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越南境内好几天,水已经喝完了,所有人渴得受不了,又不敢随意喝池塘和井里的水,怕越南人放毒,不干净。
越南田地里种着甘蔗,我们几个警卫员商量除了留够首长身边的警卫,就决定出去砍甘蔗,给首长解渴,自己也想吃。
我们沿着一条大路去割甘蔗,路边出现了一大片树林,我们立刻警觉起来,怕遭敌人埋伏,就走下大路,沿着路边的一条小水沟往上游走。看着沟底的溪水非常清凉,就什么都不顾了,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一肚子水,然后继续顺着水沟往上走,走了不到50米,转了个弯,就发现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躺在溪水里,我们感觉恶心得要命,但此时吐也是吐不出来的,只是心里非常不舒服。
没办法,我们就跨过这具尸体,继续去找甘蔗……
我叫黄维金,1979年时,我22岁,是一名师首长的警卫员,亲身经历了那些只在电影里才会看到的情景,那些片段也许并不精彩炫目,却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抹不去了。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跟随首长,一同越过边境线。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绝对保障首长的安全。如果有危急情况,宁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好首长。
开头的这段真实经历,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小插曲,战场上不只有炮火狼烟、枪林弹雨,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其中,有闪光的,也有非常尴尬的。
当首长警卫员期间。
那是进入越南境内第五天,我内急,和首长及随行人员说了一声,我就找了一片小树林去方便。
也就四五分钟我就从小树林出来,立刻傻了眼,发现面前空无一人,队伍已经离开了。作为警卫员不能紧紧跟随首长,还把首长搞丢了,后果很严重,我心里非常焦急,特别还是在敌人境内,万一首长出事那我责任太大了。
虽然首长身边还有七八个人,但我也一定要赶紧找到部队、找到首长。我朝着他们走的方向使劲追……
越南这边山林茂密,四五分钟的时间,人已经走得一点踪迹都找不着,追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也懵了,我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这是在敌人境内,我孤身一人,一旦选错了方向,碰到敌人的结果就只能是被敌人打死,或者被敌人俘虏。
我急得哭起来,因为那时不到22岁,也就是个还没长撑的农村娃娃。
但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而是一名军人。我开始冷静下来,分析我自己的处境,我该如何应对这个生死危局。
我想到身上带着我军的作战地图和不少军事机密,绝对不能被敌人拿走,一旦出现这种可能,那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自带的手枪把自己解决掉,我才对得起首长,对得起军人这个称号。
凭着感觉,我选择了右边一条路走,因为这条路更宽一些,估计部队会往这条路走。我就一直往前追,树林很密,其实也就追出几十米,我就听见前面有说话的声音,不是听不懂的越南话,是我熟悉的中国话,一下子心里就有数了,赶紧抹了把脸上的泪迹,疾步追了上去。
首长看见了我,只说了声,“小黄,你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我却像坐了一趟从人间坠入地狱,再呼啦啦冲上天堂的过山车,心里又惭愧又庆幸,从这件事以后,我跟随首长更加百倍的小心。
1979年自卫还击西线作战,原14军40师攻克老街时任师政委张志铭(右)与警卫员黄维金合影。
在后面的行军当中,我一直保持警惕,突然发现在我的左前方4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后面,一个影子晃了一下,我很确定是一名敌人,提着枪。
我立刻报告给首长和随行人员,前面有敌人。
我和另一名警卫员立刻端起冲锋枪瞄准敌人可能隐蔽的地方,掩护首长和其他同志快速通过这条危险路段。
没用一分钟,所有人都过去了,没发生想象中的激战,但我还是吓得够呛,因为那个敌人居高临下,如果真有一定数量的敌人组成伏击圈,那我们还是很危险的。
即便这是一次一枪未放的经历,但还是让我很后怕,害怕师首长受到袭击,那损失就太大了。
我1957年出生在四川内江,我家6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
农村娃娃,文化又不高,19岁入伍时,我自己很高兴,能把娃娃放去部队锻炼,家里也很高兴,还能缓解下家里的生活压力。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经常饿肚子。
我家一个亲戚来送我参军的时候说,“好了嘛!你去当兵也能吃碗饱饭。”
1976年12月我光荣参军,来到驻云南的40师,新兵训练结束后,就被选进师部警卫连。
一开始,我给一位副师长当警卫员,不到一年,副师长到北京学习,我一下子被挂了“空挡”,也没其他任务,樊排长给我开小灶,教我练手枪,我也下了很大功夫苦练,射击水平提高很快。
苦练手枪射击。
全师大比武获得手枪射击标兵称号。
1978年全师军事大比武,我获得手枪射击的第一名,各方面的军事素质也不错,就被师政委张志铭看中,给他做了警卫员。
到了1979年参战,我也就跟随师政委一起跨出国门,才有了上面的故事。
28天后,我们部队凯旋归国,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砚山县政府组织当地百姓沿街欢迎我们,还送来锦旗,又把我们首长接进招待所热情款待。
40师凯旋归国,受到文山州砚山县人民的热烈欢迎,走在前列的是师长和政委。
砚山县送给我们师的锦旗,首长交给了我们两个警卫员。
自卫反击战期间,我顺利完成了保护首长安全的任务,荣获了一次三等功。
战前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这算是火线入党,打完仗下来,我也顺利地被批准入了党。
参战回来,部队保送我进昆明陆军学院,学习军事指挥。
说来也很巧,这次和我的同乡彭燕良分到了一个中队学习,他后来是118团8连的连长(绊到地雷线、钢盔被打穿,老山主攻连连长两次死里逃生,后悔把“恩人”丢了 | 英雄赞歌3)。
当时我们那批保送学员,90%是参战人员,党员、骨干和立过功的人员,这是保送的必要条件,根据当时国家军队建设的需要,有作战经验的人,送到军事院校进行深造,学习军事理论后再回去带兵,更有利于部队建设。
黄维金(右一)带兵示范正步。
刚进军校,我们这批从战场上下来的学员普遍有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觉得自己打过仗,比别人有资本,来军校就是镀个金,随便混混就行了。
这种不好的苗头被军校首长发觉了,召集起学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们打这点仗算什么,我是从抗日战争过来的,打了多少次仗,身上有多少伤疤。你们就打了这一次,有什么可骄傲的!”
被这么当头一棒敲醒,我们这批学员才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了解了在我军悠久和辉煌的战史中,我们仅仅是参加了一次自卫反击战,和我们的老前辈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自此以后,我们就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学习,履行一名军人的职责。
在军校,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整个步兵团的火器,我都学会了如何使用,不仅会用,还会教。
毕业考试时,每个人身边有一个枪架,放着手枪、步枪、冲锋枪,都要逐一考试,此外也要掌握60迫击炮、82迫击炮,无后坐力炮、40火箭筒等重火器的使用方法。
在战场上,我们能做到捡到什么武器都能立刻使用。
师部没啥重火器,而步兵团有40火箭筒、60迫击炮、82迫击炮,看着都眼馋。
从军校毕业后,想到自己在师机关已经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主动要求到118团,多方面去了解部队。
为啥想到118团?因为这个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当时的昆明军区也是一支很有影响力的部队,我觉得能到118团很光荣。
另外从个人私心来讲,这个团的驻地就在昆明金殿后面,离火车站近,回四川老家也方便,周末还可以去大城市里看看。
1981年,我被分到118团特务连,当了一年的警卫排长,此后又被任命为高射机枪连1排排长。
黄维金在整理58式14.5毫米双管高射机枪子弹带。
休息时刻。
当时使用的是58式14.5毫米双管高射机枪,这款高射机枪有左右两个弹药箱,每箱有150发子弹,每分钟打300发。这是口径最大的枪,口径再大那就是炮了。
操作这挺高射机枪,最少需要4名战士,这种高射机枪非常沉重,大药有500余公斤重,自带轮子,平时要靠汽车牵引才拉得走。
高射机枪连是团直属分队,我们主要任务是保障团指挥所的空中安全,架设高射机枪用于防空,对低空飞行目标进行射击,不能让敌人的直升飞机等飞行器来袭击我们的指挥所。
在打老山的时候,我们也把这种高射机枪用于防御作战,但要把它架到山上,是很费力气的事情,需要一个个零部件分解开,再由战士人扛马驮运上去再组装起来,占领有利位置,打平射,封锁敌人的通道,打击敌人装甲车、碉堡等目标。
14.5毫米口径子弹的有效射程达3000米,在实际使用中能打到4000多米,我们曾在老山防御作战中,用这种高射机枪封锁敌方一个垭口,距离达到了4200米。这种子弹很粗,威力非常大,被它打中的有生目标,那是能绝对消灭的。
1984年初,我们接到作战任务——收复老山。
为充分摸透熟悉边境线的地理气候,我们部队提前了两三个月,就从昆明一路开进到麻栗坡进行临战训练。
黄维金(中)在训练中。
部队驻扎在距离老山很近的南温河公社里,也由此,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临战训练太累了,每天起早贪黑地练,比打仗还辛苦。
我们高机连1排住在一家姓杨的老乡家里,他们家在半山坡,由于当时大批部队集结,给当地的粮食、蔬菜、肉食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部队如果在当地采购,能把整个市场的菜肉食品都给买空。
为了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部队尽量依靠自己携带的军需物品来解决问题,战士们每天只能吃到压缩饼干、压缩干菜,用水泡开了吃,肉只有各种罐头,不好吃,没有新鲜的食物。
有一天很早起来到岔河村训练,我就看到一个老乡提着老长老长的一只猪脚,口水止不住地就流下来,脑子里已经想象着自己在啃这只猪脚,因为很久没吃过新鲜肉了。
我就情不自禁地走过去问:“老乡,你这个猪脚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斤?”
老乡一看是解放军,也很热情,告诉我说,“同志,这是在南温河供销社买的,7角3分一斤,你要早点去才买得到!”
我一想,用10块钱可以买好多斤喽。
我当时就动了小心思,悄悄和我的通信员龙望平说,明天早上你就不出操了,早点去南温河排队,买只猪脚,买只大的猪脚,回来跟房东借只锅,我们炖了吃。
一切顺利,通信员白天就守在房东家借锅煮猪脚,房东看到锅里除了清水却啥都不放,奇怪问,“解放军,你们不放点盐啊?”
通信员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忙连连点头,房东就去找来食盐,又带来几块老姜一齐下到锅里。
到了晚上,我们在南温河对岸点完名,一溜小跑过了吊桥,回到老乡家里准备大快朵颐。
1984年4月,在南温河吊桥上。
但这么一顿香喷喷的大餐哪能独食,我就叫通信员去把连长也喊过来,就说有事找他汇报,一定带着枪和通信员一起过来。
连长很生气——才点完名,有事刚才怎么不说,还没屋就开始“骂我”
连长气冲冲进了屋,顺着木梯来到二楼,但当看到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脚,还有在当地买的白兰地酒,肉香和着酒香,立刻就把连长的气消了,也馋得不行,脸色也就好看了,“1排长,你鬼点子真多”!
就这样,我们躲着吃了顿“猪脚宴”,虽然只有点盐和老姜调味,但太香了,连长打着饱嗝满意地回去了。
走时,连长还承诺,他也买只猪脚回请我一顿……
直到今天,我们连长还欠我一顿猪脚吃,但是再也兑现不了,战斗打响,连长光荣牺牲,他也是我们高机连唯一牺牲的战友,他叫吉兴林,战友们永远怀念他!
老山作战的时候,我们高机连因为没有对空作战任务,就配属在3营,做军工工作,向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向后方运送伤员烈士,也顺便押送俘虏。
6小时拿下老山主峰后,我们又去其他阵地支援别的部队,包括662.6高地、41师防御的八里河东山等阵地上,都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足迹。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高机连向前方运送了大批弹药和给养,保障了作战的持续进行和最终胜利。
但也有战士想不通,说“排长,军工太苦了,还没成绩。我们去当步兵吧,拿冲锋枪上阵地去。”
别的物资再沉再重也咬牙坚持住,但运送烈士遗体那是太困难了。
一次在八里河东山,要运送一个烈士下来,走了一段平路要上个山坡,后面抬担架的战士没力气了,我就去替换。
牺牲的这名烈士是头部中弹,被打出老大一个洞,血水流淌到了帆布做的担架里。一上山坡,担架里的血水就往后涌,冲了我一身,全身“血淋淋”的。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只想保护好烈士遗体,尽快送回去。
回来换衣服,才发现里面穿的白衬衣也遭了殃,胸口部位都染红了,洗了好几次也没洗掉,当时也曾想扔了,又一想,不能扔,这是战友鲜血染的,应该留下来做个纪念。
从此,这件衬衣就跟着我回到地方,我爱人看到很不理解,说这带血的衣服别要了。我说你不晓得,这是我战友的血,没得啥子。
直到十多年后,这件衬衣已经烂了,才没要。
我们118团高机连,因为战场需要,在整个老山战役中全部作为军工,至少跑了70%的阵地,还运送物资支援41师在八里河东山方向的作战。驾驶班所有9台越野大卡车,全部上阵,从麻栗坡不断往前线补给物资,返回时则运送伤员及烈士,经常遭到敌人的炮弹袭击,表现非常勇敢!
战后,团里、师里、军里,都肯定了我们连的工作,14军授予我们118团高机连全连集体一等功,这也让我们很骄傲,很自豪。
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我们的功绩同等重要,我们的千辛万苦没被忽视和忘记,今生无怨无悔!
2024年4月28日前夕,黄维金在麻栗坡畅谈当年的往事。
口述人 | 黄维金
记录者 | 王白石
作 者 | 大河弯弯
编 辑 | 春山
图 片 | 黄维金 王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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