侵地”归于谁了？却又一言不发。这个秘密一直隐瞒到20世纪80年代，应国古墓的发掘，后应国九代墓葬的出现，其第一代侯其埋葬之时，正与楚平王还地时间相接，此间秘密本能揭示，然而却无人对此事关注。呜呼！司马迁之言呵！什么时候才被人知？
如今，我们在寻找郑国的初封地，那郑国的初封在郑，其郑的原意是王室祭祀的话，郑地就是在王室的郊祭之地。司马迁说：“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说明在京畿内的民才是周民，“河洛之间”说明黃河之南，洛水之东是在东都畿内，而非西都镐京畿内。
汉朝时京兆尹的郑地，并不一定是郑国的初封，而洛阳东都的郊祭之内的祊地才是郑国的初封。更说明平王东迁只是王室东迁，而郑国所封郑地，原本就是洛都畿内的郊祭之地，并没有东迁之事。只有这样，才会有郑伯使宛来归祊，才会有不祀泰山祀周公的结果。因为，东都郊祭之地的泰山庙，就在洛阳与新郑去宛地的路上，此路是历史上唯一的郑洛通宛之近路，并且，泰山庙近处有葬周公的姬塚乡、有历史传承的朝王殿村、接官亭村，还有许田遗址，东许庄、西许庄，在十里处就是夏朝就有名的下汤镇。即周东都汤沐邑。这且不说，泰山庙村依山而建，其山叫庙山，村前小河叫庙沟，庙山西边有座应山，庙沟东边有郑家沟村，如今住的仍是郑氏人家，而且整个鲁山县郑姓居多，据查说鲁山县的郑氏，皆为一脉相承。这些丰富的古代遗址，只有我们平顶山当地人才有所知。所以，只有我们平顶山人才能知道郑国的初封之地是在鲁山，而不是陕西华州的郑地。
作者简介：刘艳霞，襄城北大街人，1987年调平顶山供销社系统，1994年获得高等教育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凭，1979年3期《奔流》刊物发表小说《五月人倍忙》，1982年加入许昌地区文联，为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退休，退休后开始研究平顶山地区春秋历史文化，陆续发表文章《尧山二郎庙渊源探索》《寻找失迷的中原古国---西鲁》《也谈春秋前后的曾随之谜》《复生的应国》《神秘的父城》《关令尹喜考》《紫气东来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