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还记得,老山战地医院那个“永不停摆的小钟” | 英雄赞歌14

文摘   2024-10-18 17:12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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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山、者阴山收复作战中荣立一等功

她是当时唯一一个获得“模范卫生员”荣誉称号的女兵。

那年她才18岁。

她就是被称为“战地女神”的钟惠玲。

1984年4月28日那天,她是哭着上完班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那么敬业的医护。

那些天,美丽的她给临时病房里的伤员喂饭、接大小便、洗衣服、唱歌、抚慰他们的创伤,守着他们,“防止他们伤没好又跑回战场”。

不久前,她来到昆明,参观了118团团史馆。

她说,自己的哥哥当时也是118团的一名战士,自己和118团有着深厚的感情。40年前那场战斗中,曾照顾看护了大批从阵地上转移下来的118团伤员。

钟惠玲曾作为英模两次受邀国庆观礼。
“战后这40年,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不会戴那枚军功章。我觉得它的分量太重。那是前线战友的鲜血,和我们野战医疗所所有医务人员的汗水铸就的,它永远都不属于我个人。”她说。




时隔40年,我永远也忘不了1984年的4月28日。
这一天,我是哭着上完班的。
在凌晨的蒙蒙细雨中,远处火光冲天,炮声隆隆,老山收复战正式打响。
不一会儿,伤员被一辆辆的大卡车拉着,潮水般涌进医疗所。
我当时是陆军第72医院野战医疗所的一名卫生员,我们小组分管的28 张床,一下子就被伤员躺满了。
轻伤员就围着床边坐,重伤员不够躺,就把床上的褥子拽下来,铺在走廊上、草坪上先躺下。
大家肯定见过矿工的形象,全身黑乎乎的,只有两个眼睛锃亮锃亮的。
我们前线下来的伤员也一样,全身汗、血、泥巴混在一块,只有两个眼睛也是亮亮的。
我的工作任务是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第一步就是快速清洗。
我快速把伤员的衣服绷带剪下来,鞋子、绑腿解不开也用剪刀剪,然后把伤员身上、脸上、耳朵、鼻腔里的泥巴、泥浆清洗干净。
我是个新兵,从小也在城里长大,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就是特别恐怖。
有些战士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到前线潜伏,很长时间没洗过澡了,很多战士的绑腿解开,脚丫子的肉都烂糟糟的。
怎么形容那个烂脚丫呢,就像我们云南人煮熟的芋头,拿到手里剥掉皮,就是那种黏糊糊的、烂糟糟的。
我蹲在地下给他们解开绑腿,清洗脚丫的时候,有的战士还好心问我,“诶,女兵,臭不臭?”
我说,不臭不臭。
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戴着一个口罩,那个气味闻得我都快窒息了,很快我又加了两层口罩。
但是那一整天,我看到伤员没有一个叫苦叫痛的,我很快的把那三层口罩都拿掉了。我不再觉得恶心,也不再觉得窒息。
人都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我被战士的勇敢打动,也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羞愧。
伤员清洗完马上要做皮试,打破伤风针,青霉素也得打,然后医生准备做手术。
整个医疗所很紧张,全是流水线,你的动作慢了,就影响下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72野战医疗所驻地落水洞医院。

三天三夜,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休息,有的甚至坚持了一个星期。

野战医疗所的手术室设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布置了6个手术台, 6台手术同时进行,一天做100多台,可想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有多大。
有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脚肿得跟橡皮脚一样,鞋子都穿不了,大拖鞋都挤满了。
有个护士累得直接在手术台上晕倒了,扶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清醒了又继续进手术室。
他们全身心救治伤员,那种忘我的精神,激励着我,也感动我。
4月28日那天,我是哭着上完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那么敬业的医护。
最让我最难忘的一个伤员是我在外科小组看到的,一个大活人躺在病床上就剩那么一小节。
整个下肢没有,两个胳膊也没有,脸上就只有几个窟窿眼,全身包着纱布。只能发出那种微弱的,像小羊羔的哼唧声,很弱很弱。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意识,会不会疼痛,就是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士兵生命力很强,他坚持了70天,最后也走了。
我哭,是心疼,更多的是感动。


三天三夜后,伤员换下来的带血带泥脏衣服,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
医疗所的同事们不梳头,不洗脸,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清理完伤员,去扔脏衣服时,高一脚低一脚跟踩棉花一样。衣服扔完,一头扎到脏衣服堆里去了。
那衣服多臭、多脏,完全顾不上,脑子已经不运转了。
后来被一个路过的看到,说这不是小钟吗,怎么在这睡着了,把我叫醒给牵回去了。
我回去洗个冷水脸,又继续在病房里坚持着,最后实在熬不住,倒哪睡哪。

钟惠玲立功后接受作家采访。

前线下来的什么伤都有,我把伤员当自己的哥哥弟弟一样去爱护,因为我哥哥钟友祥也在前线,而且就在老山主攻团118团8连。
我看到伤员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也有思想准备,哥哥可能受伤,也可能会牺牲。
但我相信,只要我哥下了阵地,进到任何的医疗所,一定会碰到像我一样的卫生员,很好的照顾他。
有一天我正在帮伤员写家书,突然一个护士吼了一声,“小钟,快来,这有个伤员姓钟,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我心里咯噔一下,朝那边跑去,脚跟灌了铅一样,迈不动,发软,问:“哪个伤员姓钟?”
我哥比我早两年去当兵,算起来我都快4年没见到他了,我都不敢想象他受伤的样子。
有人用手一指,我跑到刚刚抬下来的担架旁,看到这位伤员脸肿得厉害、面目全非,我泪眼模糊仔细辨认,确定不是哥哥后心才落了地。
但心马上又揪起来了,这也是前线的战友啊——每个伤员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从那天以后,每天夜深人静伤员都睡了,我就悄悄跑出病房,在屋外几棵芭蕉树前冲着老山的方向祈祷。
祈祷战争早点结束,祈祷我哥哥、祈祷所有的战士,早日平安归来。
话说解放军怎么能迷信呢?但没办法,心里就是牵挂,每天晚上都去。


我们兄妹出生在云南大理,我爸爸在法院工作,妈妈是老师。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看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英雄人物长大的,从小就很崇拜解放军。
记得我上高中,还弄了一件军绿色的上衣,一条蓝色的卡基布裤子,那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潮服。
1982年我参加高考,差8分,就想去当兵,当时我哥哥已经去部队了。
那时候也没有走后门拉关系这一说,女兵体检面试也很严格,我们300多个女兵报名,就招收了我一个。
我是带着大红花从大理武装部出发的,先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中途换了闷罐车,到达昆明后各个单位来接兵。
我就被宜良汤池镇的72医院带走了,我在那里进行新兵培训。很荣幸,新兵结束的时候,我还得了个嘉奖。
我先是分到总机班当通讯员,主要是收发报纸。一年后部队整编,玉溪44 医院和我们72 医院合并,我们转到玉溪,还是叫72 医院。
我在医院是传染科的卫生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保洁。

钟惠玲在北京工作后留影。

到医院刚过完年,就开始组建医疗队,要开拔到前线支援收复老山作战了。
我虽然瘦瘦小小,90斤不到,但当兵一场,有机会上战场,不去肯定会后悔,我就特别想去。
但领导不同意呀,一是我年纪小,二来我哥哥已经在前线部队了,要是两个牺牲了怎么办。
最后是我死磨硬泡,领导才同意我去的。
我之前还没学过护理,都是战前突击训练。记得还用狗来帮助训练,开枪打伤后我们跑去抢救包扎,估计是想让我们接触一下真的血。
接到出发命令后,医疗物资、器械还有人员,一大个车队从玉溪出发,先在开远歇了一个晚上再往前走。
车队到了麻栗坡,接到命令要停下来等待,因为再往前就是越军的炮火封锁区。
上前线前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一到了麻栗坡境内,通过微弱的灯光能看见那些戴头盔、绑绑腿的战士,莫名就紧张起来,知道前线就是这样子的了。
等到天黑,车队才继续前行,但不能开大灯,开很小的车灯慢慢往前走。
4月20号夜里,车队到了指定地点,这里是边防团一个连队的营房所在地。
我们在这里卸医疗设备和药品,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只听到山那边“咣咣咣”的炮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才知道这就是我们野战医疗所驻扎的地方,叫落水洞。
出去一看,一个个小山包像倒扣的窝窝头一样,云彩从山间穿过,云雾缭绕,跟人间仙境一般。
我心里还忍不住感叹:真美呀。


我这个人大事干不了,但不管是父母还是单位领导安排的事,绝对完成任务,甚至150%的完成任务,包满意。
我当话务员时,就被评为“三满意”,照顾伤员也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把伤员的热水打好,给他们洗脸,接大小便,打饭喂饭。
我病房28个人,喂完这个,下一个的饭菜就凉。我就这个喂一口,等他咀嚼的过程,赶紧跑去喂下一个,保证让大家都能吃到热饭。
见我在病房里飞速轮转,大家都打趣说我像个陀螺,还有人叫我是永不停摆的小钟。
除了喂饭,还有给伤员接大小便。
我那时才18岁,男孩手都没拉过,第一次给伤员接小便,就特别难为情。
我把口罩戴上,白帽子拽得尽量低,让伤员看不清我。伤员也知道我是女孩呀,也不好意思,脸红的跟猪肝一样的,憋着,尿不出来。
怎么办?
我就让他自己扶着尿壶,我在边上拿两个缸子,弄点水,哗啦哗啦的声音刺激他条件反射,让他把尿尿出来。

钟惠玲和师傅曲慧在前线合影。

驻地高温潮湿,每天跟蒸桑拿一样,伤员一身衣服三五天就臭了。怎么让他们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也有了个计划。
28个伤员,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让10个伤员把衣服、裤子从里到外全脱下来,放在病床下面的脸盆里,他们裹着床单在床上午休。
我就按照顺序一次10个盆,把它端到水池子旁边,按照顺序洗完,按照顺序晾起来。
差不多每天中午我都在洗衣服,洗完这10个,再洗那10个,再洗这8 个。
那时候年轻也不懂医疗保健,只是觉得在那么热的天里洗衣服也是一种享受。站在水里洗,每次洗完我衣服、头发也全湿透了,就去冲凉。
冲凉回来,再把衣服翻个面,等衣服干了,所有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伤员午休起来,枕头旁边已经是一套干净的衣服。
后来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伸不直,膝关节、踝关节也变形了,严重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
年轻的时候,膏药能够缓解,后来就是用一些激素维持。
我那时候很瘦,90斤不到,也不知道哪来的劲,还能背伤员去上厕所,每走一步咬着牙,就是有点充好汉的感觉。
环境真的能改变人,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反正我就是不停地想办法,让病房里的28个伤员活跃起来,不要让病房里死气沉沉。
你想想,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去经历枪炮,又受了伤,他们的心情能好吗?
有一个叫晋方立的小战士,才16岁,跟个娃娃似的没长开,像个中学生。
他的腿被高射机枪打穿,到了医疗所一言不发,躺在那不吃不喝,成天就是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眼睛就看着天花板,眼泪汪汪的。
我给他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时间长了,他才和我说,原来他担心自己以后残疾了。
说到伤心处,小晋哭了,我也哭了。
我其实也比他才大两岁,就像姐姐一样开导他,说你看看手术室里,裤腿空掉的多的是,你现在两条腿都在,只要好好吃饭,营养充足了,伤口长满了肉,就好了。
等他转院时,我扶他上的车,还给他准备路上吃的水果,汽车开出去一大截,他还泪光闪闪给我挥手呢。
我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是11块7毛5,我全部都拿去麻栗坡县城买各种书报、象棋、跳棋、扑克牌,给病房里的伤员们娱乐,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没事就组织他们聊天,唱歌活跃气氛,我唱歌不好,也给他们唱,电影里王芳不是也给伤员唱嘛,反正就是要让他们开心起来。
我还买了推子,给头发长的伤员理理发,虽然我理得不好,但伤员看起来精神了,状态也更好了。

护理前线伤员剪指甲。

渐渐的我发现,对这些伤员不仅是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护理,战争创伤后遗症干预和抚慰这一块很重要。
记得第一批伤员转走的时候,有的挎着绷带,有的绑着头,有的杵个树枝,一跳一跳的,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他们本来个个是英雄,怎么看起来像一群残兵败将。
我回来就琢磨,伤员下来后,给他们换上新军装,领章和帽徽都在口袋里,还没有缝上。
我就利用所有休息时间,把伤员的领章全部缝上,把帽徽也全部别上。
第二批伤员转送时,完全不一样,精气神出来了,再没有那种残兵败将的感觉。
我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都是这些小事。



病房里也有很多事情感动我。
我分管的病房是医疗所最大的一间,除了睡觉,我全部泡在病房里,因为有的伤员看不住就丢了。
他们随着接送伤员的车子跑回前线去了,觉得战友牺牲了,自己还活着,心里特别不愿意,就自己跑回前线。
当时有周边文山的群众来慰问,送点水果糖、小苹果之类的,大家都舍不得吃,要给我。
我当时怕伤员跑了,中午睡觉我就守着大门,坐着门槛上休息。等我醒来,白大褂的口袋里装满了糖和苹果,两个兜兜满满的。
伤员为了感谢我,送我好多礼物,子弹壳,越南人的帽徽,越南人的照片,越南人的钱,各种战利品。
没有礼物的他们就几个人约起来,说钟护士我们要离开了,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集体给你唱个歌吧。
其实我不是护士,我是卫生员。
他们说完几个就排起来,然后唱歌,当时《少林寺》比较火,就唱里面的主题曲,唱完给我敬个军礼,再转身走了。
反正我挺感动的,战士真的非常可爱。他们讲了好多前线的经历,我听一次哭一次,太感人了。
那时候女兵比较少,战士们当兵几年可能都不到女兵。
不知道怎么传开了,很多战士知道医疗所有个叫钟惠玲的女兵,说像天使一样。
传的到处都是,他们给我写请功信,感谢信,写了寄到前线指挥部,寄到我们医疗所。
竟还有一些战士说,如果能到了72医院被钟护士护理,受伤也愿意。

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后全国英模代表团小分队合影。

我当时小,有些问题也处理得不好,想得太简单。
有个我曾经护理过的伤员,回到阵地后又偷跑回来找我。
他突然出现,把我吓一跳。他说让我出去,有点事要跟我说一下。
我们出去后,他就说,回去后闭上眼睛就是我的影子,忘不了我,让我做他女朋友。
我哪经历过这个呀,我就说军队有规矩,不允许谈恋爱的。
他说没事,先处着,等过几年长大再结婚什么的。
我说那也不可以,不能违抗命令的,不能违反纪律。
没想到,他拿着两个手雷,他说不答应他谈朋友,他活着没意义,死了算了。
我完全被吓懵了,感觉小命就握在他手里。
我先冷静下来把他哄到病房,让他先跟伤员聊一下,我去处理点急事,然后跑到二楼宿舍躲起来,让宿舍里休息的医生去找政治部。
我都不敢出面,把门关上,不敢再出来了。
后来我就想,这个事情我没处理好,这个战士回单位肯定要挨批评的。



到了8月,首批参战医院救护任务接近尾声,我们也即将撤出前线。
这时,救护所要召开工作总结会,也就意味着要评功授奖了。
可几轮都评不下来,你让给我,我让给你,大家都推来推去。
那个年代,大家对名利真的淡泊,追求的都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
最后怎么评?参会人员现场无记名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有伤员,也有医护人员。
万万没想到,到最后黑板上一等功那一栏,竟然是我的名字,除了自己那一票,我居然得了个满票。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不是激动,反而是紧张。
一散会我赶紧跑去找医院的吴政委,说我能上前线去就很荣幸了,要能立个三等功就觉得很了不起了,现在这个一等功,对18岁的我,实在承担不起呀。
因为我们医务人员比我优秀的太多,比我辛苦的也太多了。
别的不说,我们小组的组长,他参加过支援柬埔寨、老挝,抗美援越,是他领导我们出色完成任务,而且他马上要退休了,这个一等功一定要给他。

根据钟惠玲在前线的故事创作的艺术作品。

但政委说结果是大家共同评出来的,不要把荣誉看成是自己个人的,说我是代表前线医疗所所有卫生员的。
政委说这是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无法改,也不能让。
我知道不能再推辞了,就说既然一等功给了我,那我就要把入党的机会让出来。
当时立功的比例是10%,入党的比例是5% ,想想我们100多个人,有几个人立功,几个人入党,我不能又立功又入党两头占。
我要把入党的机会让给那些即将要退伍的老兵。他们退伍回去,如果是个党员,可能分在机关、派出所;如果不是党员,可能分到的就是修理厂。
记得评功当天,我吓得晚饭都不敢去吃了,不敢看那些医生护士。
这个一等功是我多年军旅生涯中特殊环境下的昙花一现,它的分量实在太大,让我诚惶诚恐了40年。
我一点不敢亵渎它。



我立功后,我哥哥他们已经从前线撤下在南温河休整,前线指挥部安排我们兄妹见了个面。
那天见面特别有意思,我知道要见哥哥,但哥哥完全不知道要见我,都是央视导演安排好的。
先是一辆小吉普车把我拉到哥哥他们连队附近,然后让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等着。
我哥的领导对他说,连队要训练,把他们班用卡车给拉出来了,还给他安排坐到最后一个位置。
卡车过来后,就有战友说:“钟友祥,你看你妹妹在那。”
我哥都还没搞清楚状况,领导就让他下车了,然后那个车就走了。
他一脸懵,问,你怎么在这?
我说,前线指挥部安排我在这。
哥哥说,听说你还立功了,我们在前线那么多人有几个一等功的,你还是幸运的。
我说,比起你们前线的战友,比起我们医疗所的医生护士,我真的是比较幸运了。
然后我哥好奇问,那等一下你怎么回去呀?
他不知道旁边还有人,我赶紧说,哥你别回头,后面有摄像机。
我哥这才一下反应过来。

1984年钟惠玲和哥哥在前线合影。

然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出来了,摄像机对着我哥就采访,问他,在前线的时候你最想干什么?
我哥说,最想洗澡。
然后又问,你妹妹立功了,你没有立功,你有什么想法?
我哥说,没有想法。
现在想想就觉得好笑,我哥是特别朴实憨厚的,没有光辉、没有口号,没有高大上的一句话。
他们118团8连是主攻连,打得很艰难,每个战士都英勇,到评功的时候,都是受伤的让给牺牲的,没受伤的让给受伤的。
我哥虽然没立功,也没授奖,但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我哥从前线回来后,代表军区参加军事五项比赛,取得优秀成绩,部队推荐他上军校,他选择了退伍还乡。
我考入军校,4年后毕业分配到中央警卫局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直到退休。
每当别人说我是英雄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幸存者,能立功授奖又是其中的幸运者,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



我参加了这场战争,经历了生死,对荣誉、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立功授奖只是我军旅生涯中,那一段特殊环境下的昙花一现,日常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我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过。
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所带的新护士,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立功授奖,连我参过战都不知道。
我结婚早,但38岁才要孩子。记得女儿在北京上国际学校时,她开始特别自卑,说同学都是什么富二代,红三代之类的。
我为了鼓励她,就说他们是红三代、富二代,你知道你是什么代吗?
她说,我是穷二代。
我说,不是的,你是英二代,英雄的后代。
到了女儿上初中,一次我正在做饭,只听她对着电视疯狂叫,我老公,我老公。
我一看,吓一跳,电视里面是个小鲜肉。
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下一代,对国家、对英雄、对信仰的崇拜是缺失的。
原来我一直很低调,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参加任何活动,看到女儿这个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告诉青年一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退休后,在2019年受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代表退役军人参加国庆70周年观礼。
说起来我是两次受邀参加国庆观礼,1984年我从前线回来就被选入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参加35周年国庆大阅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19年,钟惠玲第二次参加国庆观礼。

2019年这一次,因互联网比较发达,身边同事看到相关报道,才知道我是个参战老兵,还荣获了一等功。
我也开始参加一些红色宣讲团,宣传爱国主义,老山精神。
我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近400场报告,我不要讲课费,也不要他们送鲜花,一束鲜花好几百块钱,没有必要。
坚持是有效果的,我女儿大一假期回来跟我说,老妈,你真吓我一跳。
原来他们学校里组织学习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英雄,竟然还学到了我的事迹。
女儿说,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她内心也很自豪,为有这样的英雄妈妈骄傲。
她说:“老妈,你放心吧,我这一辈子超越不了你,但绝对会做一个让你骄傲的孩子。”
我退休后,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烈士父母和困难战友。
我看过一张照片,志愿者去看一个烈士父母,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就是三层别墅,非常漂亮的大房子。
而烈士父母家呢,儿子牺牲了,女儿出嫁了,家庭很贫困,老人很孤单。
这种强烈的反差刺痛了我,我就尽我所能去关爱他们,照顾他们。
我一直记得1984年我去老山前线时,路过麻栗坡,那里还是一座草木葱茏的青山,等我们9月份撤回来的时候,麻栗坡已经是满山遍野的小土堆了。
每个小土堆前面插块小木牌,简单写着籍贯、姓名、队代号,19岁、17岁、20岁,看完以后太震撼了。
我当时在烈士陵园就发誓,作为这场战役的幸存者,要替牺牲的战友好好的活着,健康快乐的活着。
40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和从前线撤回来时一样,从未改变。

2024年8月,钟惠玲在昆明。


任何英雄人物的产生,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钟惠玲没有进过军医大学,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训练,医疗救护属于“半路出家”,按理说,她在护理中不太可能有大作为、大表现。
但钟惠玲让收复老山的战斗英雄们,亲眼见证了从不可能到可能,见证了她从黄毛丫头到优秀卫生员、巾帼英雄的淬炼过程。
而让我们感慨的是,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钟惠玲初心如一,还是那么的纯粹。
她所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这些小事背后折射出她的真诚、善良、细心、认真。
我们相信,当一个人执着的把每件简单的小事,从一而终地干好,就是伟业。


      口述人  |  钟惠玲

      记录者  |  王白石

      作者  |  霞姐

            编辑   |  霞姐 春山

                             图片  |  钟惠玲提供 大河弯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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