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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GA试验(NCT04960709)中，D+T+EV新辅助治疗顺铂不耐受的MIBC患者的安全性导入期(SRI)结果令人期待。本次大会报道SRI的血浆ctDNA探索性分析结果。

研究纳入≥18岁，顺铂不耐受的MIBC（T2-4aN0-N1M0/T1N1M0）。患者接受3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Q3W: D(1500mg；每周期第1天)+T(75 mg；第1周期第1天和第2周期第8天)+EV(1.25 mg/kg；每个周期第1天和第8天)；然后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C)；术后进行9个周期的辅助治疗：D(Q4W; 每个周期第1天)和T(第1天，仅第1周期)。通过GRAIL的癌症研究方案检测ctDNA的甲基化指征来评估血浆样本cfDNA。ctDNA检测分别在基线(C1D1)和新辅助治疗时及后续(C3D1和RC前)进行，以评估其与RC病理反应和无事件生存期(EFS)的关系。

在基线、RC前和RC后的69个血浆样本中，66个(96%)通过了ctDNA处理质量控制检查。在SRI队列中的17例患者中，16例具有基线血浆样本，基线ctDNA阳性率为62.5%(10/16例)。其中，13例接受了RC和并具有RC前血浆样本。C3D1/RC前的ctDNA阳性率为23% (3/13)，7名患者达到ctDNA清除，ctDNA清除与病理反应和EFS (风险比0.18 [95% CI, 0.016-2.1])相关。单独在C3D1/RC前的ctDNA检出状态也与病理反应相关。

^a 在SRI队列中的17例患者中，1例没有接受RC并且没有ctDNA样本。在16例患者中，2例没有接受RC；因此，14例患者可以进行病理评估。在这14例患者中，1例没有在RC之前进行ctDNA检测，因此无法评估ctDNA清除率。pCR：病理完全缓解。

VOLGA SRI队列的探索性分析显示，在MIBC患者进行D+T+EV新辅助治疗期间，血浆ctDNA清除率可能与临床结果的改善相关，使其成为治疗疗效的潜在替代评估指标。这些发现未来将在VOLGA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多西紫杉醇(Doce)对转移性(M1) PC有效，但其疗效具有异质性。Doce联合激素治疗可以提高总生存率(OS)，但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研究假设Decipher 22基因分类器mRNA评分(DS)能预测Doce的获益。

在STAMPEDE研究中(2005年10月-2013年3月)，对1:1随机分配到ADT或ADT+Doce±唑来膦酸(ZA)患者的肿瘤指数进行全转录组分析来获得DS。根据年龄、WHO PS、ADT前PSA、Gleason评分、TMN分期调整后的DS (≤ vs > 0.8)、M1风险分层（高瘤负荷[M1HV]或低瘤负荷[M1LV]），分别拟合M1和极高危非转移性(M0)患者的Cox模型。采用似然比检验对DS评分高低与Doce疗效关联的假设进行验证。主要终点为OS。

纳入了整个试验队列(N=2369)中的895名患者(539名M1，356名M0, 639名[71%]死亡)。在M0N1、M1LV、M1HV中，DS显著低于M0N0 (p<0.001)，但分布相同。每增加0.1 DS，M1的死亡风险增加11% (HR=1.11 [1.06-1.16]， p<0.001)，M0的死亡风险增加9% (HR=1.10 [1.02-1.18]，p=0.012)。DS预测M1的Doce疗效：高DS，HR=0.64 [0.48-0.86]；低DS，HR=0.96[0.71-1.30]，p=0.039。在M1LV(高DS，HR=0.53 [0.32-0.88]；低DS，HR=0.78[0.47-1.30])和M1HV中效果一致(高DS，HR=0.72 [0.49-1.07]；低DS，HR=1.16[0.77-1.74])。M0组无相互作用的证据(p=0.302；高DS，HR=0.75 [0.44-1.28]；低DS，HR=1.04[0.68-1.59])。

DS评分是第一个独立于转移体积的基因分类器，在随机分配的M1 PC患者中显示出对Doce疗效关联性的预测作用。高DS评分可以识别能从Doce治疗获益的同时性M1 PC患者。

根据PEACE-1临床研究的结果，阿比特龙醋酸盐/泼尼松（AAP）联合多西他赛和雄激素剥夺疗法（ADT）已成为转移性去势敏感性前列腺癌（mCSPC）患者的标准治疗。这项补充研究旨在确定与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和总生存期（OS）相关的预后和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使用经过验证的抗体对管腔成分（AR、NKX3.1）、神经内分泌化（NE）特征（突触素、CD56、嗜铬粒蛋白A）、肿瘤抑制因子（p53、Rb、pTEN）、Ki67和 ERG染色，进行免疫组化（IHC）分析。利用管腔和NE状态定义了五种表型亚组。使用IHC标记物拟合Cox模型，并根据年龄、肿瘤负荷、Gleason评分、ECOG评分和既往接受的治疗（放疗、多西他赛和AAP）进行调整，以评估其预后价值。进行了AAP和生物标志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检验，以评估这些因素是否能预测治疗获益。

1172例原发mCSPC患者随机入组至PEACE-1（NCT01957436）研究中，有595 例患者收集了石蜡包埋样本并进行了中心实验室检查。全人群和IHC人群之间的临床变量分布相似。在350例具有可评估表型的患者中，150例（42.9%）为AR高表达管腔型，97例（27.7%）为AR弱表达管腔型，95例（27.1%）为双向分泌型，3 例（0.8%）为双阴性，5例（1.4%）为神经内分泌化前列腺癌（NEPC）。这五种亚组之间在rPFS或OS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存在从AR高表达管腔型（预后较好）到NEPC（预后较差）的趋势，主要由NE状态驱动。存在至少有一个NE阳性标志物的患者rPFS较短（HR=1.38，95%CI[1.06-1.81]，p=0.017），OS较短（HR= 1.53，95%CI[1.14-2.06]，p=0.005）。ERG阳性患者rPFS较长（HR=0.71，95%CI[0.53-0.94]，p=0.019）。没有发现任何生物标志物可预测AAP的治疗缓解情况。

在接受ADT+/-多西他赛联合或不联合AAP治疗的mCSPC患者，通过IHC评估亚型具有很强的预测价值。患者的基因组学数据将在未来进一步披露。

在过去十年中，基于Ⅲ期临床研究的结果，系统强化治疗（双联或三联疗法）已成为mCSP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并且GETUG 15（NCT00104715）是首个确定在这些患者中使用ADT+多西他赛可延长无进展生存期的临床研究。目前mCSPC的长期生存数据报道较少，并且关于持续系统治疗以及局部治疗的风险/收益平衡问题也随之产生。

2004年至2008年间，GETUG 15试验纳入了来自12个中心的280名特定人群，收集在2015年4月研究最终分析时仍存活患者的临床和生物学数据。

特定人群的基线特征与GETUG-15总体人群的基线特征相当。2015年4月仍有89名患者（32%）存活，代表了长期生存人群。中位随访时间为13年（范围：6.4-19年）。44人疾病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主要在2015年4月之前），而其余45名患者（占特定人群的16%）在最后一次随访时仍为CSPC。25名患者（占长期存活人群的28.1%）由于持续缓解而停用ADT，治疗的中位时间为6.3年（范围：1.6-15.5年）。停止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为5.6年，其中15名患者从未恢复使用ADT。在停止治疗后，25名患者中有10名（40%）的血清睾酮恢复到>0.5ng/mL。在这个特定人群中，ADT+多西他赛改善了高瘤负荷患者的总生存期（HR=0.689 [0.486-0.977]，p=0.035）。

这项研究首次报告了mCSPC患者在现代治疗管理下超过10年的长期随访数据。在 GETUG-15研究中，疾病长期缓解的男性患者通常持续接受ADT治疗，这为正在进行的早期停止全身治疗的研究提供了同期基准。

肿瘤抑制基因(TSG)RB1、PTEN和TP53的突变与治疗耐药、生存时间缩短和侵袭性前列腺癌(APC)有关。在前期工作中开发并验证了一种TSG低表达的标志物，与接受雄激素剥夺疗法(ADT)±多西他赛(docetaxel)治疗的mHSPC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Jimenez, Eur Urol Oncol, 2024年)。本研究评估了TSG标志物在接受雄激素受体抑制剂(ARSI)治疗的mHSPC患者中的表现，并探讨了疾病进展时的临床特征。

该项多中心回顾性生物标志物研究旨在评估mHSPC患者接受ADT+ARSI治疗时TSG表达情况。使用nCounter平台对HSPC肿瘤样本中的TSG表达进行了评估，并将≥2个TSG表达低于先前设定的阈值定义为TSG_low，其余则定义为TSG_wt。通过Kaplan Meier法和多变量Cox分析将TSG标志物与去势抵抗生存期（CRPC-FS，主要终点）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患者符合先前报告的CRPC进展的至少一条标准（Aparicio, Clin Cancer Res, 2013），则认为是APC。

研究共纳入140例患者。中位年龄为71.6岁（29-92.8岁），76.8%的患者为新发IV期，15.9%的患者出现腹腔转移，53%的患者属于高瘤负荷。中位随访时间为27个月（2.4-91个月），32%的患者死亡，32.6%的患者发展为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TSG_low（17.4%）与CRPC-FS较短（28.5个月vsNR，HR 2.1，p=0.024）独立相关。在45例进展为CRPC的患者中，有30例在CRPC进展时有可用数据。其中12例（40%）符合至少一项APC标准。TSG_low肿瘤患者中66.6%符合APC标准，而TSG_wt患者中为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isher p=0.12)。4例（13.3%）肿瘤表现PTENlow+RB1low，在进展时均符合APC标准。此外，4例患者（13.3%）在进展时进行了转移性肿瘤穿刺，均显示为神经内分泌分化。

在接受ARSI治疗的mHSPC患者中，TSG_low表达与早期CRPC进展相关，并有助于预测APC的发展。

TP53、RB1和/或PTEN的复合突变与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然而，关于通过二代测序（NGS）检测到的PTEN突变（alt）是否具有独立的预后价值的数据有限。目前CAPItello-281研究正在对PTEN缺失的新发mPC进行探索，这可能代表一种临床可操作亚型。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一基因定义的亚群的预后影响。

PROMISE是一个包括2027例经NGS检测的mPC的多机构数据库。利用PROMISE数据库，基于PTEN状态分析了新发mPC患者的预后情况。

在1036例新发mPC患者中，有212例（20%）经NGS检测发现PTEN突变。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64岁，21%为黑人，53%为高瘤负荷（HV）。与PTEN野生型（wt）相比，PTEN突变的mPC患者同时出现TP53和/或RB1突变的比例更高（57%vs37%）；中位PSA更低（38vs63 ng/ml）；以及出现内脏疾病的比例更高（18vs11%），其他方面相似。下方表格为基于PTEN状态的单变量（UVA）分析结果。在UVA分析中，高瘤负荷患者的预后相似。在多变量分析中，控制了临床预后特征和TP53/RB1突变情况后，PTEN突变仍与总生存期（OS）独立相关（HR 1.27，95%CI(0.99, 1.63) p=0.05）。

PTEN突变与新发mPC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且不受其他临床和基因因素的影响。

非BRCA同源重组修复（HRR）基因的突变代表了一个异质性群体，这些基因可能会影响mCRPC患者的预后，但每个基因的临床意义尚不完全清楚。本次大会报道了非BRCA HRR基因突变对一线接受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或紫杉烷类药物治疗的mCRPC患者预后的影响。

纳入CAPTURE研究的符合条件的患者来自PROREPAIR-B（NCT03075735）、PROSENZA（NCT02922218）、PROSTAC（NCT02362620）和PROSABI（NCT02787837）研究，这些患者进行了配对的体系/胚系DNA分析，使用了包括ATM、BRCA1、BRCA2、BRIP1、CDK12、CHEK2、FANCA、HDAC2、PALB2、RAD51B和RAD54L在内的定制NGS panel。如果在≥1个等位基因中存在致病（可能致病）的非BRCA HRR基因突变且没有伴随的BRCA突变，则将患者分类为非BRCA HRR（包括ATM、FANCA、CDK12及其他基因）。本次大会报告了BRCA、非BRCA HRR和非HRR亚组的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和总生存期（OS）；使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评估这些突变与预后的相关性，包括已知预后价值的基线变量。报道了危险比（HR）及其95%置信区间（CIs）和p值。

在729例患者中，223例（30.6%）携带HRR基因突变，包括96例（13.2%）BRCA突变，52例（7.3%）ATM突变，26例（3.2%）FANCA突变，14例（2%）CDK12突变和34例（4.8%）携带其他非BRCA HRR突变的患者。1例同时携带FANCA和CDK12突变的患者被排除。在校正了基线协变量后，与BRCA突变相比，ATM突变与更好的OS相关。与BRCA突变患者相比，携带FANCA突变的患者没有显著差异。携带FANCA和CDK12突变的患者的OS显著低于没有HRR突变的患者（见表）。由于患者数量较少，置信区间（CIs）相对较宽。

FANCA、ATM和CDK12突变与不同的结果相关。预后意义的显著异质性可能不能证明将非BRCA HRR突变作为单一实体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单独阐明每种突变的临床意义。

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SMA-PET）于2012年推出，并自此显著改变了前列腺癌的分期。通过提出PROMISE标准来规范化PSMA-PET报告。本次大会的报告会依据PROMISE标准的PSMA-PET分期（PPP）与大型前列腺癌数据集中现有的临床风险评分的预后价值进行对比，并进行总生存随访。

所有在2014年至2021年间于埃森大学医院接受PSMA-PET的前列腺癌患者随机分为开发队列和验证队列（2:1）。来自德国明斯特大学医院、弗莱堡大学医院和德累斯顿大学医院的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队列。我们基于Cox回归模型创建了一个定量和可视化的PPP Nomogram，并对开发队列的总生存率进行了LASSO分析。采用C指数和ROC曲线与临床风险评分的头对头比较来衡量准确性。

我们分析了2414例患者（1110例开发队列，502例内部验证队列和802例外部验证队列），在所有疾病阶段中共有901例（37.3%）死亡。定量PPP Nomogram中的预测因子包括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miN2）、远处转移（miM1a、miM1b模式、miM1c）、肿瘤体积和肿瘤SUVmean。可视化PPP Nomogram包括远处转移和肿瘤病灶总数。在内部和外部验证队列中的C指数分别为0.80（定量）和0.77（可视化）。定量PPP Nomogram在初始分期时优于STARCAP（n=139；AUC：0.73 vs. 0.54；p=0.02），在生化复发时优于EAU风险评分（n=412；AUC：0.69 vs. 0.52；p<0.001），并且在任何时间点上优于NCCN亚组（n=1534；AUC：0.81 vs. 0.74；p<0.001）。可视化PPP Nomogram在生化复发时优于EAU（n=414；AUC：0.64vs. 0.52；p<0.001），并且在任何时间点上优于NCCN亚组（n=1544；AUC：0.79vs. 0.73；p<0.001）。

PPP Nomogram能够准确地在前列腺癌的早期和晚期阶段中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组，并且其预测效果优于现有的临床风险评估工具。长期随访验证正在进行中（NCT06320223，promise-pet.com）。

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R)基因在肿瘤DNA损伤修复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SNV/Indel和纯合缺失(HD)在内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可以预测PARP抑制剂的疗效敏感性。因此，开发一种全面可靠的HRR检测方法是必要的。

研究纳入携带HRR SNV/Indel/HD变异或野生型的前列腺癌样本(癌组织标本和细胞系)，评估下一代测序(NGS)试剂盒(AmoyDx HRD Complete Panel)用于SNV/Indel/HD检测的性能，该试剂盒涵盖了17个HRR基因和3个肿瘤相关基因。同时，采用AmoyDx master panel作为参考标准。

102例前列腺癌样本(包括19例BRCA1/2 SNV/ Indel阳性样本和1例BRCA2 HD阳性样本)进行了AmoyDx HRD Complete Panel和AmoyDx master panel检测，BRCA1/2阳性符合率(PPA)、阴性符合率(NPA)和总体符合率(OPA)均为100%。将8份SNV/ Indel阳性样品构建576个反应，并进行梯度稀释和重复验证。SNV/Indel的最低检出限(LOD)≥5%，DNA输入量为30ng。当肿瘤纯度大于40%，DNA输入量为100ng时，HD在外显子水平的检测灵敏度为100%。基因水平上HD检测要求肿瘤纯度≥30%。8份SNV/Indel/HD阳性或阴性样品(SVN/Indel阳性4份，HD阳性2份，SNV/Indel/HD阴性2份)分不同批次、不同时间段进行重复检测。阳性样本的方差系数(CV)小于10%，阴性样本均为阴性，可重复检验。在DNA提取过程中存在血红蛋白、甘油三酯和紫杉醇，或在DNA添加过程中存在乙醇(在DNA样品中发现)、二甲苯或蛋白酶K时，相较于对照，测试样品的OPA为100%。

研究表明，AmoyDx HRD Complete Panel与AmoyDx master panel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提供可靠的HRR SNV/Indel/HD检测。

ctDNA可用于肿瘤基因组变异的检测，但相较于组织检测，在指导临床治疗决策的价值有限。本研究（NCT05057234）旨在评估不同方法间血液组织一致性以及对治疗选择的影响。

研究纳入初诊无法治愈的晚期结直肠癌、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三阴性乳腺癌或前列腺癌的患者，随机分为队列A（组织NGS检测）和队列B（组织NGS检测+血液FoundationOne liquid CDx (F1LCDx)检测）。如果患者在获得检测结果后，接受了基于突变状态的靶向治疗或不多于3线的系统治疗，则I类变异的临床影响被归类为基于基因组学的决策。

从2021年6月到2023年12月，224例患者被随机分配：队列A 121例，队列B 103例(9例患者因未完成F1LCDx检测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在队列A中I类变异占48%，队列B中为56%(p=0.22)。在队列B中，I类变异的组织和血液NGS检测一致性为75%(31%变异/44%无变异)，仅组织检出率为15%，仅ctDNA检出率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