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雷是个谈兴极高的人，聊一整天也打不住，而且聊得还都很精彩。这样一来，我们也打不住了，整理出的稿件字数大大超标，却哪块也舍不得删，又不愿读者看着过累，只好学好莱坞大片，拆分出续集慢慢读吧，相信臧雷的故事，您读着肯定不会觉得无味。
上一回，我们讲到臧雷作为一名出色的宣传队队员、文艺创作好手，偏偏“不务正业”，心心念念要下连队扛枪打仗，结果是屡屡碰壁。而臧雷偏不和命运妥协，历尽万难，硬是调回118团。
厉兵秣马出征南疆之际，命运，却又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如任何一部好电影一样，观众总是为主角坎坷的际遇担忧，虽然明知道一定能柳暗花明，但百转千回的剧情更让人回味。
1979年初，此时我已经是1排排长，部队集结到云南边境文山州的马关县，一路进行演习，走到仁和公社，在这里训练了20多天，部队继续徒步向河口开进。
夜里继续行军，走在一座大山上时，天空下起瓢泼大雨，电光闪过，漆黑的大山瞬间被照得惨白，不多会，天雷就在头顶炸响，又轰隆隆地滚向远山。
走了一夜，才走下这连绵的大山。
那一天，是全国人民万家团圆的日子，春节大年初一，1979年1月28日。
终于走到了河口雷响田，我已经极度疲惫，战士们更是累得脚杆子都要断了。
但不是说到了指定地点就可以倒下休息，就地安营扎寨也是很费功夫的。
连里给我们1排分配了任务——自建宿营地。因为没分到帐篷，需要自己平整地面，砍树、栽桩子，砍竹子，支柱搭梁盖棚子，割茅草、编草排，搭棚顶，棚子里还要搭床，也不能睡地下啊。同时，1排还要给炊事班盖房子、给全连盖厕所、给全连挖潜伏哨位，你说这工作量有多大，但这也还不算完，全连每人必须完成搜集100斤柴禾的任务，1排也1斤不能少。
一夜强行军，我和战士们本来体力都已经严重透支，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见的，这样使用1排，万一当天晚上有战斗任务，战士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但命令必须执行，咬碎牙也一定要完成，我当时的想法是——等老子干完了，就去大闹连部，讨要个说法回来。
我那天拼了命去干活，山上砍下竹子，10根一捆扛在肩上往下拖，不知扛了多少趟，下面的战士再砍断搭建营房，厕所盖起来也很像模像样。个人的100斤柴禾，一斤没少。
最后检查工作时，全排任务都已完成，却有两个战士没有打到柴禾。
准备到连部发难的念头也不得不先憋回去。
两个年轻的士兵也不是要偷懒，实在没力气了。
但我也不惯着，板着脸命令：“他妈的，执行命令要坚决，跟老子一起上。”
我又带着他俩再上山去砍柴。
天已经快要黑了。
有几段山路很窄，一巴掌宽，不但陡弯还多，路一侧就是陡坡，沟那边的山上，就是敌人的阵地，相距不过400多米。
扛着柴禾下山的途中，我一不小心脚绊到一块石头上，头朝下摔下30多米高的陡坡，翻滚了几圈，“咣”“咣”“咣”，头撞到石头上好几次，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6天6夜以后。
后来，据司务员说，是副指导员带了7个战士，在山沟里找到我，又一起扛回来的，卫生员做了抢救，但我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只能沉痛地向副指导员报告，1排长已经牺牲了。
副指导员不甘心，揪住卫生员的衣领说，一定要把他救活。
卫生员再次努力抢救，经过一番胸外按压，恢复心肺功能，我终于吐出一口浊气，心跳回来了，但还是昏迷着。
我当时就已经大小便失禁，大家把我裤子脱了，光溜溜地放在芭蕉树下。
文书看不下去，说1排长最讲究军容风纪，咋能这样。
解决办法也不复杂，砍了片芭蕉叶，把重点部位给盖上了事。
为了救我，大家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即便有些很不靠谱。
司务员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他找来两名少数民族战士，从连里找来蜡烛，在我头旁边插了一圈，就开始唱经招魂。
很快，我就被转运到后方医院急救，而在转运路上，我的心跳又停过一次，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给“退货”了。
而到了医院，心脏第三次没了动静，当然是又救了过来，一直到现在70岁，心跳依旧强劲有力，再没让别人操过心。
后来检查的结果，是头部遭到3次严重撞击，导致颅骨3处骨折和颅内淤血。
当时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一直迷迷糊糊，抢救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为了照顾我，医院全天派一名护士在病床旁看护着我。
一天，我清醒了些，就听两个小护士说话，一个护士约我身边的护士一起去打饭，这名护士说，“不行，走不开，我在上特护。”
另一名护士就问，“他怎么了？严重吗？”
回答说“一个排长，脑外伤，瘫痪了。”
瘫痪？这个词在我听来如同一个响雷，我在床上试着动了下身体，右边还能动，再试了下左边，糟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完了。
对于一名舞者、一名战士，特别还是一个有着大好年华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的未来要一直躺在病床上，心里的恐惧和绝望比死还要难接受。
因为脑部被严重撞击，影响了神经系统，我的左半边身体被确诊为瘫痪，其实当时我还不清楚，我的腰部也是受了严重伤害的。
在医院漫长的治疗过程中，病情没有好转，左腿和左胳膊也开始出现萎缩迹象，快细成一根烧火棍，医生不准我照镜子，因为我脸上肌肉也歪斜了，嘴里止不住地就流出口水，而且我发现，我连说话都已经不利索了。
绝望，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
而一个人的一句话，让我像一个将要堕入水底的人，突然抓住了光亮处垂下来的一条绳索。
一次，北京301医院一位神经外科专家，来前线协助诊治头部受伤的重伤员，当时医院有5个脑外伤的重病号，我又是里面受伤最严重的。
专家认真检查了我全身的情况，最后肯定地说，“如果有毅力的话，这个小伙子还有站起来的可能。”
就这么一句话，给了我巨大的信心，那是从科学上，证明我还有希望，那为什么不试试呢？毅力，咱也不缺啊！
我身体里的那股倔劲，就又回来了。
医生要求我一定要配合治疗，要吃得了苦。
一开始我坐都坐不稳，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往一边瘫软下去，为让我坚持住，医生就叠一床被子顶在我腰杆上。
我脸歪嘴斜、口水横流，医生就找来手帕，给我围在脖子上。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练习坐开始，坐稳了就练习蹲，蹲得住了就练习站，让右边身体靠在墙上，左腿慢慢受力，右手握住没知觉的左手手腕，两手交叉在肚子上，想象自己是一个“好”人，一个完好健康的人。等右手一放开，左手像个钟摆，不受控地垂了下去——肩膀仍没感觉。
能站起来了。
等终于能站住了，就开始练走。
这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开始，我的主管医生、主任医生都来了，两个穿军装、外面套白大褂的女护士架住我的胳膊，帮我从大病房的一个门走向另一个门。
走了一个小时，往前面挪动了8米。
但在我看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的病号服被汗水浸透，两个女护士背后的白大褂也打湿了一大片，可想里面的军装肯定也湿透了。
就从这1小时8米的成功之路开始，我心里定下以3年为第一“战役”，6年为第二“战役”，苦练，不停地苦练。
学着上楼梯，脚抬不起来一次次被绊倒，爬起来继续抬脚，两条腿上被磕破的疤还没长好，又被磕开，脚杆子鲜血淋漓，前前后后磕碰了四五十块疤痕，昏倒过好几次。
为了恢复我说话的能力，医生天天来陪我讲话。每次都问我：“吃了没有？稀饭、馒头、包子，吃了没有？”
我憋半天，总算能说出一个字“吃”。
就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婴儿，我要从一个人最基本的走路、说话开始学，且无比艰难。
医院后面有块坟地，那是抢救不过来的战友埋葬处，我每天就去那里自己训练战斗战术，用拐杖当枪，捡起一块土疙瘩当手榴弹甩，坟包当成掩体。
康复中的臧雷。
到了1979年10月，已经在医院住了快10个月，我决定再考验一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这时，师里成立侦察大队，我又打听到我们连长就在侦察大队里当中队长，正驻扎在宜良县师工兵营搞训练，从我住的医院到那里有25公里远。
我的心里就打起小算盘。每天吃饭，就多拿个馒头偷偷揣起，把攒起的4个馒头包好，背上水、一卷绷带，再加两块砖头，找来一根棍子当拐棍。
凌晨4点钟，像上次从军宣传队逃跑出来一样，我又悄悄溜出了医院。
天空下着雨，走了快10个小时，终于走到了侦察大队营地。
连长见到我很高兴，但看见我腿脚仍不灵便，我一说想留下来进侦察大队，连长哪能同意，让我先吃饭，然后用车把我送回医院。
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
就这样，我又杵着棍子一步一步往医院走，走不动了就拖着那条伤腿走，还是不行，就把绷带缠在脚板上，用手提着走。又走了十几个小时。
快到医院，远远就看见我们病房里经管医生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可能是在找我——失踪两天了。
等走近了，就听见他在大声询问病友，“你们谁，最后看见你们排长了？他说了什么没有？”
我心想完喽，被发现开溜，又要背处分喽。
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去，“报告医生，我回来了！我用两天时间，走了50公里回来了！”
医生瞪着我愣了半天，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我，转了一圈才放下来，眼睛都红了。
他是亲眼见证，对我的治理成功了。
到了1980年的夏天，我成天闹着要出院，教导员和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小臧，对你的治疗是成功的，回到部队后，要按时服药，保持足够睡眠时间，另外就是不能够太激动，不能发火、发怒、生气，甚至也不要太高兴，不要大笑。”
最后，又磨磨唧唧地跟我说，你这次伤得很重，因为治疗也是有附带损伤的，可能会影响你的寿命。
我紧张了，问还能活多久？
“活到45岁是没问题的。”
我一听高兴得很，说“那够了，也不用再做我思想工作，还以为只有几天能活了呢。”
那年我才26岁，感觉40岁很老了，能活到那个年纪很不错了，不嫌短。
但现在活到70岁，还觉得自己很年轻。
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半，我怀揣着一张“一等伤残军人证”，终于出院了。
但我的下一站，不是回部队或回家找个闲差，平平安安地过到45岁，我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改变——进侦察队，上最前线。
但命运似乎永远都在和我作对。
回到118团，我被分配做一名干事，一名管计划生育的干事。
那时候我，哪里懂得裤腰带下面的事。
不过没关系，就爱和命运对着干，似乎也是我的“强项”。
我就操蛋了一回，大闹团部，拖着一条跛脚站在那骂大街。
哪知道所有团首长都笑咪咪的，也不生气。后来我才知道，也很感动，是医院医生写了封信到团里，说我头部受伤很重，不要受刺激。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下连队。
这次没谁再阻拦，命令下来了，当副连长。
我也知道首长们想照顾我，但好不容易“讨来”这个副连长，也不能辜负首长信任，更不能搞成安慰性的摆设。
我天天杵着拐棍上训练场，原本能炫耀的强项——游泳、骑马、自行车，现在都要重新开始学，主要恢复身体平衡；我又专门去练危险动作，摔都摔出了经验，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还要亲自给战士做各种示范。很快，我就有了个新外号——瘸腿中尉。
每天下午5点40分训练完，我也不吃饭，挎包一背，塞进两块砖头，再背一壶水，杵着我的拐棍，就从庄科山军营，走到昆明市区的穿心古楼，单边15公里，再走回来，30公里，回到连队已经凌晨两三点钟。后来觉得两块砖头不够，加到4块。
1981年，扣林山战斗打响的消息传来，我激动得不得了，练得更狠了。
左臂不是力气不够吗？练，狠命地练，到最后我用这条本来残废的手臂，能夹住一挺重机枪。
当年9月，军区传来消息，40师敌后侦察大队正式组建。
这回，我再也不能错过机会。
一狠心就用牙齿咬破自己的手指，以血代墨写下了决心书，坚决要求上战场！
这对于领导也是个非常难的抉择，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退休命令早就下达了，只是还没向我宣布。冒然让一个伤残军人，更是一名已下达退休命令的军人上前线打仗，既是对同志不负责任，更可能要承担责任。
这剧情怎么往下走？估计拍电视剧的导演都要编不下去了，但我命硬，这时我的恩人、伯乐就该出场了。
这位恩人就是刘永新，时任118团参谋长，他了解我，知道我一定能完成任务，一定不会给部队丢脸。
他知道我决心很大，就去帮我争取。
一天上午，团党委开常委会定侦察连干部，到了中午吃饭时间还没散会，我打了一碗饭到党办门口，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捧着饭碗转来转去，哪里吃得下饭。
快1点钟，门终于开了，团首长一个个走出来，我立刻凑过去问，可没人搭理我，大拇指往后指指，说让参谋长跟你说。
刘永新最后一个走出来，笑咪咪地说，“批准了”。
我兴奋地喊出“万岁！”
两手往上一掀，饭碗“咻”得飞上了营房房顶。
没多久，营房股长就找到我，“老臧，现在正搞卫生大检查，你那碗饭还在房顶上，你赶紧的，去弄下来。”
师侦察大队正式成立，师侦察连，118团、119团、120团特务连各一个连为中队，组建成敌后侦察大队，准备开赴老山。
118团侦察连为一中队，队长是张又侠，我是指导员。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一中队就在庄科山后面的双龙公社开展战前训练。
这是一次专属侦察兵的严格训练，也就是后来特种部队的训练方式，格斗、捆绑、押送俘虏是必须具备的本领，另外要学习夜间搜排地雷、布设地雷，更要学习军事地形学，掌握观察与记录、图上标识、绘制草图要图知识，此外还要进行各种对抗性练习等等。
我们兵强马壮，只等一声令下。
在侦察中队的臧雷。
1982年元旦一过，我们这支由58人组成的“特种部队”，终于拉上了老山前线。
遗憾的是，队长张又侠未能同我们一起开赴前线，战前被调到广州军区学习。但他的这个遗憾，在两年后的7月12日，用一场大捷弥补了回来。
参军以后，上前线作战是我多年来的夙愿，其间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无奈，特别是1979年总攻前夕，一次意外受伤，不但差点要了我的命，更把我的梦想摔得支离破碎，即便治疗好了，我也觉得特别窝囊，因为这个事情一直不愿去见我爹。
而这次，我终于来到前线，来到老山，开启了我的侦察战斗生涯。
闯敌后、破雷阵、打伏击、抓俘虏、搞情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连一共出境侦察52次，我出境侦察47次，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全连无一伤亡，包括和敌人在25米距离处遭遇。其间，还成功抓到两个俘虏。
侦察作战。
1983年4月，在军区首长的亲自过问下，我的退休命令被撤销。
1983年10月，我被任命为118团3营营长。
2个月后，军区命令下达——部队准备作战，打老山。
臧雷(右)在老山前线。
118团担任师在进攻方向上的核心任务——拿下老山及主峰。
战前训练随即展开，练，死命的练。
重机枪、轻机枪、60炮、40火箭筒、82无坐力炮、82迫击炮的训练，历来在步兵单位训练中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我去了以后就死命抓这些训练。
也狠抓无线电战场通信训练，以前通信排养尊处优，现在也被练得够呛。
很快我就有了个外号“魔鬼营长”。我说我是“大魔鬼”，你们就要是“小魔鬼”，我告诉你们，魔鬼的命长，变化多端、凶狠狡诈、很强悍，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是魔鬼是干坏事的，大家都怕，而我们就是要做敌人的魔鬼，让敌人怕你。
集结号已经吹响，那118团3个步兵营，如何分配任务？谁来担任主攻呢？
当时每个营都积极争取、都有决心，都希望担任最艰巨的主攻任务。
为此，团里对干部进行考察，参谋长还对全团81个步兵班长，一个一个进行考核，包括班长组织指挥，全班动作配合、情况处置等各项军事技能。
最终，第一名黄忠登（9连1班长）；第二名史光柱（9连4班长）；第三名尹光忠（8连4班长），都是3营的。
此外，全团4个营（1营、2营、3营、炮营），4个营长，只有一个营长最熟悉老山，那就是我，我在老山侦察作战一年，和越南人干了一年，沟沟坎坎都熟悉。
还有一个因素，我和教导员都是光棍，教导员是有家的，但妻子去世了，而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角色。
当然，这只是我们私下给自己找的一个理由。
最终，我们3营拔得头筹。
老山怎么打？我们先了解下老山的地形。
118团3个营作战方向及地形图（仅供参考）。
老山主峰海拔1422.2米，平均坡度40度左右，接近主峰为60—70度；主峰由3条大山梁子聚拢而成，面向我国的方向很陡，两侧是两条大山梁，也是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3营由东向西，从低到高有59号、58号、56号、54号、53号高地；2营由西向东，从低到高有19号、21号、52号高地；老山主峰背面也有条山梁，往东南方向延伸，1营从边境线上的80号高地开始，向敌人境内穿插，经过79号、1214号、78号、77号、76号，直抵1072号高地，截断并扼守住这条山梁上的要点。
118团采取的是三面合围战术，3个营分别从3条大山梁子同时向上突击、向心攻击。
为什么3营攻击的方向是主攻方向，因为有54号高地，这里是老山防御阵地的核心，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也是老山的承重梁，若打下54号高地，老山整个防御体系也就垮了。
很多人认为主攻是一种荣誉，但不是，在我看来，这只是战术分工，或者任务性质不同，每个方向的进攻，都同样艰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
指挥作战。
1984年4月28日清晨，总攻开始，8连“虎口拔牙”，5分钟拿下第一个高地——58号高地，这是敌人的警戒阵地，守敌不多，四五个人，一打也就跑了；15分钟，打下驻守有敌人1个班的56号高地；打到54号高地，也就是敌人防御阵地的核心，有3个品字型的子高地，8连强攻、受挫，再攻、再受挫，再打，这都是预料中的，敌人也很顽强，最终在这里打掉敌人27个火力点，成功拿下，敌人在老山的防御体系也就崩塌了。
进攻战斗结束，5天后率营指撤下主峰。
3营作为主攻营，当时加强为9个连，包括民兵连、民工连，并配有100炮连、高射机枪连，师、团配属的工兵、侦察兵，防化兵、喷火兵，共计1100多人。
本来预计阵亡200人，但这一仗3营总共牺牲39人，最后加上配属部队，一共牺牲41人。比预计降低了近80%。
通常，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对设有坚固防御阵地之敌的进攻，伤亡比例为进攻方牺牲3人，防御方阵亡1人，进攻方得手，这是正常比例。
而我们不是，我们是进攻方牺牲1人，防御方阵亡3人+0.4人，我们取胜。
老山北坡，和教导员一起写战斗总结。
为什么能打下老山，并且只付出相对较小的伤亡代价？
这跟我们平时严格要求、注重实战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火力与运动的紧密结合、巧妙结合，我们各种火器打，任何时候发扬火力，压制敌人火力。
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解放军一直以来保有的优良传统——大无畏精神。
当火力、技战术、大无畏精神充分发挥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战无不胜。
我们也真正成了敌人的“魔鬼”。
一直到1984年8月5日，118团圆满完成在老山的作战任务。
而“魔鬼”的故事，从未完结……
臧雷在人民大会堂，向祖国人民汇报。
在云南烈士陵园纪念收复老山30周年集会上，臧雷代表参战老兵，激情满怀诵读亲写的祭文。
采访臧雷是最困难的，因为他博学广识，聊社会现象、国际形势、战争伦理、战例研究、音乐戏剧……无所不可谈，且思维跳跃性极大，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路。
但和他聊天又是极有趣的，即便是近乎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他也能说得惟妙惟肖、妙语连珠，身体、手势、表情，甚至语气都能极近还原当时之情景，说到沉重处，他表情凌厉像个严肃的家长，周身泛着威压，而说到愉悦时，转瞬间又满脸堆着小得意的坏笑，像个干了坏事而没被逮到的熊孩子。
臧雷极具语言天赋，丰富的经历让他接触到各地的方言土话，山东话、河南话、四川话、云南临沧话信手拈来，甚至是昆明话，也模仿得相当板扎，活像个土生土长的老昆明人，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
臧雷老家在山东，自小在有反抗外辱传统的土地和家庭里长大，因此骨子里刻下了山东人耿直刚烈的基因；此后在重庆读书成长，性格里就偷偷藏进了四川人的狡黠与风趣；青年时期来到边疆云南，在这里的芭蕉林和炮火硝烟中成长，灵魂里又渗进这里质朴百姓的憨厚与淳善。为民戍边，是对这里百姓的报答；为国御敌，则是从祖辈传承下来的担当。
在人生履历里，他最先是名芭蕾舞演员，更是一名“舞”功了得的文工团“男一号”“台柱子”，但这个舞台太小，容不下他的心，他的真正舞台，在西南边境广袤的丛林里；就在他正要踏进战场时，却不幸摔伤致瘫，可他偏不向命运低头，拼命恢复后仍要继续带兵，从此就有了“瘸腿中尉”的外号；他训练士兵严苛，因为他训练自己更狠，手下的兵都怕了他，所以很快人送外号“魔鬼营长”，他倒很乐呵，“我必定是敌人畏惧的魔鬼”；在关于他的很多报道中，他更是“铁血营长”，因为他曾出境侦察47次，又身先士卒，以一副曾经重度伤残的身躯，最先登上老山总攻前的冲击出发点，带领一个营血战老山。
接触臧雷短短一天的时间，仿佛看到了有千个面孔的男人。不过细想一下，那千百个面孔就又一面一面聚拢，成了一个面孔——一个为了梦想倔强，为了信念不屈的中国军人面孔，“只要命运不干掉我，我就爬起来继续和你干”。
因为耳畔一直有父亲、爷爷及祖辈四代人振聋发聩的叮咛——“俺家从来，不出孬种！”
口述人 | 臧雷
记录者 | 王白石
作 者 | 大河弯弯
编 辑 | 春山
图 片 | 臧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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