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最低谷，我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我就想，打仗我都没被打死，我现在经受了这点磨难就不想活了吗？
不可能，就是去捡垃圾，我也要活下去。
黄孝康军装照，俊朗刚毅
我叫黄孝康，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人，出生在1962年。
1979年，富源县对城镇居民招工招干，我和堂哥黄跃坤就去报了名，到5月份，还一直没通知去哪个单位。
我们就琢磨，怎么还没有上班的消息。
后来才知道，这时南疆刚打完一场大战，部队要优先保证兵源。
我就跟堂哥说，哥，怎么办，我们等不得了，不如一起去当兵。
堂哥就说，走嘛！
人生一世，总要有点精彩的东西。
就这样，我俩带着儿时的憧憬，也没跟家里人说，自己就决定了人生的一件大事——报名参了军。
直到部队来了通知要去体检，家里人才知道。
但好在，两家的老人都支持我们去当兵。
我们1979年当的兵，算1980年兵，我分在了40师118团2营6连，在弥勒小三家搞了一年的生产，1981年回到昆明，上半年团里组建了集训队，我成了一名机枪兵，打轻机枪。
1981年6月份，40师组建教导大队，总计400余人，3个中队，一个步兵中队、一个重机枪中队、一个迫炮中队（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学习使用当时步兵部队所使用的大部分武器。
当年我们所使用的还是老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个班只有班长、副班长才有一把冲锋枪，直到后来老山作战，我们才清一色用上了56式冲锋枪。
我们连包括我、张志安、张成东3名骨干，成为第一期学员。为期半年的学习非常艰苦，但收获也很大，步兵学院的所有单兵战术课目都进行了学习。各个培训课目考试合格，教导大队才准予发给结业证。
培训结束后，当时昆明陆军学院的一批学员到40师和我们教导大队学员进行了一次比武，比试完了，陆军学院的学员佩服地说，和教导大队比下来，论单兵战术，他们太强了！
这也一直让我很骄傲，半年的苦没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本领用在了3年后的实战中，让我受益匪浅。
1984年4月27日。
二营秘密进入越南一侧，向老山背面的敌人据点进行穿插。
按照作战预案，5连、4连攻击52号高地，我们6连从52号高地右侧攻击50号高地，完成各自任务后再往老山主峰向心攻击。
50号高地是越军的连指挥所和弹药库所在地，也是支撑老山防御的一个强点，火力强大、防守严密。
我是1排2班班长，我们班7个人，4个人是84年入伍的新兵。
战斗开始的时候，6连尖刀1排突前的1班拐错了路线，攻到了52号高地的方向，我们2班也就跟着去攻击52号高地。
在52号高地第一道战壕，5班的火箭筒手陈海波负伤倒在地上，子弹从左胸肩胛骨下面打进去，击穿了肺部，一喘气伤口处就呼噜呼噜地往外冒血泡。
我赶紧询问他怎么样，他还能说话，但喘不上气。
我赶紧叫来卫生员，用急救包给他包扎止血。
陈海波这才缓了过来，喘气平顺了，讲话也利索了些。
他说，班长，我刚用火箭弹消灭了一个火力点，正在重新装弹的时候就中弹了。
但还好，子弹只是打穿了他的肺部，再下来点就是心脏了。
战后伤愈的陈海波回到了昭通水富市，如今也生活的很好。
发现打错了方向，我们才从52号高地撤下来，去打50号高地。
5班班长王国亮，就牺牲在对50号高地的作战中。
当时他就在我左前方两米的地方，他突然站起身，可能是想观察敌情，我赶紧喊，王国亮，卧倒！
他刚直起腰杆，50号高地上就传来机枪哒哒哒3发短点射的枪声，一听就是老兵的精准射击，子弹打穿王国亮右侧的钢盔，哼都没哼一声，他就倒下了。（王国亮，贵州省翁安县人，牺牲时22岁，荣立三等功。安葬于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所在排号：7排 14号）
他是我们连主攻的50号高地上唯一牺牲的一名战士，但却有4名战士牺牲在打错地方的52号高地上。
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进攻路上牺牲的，为整个作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战斗中，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是战场。
当时50号高地遭到我军的围攻，三营9连在另一侧已和这里的敌人激战多时。
敌人抵抗激烈，我们呼叫营部炮火进行压制后，才一举攻上高地，开始清剿残敌。
我和3班班长，一个丽江兵，刚上到高地，就看见一名越军士兵提着冲锋枪从防炮洞里钻出来，我俩同时用冲锋枪对准打出一个点射，这个敌人倒下不动了。
在坑道上边，也是越军的指挥所里，此时另一名越军，可能是个中尉军官，仍端着一挺班用轻机枪顽抗。
我带上两个战士，每人封住一个坑道出入口，用机枪压制住。
这时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喷火兵也上了高地，就对着坑道里喷射了两股烈焰，才把里面负隅顽抗的越军消灭了。
我与我班战士王贤谊进入敌指挥所，意外搜到越军军事作战地图一份，地图上标有越军所占阵地标识，我们立刻把这份地图上交到连指，并由连指上报上级。
后来听连队的战友说，上级收到作战地图后，为后续消灭越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战斗中，3班班长还抓住了两名越军俘虏，都是被炸伤的。
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给他们包扎了伤口，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压缩干粮和水给他们吃。
那个越军俘虏还伸出大拇指，用中文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好！”
不过才隔了一小会儿，那名越军俘虏就因伤势过重不行了。
所以最后也就只带下去一名俘虏。
28日那个让人留下永久记忆的日子，我们连共有5名战士牺牲。
战后6连1排荣立集体二等功，我班机枪手马忠碧立了三等功。
打下50号高地，我们开始清剿隐藏的敌人，我看到两名我曾带过的新兵倒在地上，年轻的脸庞被硝烟熏得黑呼呼的。
他俩看到我，痛苦地说，班长，我腿断了。
我安慰他们，不怕不怕，不要动，先给你们包扎起来，马上就能送到后方医院。
话这样说，但我心里也很痛，他们是战前交给我训练的新兵，后来分到了2排和3排，都非常年轻，遇到战争一下子腿就没了。
不幸的还有另外两名战士，看上去也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手臂和肩部负伤，不算严重，救治及时的话，只不过是轻伤。
但当时敌人用炮火严密封锁了我军进出高地的通道，军工上不来，伤员也送不下去。
这两名伤员就一直没下阵地。
清剿任务完成后，我们连立刻在50号高地前沿重新修筑了战壕，组织防御。
我们班分在面对敌人方向的第一道战壕。
28日晚上，山头上变得很冷，战士们把雨布裹在身上御寒，上下齿还不停打架。
我见到他们，就让他们进地堡里避寒，当时水源很紧张，我把水壶里所剩不多的水，又加进两袋葡萄糖粉，倒给他们吃，补充点体力。
我跟他们说，明天早上军工可能就上得来，你们再赶紧下去。
可第二天天亮，等我从战壕上来，却看见这两名战士已经牺牲在地堡里。
这两名战士不是我们连的，也是战斗中被打散到了各个阵地，但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如果当时条件稍微好点，他们也就不用牺牲了。
战场上能活下来，是运气；而还能全身而退，那就是福气。
也就在王国亮牺牲的地方，我也差点被打断腿。
当时一枚炮弹打到附近，一块拳头大的弹片崩过来，先削断了一根手臂粗的树枝，才打到我右大腿上，没打进肉里，但嵌到了裤子上，我一摸，还很烫手，赶紧拔下来丢了，一摸大腿，只把裤子刮通了，腿没事，
如果断的不是树枝，那就是我的腿了。
我带的一名重庆新兵也同样幸运。
在我们等待炮火覆盖50号高地的时候，这名新兵在我旁边笑着说，班长，你看我的衣服。
我一看，他的袖子上被打出了七八个洞。
我问他伤到没有？
他说没有。
等攻下高地，他又悄悄笑着说，班长，你望望我背后，腰带、衣服、雨衣，全给打通了。
我说咋个回事？
他说炮弹炸的，弹片打穿了衣服，被裤腰带挡住没打进身体。
我一看真悬，弹片就在腰椎的位置，我说小子你运气真好，打进去你下半辈子估计就瘫了。
很多年后，那个运气贼好的重庆战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老班长，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还可以，能够生活。
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刚走过人生中无比黑暗的一段路，差点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讲起我们的战友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相信，会说“哪里可能有这种事！”
1984年4月27日，部队开始往老山各个目标高地穿插。
出发前，除了必备的压缩干粮，部队还准备了罐头，有午餐肉的，也有红烧牛肉的。
但战士们此时的负重已经太大了，大家只想着多背点子弹，多背几颗手榴弹。
我们除了一支56式冲锋枪，4个满装的弹夹，有120发子弹，怕不够打，又往挎包里装了200发子弹，手榴弹袋里装4颗手榴弹，胸口袋子里还装了一颗，那是光荣弹，挎包里还会再装两颗。每个人身上还要背一把工兵锹、十字镐。
我们作为步兵战斗班，还要背开辟通路的爆破器材，像爆破筒，每个人也要分担着背几根，碰到敌人雷场或暗堡，就需要用这些开辟通路和爆破。
身上满满当当都是武器弹药，在出发地，战士们只好把罐头往山沟里、草丛里一丢，上战场去了。
等打下高地，可就惨了。
防御的几天没吃没喝，还睡不成觉。
渴得实在受不了，想了个办法，用雨布放在战壕低洼处，晚上雨布被露水打湿，抖一抖折起来，能收集到一口多的水，大家就慢慢喝一点，维持着身体。
5月1日中午11点过，部队支前军工冒着敌人炮火，终于把热饭送到阵地，两个人只能分到一袋饭。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几天没吃到一口热饭、没有喝水了。但打开袋子，就是一大股馊味，食物挑出来还挂着粘稠的丝。
几个战士看了直皱眉，“班长，这还咋个吃。”
但这些饭都是军工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冒死背上来的，你能不吃吗？
我说别讲话，我吃。
我就带头先吃，虽然闻着已经馊臭了，但吃进嘴里面，还有股香甜的味道。
大家看着我都吃了，也就跟着一起把这些馊饭给装肚子里了。
除了饭，军工还带来了些其他食物，一个班7个人，分到两个很小的苹果和一瓶汽水。
我说大家轮流咬一口，平时这么小的苹果，一口下去一半也就没了，结果大家都舍不得咬，轮一圈下来皮都没破，转了3圈，大家还是没好意思下口。
实在没法，我用刀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吃。
汽水也是如此，即便是平时，汽水也是稀罕饮料，更别说在渴了好多天的战场上，但大家嘴皮在瓶口泯一口就往后传了，传了7转，还是满满的一瓶。
等到了下午3点左右，接到命令可以换防，阵地交给其他部队防御。
换防前，要先掩埋掉越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大家又饿又困又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等从高地上往下撤，下坡时脚是软的，一不小心就跪下去。
总算走到山下，把身上所有武器解开放地上，只提着冲锋枪，这时整个人都快虚脱了，最后的一段路走下来全身都是汗。
下来的第一顿饭，炊事班从其他连里借来米煮给我们吃，不但没菜，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大家只好四处搜索，捡来丢掉的罐头盒，洗干净了当碗用。
我捡到一个装一公斤红烧牛肉的罐头盒，盛满了米饭就可劲划拉，就是光饭，却比什么时候都好吃、都香，一连吃了满满3盒。
还想吃，又叫炊事班找事务长去借米，营里面知道后立刻就给制止了，“不要再给吃了，再吃要吃出人命来的。”
领导是怕战士们在山上饿了好几天，拼命吃那可是会出事的。如果因为吃坏身体造成部队减员，那就得不偿失了，那时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撤下来的部队随时可能回到战场。
不过这次撤下来休整，我们就再没上到战场。
我幸运躲过战场上的炮火，却没运气躲开生活中的苦难。
2024年黄孝康接受采访
1984年10月，从战场返回驻地，此时我已经当了5年兵，当上了代理排长，但我还是申请退伍回老家。
回到富源，我进了一家单位上班，担任秘书股职务，也就是现在的办公室主任。
到了1994年，全国下海经商的热潮冲击到了这个边远的小城，我也从单位出来开办公司。
曾憧憬闯出一番新天地，但哪知却从此跌进了深渊。
公司逾办逾难，最后钱还被人骗走，我一下子陷入了绝望。
为了维持生活，我只能出去打工，一个月挣300元钱。
生计越来越难，境遇也愈发不堪，妻子和女儿选择离开了我。
2002年春节，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家里一分钱、一粒米也没有，食物仅剩下几个土豆，曾经在炮火中天地不惧的铮铮汉子，此刻已是走投无路，感觉再也熬不下去了。
但家人的关爱，给了我人世间最后一缕温暖。
那天晚上，姐姐和妹妹赶来我这里，硬把我拉回家，让我渡过了这个人生中最悲苦的大年夜，但也感受到了最真纯的家人亲情。
苦尽甘来是电视剧的套路，但时间，也悄悄给了我重新振作的机会，虽然这个过程来得很漫长、很疼痛。
2009年，我重新组建了家庭，她是个普通的女人，婚前带着一个女儿，但我非常感谢她，如果不是她，我当时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是她带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婚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儿子。
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我们开了一个卖早点的小餐馆，每天辛苦劳作挣钱，妻子努力为我攒钱还债，生活也就逐步回到正轨，日子也像普通人一样，磕磕绊绊、简单又幸福。
今年，家里条件好了点，除了抚养两个娃读书，自己也攒下了一点钱，终于第一次去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第一次重回当年战斗的地方，去看望我那些永远回不去的战友。
当我找到5位牺牲战友的墓碑，一看到上面的照片，就像看到了活生生的他们的面容，听到了他们欢笑的声音，一下子话根本讲不出来，怕一开口，眼泪就再也止不住。
我只是坐在他们的墓碑旁边，念着他们的名字，给他们每个人点上支烟，喃喃说，老班长来看你们了。
牺牲的战友有一个是炊事班的新兵李国仕，家在红河蒙自，是个彝族小伙子，打仗那天他被分到弹药组，扛着弹药跟随我们战斗班一起行动，牺牲在了52号高地。（李国仕，云南省蒙自县人，彝族。牺牲时20岁，安葬于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所在排号：7排 17号）记得他是1964年4月出生的，1984年1月入的伍，刚过完20岁的生日，就牺牲了。但现在20岁的年轻人，恐怕都不记得这场战争了，也不知道当年有这么多同龄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国家的安宁舍生忘死。
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落了不少毛病，但总算活到了现在，就算以前吃过再多的苦，受了再大的难，也都挺过来了，我们比起牺牲的战友还是好得太多。
现在看到国家变得强大，感觉自己已经太幸运，也已经太幸福了。
口述人：黄孝康
记录者：大河弯弯 王白石
编辑：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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