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暑临 | 《马文操神道碑》摭谈
2024-10-07 23:46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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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操神道碑》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五月，青石质地，首身一体，螭首龟趺，通高3.40米（其中首高1.17米），宽1米，厚0.36米。碑额篆书“大晋故赠秘书监马公神道碑”3行12字。碑阳阴刻行书41行，满行92字。共计3389字。碑文全称“大晋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赠秘书监博平郡马公神道碑铭并序”。一些文献中记载此碑原立于大名县寺庄村西，给人的感觉是经年屹立，非出土所得。但察此碑品貌，字口整体相对完好，不像常年曝露于地表者，且历代文献未见著录。查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于丁巳年三月二十三日曾记：“前月五弟亦寄石晋《马文操神道碑》，新出土者。”①姚氏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文人，生于1866年，卒于1923年，其所记丁巳年为1917年。晚清金石学盛行，文人以得金石及其拓本是尚，因而广搜博考，促使很多金石古物为世人知重，且拓本流传，以资显学。姚氏所记，应为可靠，于是可知此碑出土大概之年份。文献又记，此碑1920年移入第一高等小学，此时间与其出土年代相吻合，且既然得以保护，才未遭损坏磨泐。此碑198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迁至大名县石刻博物馆，成为享誉海内之刻石名品。但此碑虽然在诸多文史图籍中有所著录或赏析，但至今相关研究仍未臻完善。一是各书所录碑文释读尚需推敲，且碑文辞彩华茂，用典繁多，注释仍需完善；二是对其书法特点、价值及其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应有客观和全面的评述；三是在相对完善的释读基础上，对其碑文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应有深入挖掘。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摘要浅谈，以为方家研究抛砖引玉。此碑碑文的释读与书法的分析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各类铭文的释读当然都与书迹的清晰程度、书体的规范程度、书法的艺术水平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此碑尤其突出的特点，一是书者因对王羲之书法比较忠实，所以留下了文字写法的信息，为释读提供了佐证，二是在碑文中有相互可资内证的字或字的偏旁部首。对金石爱好者来说，欣赏此碑，大多首先关注其书法。这是一通非常典型的以《圣教序》笔法为主的石刻。除了传世的一些有名的集王书碑刻，世人至今还发现了一些唐及以后的石刻，虽然不用集字的方法，但是书体显然都是忠实王羲之风格，一些字的写法甚至与其出处几乎秋毫不差，在赞叹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除了王羲之书风巨大的艺术魅力导致了古人的研习与沿袭，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推动并强化着这一历史事实的出现与发展。我们知道，《圣教序》本就是在非常明确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集字刻成的，而它集字的过程及其集字的成果，也为世人更加明确了研习王书的典型方式和样本。正如清人叶昌炽《语石》所说：“唐太宗喜右军书，至以《禊帖》殉昭陵。上之所好，遂移风尚。怀仁《圣教序》出，举世奉为圭臬。”②那么，所谓的“奉为圭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程度，是完全自发的，还是带有一定政策引导的性质呢？对此，李慧斌、于宁在《〈集王圣教序〉的“院体”化历程研究——兼及唐宋时期二王行书的正体化问题》③一文中分析了唐宋时期翰林待诏学习《圣教序》而使得官样书风得以形成的史实，不但指出了中晚唐以来翰林待诏的书法虽然尚未有“院体”之名，其实已经形成以近于《圣教序》书风为主的“院体”之实，还尤其提到了五代以后“院体”仍然相传的情况。在提到《马文操神道碑》时，给予了“法《圣教序》而乏骨力，多了几分圆润肥厚之美”的评语。他们研究的课题，对梳理辨明唐以来以《圣教序》和核心的官方影响下的楷行书书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马文操神道碑》的评价也比较中肯。我们至今对此碑碑文的书者高廷矩毫无所知，但是他的待诏身份恰好符合上述书风链条的实际。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待诏身份，使得他在书写时更多地不是作为书法家在创作，而是属于职业书者在完成工作，其写字是近于书匠的，而不是近于书家的，其心态是更近于完成任务式的，而不是更近于争胜夺人式的。所以，这通碑文的书法非常娴熟、工整、但是毫无书者的个性。它只是忠于《圣教序》和相关王羲之书迹的一些笔法和结构，但字的结构整体更为平正，字与字的大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把王书调整为大小一致、相对平直的布局的过程中，在把行书的起伏节奏拉近为楷书整齐划一的面貌的过程中，一些字的结构也就明显失调了，字无势则无神，体无法则散漫，它之所以乏骨力而显得肥厚，不仅仅是因为笔画粗了，也是因为用笔远失去了王书原有的力度、紧致和节奏。但是，我们仍要承认这是一通非常难得的王羲之风格的楷行书碑刻。全碑三千余字，整体书风典雅流美，圆润肥厚之中颇显雄壮气度，是现存诸多王羲之书风系统碑刻中非常可观的一品。然而也正如上文所说，正是因为此碑书法对王羲之的忠实，则有助于我们释读碑文的内容。例如碑文中有“及夫根盘地中，有桢有干，起乃法氐象亢兮，构明王之殿”一句，是说豫章之木经多年生长成为构厦之材，以喻人之修身立德，其中“法氐象亢”四字，《大名县志》释为“法互象元”④，《全唐文补遗》⑤《全唐文新编》⑥皆释为“泫氐象亢”，《全唐文补编》释为“法互象亢”⑦，皆有误。察原碑，此四字字形均甚清晰。“法”字与《圣教序》中写法一致。“亢”字工整，绝非“元”形。唯独“氐”字，乍看很像“互”，但“法互”文不成意，于是有学者提出是“亘”字，“亘”字行草写法的确有一种与“互”字字形极为近似，但“法亘”在意义上也不能成立。其实，此处之所以不是“亘”字，在原碑中就有证据，因为碑文中有“焰亘吴宫，变忽起于萧墙”一句，其中“亘”字作楷书，字形标准，不像“互”形。观察原碑重复字的写法，一般同一个字写法一致，不刻意区别，于是更可判断“氐”之非“互”。“法氐象亢”本是前人成句，见诸《艺文类聚》六十二所录南朝徐陵《太极殿铭》：“太极殿者，法氐象亢，王者之位以尊。”⑧此句虽不常见，然而至清代尚有人沿用，如冯晋昌《张茂先画地成图赋》所谓“法氐象亢，王者之位斯赫；层阶叠陛，天子之尊用章”⑨，这两句与《马文操神道碑》足以参看，因为语境都与形容建筑有关。氐、亢都是星宿名，属于二十八星宿之东方青龙七宿，《康熙字典》引《史记·天官书》：“氐四星，东方之宿。氐者，言万物皆至也。”《甘氏星经》：“氐四星为天宿宫，一名天根，二名天符。”又引《史记·天官书》：“亢为疏庙。”《春秋·元命包》：“亢四星为庙庭，听政之所，其占明大，则辅臣忠，天下宁。”可见此二星宿寓意之美。高廷矩之所以把“氐”写作“互”形，是因为忠实于王羲之一脉书风而来。王羲之草写的“氐”字，字形就很像“互”：。再有就是“底”字在草写时，也像是“广”和“互”的结合，这是历代书家常用的写法。而本碑中另有“当驰突之时，十矢齐发；及厎宁之后，一士不伤”一句，其中的“厎”字，恰恰就写作“厂”和“互”的结合。《广韵·上声·止韵》：“厎，定也。”晋潘岳《秋兴赋》有“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厎宁”句。这也可以与“法氐象亢”的“氐”字遥相为证。高廷矩对王羲之书法的忠实，在原碑中还有很多，上文曾提到“法氐象亢”的“亢”肯定不是“元”，因为他写的“亢”字，下面是“凡”形，多了一个点，这也是忠实于王羲之的写法：。再如“夺”字，碑文中出现不止一次，皆用其下方从“木”而不从“寸”的异体写法，也是模仿王羲之书迹而来：。碑中其他异体字的使用，大概也都是同样的路数。碑中一些字的特殊写法，如“突”“宴”“寇”“总”等，不知是否可以找到王书的原始依据，如果现在没有，则庶几可以通过此碑的写法，揣摩当时人看到过的王羲之书迹的面貌。可见，分析碑文书法一方面对疏通、辨正碑文的释读大有裨益，尤其是碑文中一些生僻难懂的字句，我们庆幸能从高廷矩沿袭王羲之的写法中找到分析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更好地分析当时人接受、沿用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圣教序》书法的情况。其实，像“法氐象亢”这样的例子，不但可以从碑文与书法的结合这一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碑文修辞用典的角度去看待。碑文作者贾纬是当时著名而重要的史学家，在《旧唐书》的编撰中出力尤多。《旧五代史·贾纬传》说他“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又“长于记注，应用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因目之为‘贾铁嘴’”，可见其史学才华过人。在修史过程中，他“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之际，憎爱任情”，又据宋人宋祁《景文集·贾令君墓志铭》说他“博学善词章，论议明锐，一时诸儒皆屈”⑩，这就明显带有文学家的气质了。从此碑碑文内容来看，贾纬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他文学的才华，因为这篇文章以骈体为主，赋文铺彩，用典繁丽，大部分都是辞藻的连缀，如果把实际内容摘出来，大概千百字就可以说清楚。但是，也不能认为他的这些用典辞藻都是虚文，因为这些内容中显然存在他对马氏的评价和赞美的态度。当然，“谀墓”风气之下，他自然也会写一些溢美之词，在史事单一的情况下，自然也会用辞藻加以填充增华，但是他的文笔还是很好的，一些典故的运用非常恰当，只是并非文本篇幅所能逐一分析。但至少碑文中贾纬自称的“摭实去华”是不可信的，因为原文风采斐然，一般人读起来是比较吃力的。如果是以史学的态度来看待碑文，倒是可以通过“摭实去华”的方式，把碑文中的历史信息逐一摘选出来。《旧五代史》有《马全节传》，用此碑文与彼传记参看，颇有意味。陈尚君《贞石证五代史》一文11中，认为可补订者有五：“一、传作魏郡元城人，碑作广晋人。二、传云‘父文操，本府军校，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碑云起良家子弟，初授魏州经略副使，以功加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天祐乙丑为流矢所伤而卒。三、文操曾祖长荣、祖遗俊、父良佐，皆不仕。四、叙全节事迹近千言，但用典过多，少叙事实。五、全节妻齐氏，弟全罕、全铎，子令询、令威等。”以上五条均成立，但第四条似不在“补订”之列。此碑虽然是为马文操所立，然而对其长子马全节的记述却占很大篇幅，碑文固然充斥辞藻，但也并非毫无事实。如碑文有“旋以承命浚郊，出藩郧邑”一句，浚郊即汴州之郊，《旧五代史》载天福四年五月“戊申，以前邠州节度使安叔千为沧州节度使”，又“天福五年夏四月庚戌，以前沧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安州节度使”。可见马全节卸任沧州节度使后又任安州节度使之间，有一年时间，其为官出处无明确记载。学者任乃宏由碑文所谓“承命浚郊”，推断马全节这段时间或许是住在汴州，参照“（清泰三年）夏四月辛未，以前沧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右领军上将军”（《旧五代史》卷四十八）的记载，加上碑文中又有所谓“显加天秩”，又推知马全节回朝后所任职务可能也是“右领军上将军”之类12。应为可信。其实，在贾纬描述马全节的很多“辞藻”中，也有不少由虚见实的资料，至少可以为相关史料做个参证。总之，《马文操神道碑》的碑文和书法均可称为鸿篇巨制，对研究五代时期书法、文学，以及史学家作碑文的方法等问题均有很高的价值。期待着有关于此碑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对碑文的用典、修辞等进行细致的梳理、归类和分析，必将大有可观。①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下），黄山书社2011.11，P1358。②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12，P671。③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编：《兰亭雅集——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论坛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2011.10，P169。④大名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名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4，P831。⑤吴钢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5，P22。⑥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4部第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2，P10801。⑦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9，P2138。⑧（清）严可均辑，许少峰、史建桥审订：《全齐文 全陈文》，商务印书馆1999.10，P421。⑨马积高、叶幼明主编，陈建华副主编：《历代词赋总汇·清代卷·第18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P17482。⑩曾枣庄等主编：《旧五代史 第5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07，P1095。11陈尚君：《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P179。12任乃宏：《〈马文操神道碑〉校释》，见任乃宏、张润泽、王兴校释：《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1，P233。![]()
魏暑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成语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员，天津市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会理事，南开大学吴玉如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著有《书坛巨匠吴玉如》《“津门三子”与荣园》等。编著、整理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导读本》《望尘集》《龚晓山先生起居注》《随轺日记》《退省斋遗稿》《知乐斋诗草》等，参与编著《吴玉如全集》《〈唐诗三百首〉导读本》《新时代语文教育论丛》《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