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暑临 | 形象感的冗余(读诗散札20)
2024-01-26 09:36
天津
中国各类文艺都以形象感见长,尤其是诗,描写可尽淋漓之笔,抒情、议论、说理也都假借形象以传达情思。文本中丰富的形象和由此产生的形象感,能极大调动读者的形象感,所以,一个人若粗糙而不善观察,呆板而不善设想,便很难真正欣赏诗的文艺。但也不排除人自身调动的形象感因泛滥而冗余,以至于施展得不是地方的情况。古人对形象格外痴迷,对形象感的追求则别有一番情理。清人贺裳《皱水轩词筌》说:“稗史称韩幹画马,人入其斋,见幹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他自可钦佩韩幹的敬业,但硬说作诗文也定要如此亲身模拟才能工致,则让人不敢苟同。我们暂无法设想韩幹究竟如何身作马形,即便他能做到,我们也会替他庆幸所画的是马,而不是海马,否则何以身作其形呢。古往今来类似对形象的执着,甚至偏执,不但在诗中,在其他艺术领域也颇存在。宗白华先生《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不但引后汉书家蔡邕所谓“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还举证元人赵孟頫写“子”字时要模仿飞鸟形象,写“为”字时要穷尽老鼠形状。宗先生认为这是“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蔡邕的书论,看似是对形象感的重视,其实已有滥用的嫌疑,他由于时代局限,没有领悟汉字结构的抽象美,更遑论如今用“黄金分割率”证明结字之美了。如果说写“鸟”模仿鸟态,写“山”模仿山姿,还算有据,那么赵孟頫用“子”“为”联系鸟、鼠的形象,则毫无字学的依凭。当然,书法家要把字写美观,自可有一套独特的功夫,不妨在形象感上成其“无理之理”。但学者举这些案例来从学理的层次,从欣赏者的角度,去赞美他们对形象感的“无理”追求,就颇有些问题。所以,创作者形象感的冗余有时尚且可以容许,但欣赏者形象感的冗余则往往显出学理的缺失。江弱水先生《诗的八堂课》中说:王安石《南浦》“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在鹅黄、鸭绿的明媚中,又隐含鳞的鱼字旁和袅的鸟字头,两句诗其实不写鹅鸭鱼鸟而其宛然在焉,我们内在的视觉也定然有鱼在泼剌,鸟在翻飞。这恐怕就是形象感的越界。所谓鸭绿、鹅黄,固然是借用了鸭、鹅的颜色,但这两个词在形容颜色鲜明时,早已摆脱了原初的动物形象,而倾向于色彩的单纯。我们也许在看到类似辞藻时,难免会联想到与字面相关的动物形象,但更应有意识地避免这种具象联想的干扰,尽可能调动抽象的思维,再尽快与诗句本身描写的意象靠近,才能更接近诗句本身的意旨。这就如同我们见到形容女子额头和眉毛之美貌的“螓首蛾眉”,绝不会真地联想昆虫的脑门和触须,而是先把其特点抽象出来,再与人的实际形象相贴合。何况,单纯的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形象,而诗句中的颜色又并不孤立,绿、黄的颜色,正在水、柳之上。可见,中国人读诗的思维以形象感见长,但有时也难免形象感失控,用不到点儿上,甚至有泛滥的倾向,超出了诗理的边界。鸭绿、鹅黄毕竟带着动物名称,产生联想,理尚能容,但说鳞的鱼字旁和袅的鸟字头竟然都能算是对鱼、鸟形象的暗示,甚至赞叹其“宛然在焉”,就诚然是捕风捉影了。看来,那水波中不跳出几条鲤鱼,就算不得清丽,柳条上不挂着几只黄鹂,就算不上纤柔?艺术的形象不是个体数量越多就越美好。况且,如果换了语境,像“鳞鳞夕云起”中用“鳞鳞”之形容云,“炉烟袅袅十里香”中用“袅袅”之形容烟,鱼和鸟又该向何处寻呢?“读者何必不然”,江先生自可有独特的形象感,但他的文章是“课”,就不合适了。顺便一提,王安石的诗句,一般似乎都作“含风鸭绿粼粼起”,没有鱼字旁,这粼、鳞二字,还是颇有一些差异。本想查阅《临川集》古本,但转念一想,即便是“鳞”,和“鱼”也没什么形象上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无须费事了。从诗意着眼,还是以粼粼与袅袅对偶更佳,因为袅袅本身更近抽象,则粼粼与之更为接近。过犹不及,大概也是一切文艺欣赏的铁律。割去形象感的冗余,才能让形象感真切且不生流弊。(本文为《天津日报》“满庭芳”版“沽上丛话·读诗散札”系列文章第二十篇,发表于202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