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1日，小雪将至，一直寒云密布的昆明，却天蓝如海、阳光明艳，但空气仍然冷冽。
在北市区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张文英，她是原14军40师118团2连连长王仕田烈士的妻子。
张文英笑意盈盈，忙着给我们取杯上茶，拿出当年的相册给我们看，说到王仕田，她就哭了。
2024年11月，张文英在昆明家中接受采访。
1984年初的一天，部队在昆明庄科山军营篮球场上，架起一台大黑白电视机，战士们呼啦啦地都围过来看，其中还挤着不少住在部队的军人妻子和他们的小孩，张文英也带着3岁不到的儿子夹杂其间。黑白屏幕里放映了一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时看到那位连长牺牲，张文英眼泪就不停地淌，因为她的丈夫王仕田，也是一名连长。看完电影，张文英心绪难平，为电影里那位牺牲的连长难过，更为失去了丈夫的那位妻子悲伤，王仕田笑着安慰她：“不要憨啦，这个是演给你们看的，又不是真的，你放心得了。”
没过多久，王仕田就上了战场。
“没想到，打仗的第一天，电影里的悲剧就真实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我出生在昆明，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三。
1980年，我21岁。
一次，跟着一个当兵的朋友，约了姐姐还有小外甥一起去庄科山部队里玩，第一次见到了王仕田。
在他的宿舍，记得他买了一笼包子，自己一个没吃，留给小外甥吃了，我也就记住了他。
但当时也没看上，感觉他太瘦了。
而姐姐和王仕田的战友，就一直撮合我们。
上世纪80年代，爱情简单又纯粹，看对了眼，就走在了一起，没有后来那么复杂的“爱情36计”。
我是一名工人，还是电焊工，那个时候我在距离昆明近200公里外的曲靖市沾益县工作，我们的约会要通过写信，他写信过来约，我就请事假上昆明找他，一起去逛金殿、大观楼。
处了一段时间，我发觉这个人太好了，对我家里人也非常好。
1981年初，我们打算结婚了，王仕田写了报告给我们单位领导，没想到书记不批准，说“小鬼，你还小，我们要为你负责！”
听到消息的王仕田立刻赶到沾益，也没跟我打招呼，就直接找到我们书记，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反正硬是把打结婚证的单位印章给盖上了。
张文英与王仕田的结婚照。
王仕田是四川资中人，那时他是排长，每月有52元的工资。
结婚，在那个年头是非常俭朴的事，那一年春节，妈妈买了条鲫鱼，买了点菜，就在家里简简单单地办了婚礼。请的人也只是家里人和几个朋友，他们部队来了两个人。
婚房是暂用了爸妈在昆明东站新村的房子，房间很小，陈设也极简单，里面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都不够两个人睡。
我们单位的一个退伍老兵看不过去，找了一块稍宽一点的床板给我们，勉强能睡下两个人了。
到现在，我还感谢着这位“雪中送炭”的老兵。
办完婚礼，房子又还给了父母，因为家里孩子多，没地方住。所以我就跟着王仕田到部队住，他有一小间宿舍，刚好够放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写字桌和一把椅子。
我们新婚的日子，就在部队的这间小屋里开始了。
很快，我有了身孕。
怀胎3个月，怕在部队影响到王仕田的工作，我就一个人回到沾益，那时候我也不太会照顾自己，有活仍然去干。
肚子大了，我只能回到昆明家里，但我爱人在部队很忙，偶尔才能赶回来看一看我。
等孩子生下来，我也得回沾益上班了，觉得孩子不能离开母亲，我只能把孩子背回沾益，一个人边上班边带孩子。
去楼下洗衣服，怕孩子乱跑，就只能用背孩子的背包绳一头拴着儿子的腰，一头拴着床头。
工作时常忙不过来，就只能请邻居帮忙照看娃娃。
现在回想起来，嫁给军人真是太难了，因为各在两地工作，我爱人又在野战部队，时间管得很紧，等他有空就写信给我，我就只能向厂里请假，背着孩子上昆明来找他。
虽然我们结婚在一起有3年，但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可能就半年。
我跟儿子说，穿上了军装，就不是自己的人了，是国家的人。
1981年底，儿子出生了。
一次儿子发烧住医院，我也得了重病，儿子实在没人照顾，我只好咬牙给他发了封电报。
那天晚上还下着雨，他连夜从开远赶了回来。
看着母子俩都病得不轻，王仕田说：“在部队我从来没违规过，但这次我就为你们娘俩背个处分，超假留下来照顾你们。”
为这事我也一直挺担心他的，等他再一次从军里回来，我赶紧问他，部队有没有处分你？他倒是乐呵得很，说没有，还立了个三等功回来。
原来他在军里的射击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不但为他折抵了超假不归的处分，还给他评了个功。
我心里也才安稳了下来。
1984年春节前夕，时任2连连长的王仕田一直在部队忙于训练，一天他乘车路过昆明东站，就停下来到家里看我们娘俩，我还记得他一手甩着一根皮带，很轻松愉快的样子，逗我说，给上克？（上部队驻地庄科山）
我说金殿那段路不好走，我又要背着孩子，明天我再上来找你。
第二天，我就买了他爱吃的藕和排骨，背着孩子上了庄科山。
晚上，王仕田喊来几个兵，大家开了个小灶，用煤油炉煮排骨藕汤一起扒着吃，当成过年前的一顿美味佳肴。
晚上，王仕田又忙着去团里开会，其实那个时候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气氛越来越紧张，只是他不想让我知道。
会议开到凌晨一两点钟，我们都已经睡着了，王仕田回来，又用煤油炉烧了热水，把我喊起来让我洗脸烫脚，热乎一下好睡觉，因为那年昆明的天气很冷，才下过一场大雪。
第二天一早，他就让我回家，说部队现在有点紧张，也没时间陪我，让我领孩子回婆婆家过年。
走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摞信笺纸，原来都是战士写的决心书，还有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我就隐隐感觉到部队会有大事情了。
我爱人找了一名战士送我回家，回到家，我赶紧找了个玻璃杯倒茶水给他吃，开水才倒进去，玻璃杯啪一声炸裂了。
我的心咯噔就沉了下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想到这一幕，张文英已经泣不成声。40年了，那揪心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那一天回家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丈夫回来。
1984年4月28日，开战的第一天，王仕田就牺牲了。
他带领2连穿插进敌人境内，后来听回来的老兵说，当时连长王仕田和指导员高少林正趴在地上看地图，寻找穿插路线，炮弹突然就打过来，两名连干部当时就身上多处负伤，重伤。
王仕田胸部、腹部和大腿等多处被弹片击中，重伤昏迷。战士陈文光赶紧把他背起来，由另一名战士万建兴在后面扶着，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林里艰难前行，去寻找营救护所。
但丛林又深又密，战场极度混乱，两个战士在这时走错了方向，深入到越南境内，陈文光、万建兴咬紧牙关，轮流背着连长寻找回国的道路。
到了第三天下午，他们终于找到了部队。但王仕田由于伤得太重，最终没能撑过这3天，路途中就牺牲了，血流干了。
战后，我终于找到背我爱人回来的这两位战士，我就只想知道我爱人有没有给我留了话，但两个战士说，“嫂子，我们连长当时疼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没听他说过什么。”
记得他和部队到了麻栗坡，还曾写信来给我，说你忙不过来，就请妈妈过来帮你。
信里还夹了100元钱。
而当他的噩耗传来，我却根本不知道，因为大家都不敢告诉我。
我们单位书记的老妈妈来提醒我，“小张，你家那位这久写信给你了吗？”我还浑然不觉，说半个月前还写过，还带了100块钱给我呢。
人家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大概五六月份，姐姐听到了一些消息，赶紧打电话要我回昆明，我就和姐姐一起到部队上想了解情况，走到金殿水库，一辆载着军人的摩托车突然停下来，车上的人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又开走了。我也顾不了太多，跑上部队营房去打听消息。
这个时候部队都还没撤回来，2连留了一名战士值守营房，我问他们连长有没有什么消息，战士安慰我说“好好的，别担心，你们消回克。”（方言）
没有他的一丁点消息，让我寝食难安，到处找人去打听，可每个人都说没事，让我放心，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不在了，就是没办法告诉我。
而我也一直在安慰自己，仍抱着很大希望，因为他平时鬼精灵，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有事，另外也一直相信他安慰我的话，他说放心得了，不管怎么说，他都参加过一次打仗了，不会出事。
直到半年以后，部队撤回昆明，团里派了一名干事到家里，带来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和一张“烈士证”。
我头上的天——塌了。
因为聚少离多，儿子小时候对他父亲也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是个军人。
说了逗你们笑，我爱人来我厂里探亲，我儿子看着他爸爸还很奇怪——见都没见过的人，怎么晚上会跟我们睡在一张床上。
时间长了，才慢慢明白了那个男人就是爸爸。
但爸爸却再也不来找妈妈了。
等再看到爸爸，已经是在烈士陵园。
他站在爸爸的墓碑前就说，“爸爸，爸爸，怎么我们来了，爸爸还不出来？”
军人的家庭，太难了！而失去了丈夫的烈属家庭，不仅生活面临无尽的困难，一开始，每月只有5元的抚养费，后来金额逐步增加，但也并不多。
而孩子的教育，对单亲家庭来说，更是无比艰难但又不得不咬牙坚持的责任。
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性格越来越叛逆，为了看住儿子，我给他配了BB机，随时要打电话给他，时刻“跟踪”住儿子的动向。
如果他爹还在，儿子总会服爹管些吧，两个肩膀也肯定能扛得稳一些。
初中毕业，儿子分数够不到上高中，我想来想去，他才16岁，不能就这样进入社会，怕他学坏。我就去大观楼旁的财经商贸学校给他报名，读自费中专。
可因为手续不全，学校报名处不愿收，我急得不行。
我在困难的时候，总会遇到好人。这时恰好碰到一个熟人，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立刻找去报名处为我说话，跟招生老师吵；“你们知道这个孩子的爹为什么不在了？那是为国家打仗牺牲的！人家儿子来自费上个学你们还不同意？还为难他！”
报名处的老师听了也很惊讶，说“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呀，现在知道了，孩子入学没问题。”
也就是儿子上中专的一年，我带他回四川资中看望丈夫老家的人，也想让他了解下父亲在农村的老家，毕竟那里生活更不容易，希望给儿子多受点教育，让他明白父亲从那个艰苦地方走出来是有多不容易。
从四川回来，儿子懂事了好些。
一个人成了一张照片，静静地在相册里微笑了40年。
2024年4月28日，老山拔点作战40周年之际，张文英再次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原118团团长刘永新也来了，当他看到王仕田的墓碑，回忆起当年说，“你现在倒是静静地躺在这里，我还记得你在部队上神抖抖的样子，总是精精神神的一个小伙子。”
1979年作战时，王仕田在3连任班长，他在强渡南溪河的时候背脊处挨了一枪，据他自己说是子弹顺着水面打过来，力量消减了不少，要不这一枪就把命给要了。
过了河，他同越军一番激战，打倒过两三名敌人，最终活着回到了祖国，战后还荣立了三等功。
这次战斗，王仕田是幸运的，而他们3连连长却牺牲在了那里，王仕田很难过，把连长的枕头留下来自己枕着睡。
王仕田属猴，很精明，5年后，他也成了连长，但这一次参战，他终究是没能躲过那枚炮弹。
这些年，张文英也看得开了，“战场上不可能只是敌人吃亏，我们的代价，也很大，很大。”
作 者 | 大河弯弯
编 辑 | 春山
图 片 | 张文英提供 大河弯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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