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是文学界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公认的至理，这句话也完全能够用在学术界，即“学者要靠著作说话”。其实作家与学者最主要的任务几乎是相同的，就是要在价值界限与精神层次上一直不间断地回复或者回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直不间断地回复或者回应”，自然需要不断地产生作品、出版著作。倘若科学地、辩证地看待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那么既应该重视由量变到质变的递进关系，又应该承认数量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扩展意义。尤其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学问注重长期积累，主要做的是加法，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学者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著作来支撑。由此，又想起我们上大学时听吴组缃先生说的那句名言的深意：“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东西，就等于糖不甜。”十几年前，我曾经为天津著名学者章用秀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著作等身章用秀》。当时章用秀先生已经出版七十多部书，著作足已“等身”了。我在文章中称赞他“以皇皇数十部著述，构筑了天津文化的一道奇观”。迄今为止，章用秀先生已经出版著作一百一十多部。日前，我陪同专程从沪来津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上官消波先生采访章用秀先生，在章先生的书房见到他的两部新著《书衣百影》和《三津杂俎》，是对其业已出版的百余部著作的提要和选萃。很多朋友都认为，“著作等身章用秀”已经成为天津一个可观的文化现象——一位文化人通过不懈努力为推动天津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重视与研究。我在自己编辑的报纸版面上为章用秀先生发表了三十多年的文稿，我和章先生一同被评为“天津市十大藏书家”，我和章先生分别有十几种著作在同一套丛书中出版，甚至盗版者也曾将我们两人的文字混合在一起印行。章先生出版的这一百一十多部著作，我存有全部的作者签赠本，而且我几乎都是第一读者。因此，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辛勤劳苦。作为“学者要靠著作说话”的践行者和成功者，章用秀先生用三十多年来出版的百余部著作构建了内容丰富而自成体系的学术大厦。他的研究范围及成就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大文化的视角记述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如《戚继光》等著作。二是天津地方历史文化，立足于文化的地域学研究，探讨天津地方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如《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等著作。三是关于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研究，探讨李叔同与近代天津文化的渊源，如《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等著作。四是收藏鉴赏方面的开掘与阐释，如《收藏的学问和窍门》等著作。五是书画创作与艺术审美的指导性读物，如《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等著作。文化修养与艺术造诣相融通，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契合，成就了章用秀先生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贡献，而且在很多领域皆属于开创性研究。天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学术传统悠久，内涵博大精深。然而，天津文化史上也确实存在着“述而不作”的消极因素。其实孔子当年所说“述而不作”，并不是单纯主张只看不写、只说不做，或者照本宣科、压抑己见，而是重在表达他对古代文化的尊重态度，以及对自己著述成就的谦虚态度。章用秀先生以自己蔚为大观的百余部著作，有力地冲击了“述而不作”在天津历史上的负面影响，体现了学者在社会中的宝贵价值。在学术碎片化、文化快餐化流行的今天，有些文化人，包括一些教授和博导，就是不能坐住了静下心读书治学，而是热心于在线上线下拉几个小圈子，忽悠学生和读者，同时赚取项目资金和评审费、讲座费。面对这种浮躁喧嚣，章用秀先生认为，学者不能仅靠名头吃饭，或者打着老师的旗号吃饭，只会那么几条理论、几个概念，文章千篇一律，固步自封。对此，艺术评论家陈传席教授也曾慷慨直言：“用作品说话者流传千古，用名头说话者大势已去！”在当前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关于“津派文化”特色的大讨论中，天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最大公约数。而一位学者如果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思维，是无法完成一百多部著作的。因此，“著作等身章用秀”作为当代天津文化真正的正能量，愈发显得可贵。（本文刊载于2024年7月22日《中老年时报》副刊·“泮东书话”专栏）罗文华，1965年生于天津。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天津日报》高级编辑，兼任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2010年被评为“天津市十大藏书家”。出版天津历史文化研究、文物收藏研究、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等领域的专著、译著三十多种，代表著作有《消逝的天津风景》《七十二沽花共水》《流金溢彩解放路》等。
章用秀，字定轩，1947年生，天津人。文化学者、天津地方文献学家、天津市十大藏书家之一。多年潜心于中华传统文化、天津地域文化、收藏文化和李叔同的研究。先后出版《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天津的园林古迹》《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天津工艺美术史》《天津书法三百年》《追寻李叔同足迹》《中国帝王丧葬》《戚继光》《古玩典籍探秘》《民国书法鉴藏录》《珍宝文玩经眼录》《名家收藏手记》《夕阳山外山》《大德善缘》《老天津善人善事》《天津老俗话》《沽上文谭》《析津联话》《津沽通衢海大道》《中国画收藏与投资》等专著100余部。其中《总统画家徐世昌》《天津绘画三百年》获“文津奖”，并获天津市优秀图书奖，《中国古今鉴藏大观》获山东省优秀图书奖。在国家、省市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曾为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历史文化保护促进委员会理事、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理事等。退休前先后任职于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宣传部、台湾工作办公室和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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