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论要

编者按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是最活跃、最革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要素。新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向前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策略，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拓宽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结成对象性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生产能力，“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三大基本要素的综合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是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来说的，可以从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特点来认识和把握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一是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质性重塑升级的体现。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发展状态发生质变跃升，转变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者是具有更高素质水平和更强学习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新质劳动资料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劳动工具，新质劳动对象是以信息数据为代表的劳动对象。生产力三大要素的质变跃升使得生产力本身具有了更高水平的创新性，标志着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生产力更新迭代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并不是从属关系或替代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关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保持连续性、继承性中不断创新发展。生产力不可能实现断裂式发展。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形成奠定物质基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条件支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注重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持续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产业升级改造，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

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内核是创新和质优。“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由以往注重单一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综合性发展，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流通速度和配置效率，促使劳动者、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对传统产业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系统改造，并在新领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以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高、发展潜力大、可持续发展程度高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以前沿技术发展为动力、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的量子信息、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新型储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进一步释放社会发展动能，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的、绿色的生产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指引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发展理念，科学解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发展公平正义问题等，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注重将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相统一，把生态环境资源也看作是一种生产力，进一步扩大了生产力的原有范畴，强调资源能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更加突出低碳、节能、环保的目标取向，有助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优质的环境条件。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助于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突破口、为完成“双碳”任务提供动力支持等，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塑造国家战略新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推动了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促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赶超，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新一轮科技变革将促使人类社会迎来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能源变革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谁抢占了先机，谁就将赢得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权。科技创新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综合考量国内外发展环境和现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应对全球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战略举措，对于解决部分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具有重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当前，全球已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处于创新技术成果应用转化的临界时期，人工智能技术、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前沿技术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世界格局面临深度调整，战略机遇期和各类风险挑战并存，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已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备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已经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和前沿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面临被外国“卡脖子”问题。部分领域关键技术、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等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比如，生物医药领域的高精尖器械设备自主供给能力不足，电子信息领域的底层技术和芯片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部分重要农产品种源还未实现自主可控等。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这一问题和突破生产力瓶颈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所包含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备条件。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为加强基础研究以拓宽认识自然的边界奠定了基础条件，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取得科技创新突破性成果的实践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水平，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新质生产力要素的革新及其优化组合，对于产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和塑造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推动着产业结构高端化、生产流通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化、数字实体融合化、产业发展低碳化，是我国抢占发展先机和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以赢得更多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保障。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生产力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分工、土地、资本、技术等都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时代，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不一。在农业时代，分工和土地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工业时代，资本是撬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信息时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极为显著，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发展方式表现出动力不足问题，如何突破社会发展瓶颈、促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是摆在各国面前的现实问题。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激活新的发展动能，提高发展质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虽然能够促使经济在短期内急速增长，但却遗留下了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等影响民生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恶化趋势，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剧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摆脱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和转换经济发展动能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从目前的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来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的增长引擎的特征已然显露出来，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要素供给，对于推动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蕴含了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实践指向，即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潜力，提升传统产业链条、延展新兴产业链条、建设未来产业链条，促进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要在发展方式上逐步转变以往大量投入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高投入型生产模式，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将数字技术紧密融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全过程，以数据资源驱动模式推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的高效配置，提升传统产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全产业链生产效率，帮助企业实现提质、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数据生产要素价值，引导更多资源要素投向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基因、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集群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社会朝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化方向发展，为进一步挖掘社会经济增长点提供突破口。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危机，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这些后果与工业文明时代不合理、不科学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传统的化石燃料为主，新能源的市场占有率依然有限，新能源技术存在发展瓶颈，制约着能源结构转型的效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基数大也导致了我国资源能源消耗量庞大。继续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合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国情。因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导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以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综合考量国内外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成了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提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报告作出了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要求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不是单一的生态环境问题，它牵扯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生态、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协同配合，要求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来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研发推广，建设绿色低碳的产业链供应链，打造绿色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推动产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同时还要注重促进产业结构、能源供给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优化，引导工业、建筑、交通等各个领域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绿色能源产业加大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清洁、低碳、可再生的能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管理和优化能源的使用和配置，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消耗和依赖，探索形成节能、环保、低碳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转变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方式和降低碳排放量以助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放眼国际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部署，是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得出的科学认识。我们要通过牢固树立科学的创新发展理念，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找准实践着力点，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素，将党的领导、企业的积极性和社会广泛参与相统一等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增强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理念是指引发展方向的领航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以新发展理念引导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使之服务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

要提高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科技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科技创新”这一概念，但是在其著作中有关资本、机器、自然力、劳动资料的相关论述都渗透着他对科技创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密切关联，生产力发展水平深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而机器的发明和技术的提高最终又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变革，“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新质生产力必然决定着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学技术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实践反过来又会倒逼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程度。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成我国预定的战略目标任务至关重要。

要始终坚持以为人民谋福祉和谋发展为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二重性作用：一方面，科技发展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造更先进的文明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形态变革和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应用会导致科技异化现象的产生，使得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对劳动工具的依附程度进一步强化，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本身不带有阶级性和歧视性，但当科学为资本所占用，“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技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为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促进科技成果服务于人民的需求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按照生产力的内涵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不能把什么想法、什么举措都贴上新质生产力的标签，要防止泛化和滥用新质生产力概念。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所以，不同地区和领域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措施，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布局规划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效、度，确保各类生产要素有效地集中到关键领域。各地要立足实际、放眼长远去谋划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切忌喊口号、贴标签和一哄而上。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动举措，但在实践中也陷入了一些误区。比如认识狭隘、以偏概全，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是科技创新部门和研发机构的事情，忽略了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比如丢弃传统、先破后立，忽略或放弃传统产业，只想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没有正确处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匆忙丢弃原来的产业根基，没有做好新旧产能的衔接转换工作，颠倒了“立”与“破”的正确次序，导致发展的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比如单手忙活、闭门造车，没有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起来；比如一哄而上、碎片化地追逐某一行业或产业的发展，没有立足全局整体谋划部署；比如见物（生产力）不见人（最首要的生产力是人），没有将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思考；等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根据当地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科研水平等客观条件，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行动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要将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以特色鲜明、丰富多样的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在瞄准国内外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以新技术和新产品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为国家安全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正确处理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不能闭门造车和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胸怀天下、海纳百川，坚持以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态度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紧跟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流和趋势；要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快融入国际前沿技术发展潮流，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与外资科技企业开展科技合作和科研攻关，为企业开展跨国业务、引进和输出先进技术和业务模式创造环境和条件。另外，要通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学研联合攻关不断满足关键核心技术需求、未来产业发展的颠覆性技术需求，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要通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逐步破除市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嵌入世界产业链条过程中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循环流通，吸纳全球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同时不断增强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努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制度是行动的遵循，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从顶层做好制度设计和战略部署，优化和创新相应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调整和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破除阻碍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为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延链、未来产业建链等提供科学的行动遵循。

针对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指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科技创新就缺乏源头活水，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进而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不足。高水平人才是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体力量，但是，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在收入分配、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重物轻人”现象。比如科研经费大多用于机器设备，用在科研人员身上的激励费用只占少部分，科研人员的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唯学历、唯论文、唯职称的人才评价标准依然突出，压抑了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优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持。

第一，通过教育改革探索建立持续提升全社会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教育培训体系，逐步构建成熟完善的关于新型劳动对象的标准体系、政策体系、法律法规等，为打造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提供制度保障，提升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一流的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第二，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和创新型、专业型、实践型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第三，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逐步破除“重物轻人”的问题，突出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通过改革经费分配、使用机制和科研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科研人员的收入体系，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科研活动自主权。第四，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活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渠道，建立和完善科研创新成果和产业生产之间的转化应用机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服务于产业链。第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收入分配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地体现各类要素的市场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创造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和目标顺利完成具有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面领导，对于加强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作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领导、企业的积极性、社会广泛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关注的新质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托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将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主体有效组合，促使人力、物力、财力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聚集。

由于市场本身存在弊端，单靠市场的作用难以最大化地调动和发掘全社会的生产潜力，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周期长、成本投入大、风险系数高，许多企业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投入资源的积极性不高，许多资源条件难以被集中起来有效利用。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将党的领导、企业的积极性、社会的广泛参与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增强党的领导力来聚合科技创新资源，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合力。党和国家要加强对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在立足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强化党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能力和战略规划能力，引导科技创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可以通过组织专题学习会、交流研讨活动、专题技能培训以及参与决策过程等途径增强党员干部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价值意义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使其掌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法，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行家里手，从而增强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的领导力。

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调动企业持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性。优秀的企业家对一个行业、产业、地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积极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敢干敢闯敢投、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和作用，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多力量。同时，社会是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应用的广阔平台，社会力量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拓宽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着力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要坚持以党的领导提升企业和社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带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集成电路、纳米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关键领域进行科研攻关。同时，要督促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充分发挥好政府部门在组织、动员、协调社会各方力量方面的职能优势，积极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和危机，从各层面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进入新境界。

（本文系2022年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课题项目“以党建工作成效引领苏州轨道集团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2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方世南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特聘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雪梅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蘇小文团队·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