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讲到新兵周培武才入伍两个多月，就上了战场的故事。
战场是男人的熔炉，或毁灭一个人，或锻造一个人。
经历炮火和死亡洗礼的周培武，走下战场时，已经是一名年轻的“老兵”，真实的战场，令他惊惧、令他敬畏，也令他更加拼命地去训练！训练！
但临战前夕，他一度想脱下这身荣耀的绿色军装。
他能如愿离开吗？如果不能，他又将踏进一个怎样的战场？
4次负伤、全身大大小小14处伤痕、一身热血几近流干、辗转多个医院急救……40年来，那些呼啸炸裂的炮弹和战友的呼喊，一直会在某个夜里再度传来。
但更令他心碎的，是全连26个兄弟回不来了；
而英雄的1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他的故事，我们静静翻开。
1979年打完仗，我们部队拉到离河口只有200公里距离的砚山县休整，防备越南在边境上再搞事。
在砚山训练休整了半年，我们9月份回到了昆明。
1980年2月，我从一名新兵成长起来，担任了班长。
当时我们班里还有73年入伍的老兵，我一个78年才入伍，一般都叫“79年兵”的新人来当班长，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
也因为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亲眼看到一些新兵因为训练不扎实、射击不准、战术动作不到位，就挨了子弹，付出了血的代价，我愈发意识到训练的重要性，因此下了狠心，拼上命，也要抓好训练。
那几年的训练中，有时候我们班一天要扛五六箱子弹去打靶，一箱有720发步枪子弹，我一个人要打两箱，一千多发。
射击的好成绩，都是靠成堆的子弹“喂”出来的，没有捷径。
周培武在刻苦训练射击。他所使用的是56式轻机枪，一个弹鼓可装4条25发的弹链。
但拼命练射击的代价，就是我耳膜受到了损伤，到现在，我的听力都不太好。
其他战术训练我也比别人苦，部队一年发两套军装，一套冬装、一套夏装，两双鞋子，我根本不够穿，很快就磨破磨烂了。有的战友穿不完，我就用自己的津贴跟他们买，一双鞋两三块钱，一套衣服七八块钱。
刻苦训练下来，我各项战术动作都很优秀，不管是低姿匍匐、高姿匍匐、侧姿匍匐，10米的距离，我几秒钟就能爬过去，当时个子小，身体很灵活。
除了抓射击和战术，我也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当时部队里下发由南京军区编撰的《郭兴福训练法》教材，厚厚的一大本，我一个星期就能读完，重要的都背得下来，我就用这个教材，结合自己作战的经验，来训练我们班的战士。
1981年到1983年，连续3年，我所带的班都被指定为全团战术和射击示范班，并荣立三等功。
到了1983年底，我已经当了4年兵，感觉太累了，在老家的哥哥写信告诉我，他们在当地县武装部给我找好了工作，要我复员回去当教员。
我正打算复员回家的时候，部队正在嵩明县甸尾村进行拉练，同时部队里也在安排退伍复员名单，此时，团里通知我到蒙自接收一批新兵。
我知道家里为我安排好了工作，但也不敢说，就说我不想去，我要复员回家。
团领导不批准，要我继续留在部队。
如同1979年时的我一样，1983年底，一批十八九岁的新战士应征入伍。而我，此时成了当初去接新兵的一名老兵。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战端会再次重启，但从1980年打罗家坪大山、1981年打扣林山几次局部战斗来看，我也担心再不退伍的话，可能还要再打一次仗，从内心来讲还是不愿意的，也想过安稳的日子。
我去接完新兵回来，这边退伍的人已经走完了。
而这时连里也缺干部，我就被提拔为3排代理排长，全排加上我共有27人。
很快，我带着全排新老兵，又一次走上了战场。
1984年4月2日，我军开始试探性炮击越南在老山的军事目标。
4月27日晚，3连随1营隐蔽到老山脚下的马嘿东南侧，占领进攻出发阵地。
1营的任务，是从80号和59号高地中间的边境地段，向老山的背后穿插，通过1214、78号、77号、76号高地，直扑越军腹地1072高地。
1984年4月28日，118团对老山拔点作战示意图，黄色线为国境线，红色线为1营穿插路线。（仅供参考）
1连是主攻连排在最前，我们3连跟在1连后面担任助攻，计划1连占领1072高地，3连拿下77号高地后，立即转入防御——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4月27日晚上12点，我们已经到达边境线。
按军、师的预定部署，4月28日凌晨2时30分开始，各攻击分队利用夜暗秘密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推进，先头部队要在5时30分占领冲击出发位置，规定到位的时间仅有3个小时。因穿插路线地形复杂，坡陡谷深，为保障按时穿插到指定位置，跟随穿插指挥的副团长向坤山和营长刘年光决定，在全营到达80号高地的越境位置后，将穿插发起时间提前2个小时。
28日零时30分，1营穿过边境，开始执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处是荆棘丛生、灌木纵横的原始森林，读书时学到的一个词叫“伸手不见五指”，平时感受不到，而这个时候真实体验到了，浓墨一样的夜里，头顶的树叶遮天蔽日，森林下面睁大眼睛也看不见眼前的东西，往哪个方向走，全靠跟着每个战士钢盔后面涂抹的夜光光斑。
但谁也没想到，原始森林里长年倒伏的竹子、树枝腐烂后，也会发出点点磷光，这些杂乱的光斑一不留神就容易干扰到我们行军的队列。
凌晨三四点，1连过了78号高地，我们3连则刚过1214高地，到了78号高地东南侧，一下子没跟上前方的队伍，不知道往哪走。
队伍一下子停下来无法动弹，前面往后传来消息——掉队了！
连长和排长带有指北针，立刻修正了方向，继续指挥部队向预定目标前进。
在快接近77号高地时，总攻时间已经到了，我军炮火开始覆盖越军目标。
很快，越军的反击炮火也开始向我军目标进行覆盖，更致命的是，我们1营穿插的路线也被敌人炮火密集挡截。
当时我们还没占领冲击出发阵地，敌人炮弹就劈头盖脸砸下来，不少队伍被打乱，通信器材被打烂，再向预定目标攻击已经不可能。
按照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谁最先占领老山主峰，谁就能当英雄。
大家听到老山主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很自然地就往那里去了。
就这样，3连没有按战前预定方案攻击77号、48号高地，转而从老山侧后方向，误打了友邻3营的作战目标——54号、56号、57号高地。
1排攻向54号、53高地；我们3排在左翼，攻击了57、56号高地。
54号高地是越军的防御支撑点，火力非常强，1排在攻击这里时就牺牲了8名战士，包括1排排长钱留云。
钱留云，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战前他母亲送他未婚妻来部队结婚。他的未婚妻是天仙般的一个美人。全连都欢天喜地：“排长，我们热热闹闹给你们操办喜事！”他说：“没听一首诗里说，古来征战几人还？你们热闹一场，别人呢？说不定痛苦一辈子！”
当8连的战友攻下这一高地后，意外地发现，坑道里倒下15具敌人的尸体，我们3连的3名战士也牺牲在这里，其中就有排长钱留云，他手里还紧紧攥着未婚妻的照片。
这一仗，我们3排共牺牲了4名战友，包括7班班长黑哈且，四川凉山彝族人。
打着打着，发现身边出现很多8连的战友，一会儿，又遇到了9连的班长史光柱，才知道我们打错了方向。
这次战斗，我没有了5年前的好运气，先后4次负伤，大多都是被炮弹弹片打伤。
第一次负伤，是2连在78号高地一处凹地遭到敌人炮火挡截的时候，炮火也打到3连，队伍立刻被打散了，我背着的861指挥机被弹片炸烂，腰部也受了伤。
但我更着急通信器材被损坏，无法和上级进行联系，很懊恼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就在身边的连长郑周勤。
郑周勤命令我就在连部，跟随他一起行动。
但此刻张副营长已经命令我们往山上进攻，我也就顾不上受伤了，带领3排攻击56号、57号高地。
而原来我们准备攻击的48号高地上有个火力点，此刻从侧后方对我们排进行猛烈的火力压制，让我们非常难受。
我命令7班的轻机枪专门压制这个火力点。两个山头直线距离不远，三四百米的样子，但徒步过去就比较远了，要下到一个山凹，再往上爬，有七八百米。
就是这个时候，在我右侧的54号高地，敌人也对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侧面打过来，顺着我的胸口擦过去，我胸前插着3个56式冲锋枪弹夹，瞬间被打烂2个，子弹哗啦啦飞撒了一地。
虽然子弹是擦着胸口飞过去，弹夹还挡了一下，但我胸口还是被切出一大道口子，现在横在胸口的伤痕都很长一条。
前两次负伤都还不算太严重，皮肉伤，我们排还没完成任务，我哪能丢下我的排。
攻下老山的第二天，我们组织防御作战，位置在57号和56号高地中间。
因为阵地上地雷太多，严重影响部队机动，连长就分配了半个工兵班给我们3排进行排雷，我带了4名工兵。
阵地上到处是雷，你一看草丛里不对劲，有人动过的地方一准有地雷，史光柱也就是被这些地雷弹片炸伤眼睛的。
这时敌人又发起炮击，一颗炮弹在我身后爆炸，我本能地往前扑下去，但一块半个巴掌大的弹片还是插进我右大腿内侧，削掉一大块肉，骨头都露了出来。
我的通信员叫杨秀珍，贵州凯里人，立刻把我的两个急救包拿出来堵伤口，血根本止不住，又把他的两个急救包也用上，还是止不住，我就叫他用剪刀剪开我的裤子，用布一条一条勒住伤口，用力绑，才把血给止住一些。
这次就伤得很重了，我当时已经很难再站起来，而军工担架队也上不来，很难把我送下去。
连续受伤，我只感觉这次打仗运气也太差了，但没想到，我的坏运气还没完。
第四次受伤，又是挨了炮弹，一块弹片从背后插进我的左肩部，让我再次大量失血，杨秀珍只好从其他牺牲烈士的身上搜来急救包为我包扎止血。
这次负伤，让我完全动不了了，随着血不断流出，我的意识也逐渐被抽离出了身体。死亡已经离我不远了吧！
但杨秀珍没有放弃，只有尽快把我送到战地医院，才有活下来的希望，这是一场和死神的追逐赛。
正好一队军工担架组抬着一名负伤战士要下山，杨秀珍做了次“恶人”，挡住担架队不给走，说“不行，先把我们排长抬下去，他伤得太重了！”
就这样，我得以“优先”被抬回团卫生队。
后来卫生队队长跟我说，“小周啊，那天你如果再晚5分钟抬下来，血就流干了，没得救了。”
前后4次负伤，身上大大小小14处被子弹打伤、弹片炸伤的伤口，都快打成了筛子。
后两次负伤造成大量失血，战地卫生队简单包扎处理后，就后送到落水洞野战医院，在这里进行了止血包扎，就用直升机把我们一批重伤员运送到300公里外的开远解放军59医院做紧急手术。
后来医生告诉我，为了“填补”我右大腿上12厘米长、8厘米宽的这个大窟窿，从其他牺牲前战友的小腿肌肉上植皮过来，补到了我的伤口里，缝了很多针。
我的身上，从此有了其他战友的血肉，我却不知道他是谁。
而我肩膀上的伤也很难处理，背后伤口很大，弹片还留在体内，左肩前面，对应背部受伤的部位，鼓出一个柚子大的血包。
医生手术要我签字，告诉我要从前面开刀取弹片，我一想，我肩膀后面已经被开了一条大口，再从前面划个口，我整条手臂会不会废了，不同意，要医生从后面做手术。
手术做了6个小时，打了3次麻药，终于从肩胛骨下面把一块4×5厘米大的弹片取了出来，手臂总算是保住了。
40年前的疤痕，如今依然触目惊心。
住院到5月11日，伤口还没拆线，此时大量伤员转运到开远，医院已经饱和，我就被安排乘军用飞机来到昆明军区43医院；7月11日，又来了一大波伤员，我就又转入宜良的58医院；很快这里也不够住了，我又被转到昆明小板桥空军医院。
不停地换医院，一路上的折腾，伤员也不像现在住院身边有亲人照看，至少也能请个护工，那时什么事情只能靠自己坚持住，还好来到医院以后，护士对我们这些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都特别好，比亲人还要亲。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我的伤竟然也都好得七七八八了。
我就再次回到前线，回到连队。
我也才知道，这次作战我们3连伤亡非常大，是全团牺牲人数最多的连队，有26名战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5个排长就牺牲了4个，1排排长、2排排长、2排挂职排长、炮排排长都牺牲了，剩下我这个3排排长负了重伤，你说这一仗打得有多残酷！
因为穿插路线被敌人密集炮火覆盖，全营伤亡很大，而且穿插大部分不到位，作战“行动受挫”，但在进攻当天，1营仍基本完成穿插作战任务，至第二天，1营完成全部穿插作战任务。
战后寻找烈士和伤员，发现1营的主要伤亡不是遭敌炮击，而是在向主峰冲击的路段上。
1985年3月，我被提拔为3连的副指导员，专门负责烈士的善后工作，接待烈士亲属，这无疑是个烫手的岗位。
有烈士的亲属围住我，带着怒气质问，“我的儿子回不来，你倒是回来了！”
当时我也不能说什么，大家心情都非常难过，他们儿子、亲人都不在了，你还能不让他说一下吗。
最后我也实在没办法，脱下裤子、衣服，只剩下一条马裤，给他们看我身上密布的伤口，腿上、脚上、腰上、背上，还有胸口，那是一条条还没长好的疤痕，背上甚至还插着排脓液的管子。
“我只是运气稍好些，但也负了那么多伤！差一点也就死在了前线！”
大家看我都成这个样子，也就不说什么了。
家属们的心情我都理解，难过啊，太难过了。
纪念老山作战胜利35周年时，老山主攻团部分战友在老山主峰合影，左3为周培武。
老兄弟，你们还好吗？我回来看你们了！
这次战斗，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需要反思，指挥的问题跟我们没关系，我只是基层最普通的战斗员，服从指挥打好仗就行了。
但战场，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打得不顺，更考验我们的部队干部和战士平时训练的水平和战斗意志，当时敌人炮火覆盖过来，部队被打乱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峡谷里，你不跑那就只有等死。但我们营没有一个人后退，没有一个人跑出峡谷找个地方躲起来，绝大多数从敌人炮火中钻出来的人，哪怕是重伤员，只要还能爬得动，他们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爬。
从东北两侧分头夹击老山主峰诸高地的我团2营、3营每个连队的同志都可以证明：每个冲击队形里都突然加进了我们1营的同志，每个高地最后都躺下了我们1营的伤员，1营的烈士。
我想说的是，在战场上遇到那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1营干部指挥有力、行动有力，战士打不垮、打不散。（本文部分内容摘自丁隆炎《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一书，特为感谢）
2024年，周培武在昆明接受采访。
口述人 | 周培武
记录者 | 大河弯弯 王白石
编辑 | 春山
图片 | 王白石 周培武提供
手机右下方点个“在看”，不走丢。欢迎点赞，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