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西南边陲,残阳的余晖,柔柔地铺撒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一座座青灰色的石碑上面。
一个戴着眼镜的9岁小男孩数着石碑上的名字,问身旁的爷爷:“他立了什么功?”
爷爷说:“二等功。”
男孩又问,“那这个呢?”
“一等功。”
“那爷爷你立了几等功?”
老人眼里含泪说:“爷爷没立功,立功的话就睡在这了。”
男孩一惊,“那我不要爷爷立功,要爷爷活着。”
山丘上的陵园寂寥无声,但战友的声音还回荡在老山之巅,“连长,我抓紧了,你赶紧打”“连长,我跟8连冲上去了”……
声音嘹亮回旋,却已过去了40年。
这位老人叫郝世祥,曾两次参加边境作战,在纷飞弹雨中屡屡用机枪火力掩护步兵于生死关头,在敌人炮火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些经历,他并不愿谈起,因为一直无法忘记在他身边牺牲的战友,无法忘记他们那颗赤忱勇敢的心。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算什么,我还活着,我要什么功劳。”
郝世祥军装照
我是昆明晋宁人,上学的时候刚好碰到文化大革命,基本没上好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兵,就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先是在乡里当民兵,1974年12月,我19岁时光荣参军,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118团枪三连,从一名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
刚当兵的时候,辛苦得不得了。
刚好驻扎庄科山的部队正在自建营房,缺建筑材料,部队只能自己想办法,我们连就到金殿附近一个叫秧田坝的地方开山炸石,再用煤烧成石灰,保障全团营房建设。
我烧了一年石灰,又去建盖营房。
1977年,我们又转移到弥勒小三家部队农场搞生产,种苞谷,一个人要种十几亩苞谷,比农民还苦。
不过这一年,我当上了班长。
1978年,全军开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我的单双杠、射击成绩都很好。
这时我当了3年多的兵,也当到了班长,想回家了。
我就找到连长申请说,连长,我要退伍。
连长说,退什么伍,你不能走。
我想了会,又说,如果不能走,你就让我去炊事班吧。
我当时的想法是到炊事班能吃好点,给身子捞点油水再回家。
连长没好气地说,你想得美,现在支部研究决定,你到1班当班长。
到了1978年7月,部队提拔优秀基层骨干,全团提了六七个人,我也被提了干,当上2排排长。
很快,部队就参加了西南边境作战,118团奉命进攻老街、小曹地区。
而敌人企图以红河、南溪河为屏障,依托高地,凭险据守,阻我进攻。
当时刘永新是3营8连连长,我的重机枪排就配属在8连。
2月16日晚上10点,团主力1、2营开始偷渡南溪河,到17日凌晨近1点,全部顺利过河,随即与敌展开激烈战斗。
下午1点的时候,鉴于22号高地还没拿下,敌人对我后续部队架桥威胁较大,40师于是命令118团使用预备队(第3营)加入战斗,“不惜一切代价,强渡南溪河,拿下22号高地。”
8连为营的主攻连,河水不深,8连步兵趟水过河。
营长任忠命令,我们机枪排撤出阵地,制作简易漂浮器材,带重机枪过河。
我们就地砍了些竹子,绑成竹筏,把重机枪捆在竹筏子上,由4个人扛起来强渡南溪河。
当时我们6班的4个人——班长杨正华、副班长吴志周、王成进和一个新兵,扛起竹筏就往河里冲。
在下到河边一个坎子时,那个新兵不慎摔倒,我看到立刻上去,接替新兵的位置,扛起竹筏继续前进。
才冲上河滩,敌人的高射机枪子弹就扫过来,竹筏立马又倒了。
我心里火大,妈蛋,我这些兵是不是才听见敌人枪声,就把竹筏丢了。
这时,副班长吴志周向我报告,他负伤了。
其实情况更严重,班长杨正华也报告说,另一侧抬竹筏的战士王成进头部中弹已经牺牲了。
我和班长倒是一点事没有,就是跟着摔了一跤。
看到对岸敌人火力猛烈,8连渡河受阻,伤亡很大,急需火力支援。
看到河滩边有一棵被河水冲下来的大树,我和杨正华就把机枪拖到大树下面,杨正华当我的弹药手,我们立刻用火力压制对岸22号高地的火力点,敌人也马上与我们展开对射,子弹不停地打在大树上、沙滩上,我打光了两箱子弹,才把敌人的火力点打哑,8连战士在我们火力的掩护下一举夺下了高地。
夺下南溪河边的制高点,我军立刻在河上架起舟桥。
我和战友拆下机枪,扛起装备从浮桥上渡过南溪河。
才通过浮桥,敌人的炮弹又雨点般向这边打来,架设浮桥的一名连长,当场中弹牺牲。
其中有一发颗炮弹就在我和1班班长杨志发身边爆开,我俩赶紧卧倒,炮弹烟尘过后,杨志发就叫我,2排长!2排长!以为我挂彩或已经牺牲了。
其实我一点没事,抖抖身上的土,我俩继续前进。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命大,几次遇到危险都没事。
在这次作战中,枪三连2排充分发挥了火力支援的作用,配合8连圆满完成了任务,2排4班也荣立集体二等功。
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荣立三等功
1979年打完仗凯旋归来,我们部队在砚山县休整,6月份我同营长任忠,参加了40师的总结表彰大会,同月我从排长直接提为连长。
1984年,战前部队进行部署,本来我应该在营的火力队里当队长,但考虑我们连指导员兵龄比我长,岁数比我大,我就找到营长臧雷说,营长,我更年轻点,让我到任务最艰巨的8连。
郝世祥(左)和通讯员。上战场前,全连官兵剃成了光头
1979年的时候我配属在8连,这一次,8连是主攻连,那我带我们枪三连军事素质最好的1排去参加主攻任务。
营长一开始没同意,说营里的火力队也需要你。
我就反复要求配属到主攻连,担当更为艰巨的任务,看我很坚定,营长也就同意了。
郝世祥战前写的遗书
当8连攻打56号高地的时候,一度攻击受阻,8连连长彭燕良着急得很,通过指挥机呼叫我,火力组、火力组,8连冲击受阻,火力支援!急需火力支援!
此时我带着1排已部署在56号高地前沿,但令我上火的是,重机枪的枪身扛上来了,可扛枪架的战士因掉队还没上来。
没枪架,在竹林里稳不住重机枪根本没法准确射击。
56号高地是一片竹林,我们1班的战士陈传勇,就用绳子把枪身捆在交叉的竹竿上进行射击,但不好打,打不准。
由于树木、竹林很密,看不到敌人火力点的位置,陈传勇爬到一棵大树上,很快发现了敌人的几个暗堡。这时,敌人也发现了他,几挺机枪向他射击,打得树皮、枝叶乱飞。
陈传勇很灵敏,飞快地溜下树来,告诉我,连长,我看到火力点了。说着就用双手举起14.6公斤的重机枪枪身,说,连长,火力点在那里,你快打。
在那个紧急关头,我也来不及多想,让陈传勇抓稳枪身,战士昌华抱着弹药箱供弹,瞄准敌人两个火力点进行火力压制。
老兵打重机枪,都只打四五发、五六发的点射,非常准,还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相反,只要一听重机枪在连续发射,敌人就知道是个新兵,不但打不到目标上,还往往立刻被敌人发现位置进行火力清除。
当时我用精准的短点射火力进行压制,把敌人火力点打哑,8连步兵借机立刻冲上去,激战10分钟,夺占了56号高地。
而陈传勇的两只手掌,已经被滚烫的枪管烫得全是血泡,本来他可以撤下战场进行医护处理,但他只简单包扎了下,扛起枪身继续爬上56号高地,把机枪架在一道铁丝网内,对54号高地火力点进行压制,掩护步兵再次冲击这个高地。
这时就看见54号高地上跑出两名敌人,陈传勇眼疾手快,打出两个点射,干净利落地把两个敌人撂倒。
这时,54号高地几个方位出现敌人的游动火力点,陈传勇瞄准射击,打哑了3个火力点。敌人很快意识到我方这挺重机枪对他们威胁太大,立刻组织60炮、火箭筒对这边射击。
班长命令转移阵地,扛起重机枪冲到铁丝网外隐蔽,敌人炮火追着覆盖过来。
班长看还是不行,再次命令:“陈传勇,立即转移!”
陈传勇刚拖着重机枪移动儿步,敌人埋设的一颗苏制跳发雷在他脚下爆炸。
一声爆响中血雾弥漫,他的臀部几乎全被炸掉了。
排长喻顺华和几名战士立刻过去,艰难地把他向下移了20多米,我得知情况后,赶到1排,组织战士紧急给他处理创口,一共用了8个急救包。
大家又砍下竹子,从腿上解下十几副绑腿带,做成简易担架,同时呼叫担架队上来抢运伤员,但敌人炮火一直猛烈封锁,担架队就是上不来。
从上午9点他负伤到11点停止呼吸,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忍着剧烈的疼痛,平静地躺了近2个小时,没有叫声痛,也没有哼一声,只是紧紧地咬着苍白的嘴唇,睁大眼睛,目送战友从自己身边冲上54号高地。(陈传勇烈士,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牺牲时20岁,被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安葬于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所在排号:8排 49号)
另一名战士叫李胜祥,蒙自县彝族小伙子,我们连高射机枪排的战士。
也是在同一天的战斗中,李胜祥所在班被一发炮弹击中,全班战士都不同程度负伤,丧失了战斗力。
班长和排长都命令李胜祥撤到后方救护所包扎,结果他在折返途中看见一名8连战士牺牲在阵地前,自己就捡起地上的冲锋枪加入8连的战斗队形。
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牺牲在了阵地上,一只手握着冲锋枪,一只手伸向前方作出投手榴弹的姿势。
战友们只能猜测他是在投弹的瞬间,被敌人子弹击中牺牲的,但他的行动感动着所有战友。(李胜祥烈士,云南省蒙自县人,牺牲时19岁,被追记三等功。安葬于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所在排号:8排 35号)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跟前,那一幕幕场景过了40年依然历历在目,一回想起来,心里就特别难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这些战士受伤后,本可以返回后方接受医疗,但他们却毅然留在战场上,拼到最后一刻。
这样的战士,怎能叫人不喜爱,怎能叫人不心痛!
郝世祥(中)和战士们在战场的留影
我当时在56号高地,一发炮弹就在身边爆炸,还好我的通信员迅速把我按倒在地上,我才躲过一劫,但已经被爆炸声响震得耳鼻流血。
我给臧营长报告伤情,营长说,部队伤亡过大,战斗减员多,你能坚持住吗?
我说,行!
我就一直坚守在阵地上,直到完成了掩护步兵的任务。
到部队撤回西畴休整时,我才到67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严重的脑震荡,鉴定评残三等乙级。
这次负伤,也给我留下了后遗症,两次脑梗很可能就有它的“功劳”。
“7.12”大战后,我们团休整完毕,负伤住院的不少战友也都已经归队。
很快,我们再次接到作战命令,接替119团在662.6高地进行防御。
一天,8连战士发现阵地前面800米至1000米处山沟里的一块平地上,有一名敌人一直趴在草丛里,目测应该是腿断了跑不了,但这名越军可能是个通信员,他一出现就有炮火打过来。
8连战士找来狙击步枪射击,可这家伙贼得很,一感觉有危险就滚进草丛里找不着。
第二天,这家伙又出现了,战士们找来火箭筒打,可还是没打中。
臧雷营长过来看,命令必须消灭这个可恶的敌人。指挥战士用82无后坐力炮直射,但距离还是太远,炮弹打到他旁边,他一滚又躲了过去。
连续3天,这个命大的敌人,每天都出现,可我们就是拿他没办法,阵地下面都是地雷,也没法过去抓他。
大家又恼火又憋气,咋对付一个伤兵都那么难!
这一方面是当时我军武器的精准度不理想,在800米以上距离,要精确狙击难度很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敌人士兵是非常顽强的,战场经验丰富,即便受伤跑不了,要打到他也不容易。
这可不像有些电影,敌人笨得一扫能倒一大片,像靶子一样。
第三天,团长刘永新、参谋长杨工力,副参谋长张云生上阵地视察。
张云生看了情况后向团长说,叫郝连长扛机枪上来。
接到命令,我喊上1班的一名战士,扛上机枪和我一起上到662.6高地。
张云生就马上指挥,让所有人隐蔽,由郝连长射击,一枪毙命。
我选好机枪阵地,架设并调试好机枪进行瞄准,等到那名敌人再次出现,我立刻打出两个点射。
老山前线我军使用57式重机枪进行射击
我这边枪才一响,敌人的炮火立刻就覆盖过来,我也只能迅速把机枪拖下阵地,在一个猫耳洞里隐蔽起来。
十多分钟,敌人炮火不打了,周围烟尘散去,团长、副参谋长他们出来一看,说打着了!打着了!只见那名越军就躺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
过了三五天,部队领导上阵地都要指着那名敌人的尸体说,你看,这是郝连长干的。
郝世祥介绍自己收藏的奖章
这件事过了很多年,张云生见到我还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个“刽子手”。
做保护祖国、保护人民的“刽子手”,我也是挺乐意的。
其实我肯定不只打死过这么一个敌人,在那么多次战斗中,我用重机枪打哑过敌人的很多火力点,但隔得远,也没办法核实“战绩”,所以这些功劳也就没法算清了。
对我们机枪兵来说,掩护好步兵,减少伤亡,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这就是最荣耀的。
1984年10月,枪三连参战官兵合影
2024年4月,枪三连老兵在庄科山营地合影
当兵打仗,最难的是家里人。
我的爱人是昆明一家工厂的职工,1979年我打仗回来后认识的。
才结婚有了孩子,我就又一次上了战场。
1984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部队一辆辆军车拉着防护网、帆布篷从庄科山驶过环城路,载着战士奔赴西南战场,我爱人得到消息就赶到路边守着,看着一辆辆军车从身边驶过,不知道丈夫在哪辆车里,更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眼泪扑簌簌地就掉下来。
我爱人上班很忙,厂里都是计件生产,又要带不到一岁的孩子,但最艰难的,是不知道我在战场上是死是活。
那时候没电话,把儿子的照片和书信寄给我,可过了3个月又原址退了回去,说找不到人。
好几个月,杳无音信。
前方战事紧张,昆明的天空经常有直升飞机把前线的伤员紧急送到43医院(现为“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我的爱人每天下班后,就背着儿子骑自行车到医院去找伤兵打听,问知不知道郝世祥?郝世祥在不在这里?
和伤兵熟络了,其中也有我们连和8连的熟人,就经常买了麦乳精、奶粉去看望他们,也盼能多打听出一点我的消息。
一次碰到手臂受枪伤的熊副连长,就急忙去打听,他说郝连长好着呢,也没受伤,我爱人才稍稍放心。
但每次听到直升机飞过,心里就紧张得不得了。
我儿子长到一岁多,只从照片上看到爸爸是穿军装的,所以我爱人一带他去医院、部队找我,我儿子见到穿军装的就去拉着喊爸爸、爸爸。
我爱人只好一次次跟儿子解释,这不是你爸爸,这个也不是你爸爸,你爸爸还没回来。
工厂里本来就劳累,我爱人下了班还要跑医院打听消息,到家里要带孩子和照顾老人,心里压力又大,那段时间,儿子摔断了手,我爱人也累倒了,体重从50公斤一下降到了39公斤。
一次厂里号召职工献血,抽血前要先称体重,我爱人连40公斤都不到,而要求是达到45公斤,医生说这么瘦怎么能抽血,回去吧!把她从称上赶了下来。
但再怎么难,我爱人始终在默默支持我。
认识她前,她就只喜欢当兵的,觉得当兵的人本分,政治面貌好,单位里介绍了好多人她都看不上;结婚后,知道我要参战,她也很不舍、很害怕,但国家有需要,她也很理解,支持我这个兵应该去最艰苦的地方磨炼磨炼。
战后,枪三连的老兵每次去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战友,我爱人都会陪着我一起去,她说我完完整整的回家了,而这些战友却躺在这里,心里总有种愧疚,想为他们敬柱香。
儿子长大后,就成了自己的模样
我的祖籍是贵州,父亲从来不愿意提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兵。
但他更是一名抗击日本鬼子的中国士兵。
1942年,他被抓了壮丁,用一条链子拴着,带到了云南方向反攻怒江对面日军的滇西战场。
抗战胜利后,父亲不愿再打仗,就地留了下来,在滇池边的晋宁安了家。
时代风云变幻,当年的远征军老兵,很多已经在沉默中离去。
沉默的是外表,或许在夜深人静,他们心中也会浮现起军号嘹亮、渡江杀敌的燃情岁月,也会记起,他们曾经是保家卫国的军人。
虽然父亲不讲他的故事,但从小我就崇拜军人,想当兵。
这种骨子里的情结,可能是军人家庭中潜移默化的荣耀与自豪。
我儿子从小见不到爸爸,只能看着那张穿军装的照片,幻想着爸爸在远方打仗,保卫边疆。长大后,他也就成了我,像我一样参了军,更有意义的是,他也进了118团。
满墙的奖章和纪念章里,是郝世祥一生的记忆与荣耀
而现在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孙子,今年才9岁,很崇拜我,更准确地说,是崇拜这个当过兵的爷爷,喜欢听我讲打仗的故事。
他说等他长大了,也要当兵,保家卫国。
口述人:郝世祥
记录者:大河弯弯 王白石
编辑: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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