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问北京”的诞生
2024年7月，我离开大学校园，来到了北京新闻广播特别报道部，在这里认识了“问北京”。第一次打开“问北京”公众号后台，一条留言让我印象深刻：“问北京”问得好。“问北京问得好”，我觉得这句话是对“问北京”这个平台以及各位记者最大的认可，也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所身负的责任和使命。在特别报道部工作过四年的石兴瑞向我介绍说，十年前，《新闻热线》创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账号创建之初，账号的名字怎么起让记者们犯了难。
石兴瑞：一开始就是像给一个孩子取名，就是都想起得特别考究，就是代表父母对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祝福，或者是这个期许。我觉得我们是这个叫北京新闻广播，我们是这个《新闻热线》栏目，所以最后我们办公室的人就决定我们是不是得围绕着几个关键词去想，那就是像“北京”“热线”“倾听”等等，那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要体现这个我们的一个着眼点和立足点，我们觉得就应该是“北京”。但是这个“北京”加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加“北京”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公众号的名字不仅蕴含着大家对栏目的新期许，也是为整个栏目确定调性的一种重要方式，最终，在大家的多次反复讨论下，最终确定了“问北京”这个名字。
石兴瑞：当时我们想着是“聊北京”还是“谈北京”，还是“听北京”，都觉得欠一点意思，所以说最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不就是问嘛，不就是提问，就是对于事实的一个追问，那这个问其实并不代表我们自己，而是代表就是北京的市民去发问。所以我们大家就一拍即合，就说要不就叫“问北京”嘛，开了这个头，有了这个名字就是感觉之后的一切就顺着来了。
就像兴瑞所说的，“问”字的确是《新闻热线》和“问北京”的灵魂所在：问的是民之所想、民之所忧，而通过“问”想努力求解的是民众的急难愁盼。而从《新闻热线》到“问北京”，一个外在的变化是将听觉端的广播语言转化为视觉端的图文语言。兴瑞介绍说：
石兴瑞：听觉系统那跟文字走视觉系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做内容的时候，不但要这个最大程度的去规避这个信息的衰减，那么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补足更多的信息，然后呈现一个完整的语义。
不只是内容上要完成图文视觉化的转换，“问北京”这个新名字也需要一个新的图文化的识别符号。2015年，《新闻热线》栏目记者自己设计的“问北京”logo诞生了。当时还是特别报道部记者的蔡贺涓介绍说：
蔡贺涓：2015年的时候，有个叫王博的同学，他是有一些新媒体运营思路在的，所以当时他就设计了现在问北京公众号的那个头像，就是它像一个城市的正面和反面，然后在一条地平线下，然后同时又像我们的广播那个波形一样，所以它有很多的隐喻，我们都很喜欢。
“问北京”logo
“问北京” 关注 “天大的小事”
乘着移动互联网的东风，“问北京”就此起步；而与31年中国新闻名专栏《新闻热线》一脉相承，“问北京”就此迈开大步。正如《新闻热线》栏目曲中的那句话：“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为市民百姓的身边难事儿鼓与呼，是“问北京”十年来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贺涓说，“天大的小事”这个词，可以概括记者们日常所关注的民生话题。
蔡贺涓：有一个专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天大的小事》，我觉得刚好符合特别报道部采访的日常报道的这些事情，就是老百姓身边发生的都是小事，但是对他们来讲都是天大的事，比如说你特别冷的冬天，暖气管爆裂了，那真是天大的事儿。然后还有一种是全年都会发生就是业主和物业的矛盾，它全年都在发生，一直是这样的……我觉得（回望一下）在特报的这几年，再回望这10年，我觉得我们当真是做到了时代的守望者。
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不仅是调查记者的职责使命所在，也是所有记者的新闻理想所在。初来特别报道部，看到“问北京”上的一篇篇文章，反映的一个个问题，我不禁会产生疑惑，这些民生问题有多少可以真正解决？我们的报道是否真正有意义？而在和贺涓的交流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蔡贺涓：当时很多事情是发生在萌芽里，也确实比较混乱，当时也没有很好的去管理它。比如特报部一直都在做关于预付费的事情，直到做到了北京市有一些相关管理规定（出台），这个规定里面还要求这些凡是能发放预付费卡的单位，都必须要在一个预先的资金池里放一部分那种保证金，那这个算是有一个推进了。所以我觉得记者我们干这份工作回看10年，你就会发现当时萌芽的那个事情在这10年间不断的在进步，不断被解决，现在也还有新情况出现，但我们也还在不断报道，尽管最后还没有一个特好的方案，但是对于那个不好的事情，治理方法一直都在进步。我想这个就叫时代的守望者吧。
“问北京”收到的部分锦旗
调查报道要建设性推动基层治理
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市民百姓的难题因为我们的报道而快速得到解决固然好，但建设性的推动基层治理做得更好才是“问北京”调查报道的底色。在特别报道部已经工作了三年的王月告诉我，我们的报道就像是民意的晴雨表，就是要通过一个两个事件的报道，推动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或向好发展。
王月：我们也推动着这种基层治理的一些往好的方向的发展，我们就像这种民意的晴雨表。一篇一篇的这种报道，然后也让相关的问题得到了一个让相关部门看到了一个共性，然后可能就会促进他们出一个更好的政策，或者说怎么能够把这种同类的问题去用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解决。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政策推行之初，好政策却不惠民，“问北京”2年9篇报道最终推动政策做出调整。
王月参与采访报道的“高校危房改造”系列调查，通过多位记者长达四年对该事件的追踪和跟进，让那些高校里的危旧平房终于在今年迎来了改建的“曙光”。王月姐，这体现了新闻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王月：比如说我们今年做的一个危旧平房改建项目的报道，是我们从2019年11月就开始去跟踪的一个报道，一直到现在2024年它已经宣布将进行改建。这也是在我们记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推进下，也是作为北京市第一个高校危旧平房改建项目成功落地。我们这篇报道其实是跨越了4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种长期跟踪不仅体现了咱们舆论监督记者，为民所系、为民所谋的这种职责使命，同时也展示了我们新闻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力量。
调查记者要冷静、客观、脸皮厚
想要调查报道发挥监督的效能，不仅需要记者坚持不懈、保持耐心，更需要记者持续修炼自身的各种本领。初日，曾在特别报道部工作了近四年，她告诉我，冷静、客观、“脸皮厚”是调查记者需要具备的能力。在一次暗访过程中，初日就是凭着冷静的头脑、平和客观的心态，最终顺利完成了采访。
初日：记得我当时去一个城中村，就是车辆通过这个村就必须缴纳一元的通行费。当时是藏着这个采访机跟村委会的人去询问情况，就他们很警觉，就是以午休之名大概拖延了我两个多小时，让我下午再去，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冷静，你可能就放弃了。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再去，村委会当时又聚集了好几位那种村霸打扮的男士，大金链子小手表的，就问你是干嘛的呀，我也没有拿出采访机，但是进门之前我已经打开放在包的那个开口处了，就是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就说出了他们想收费就收费，或者是你管太宽也没有用之类的这种比较经典的语录，然后我录到够用的素材之后，我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初日说，在调查的过程中往往要直面种种阻挠和困难，所以作为一名调查记者需要有“厚脸皮”。在村口拦车收费这次报道中，也正是初日姐一直“厚脸皮”没有放弃，才将各方声音更全面地呈现了出来。
初日：脸皮厚你就能坚持下来，就在村里闲逛呗。然后而且在我中午等待的时间里，我也没闲着，去采访了十几位村民和租户，这样你的采访是不同角度、不同的人，说同一件事情就相对客观。
市民给 “问北京”记者赠送锦旗
“问北京”是一支新闻“突击队”
在追踪报道的过程中，许多民生问题都需要在各方利益中艰难地取得平衡，在特别报道部工作将近五年的记者大姚告诉我，在面对种种利益博弈的时刻，调查记者更应该有刨根问底、决不罢休的劲儿。
大姚：尤其是做我们舆论监督报道，你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方面的利益。那么在面对别人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办，有很多时候遇到各种情况你可能会退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有一股敢打敢拼的韧劲。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弄清楚，不采访到，不真的用我实际的报道推动问题的解决，我就决不罢休的这么一个劲儿。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记者，也要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去事件现场，时刻准备去探究事实真相。大姚说，“问北京”大家庭更像是一支新闻“突击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记者们即刻前往新闻一线。一次突发报道的经历，也让他印象深刻：
大姚：那是有一次有一个冬天，朝阳区发生了这个火灾，那么我是在早晨5点多啊收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进行出发了。随着现场救援的进行，火的扑灭，然后人员的抢救，然后一直到了当天的中午，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才结束。我们的这个脚，就当时不仅是我，还有当时的我们一些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已经完全就没有知觉了。
十年来，“问北京”记者的报道足迹触达了全市每一个区，数百个街道乡镇。十年来，在记者们的一个个追问背后，有他们亲身经历的汗水和感动，但更多体现的是不忘初心、努力前行的力量。什么是新闻？在校园的课本中，新闻是事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来到这里，我更愿意认为新闻就是身边的大事小事，新闻就是倾听社会的各种声音，新闻就是坚守，新闻也同样是温情、是力量。十年，“问北京”走过风风雨雨，是对过去的一个回望和总结。但对于“问北京”而言每一年都是全新的起点，在未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见证“问北京”的成长，关注时代的发展，继续前行。
大姚：我一直和“问北京”在一起，希望之后也是一直会在一起。
初日：十年一路走来，我觉得薪火相传，最后想给大家的寄语就是“我们从未离开”。
小 问 说
“问北京”的故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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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忆忻 编辑丨忆忻
值班主编丨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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