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之花园》中的徐玉诺

今年8月，是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出版100周年。

100年前，在《将来之花园》的卷头语上，郑振铎写道：“玉诺总之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100年后，我们从“只有真情的人才能唱这挽歌”般的新诗中再来看看这个五四时期的现代著名诗人

“挽歌”悲伤，必须情真。诗“可以怨”。《诗经﹒采薇》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诗潮涌动，诗心勃发的年代，要炫耀诗才，作出让人称道的好诗，却又不愿饱尝愁苦的滋味，那就别“怨”，最好是去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或者别的什么，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之类。如果要“唱自己的挽歌”，却又“少年不知愁滋味”“闭门自造愁如许”，那就免不了让人觉得缺了真诚，初心杂乱，纯粹就是在跳大神，玩花招，瞎糊弄。所以，杰出的诗人一般不唱自己的挽歌。李清照没遭受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之苦，她就不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白居易不被贬官，也不写“江州司马青衫湿”。现代新诗人中，想写好诗的人肯定不少，想自讨苦吃的恐怕没有。如此一来，现代有名的 诗人中，也就徐玉诺能作这种“自己的挽歌”般的新诗。

成功的帝王和富豪可以主持给自己修建豪华大墓。个别独特的文化名人可以别出心裁给自己写个墓志铭。但他们都不唱自己的挽歌。成功者喜气洋洋不说伤心话，他们往往欢聚一堂，一边“今日痛饮庆功酒”，一边哼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胜骄败馁。唱自己的挽歌，写悲哀伤感诗的人，除了极个别卖弄诗才，炫夸本事者外，大抵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李清照、李后主、哭啼啼念叨“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楚霸王，悲切切吟咏“已是黄花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大诗人陆游……在《将来之花园》中唱挽歌的徐玉诺也不例外。

因为失败，所以忧伤。“一个人沉沦在伤心的湖里，他所有一切的愿望——都没结果的放射了。”倾向的渴望的追求的梦想的，为之热血沸腾亢奋冲动激情四射，看上去辉煌灿烂的繁华前景破灭了，消散了，全部不见踪影。只有现实的惨白、无趣和心底的沮丧、落魄、颓唐、感伤。这种沉重的打击，使“失意的影子静沉沉的躺在地上；生命是宇宙间的顺风船，——不能一刻的逗留，总是向着不可知的地方。”前途渺茫，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寂寞、无聊的夜间，我的思想像豆一般，一沉一沉，入了黑暗深洞；全是墓地——阴森森世界……”理想被现实摧残，希望被生活挫败，碰壁撞墙，运交华盖，目光所触，都是悲哀，挽歌凄戚，使人伤怀。

如此感伤，仅仅因为失败？也未必。虽然感伤源于失败，但失败者却未必感伤，失败之后的心态因人而异。看“琱梁画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李后主，尽可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人家同样处境的刘后主却“乐不思蜀”。同是亡国，不同心态的越王勾践，吃了败仗，不喜不悲，只是卧薪尝胆，忍辱屈膝，最后来个反转逆袭，成了东山再起的典范。当然，有人还可以恼羞成怒，咬牙切齿，抱恨憋屈，发疯痴呆，甚至丧心病狂，就是不一定要悲伤。失败是事，悲伤因人。

失败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性。因为失败而悲伤的徐玉诺，显出了他意志薄弱，性情和善，气质忧郁，为人质朴的个性心理特征。

同许多怀揣梦想满腔热情投入社会活动的青年一样，遭到失败的徐玉诺说：“我也再三念起我们青年的祝誓：坚忍、奋斗、进取。但是无可如何——坚忍只在能够坚忍，已经败灭的火，永远不能够燃烧起来了。”在挫折打击之下，他不是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去你个山更险来水更恶”“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的斗战胜佛，只是一个“意志一刻一刻萎靡，呼吸一息一息的低微”“伤心伤心过去，怅惘怅惘将来”的意志比较薄弱的文学青年。

文弱者往往性情和善。和善的人不歹毒，不逞强，不喜恶斗，喜欢人与人之间和平愉快地彼此相处，偶然还会把一只恶狼看作是富有人性的野畜，想救它一把“胜造七级浮屠”。这不能怪善良，只能说善良者的眼睛有时认识模糊，恰如唐僧，虽有点人妖不分，却不影响上西天成佛。心底向善，徐玉诺不愿看人世间的争斗。他说：“上帝的爱本来是普遍而广博的；人类在里边打起许多界墙——分了亲疏厚薄——渐渐有了敌人”。为什么有人要恃强凌弱，行凶作恶，把社会闹得昏暗暗乱糟糟，民不聊生？“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我要提支手枪走进故乡去；在那血烟飞溅，尸身满地，丘八匪将，活或者村长手下持枪的人们中间不分彼此，战场上我毁灭他们；或者，他们毁灭了我！——自己；那总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个性既已形成，岂是说变就变？禀性难移，徐玉诺最终还是没有凶狠暴烈，仍然性情和善，继续写他气质忧郁，气息颓丧的诗。

与鲁迅笔下生动具体货真价实的“百草园”相比，若是经商销货的话，《将来之花园》的书名，差不多是有毁信誉的商业欺诈。而名为“将来之花园”的小诗，也有点像皮包公司，就是个空壳，起个好听的名字，里面却空落落旷荡荡，虚无缥缈至一无所有。相反的是在《将来之花园》书中，在“将来之花园”诗外，却有不少交织着伤感、颓废、失望、迷茫、无助等忧情愁绪，令人脊背发冷，心里生悚的幽冥界生死场。“繁星一般的鬼火，淡绿而且晶莹，悠悠的荡漾在墓的世界；这就是人类最后之光吗？”“一天我偶然找到我的故乡，呀！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人，或是他种生物还活在世上；在那荒凉的旷野里，只剩些垒垒的坟墓，和碎瓦片了。”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人与鬼的幻化，生与死的混淆。“人生是鬼的前程，鬼是人生的前程……”生活美满欢欣鼓舞愿长命百岁的人，谁肯关注这些败兴的东西？“惟尝到人生苦味的人，对于人生乃真没趣”时，前思生，后念死，是做人是做鬼，想来想去，“to be or not be”。“当我把生活结算一下，发觉了死的门径时，死的门就嘎的一声开了。不期然的，就有个小鬼，立在门后，默默地向我示意；我立时也觉得死之美了。”生无可恋，惆怅忧怨，自杀算了。“自杀还算有意义的，没意思的人生，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不显狂躁，没有冲动，精神不错乱，有种自杀倾向叫忧郁型自杀——有这种自杀行为的人，情感里满是压抑和悲伤，无心领会和自己相关的人和事，生活无聊，令人生厌，万物皆是浮云，人生就是历劫，死亡乃是解脱。徐玉诺该是具备这种忧郁气质的人，当然他没有自杀，也不会“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他就是写诗，在诗中不加掩饰，自由地宣泄自己心底的那种茫然、颓唐、黯然神伤的忧啊愁啊！

写诗的徐玉诺不设城府，不耍心机，待人真诚。他说：“谁来给我说句话？——不须怎么好，只要是平安心肠。谁来给我一个笑？——不必含着什么爱，只要是内心如此，不含着什么阴险思想。”我们可以说，《将来之花园》中的徐玉诺意志薄弱，性情和善，气质忧郁，甚至想到自杀，这些算不上什么良好的心理素质，但是从对这些心底隐私的直率真情的坦露中，人们能够看到诗人为人处世的真诚朴实。虽然今天的小学生都要接受保护隐私以防诈骗的安全教育，但真诚朴实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精神品质，也是徐玉诺特别为人称道的个性特征。早期的文学评论家们正是从这点出发给予徐玉诺的诗以高度评价。郑振铎说：“徐玉诺的诗，才是真能感人的诗！才真是赤裸的由真实的感情中流出来的声音。我们一班朋友常说的现在的诗人，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叶圣陶说，徐玉诺的诗“没有强作的呻吟”。闻一多说：“徐玉诺是个诗人”。其他的诗人，大约都有点狡猾。

这就是《将来之花园》中的徐玉诺，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徐玉诺。

如果“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他的心理特征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人生之路，也要影响到他在现代文学中的意义和所处的位置。

意志薄弱的人很难从事充满艰难险阻，需要经历种种挫折和磨难，才能取得最后成功的工作和事业。像西天取经，写《平凡的世界》和《红楼梦》，做大国工匠，拿诺贝尔奖等。这些事，意志坚定者也未必就一定能干成，意志薄弱者只能望洋兴叹。

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自己的工作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充满理想信念，高度自信，然后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这种意志力恰是徐玉诺所欠缺的。他对他所从事的活动，没有足够的独立自主的认识和判断，只有情绪支配下的热望追随。所以，当他积极参加的学生运动被军阀镇压遭遇失败后，意志摧毁，绝望气愤，要卧轨自杀。他是热血青年，却不是有志青年。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中的有志青年决不自杀，他们只是在被反动派杀害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就如左联五烈士，就如陈乔年。

经大家劝阻，自杀终止，热血冷静以后，徐玉诺转变为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教师和比较著名的诗人。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让人愤怒，使人悲哀，令人叹息的种种恶浊现象，通过小说、诗歌发表他的独特感受和个人的思考评判。从写作成果看，他的文学素养不低，很有文学前途，文坛要人茅盾认为“我们看见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

可惜的是，他的文学事业没向更高阶段发展，仅仅几年之后就戛然而止。知道的人说，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艰辛的日常生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放弃写作，四处奔波教书糊口，这是必然的。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底气，没有“洛阳纸贵”的资本，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实难维持生活所需。要想把写作活动继续下去，唯一可靠的是精神力量，得具有路遥和曹雪芹的坚强意志。如果没有，那就要踏踏实实干点能维持生存的事，放下写诗，就教书吧！

其实，有相当丰富的学识，性情和善的徐玉诺教书还是挺合适的。郁达夫当年《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就说：“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男看护，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不用问上帝，有书可教就行。同时教书的活不能让土匪去干，别说他们不干，就是干也干不了，因了他们缺了知识，少了善心，丢了品行。要干的话，就像腐败官员能把政坛干成店铺一样，土匪会把教书弄成抢劫。土匪哪能教书？徐玉诺才能教书！

1942年5月，48岁的徐玉诺带着一大家人赶着牛车到淅川县黄河街商丘中学任教。岁月琢磨，情随事迁，他的忧郁已渐渐消散。虽说生活仍很艰苦，但怀着抗日热情，他还积极地在课堂上宣传抗日主张。

等到新中国成立，被安排到河南省文联，“受到新事物的鼓舞，又受到同志们的教育”的徐玉诺，那气质就与《将来之花园》中的徐玉诺二人了。他不再小声倾诉“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它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他挣扎着飞起，但他终归落下”。而是兴致勃勃意气风发地在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我向两千八百万农民提出建议，希望大家继续吃苦三年，尽量多食用红薯，这样可以以更多的土地发展农业特产，养活轻工业”。这话诚恳、朴实，一如他为人质朴的特性——青年如此，壮年同样，晚年依旧。诗人把为人质朴的品格保留到老，而把忧郁的气质存放在《将来之花园》。

崇尚诗书，梦寐以求欲上诗词大会上飙车的年轻人，常常沉醉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境中，因为他既看不惯粗俗粗鄙粗糙粗野粗笨的财大气粗，又不想看被严肃的现实生活捶打得灰溜溜的唉声叹气，低声下气，不得不借美妙的诗意给自己提气鼓气。但这种寻章摘句的感悟往往会把诗意领会得偏离原旨，甚至面目全非。诗书当然要读，但影响人的气质形成的生活因素很多。诗书之用只在可用之处。李贺就说：“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说的也是。战争年代，边防吃紧，“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咱还是临机应变，“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事情本来如此，马克思的真理之言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科技等，哪一样对人不起影响？徐玉诺的忧郁气质恰如日常生活中的创伤，生活变了，疤痕消了，忧郁被欢快取代了，生活给予的又被生活收回了。

文弱之人在现实生活的打击、挫折之下，很容易形成忧郁的气质。曾用笔名为“红蠖女士”的徐玉诺如此，《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如此。电视剧《红楼梦》中，经导演千挑万选才找到的气质与林黛玉极似，又把林黛玉演得活灵活现的演员陈晓旭也是如此……“丽质”可以天生，并且可以“天生丽质难自弃”，当然爱美的人还可以再来个美容、美颜，手术造假。至于人的气质是否可以天生？这事该由搞科学的去推去证，搞文艺的人只谈文艺。

文艺是什么？是形象思维。什么是形象思维？是上帝创造世界。世界诞生了，上帝不见了。上帝去哪儿了？哪儿也没去，就在世界，就是世界。文艺创作活动是“师法造化”，做上帝做过的事，把自己化身为文艺作品。“一物能化谓之神”，若能臻于化境，作品如同其人。不能出神入化，那就貌合神离，走样变形，天蓬元帅变成猪八戒。艺无止境，就看作者的水平、功夫、才能如何！

这有点儿像宗教里边讲的转生投胎，一个精神给自己又找了个躯体。“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人形变为文形，虽形体万千，但心灵相通，一脉相承，精气神依旧如常。

因此，我们这才在《将来之花园》里看到徐玉诺，在《红楼梦》电视剧中看到陈晓旭。

徐玉诺没死，他仍活在《将来之花园》里。陈晓旭也没死，她还活在《红楼梦》电视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