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上是山东的，五代人都参加过反侵略战争。
我爷爷祖上两代都有人参加过义和团，打过八国联军，打西洋鬼子，当然里面也混有东洋鬼子，有很多是日本人。
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是我爷爷和我爹，他们都是八路军。
我爷爷当年是青岛胶东敌占区某县县委书记，但那时候没人愿意当这个“官”，不但批不了房地产项目，还随时可能掉脑袋，因为那个时期他还是地下党。
1942年12月，我爹刚过完14岁生日，两个星期后就参加了八路军，人还没有枪高。
那是八路军非常艰苦的时期，日伪军时常大扫荡，无数抗日军民牺牲。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爷爷和我爹就跟着共产党，参加了解放战争，又建设了新中国。
到我这一代，本来想着和平了，没仗打了，但没想到，我又有了机会，去打越南鬼子。
我爹当年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嗓门地跟我讲，我们家祖上打西洋鬼子，我和你爷爷打东洋鬼子，你和你弟弟就去打越南鬼子！“下劲儿打，俺家从来没出过孬种！”
“孬种”两个字说得非常重，这也成了我性格里最避讳的词，无论做啥都要争第一，无论多难也要穷尽手段拼出个机会，哪怕曾重度伤残，我也在和这两个字拼命较劲、抗争。
因为祖祖辈辈的四代男人，都在看着我。
我是臧雷。
我1971年参军，其实是参加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共有20多万人，正军级建制，隶属昆明军区。我们是搞生产的，主要是生产橡胶，因为那个时候国际上对我们国家是禁运橡胶的，而橡胶在国防建设和国家建设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
那个年代军人很威武，有五角星帽徽，领口配红领章的，当地老百姓叫“大军”。我们虽然有入伍通知书，也穿绿军装，但没有帽徽领章，就被叫成了“小军”，也被叫做“土八路”，手里拿的，只有农业工具。
1971年11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影。
还好，在生产建设兵团待了一年半，我就转入正式的国防军，来到40师。
但，我还是没枪拿，因为被分到宣传队。
我小时候在山东，正遇到文化大革命，学也不上了，辍学在生产队里干活。
山东人个个爱舞刀弄枪，因为出过义和团，这里乡村的男女老少都会个三踢两脚，我当然也爱去舞那么几下。
1969年，等到能复课了，我爹就把我从山东老家接到重庆上中学。
学工、学农、学军，物理课那时候叫“工业基础”，英语课本是油蜡纸手刻后印出来的。我们也要到农村，拜贫下中农为师，学习劳动技能和朴素的劳动思想。
中学课程虽说是两年，但一年多也就上完了。
学农结束，学校组织开谢师晚会，每个班都要出节目，结果我就被同学“揭发”了，说我会打拳。
这还不简单，我就打了一套拳法。
好巧不巧，这才露了一手，就被学校宣传队的“探子”逮个正着，就此进入了学校宣传队。
拉小提琴者为臧雷，拉二胡者为臧雷之弟臧鲁。
不久，重庆普及样板戏，办了京剧、乐器、芭蕾舞、唱歌等学习班，吸纳了一批青少年，我就非常“尴尬”地被分到了芭蕾舞班。
50多年后，臧雷回忆起这次“工作分配”时自嘲说：“你看我像跳芭蕾舞的吗？我觉得自己像杀猪的。”
其时，臧雷正是风华少年，英俊高挑，又有一副好身手，被慧眼识珠选去跳芭蕾，也是颜值与实力惹来的“祸端”吧。
就这样，命运给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一个崇武尚勇的山东“汉子”，成了一名芭蕾舞演员——舞剧《白毛女》男一号大春哥。
《白毛女》剧中，臧雷是男主角大春的扮演者。
进了部队，我加入建设兵团1师文工团，只不过不再跳《白毛女》，改成了《红色娘子军》，我的角色也从王大春换成了洪常青；来到40师宣传队，我扮演了更多角色，小战士、班长、连长……
唱歌跳舞是我的爱好也是强项，但骨子里，我是个想拿真刀真枪搞点大事情的人。
我爹曾很严肃地跟我说，“不要一天到晚都是唱唱跳跳，学点真本事，去战斗连队。”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想走人。
我是宣传队的台柱子，走了宣传怎么搞，队里不愿放人。
但我一直不安心。
还好，宣传队不是一年到头集中在一起，更多时候我们会分散到基层连队，体验生活、搞创作、帮助基层搞文化工作。
在这期间，我到过119团4连、9连、枪3连；也到过118团8连，当兵拿枪那叫一个爽快，来了我就不想再回去，想一直在步兵连队待着。
但当时战士只有一支步枪，我心里发狠，以后一定要弄挺机枪，至少也要有班长背的冲锋枪。
我在宣传队心不在焉，没想到宣传队仍然很重视我，要培养我成为舞蹈队队长，就派给我一个让别人无比羡慕的任务——到云南省歌舞团学习。
一个昆明老兵指着我说：“买买，小臧雷啊，你福气太好啦，我们这些老兵从来都捞不到单独克出差呢机会，还是克昆明。”满脸的羡慕。
那我去学什么呢？学舞蹈基础训练全套。
我领命而去，一个大头兵，背上一台笨重的602录音机，带着一封介绍信到了昆明，天天跟专业演员们训练。
每天练习小踢腿、弹腿、控制、环动、压腿等专业舞蹈动作。
为了节约师里的经费，我住一晚上3角钱的旅馆，但还是觉得太贵。中午在东风路上海饭店吃饭，交3两粮票、6分钱，买3两米饭；5分钱打一个白菜豆腐汤，加一起1角1分钱。
饭店桌子上有酱油，有时候还会有一碟辣酱，我就着一起吃。一位服务员阿姨看不过去，问我：“小解放军同志，你怎么吃得这么简单？”
我说够了，挺好的。
其实我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被派到大城市里学习，一个月要花部队多少钱啊！挺对不住的，我再多花钱那不是扯淡吗！
从昆明“取经”回到师宣传队，我把所学再教给大家，这次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我知道宣传队要重点培养我，但我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跳来跳去。
指导员看出我的情绪，找我谈心。
他说：“小臧，你认不认识咱们军的政委？”
我说曾经给他送过一封信。
“那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
“师政委、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呢？”
“见过。”
指导员说，“那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宣传队里出来的。”
我一下子懵了，“这么大的首长，都是搞宣传出身的吗？”心里充满迷惑和怀疑。
指导员就跟我讲了这支部队的历史：“我们这支部队是1937年成立，成立的时候兵源主要来自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区的大、中学生，是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里面最有文化的部队，通过长期革命斗争，牺牲了很多同志，但保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又有知识文化的骨干。”
指导员说，你打开国务院院史看看，一机部、二机部到七机部，各部委办局的党组书记、部长，很多都出自我们119团。
我吓了一跳，有茅塞顿开之感。
指导员又说，我们的建队方针，就是要为部队培养输送优秀干部。
听了指导员的谆谆教导，我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希望，一颗不老实、不安分的心就又萎了下来。
以后的日子里，我又开始循规蹈矩地练功、排练、演出……
心里却一直有个声音在唱反调——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干了！
有一天，突然我接到一个命令：立刻到开远军政治部报到。
啥事？不知道。
我立刻打起背包，从嵩明赶到开远军部，终于弄明白是咋回事了——调军文工团工作。
好嘛，连队没能去，又调到更高一级的文艺单位。
这结果对别人可能是好事，对我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完全事与愿违。
领导跟我说，军里要搞大汇演，所以我们要调整力量，把各师的文艺骨干调过来，搞一次漂亮的晚会，为军争光，要争第一。
第一，最终也争到了，而我在军文工团一干就是十几个月。
在师里，有很多机会下连队，那里鼓励一专多能，我除了搞文艺，也能像名普通战士一样去打靶训练。但在军里，要求专业化，严格分工，只允许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念头，想都别想。
实在干不下去了，感觉自己离连队越来越远。
一天凌晨4点钟，我打上背包——开溜了。
我隔壁一个东北的小伙子醒了，看见我一脸疑惑，我赶紧比了个“嘘”的禁声手势，说我回40师了，你小子什么也没看见，咱是不是哥儿们？
小伙子一个劲点头，蒙上被子继续睡。
我跑到开远小火车站，买了张去宜良的火车票，就这样溜回去了。
这一跑惹出了大麻烦，失踪了一个兵，背包拿走了，床铺干干净净，一个字不留。
军文工团到处找，查来查去，查到了40师。
军保卫处出面，通知40师，臧雷没有请假、没有报告，私自外出，太不像话了，要求以逃兵论处，进行严肃处理。
我想这回肯定要倒霉了，在劫难逃。
有福之人天必帮之，我们师长给我解了围。
为啥？师长喜欢我呀！
在40师，文工团队员也是要练兵的，师长知道我军事技术不错，另一方面，他对军部把我们几个文艺骨干调走有意见，“你们要搞宣传，我们就不要搞吗！你把我尖子挖走了，我还怎么搞？”
知道我不在军里待着，反而跑回师里这件事后，师长还挺高兴。
师长是山西人，1936年当的兵，老革命了。听说军里的意思要处分，师长带着一口浓重的山西方言说：“这个兵，是个好兵，他还想着我们40师，处分？处分个球！不处分！”
臧雷在骑兵队。
就这样，我逃过了一劫。
终于回到40师，这么大的风险都顶过来了，这险不能白冒。
我就找到宣传队队长、指导员谈判，我说我这次冒险回来的，希望一鼓作气，让我到连队去。
可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你从军里跑回来是好样的，但你跑的终点，就是这里。”
我都要气炸了，你们不答应是吧，我就耍赖。
我赌气地说，你们非要留我在队里的话，那工作随便我挑。
指导员立马换了笑脸，拍着胸脯保证说“可以，你要挑什么工作？”
我说，炊事班。
一语成谶，命令立刻下达，我就这样当上了炊事班的副班长。
说是炊事班，其实就俩人，一个是老班长，另一个副班长，那就是我了。
老班长也是舞蹈队的，但他特别喜欢做菜，就来了炊事班，而我是赌气过来的。
炊事班里养了3头猪、2条狗，班长负责买菜，副班长负责喂猪喂狗，维持好宣传队里47个人的生活。
结果第一天，我就把饭给烧糊了。
我一脸黑煤灰，正坐在食堂灶门口生闷气，心想不管干什么活，总得把它干好吧，弄砸了就是丢人的事。
此时队里的人已经进了食堂，我紧张到能听见自己心脏咚咚响像要跳出腔子。让大家吃不上饭，觉得对不起大家。
这时就突然听见外面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首长同志们，今天对不起大家，由于我的疏忽，把饭做糊了，下次一定改正，请大家将就将就……”
这是炊事班老班长的声音！
我站起来就冲出去想澄清事实，可老班长知道我想干啥，一把挡住我。
我眼泪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那时候有两个排长故意收拾我，给我一把斧头，命令我一个人杀一头牛，不准帮忙。
牛就拴在树旁，四周钉下5个桩子，两个大铁盆装满水，撒了盐。
我握着斧头走过去，老牛抬头看了我一眼，满眼的悲哀。我狠下心朝着牛脑袋砸下去，牛轰然倒地。
把牛的四肢绑在桩子上，开膛、剥皮、捞内脏，装了3大盆，再把牛劈开，头挂起来，两扇身体挂起来。搞完所有活计花了3个半小时，累得两手直打颤。
来炊事班，我其实就是想撂挑子，只要不参加排练和演出，那就是废柴一根，这样很快就可以下连队去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是我太年轻太幼稚。
宣传队的创作还找我、编导跑不掉、晚上还得去执行排练、上台演出照样得去，以前的事情一样没少，还多了炊事班的活。
我觉得我们队长和指导员太猾头了。
不过我一直觉得，在炊事班对我的锻炼很大，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学会生活、懂得了生活。我爹说过，不要怕苦，下劲儿地练。
我19岁就进入宣传队的创作组，当时也是赶鸭子上架，文化也没有，懂个屁！还创作？没办法，我就拼命学习、学习……
1975年到1977年，我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黄金期。
我创作的七八个作品，包括《射击场上》《最好的成绩》《野营路上》《山高水长》《红军路上》《山茶花》等舞蹈和舞剧在军区获奖。
说实话，这些作品是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创作的，但我也有个特点，不情愿归不情愿，但具体工作，必须尽心尽力完成好，还必须去争第一。
这可能是我骨子里的倔强造成的，这些成绩也让我有点小自鸣得意，可当时我没明白一个道理——越是干得好，我越是走不了。
……
还好，时代潮流没湮没我，全军此时正经历着一件大事，才让我有机会挣扎着、踉跄着游回到潮头之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军队“消肿”问题，在邓小平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得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军队“臃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我们师政治部副主任就有9个，师司令部副参谋长有7个，都可以坐一桌了，编制政策下来，只保留1个。部队干部开始一批一批转业。
还有一条规定，凡编制上没有的单位，一律撤销。
部队里的球队、宣传队都没有编制。
我们宣传队就此解散，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离开的，大家都情绪低落、垂头丧气。
我不一样，高兴坏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但明面上，我得装出一脸衰相，不能犯了众怒。
等到师政治部副主任找我谈话，“小臧，有什么想法？”
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高兴地回答：“没什么说的，侦察连。”
得到首长的答复是，“去你的，重新说一个。”
没办法，我想了想说，“那就去118团、119团的特务连2排。”
“不行，再说一个。”
“118团2连、5连、8连，119团3连、6连、9连，去哪个连队都可以，最好是118团8连。”
首长送我3个字：“乱弹琴”。
我也生气了，“那你说吧！我去哪？”
首长和蔼地拍拍我说，“我们准备把你分配到高炮营。”
首长解释说，高炮营一直是师基层文化工作的典型，你们文工团的去了，就是要继续发扬本职工作，把基层文化工作搞起来。然后又给我一把“甜枣”吃，“你们可都是骨干，将来啊，可以当排长、当副指导员、当指导员，这不就起来了吗！”
很明显，首长早已经安排好了，我能说啥。就乖乖去了高射炮1连4班当上了9炮手。
发给我的武器谁也猜不出来，一把半米长的大起子——专门用来开炮弹箱。
我的工作就是起开炮弹箱，把炮弹抱出来递给8炮手、8炮手递给7炮手、7炮手递给6炮手、6炮手递给5炮手，5炮手压上炮弹……最后1炮手、2炮手瞄准“嘣、嘣”开炮。
拿着把大起子，我犯愁了，这该练什么呢？天天去橇铁皮弹药箱？
我就问一个老兵，“这高炮连里，谁最厉害？”
老兵想都不想说：“连长。他发话说射击才能射击”。
我又问，“那他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
老兵答，“连长会三角、几何、勾股定律……”
我就有了目标，那好，我就去学三角、学几何。
去哪里学呢？师里有图书馆，我就去找书看，可人家不借，因为我没借书证。
办个借书证又要很长时间，而我心仪的书就放在眼前，仿佛在向我招手。
我有的是办法，趁大家不注意，我就把图书馆窗户的插销偷偷拔起来，走了。
到了晚上，我偷偷翻窗爬进去，把书拿了。
很不幸，被发现了。
副参谋长在大会上点名，“有的人，偷什么不好？偷书！”随即话锋一转又说，“不过还可以，是为了学习嘛！但是不要搞这个事情，赶紧还回去。”
我又逃过了一次处分。
我赶忙跑过去，指导员正端着茶口缸，一手捏着盖子扇热气，笑眯眯地对我说，“老臧，祝贺你高升了。”
我一愣，“指导员你别开玩笑，我一个9炮手高升个啥！”
指导员就拉下脸来说，“我是指导员，能骗你吗。麻利点，去办手续，明天就到118团报到。”
然后用手指头点着我轻声说，“你小子当排长了。”
从连队走出来，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走到大路上，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像匹野马，挣脱了长久栓住身体和灵魂的缰绳，开始一路狂奔，耳边春风暖暖、呼啸而过。
先去理发室剃了个光头，整理了我不多的个人物品，第二天就到118团报到，如愿以偿来到我最熟悉的8连，当上了2排排长。
紧接着，师作训参谋也调到8连当副连长，他就是刘永新。而我是高炮连的9炮手调上来的，那个得意。
我终于“火腿”换成了“烧鸡”，不懂啥意思？“火腿”就是步枪，“烧鸡”当然是手枪，我也成了干部。
当然，最高兴的，是我终于来到战斗部队。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调到8连，当时邓小平要求全军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不再以政治训练为主了。全军开展“郭兴福教学法”，并要开展“大比武”。师党委由此决定，由118团8连代表全师，参加上级的建制连比武，兵对兵、将对将、连对连，进行多科目比武。
为激发8连连队活力，师长亲自点将，从全师抽调5名年轻干部充实到连队，包括7连副连长调来当连长、75无后坐力炮连的副指导员调来当副指导员、特务连的5班长调来当1排长，另外就是刘永新和我了。
臧雷(右)与老连长、原118团团长、后成都军区少将副参谋长刘永新(退役)，在连史馆合影。
加上原留任的4名干部，8连配齐9名干部，新班子就此搭建起来。
6月份，指导员找到我，交给我第一个重要任务——写一首歌，8连连歌。
要求朗朗上口、唱起来有劲，“咱们要唱着这个歌，去比武！夺冠军！”
我没有丝毫犹豫，回答“是”。
到了晚上10点钟，吹了熄灯哨，我掀开被褥，小板凳一放，一手打手电照明，一手写歌谱曲。
不到1点钟，一首歌就写出来了。
第二天，支部委员全来了，我试唱给他们听，一遍通过。
几十年以后我回连队，8连官兵高声唱他们的连歌，还是我写的那首歌，但他们可能已经不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我。
但在118团8连，能写首好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是一支打过无数硬仗，从血泥肉堆中硬碾硬闯出来的英雄连队，每个干部，甚至每个战士都狂傲得很。
去8连之前，师长就跟我打“预防针”，说那些个老兵可不好对付，全盯着你们呢，记住了，8连就是一条，打铁全凭本身硬。
马上，连队就开始进行实弹射击考核，8连有个传统，考核永远是干部第一组。
9名干部，一溜的持手枪按射击教令规定，无依托打25米靶，各打5发子弹，
我们领完子弹走到射击位置上，后面坐着8连的官兵，班长坐在前面。就听几个班长冷着脸说，“听说今天中午吃鸭蛋，咸的还是淡的？”
我知道是说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干部听。
那场考核，刘永新打了49环、1排长49环，我也一样，打了49环。
这成绩出来，没人说什么了。
单双杠训练，也难不倒我。在单杠上，我一套标准的体操动作操作下来，再“嗖”地甩杠腾空，稳稳落地，战士们直接看花了眼，我练芭蕾时的基本功也真不白给。
战士问，“排长，这是哪套练习？”
我说“这不是练习，是准备活动。”
战士们给吓得不轻。
这一下，那些兵都给我镇住了。
很多人可能要问，我不是一直在文工团舞蹈队吗？哪来这么好的军事素质？
这还多亏了40师文工团不搞长期集中，我们队员经常要下连队，一样的要训练军事技战术，而且我这个舞蹈队长就是带队的，把所有军事考核项目全考过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一次训练后，118团副参谋长狠骂了另外一个排的战士，用临沧话吼：“你们这些狗日的，还不如人家唱歌跳舞呢。”
等我正式进入8连后，我就负责战术训练，最终8连成为军区训练部“单兵到班级战术先行示范试教分队”，这已经是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了。
2024年，臧雷(左3)和老战友们合影。
日历很快翻过了1978年。
118团枕戈待旦，8连兵精气盛，我也心愿得偿、摩拳擦掌，就等号角吹响。
但命运，却又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臧雷此后经历了什么，敬请关注《英雄赞歌16（下）》
口述人 | 臧雷
记录者 | 王白石
作 者 | 大河弯弯
编 辑 | 春山
图 片 | 臧雷 王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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